第六节 走入最后一次婚姻
1921年8月上旬，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可是有关学校的事情还是一无进展，新的住处也没有落实的迹象。邓肯心急如焚，生怕这次苏联之行一无所获。她最怕无可奈何的闲散，渴望能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消磨时光，白天她在城里散步，晚上常去剧院闲逛。在那些日子里，剧院都可以随便出入。
在麻雀山度过一周的简朴生活后，邓肯决定搬回市里。因为这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官员终于设法在一所大楼为她找到了一个住处，并表示这座楼也可以供学校办公和学生们居住。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政府让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岁至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莫斯科对全体居民实行配给制。身为艺术家的邓肯和艾尔玛享受脑力劳动者的供应，领到一定数量的白面、鱼子酱、茶叶和白糖。每隔两星期，让娜就要拎着大菜篮到克里姆林宫分配办公室为她的女主人同志领供给物品。
每当食物领回家后，慷慨大方的邓肯总要举办“烙饼宴会”，款待她那些半饥半饱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们。他们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短短几小时内，领来的白面就全变成了烙饼，鱼子酱也全都抹在了饼上。
在新工作室里，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邓肯款步走向房间的尽头，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婆娑起舞。这首歌颂母爱的动人心弦的诗篇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个舞蹈。
年轻的钢琴师皮埃尔·吕博斯希特兹来到这里后，邓肯和艾尔玛便能将一些空闲的时光用来练习舞蹈和编排新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内，邓肯根据斯克里亚宾的乐曲创作了两个舞蹈。当她们为朋友们表演这两个曲目时，他们深为倾倒。
借助于苏联作曲家的这两支练习曲，邓肯凝练地表现了饥荒给伏尔加地区带来的恐惧和冷酷。这两个舞蹈具有一种强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怕的力量。
10月中旬，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孩子们。他们成群地蜂拥而至。
在参加考试的孩子们中，邓肯只选拔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
11月7日，苏联将庆祝十月革命4周年。卢纳察尔斯基问邓肯：“您是否愿意那天晚上在大剧院举行的节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们希望她是节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这次机会对她不顾那么多的诽谤和反对而来俄国的举动真是一次极大的荣誉和赞颂。于是邓肯告诉好友卢纳察尔斯基，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第一次公开演出，她将引以为荣。全部入场券将免费送给工人和红军。
邓肯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乐曲《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而且，她还依照《国际歌》编了个舞蹈，作为对观众的特别敬意。
节日庆祝的组织者们得悉邓肯的节目内容之后，对《斯拉夫进行曲》感到担忧。他们知道，古老的沙皇赞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个小节编进了柴可夫斯基这一进行曲的乐曲中。于是派卢纳察尔斯基去看一看邓肯对这一乐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对国家不利之处。
卢纳察尔斯基来参加最后的排练，看着邓肯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表现出俄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最终的解放。他离开剧场时，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创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见的悲剧美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是超过10倍的热情洋溢的党员想要一睹广为谈论的邓肯的舞蹈。在这3万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而光滑，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那是列宁。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所有的工人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报道了她是那样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
1921年11月7日，邓肯为观众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乐曲伴奏的舞蹈。当卢纳察尔斯基以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讲话、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时，观众们全体起立，精神抖擞地唱起《国际歌》来。
直到12月3日，舞蹈学校才挂上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这个光荣的名称，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这些孩子们才每日前来学习邓肯和艾尔玛教授的基础课程。
有一天，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年轻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邓肯是谁？她在哪？我要见见她！”
邓肯抬起头来看着他，问道：“你又是谁？”
“我叫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被认为是十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两道拧在一起的金黄色眉毛。他既漂亮又聪慧。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阿尔蒂尔·兰波身上的某些素质。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金发小冒失鬼。”
当大家听到邓肯说出这几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
然后，邓肯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晨4时，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同一辆马车离开了雅库洛夫的家。在巴尔绍娃别墅，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
邓肯在同叶赛宁的爱情中，爱得那么痴迷，那么投入。而叶赛宁是个情绪不定的人，有着农民所固有的粗鲁与傲慢。他经常粗鲁地对待狂热地爱着他的邓肯。
在这场爱情中，邓肯更像一个充满了博大的爱的母亲，而叶赛宁则是一个任性的、不懂事的无赖儿童。在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因此，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
她曾对好友玛丽说：“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邓肯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他竟然会在酒醉时当众侮辱邓肯。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莽拒绝。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
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他已经显露出精神疾患的某种症状……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邓肯用作学校的那所房子虽然宽大，却没有火炉取暖的房间，这大概是政府为帮助她实现俄国之行的计划所真正免费慷慨提供的仅有之物了。
