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巡回演出回到祖国
女儿的出生，弥补了一些邓肯与克雷格之间的裂痕。邓肯一边带孩子，一边力撮克雷格和著名舞蹈家埃莉诺拉·杜丝合作。她认为，最富创造性的舞台设计家与最有活力的舞蹈家的联手，一定能给舞蹈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前景。
但是，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更多的却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在德国的学生们现在已经跳得相当不错了，这更坚定了邓肯的信仰，要完成一个谐乐的舞团，这种舞团的形式，要吻合着谐乐的声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却步履维艰，开支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匮乏。
邓肯不得已之下，就想把她们带到各国旅行表演，看是否能有哪国政府认识到这种儿童艺术教育的光明前途，进而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教育计划。
每次表演之后，邓肯都会做公开演讲，请他们帮助，能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进而给更多的人的人生带来光明。而邓肯也渐渐明白，在德国她是得不到帮助的，保守的德国皇后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
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她对于邓肯所创造的尽情展示人体之美的舞蹈极不赞同，更不喜欢邓肯经常穿着极薄的舞衣、赤着脚在台上表演。
恰在这时，圣彼得堡一位演出经理向他们发出邀请。他问邓肯是否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表示要跟她签订一个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当初在俄国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并且在那里挣了很多钱。她想在圣彼得堡或许有发展她的舞蹈学校的可能。
1907年1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带着20个学生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
这次旅行对邓肯来说是难受的。第一次与孩子分离，令她黯然神伤。她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婴儿又刚刚断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从乳房里吸出。邓肯为此掉了许多眼泪。
俄国观众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了她，不计较演出中出现的毛病。在跳舞的时候，奶水经常顺着舞衣流下来，搞得她狼狈不堪。邓肯流着泪长叹：女人要做一番事业是多么艰难啊！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巡回演出过程中，邓肯一心惦记着回佛罗伦萨。因此，她尽量缩短巡回演出的期限，并且接受了到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离她的学校、离她渴望重逢的人们更近一些。
到达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场病把她的身体搞垮了。演出结束时，她扑面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馆。她在旅馆里躺着，人们给她裹上冰袋。
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几个星期里，她什么也不能吃，只是喝一点儿掺麦片的牛奶，一阵一阵昏迷不醒，最后不省人事地睡去。
母亲赶来跟她做伴。玛丽也带着小宝宝来了。孩子很健壮，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们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眺望大海，一面仰望山巅。
这段时间，邓肯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但生活的担子比过去更重，经济空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邓肯必须尽快回到荷兰去巡回演出，虽然她感到身体很虚弱，精神也很沮丧。
而且邓肯这时也意识到，她和克雷格的分离不可避免了。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弃她的艺术、她的个性，也许还得断送她的性命，丧失她的理智。邓肯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8年夏天，邓肯又带着她的学生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歌剧经理舒曼和佛那曼帮助下，在雅克公爵戏院里，表演了好几个星期。
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伦敦的观众也认为她的舞蹈和她的学校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娱乐，但在办学校方面，却不肯给她实际的帮助。
钱又花光了。邓肯只得又把她的学生带回学校。
随后，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这样，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小家伙快2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对于她实在是非常痛苦的。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8年过去了。邓肯已经驰名欧洲。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使然，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想道：“母亲说过：‘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邓肯不得不在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作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支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地彻底失败了。
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
邓肯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她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鬈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热情地向邓肯伸出手，说对她的舞蹈很有好感，说他对邓肯的艺术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就是美国著名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尔拉德，他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
巴尔拉德诚恳地说：“伊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巴尔拉德深深地感动了，她没有听从经纪人的劝告返回欧洲，而是继续留在了美国。本来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安排她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
弗罗曼说：“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此后，巴尔拉德每天晚上都来观看邓肯跳舞，还来了许多艺术家、诗人和其他朋友。这些人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
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3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邓肯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尔拉德为邓肯找到了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就是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沃尔特·丹罗希。
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邓肯感激万分：“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第一天表演的时候，弗罗曼想找一个包厢，但是发觉全院都已经满了。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
邓肯在台上，随着那个有80个队员的乐队跳舞的时候，实在有无法形容的快乐，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连成一体。
乐队恢宏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感觉内心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听着音乐，然后布满于全身各部，想发泄出来。
有时这种力量非常强大，震撼得她的整个心灵差不多要爆裂了，她忧愤满心，伸出手求上天的帮助，但得不到反应。她成了表现乐队情绪的一个中心，从她的心灵中射出许多光芒，与乐队相连。
在舞台上，邓肯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袒露的巨大额头，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乐队中有一个吹箫的独吹着“奥非斯”曲中的“快活之灵”，曲调异常悲凉，以致邓肯呆立在台上，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蓬蓬松松地卷在裸着的颈后，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
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5.6尺高，体重125磅。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间，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寻找许多年代以前失落掉了的，那种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现在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适当的表现动作，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雕塑家捕捉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坚硬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心中已经完全明了。