富于同情心的卢纳察尔斯基亲自来告诉邓肯，政府已改变了主意，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这所学校。他们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许商店开门营业，而且准许剧院在上演节目时收费，因此，邓肯可以为观众买票演出。那样，她应当能够在目前把学校办下去。也许过一段时间，在较为安定时，政府会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帮助这所学校。
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去，邓肯到苏联各地，甚至西伯利亚的荒原去演出。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寒冷、饥饿和成长中的新国家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所创办的学校。
于是，在1921年底前，邓肯开始举行营业性演出。这些演出是在济明剧院举行的。尽管这个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大得多，3个晚上的每一场演出，剧院全都被真正喜爱舞蹈艺术的热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邓肯这些演出赚到的钱，无法去买到闪闪发光的装饰丝带或五彩缤纷的明亮易碎的灯泡之类的装饰品，但她为学员们买了木柴和食物，还为圣诞节买了一棵冷杉树摆在大厅里。
懂事的孩子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彩纸剪开、折叠和盘绕起来，做成各种精巧别致的形状，然后用这些折纸把深绿色的树枝打扮起来。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的第一棵圣诞树欢快地跳舞，邓肯在失望的苦涩中，多少尝到了一点甜蜜。
1922年初，叶赛宁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开始了与邓肯的同居。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人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场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一时期，邓肯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一系列演出，3月，她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学校走上了正轨。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
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邓肯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邓肯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而且后来她听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最让她牵挂的女儿伊莎多拉。
从此，邓肯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一方面担心叶赛宁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邓肯于是打电报给纽约的著名演出主办人尤罗克，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尤罗克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邓肯计划这次带着叶赛宁一起出行，以便为他彻底检查一下。由于担心诸如护照等出国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一向反对结婚的邓肯决定和叶赛宁到政府机关办理结婚手续。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他们结婚的消息通过海底电缆向全世界发出后，震惊了所有熟悉邓肯的人。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她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工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在麻雀山度过一周的简朴生活后，邓肯决定搬回市里。因为这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官员终于设法在一所大楼为她找到了一个住处，并表示这座楼也可以供学校办公和学生们居住。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政府让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巴拉绍娃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岁至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莫斯科对全体居民实行配给制。身为艺术家的邓肯和艾尔玛享受脑力劳动者的供应，领到一定数量的白面、鱼子酱、茶叶和白糖。每隔两星期，让娜就要拎着大菜篮到克里姆林宫分配办公室为她的女主人同志领供给物品。
每当食物领回家后，慷慨大方的邓肯总要举办“烙饼宴会”，款待她那些半饥半饱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们。他们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短短几小时内，领来的白面就全变成了烙饼，鱼子酱也全都抹在了饼上。
在新工作室里，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邓肯款步走向房间的尽头，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婆娑起舞。这首歌颂母爱的动人心弦的诗篇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个舞蹈。
年轻的钢琴师皮埃尔·吕博斯希特兹来到这里后，邓肯和艾尔玛便能将一些空闲的时光用来练习舞蹈和编排新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内，邓肯根据斯克里亚宾的乐曲创作了两个舞蹈。当她们为朋友们表演这两个曲目时，他们深为倾倒。
借助于苏联作曲家的这两支练习曲，邓肯凝练地表现了饥荒给伏尔加地区带来的恐惧和冷酷。这两个舞蹈具有一种强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怕的力量。
10月中旬，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孩子们。他们成群地蜂拥而至。
在参加考试的孩子们中，邓肯只选拔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
11月7日，苏联将庆祝十月革命4周年。卢纳察尔斯基问邓肯：“您是否愿意那天晚上在大剧院举行的节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们希望她是节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这次机会对她不顾那么多的诽谤和反对而来俄国的举动真是一次极大的荣誉和赞颂。于是邓肯告诉好友卢纳察尔斯基，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第一次公开演出，她将引以为荣。全部入场券将免费送给工人和红军。
邓肯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乐曲《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而且，她还依照《国际歌》编了个舞蹈，作为对观众的特别敬意。
节日庆祝的组织者们得悉邓肯的节目内容之后，对《斯拉夫进行曲》感到担忧。他们知道，古老的沙皇赞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个小节编进了柴可夫斯基这一进行曲的乐曲中。于是派卢纳察尔斯基去看一看邓肯对这一乐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对国家不利之处。
卢纳察尔斯基来参加最后的排练，看着邓肯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表现出俄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最终的解放。他离开剧场时，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创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见的悲剧美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是超过10倍的热情洋溢的党员想要一睹广为谈论的邓肯的舞蹈。在这3万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而光滑，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那是列宁。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所有的工人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报道了她是那样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
1921年11月7日，邓肯为观众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乐曲伴奏的舞蹈。当卢纳察尔斯基以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讲话、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时，观众们全体起立，精神抖擞地唱起《国际歌》来。
直到12月3日，舞蹈学校才挂上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这个光荣的名称，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这些孩子们才每日前来学习邓肯和艾尔玛教授的基础课程。
有一天，莫斯科画家格奥尔基·雅库洛夫的工作室里，正在举行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雅库洛夫是26名巴库委员纪念碑的设计者，一位光芒四射的俄罗斯诗界新星、年轻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二十六人叙事诗》献给他。
雅库洛夫还是卓有成就的戏剧艺术家，常常担任莫斯科大剧院的主角。这次聚会，他特别邀请了初来乍到的邓肯。
邓肯独自坐在靠里边墙角的沙发上，双手撑额，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等待着什么。
忽然，一个小伙子破门而入，直闯进来，一边高喊着：“邓肯是谁？她在哪？我要见见她！”
邓肯抬起头来看着他，问道：“你又是谁？”
“我叫谢尔盖·叶赛宁。”
叶赛宁被认为是十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两道拧在一起的金黄色眉毛。他既漂亮又聪慧。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阿尔蒂尔·兰波身上的某些素质。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
叶赛宁痴痴地望着邓肯，他不自觉地跪伏在沙发旁。
邓肯纤细的五指插进了叶赛宁蓬松的金发里：“金发小冒失鬼。”
当大家听到邓肯说出这几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
然后，邓肯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晨4时，叶赛宁与邓肯双双出门，坐上同一辆马车离开了雅库洛夫的家。在巴尔绍娃别墅，邓肯倾听着叶赛宁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似懂非懂地恍惚置身于一种音乐的氛围里，叶赛宁抑扬顿挫的声调激发了她舞蹈的热情。
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
邓肯在同叶赛宁的爱情中，爱得那么痴迷，那么投入。而叶赛宁是个情绪不定的人，有着农民所固有的粗鲁与傲慢。他经常粗鲁地对待狂热地爱着他的邓肯。
在这场爱情中，邓肯更像一个充满了博大的爱的母亲，而叶赛宁则是一个任性的、不懂事的无赖儿童。在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因此，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
她曾对好友玛丽说：“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邓肯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他竟然会在酒醉时当众侮辱邓肯。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莽拒绝。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
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他已经显露出精神疾患的某种症状……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邓肯用作学校的那所房子虽然宽大，却没有火炉取暖的房间，这大概是政府为帮助她实现俄国之行的计划所真正免费慷慨提供的仅有之物了。
富于同情心的卢纳察尔斯基亲自来告诉邓肯，政府已改变了主意，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这所学校。他们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许商店开门营业，而且准许剧院在上演节目时收费，因此，邓肯可以为观众买票演出。那样，她应当能够在目前把学校办下去。也许过一段时间，在较为安定时，政府会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帮助这所学校。
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去，邓肯到苏联各地，甚至西伯利亚的荒原去演出。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寒冷、饥饿和成长中的新国家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所创办的学校。
于是，在1921年底前，邓肯开始举行营业性演出。这些演出是在济明剧院举行的。尽管这个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大得多，3个晚上的每一场演出，剧院全都被真正喜爱舞蹈艺术的热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邓肯这些演出赚到的钱，无法去买到闪闪发光的装饰丝带或五彩缤纷的明亮易碎的灯泡之类的装饰品，但她为学员们买了木柴和食物，还为圣诞节买了一棵冷杉树摆在大厅里。
懂事的孩子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彩纸剪开、折叠和盘绕起来，做成各种精巧别致的形状，然后用这些折纸把深绿色的树枝打扮起来。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的第一棵圣诞树欢快地跳舞，邓肯在失望的苦涩中，多少尝到了一点甜蜜。
1922年初，叶赛宁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开始了与邓肯的同居。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人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场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一时期，邓肯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一系列演出，3月，她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学校走上了正轨。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
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邓肯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邓肯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而且后来她听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最让她牵挂的女儿伊莎多拉。
从此，邓肯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一方面担心叶赛宁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邓肯于是打电报给纽约的著名演出主办人尤罗克，问他是否能为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尤罗克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邓肯计划这次带着叶赛宁一起出行，以便为他彻底检查一下。由于担心诸如护照等出国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一向反对结婚的邓肯决定和叶赛宁到政府机关办理结婚手续。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他们结婚的消息通过海底电缆向全世界发出后，震惊了所有熟悉邓肯的人。
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班机凌晨起飞。全体学生都要求到机场送她们亲爱的老师，于是，什尼切尔花了很大工夫借了莫斯科当时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车身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
有自由的身体才有自由的精神！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