然后，她不再说话，又跳起舞来了，手里拿着酒杯，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红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世间的一切便包括在此。
你在世间所知道的，你所需知道的，只此而已。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祖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
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闻讯而来的政府部长们，极力反对邓肯的这种舞蹈，语调颇为激烈。
但是有一天下午演出的时候，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
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伊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总统亲自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他的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
罗斯福很喜欢邓肯的表演，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部长们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罗斯福总统这段话，被许多报纸登载，使那些保守的说教者们大为羞愧，而大大地帮助了邓肯的巡回演出。随后她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巴尔拉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尊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看见美国在舞蹈”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尔拉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尔拉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
虽然在美国的表演越来越顺，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也在往上猛涨，但邓肯还是决定要回欧洲了。她想念着她的女儿和她的学校，这种思念不可遏制。
但是，在克雷格和埃莉诺拉·杜丝的相处中，更多的却是争吵与不愉快。虽然邓肯的极力斡旋使局面一度有所改观，但固执的克雷格和孤傲的杜丝还是一拍两散。
邓肯在德国的学生们现在已经跳得相当不错了，这更坚定了邓肯的信仰，要完成一个谐乐的舞团，这种舞团的形式，要吻合着谐乐的声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却步履维艰，开支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匮乏。
邓肯不得已之下，就想把她们带到各国旅行表演，看是否能有哪国政府认识到这种儿童艺术教育的光明前途，进而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教育计划。
每次表演之后，邓肯都会做公开演讲，请他们帮助，能使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进而给更多的人的人生带来光明。而邓肯也渐渐明白，在德国她是得不到帮助的，保守的德国皇后容不得新生事物的萌芽。
德国皇后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总要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前把那些裸体雕像全部用布遮盖起来。她对于邓肯所创造的尽情展示人体之美的舞蹈极不赞同，更不喜欢邓肯经常穿着极薄的舞衣、赤着脚在台上表演。
恰在这时，圣彼得堡一位演出经理向他们发出邀请。他问邓肯是否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表示要跟她签订一个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当初在俄国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并且在那里挣了很多钱。她想在圣彼得堡或许有发展她的舞蹈学校的可能。
1907年1月，邓肯同姐姐伊丽莎白带着20个学生一道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奇迹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发生。
这次旅行对邓肯来说是难受的。第一次与孩子分离，令她黯然神伤。她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婴儿又刚刚断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从乳房里吸出。邓肯为此掉了许多眼泪。
俄国观众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了她，不计较演出中出现的毛病。在跳舞的时候，奶水经常顺着舞衣流下来，搞得她狼狈不堪。邓肯流着泪长叹：女人要做一番事业是多么艰难啊！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她们的全部信心，来自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巡回演出过程中，邓肯一心惦记着回佛罗伦萨。因此，她尽量缩短巡回演出的期限，并且接受了到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离她的学校、离她渴望重逢的人们更近一些。
到达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场病把她的身体搞垮了。演出结束时，她扑面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馆。她在旅馆里躺着，人们给她裹上冰袋。
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几个星期里，她什么也不能吃，只是喝一点儿掺麦片的牛奶，一阵一阵昏迷不醒，最后不省人事地睡去。
母亲赶来跟她做伴。玛丽也带着小宝宝来了。孩子很健壮，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们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眺望大海，一面仰望山巅。
这段时间，邓肯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但生活的担子比过去更重，经济空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邓肯必须尽快回到荷兰去巡回演出，虽然她感到身体很虚弱，精神也很沮丧。
而且邓肯这时也意识到，她和克雷格的分离不可避免了。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弃她的艺术、她的个性，也许还得断送她的性命，丧失她的理智。邓肯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8年夏天，邓肯又带着她的学生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歌剧经理舒曼和佛那曼帮助下，在雅克公爵戏院里，表演了好几个星期。
演出的效果倒是相当不错，伦敦的观众也认为她的舞蹈和她的学校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娱乐，但在办学校方面，却不肯给她实际的帮助。
钱又花光了。邓肯只得又把她的学生带回学校。
随后，邓肯和经纪人签订了一个去美国演出的合同。这样，她必须离开自己心爱的小宝贝迪尔德，小家伙快2岁了，金发碧眼，胖乎乎的。这对于她实在是非常痛苦的。
邓肯站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8年过去了。邓肯已经驰名欧洲。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这一切，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定数使然，而是漫漫求索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邓肯不由想道：“母亲说过：‘上帝是大人假扮的。’我也是大人了，我也可以扮作上帝，不，我就是上帝。”
然而，1908年8月，邓肯不得不在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作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支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地彻底失败了。
本来少得可怜的观众都陆续退出了演出大厅。他们不认为舞蹈不好，但是觉得没必要为了看舞蹈而耽搁自己的事，比如做生意、打工、赌博等。
邓肯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她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鬈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热情地向邓肯伸出手，说对她的舞蹈很有好感，说他对邓肯的艺术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就是美国著名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尔拉德，他以雕塑亚伯拉罕·林肯而青史留名。
巴尔拉德诚恳地说：“伊莎多拉·邓肯，你是青年美国的象征。你的舞蹈就是美国在舞蹈。美国人不理解只是暂时的，你不要离开。我总有一天要让美国人明白，邓肯的舞蹈就是我们自己的舞蹈。”
邓肯被巴尔拉德深深地感动了，她没有听从经纪人的劝告返回欧洲，而是继续留在了美国。本来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安排她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
弗罗曼说：“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此后，巴尔拉德每天晚上都来观看邓肯跳舞，还来了许多艺术家、诗人和其他朋友。这些人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
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3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邓肯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尔拉德为邓肯找到了一个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就是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沃尔特·丹罗希。
他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对邓肯说：“我看过了你的那场演出，主要是效果没出来，问题出在乐队上。那支乐队又小又糟，根本不能与你的舞蹈相提并论。我安排你到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亲自指挥，怎么样？”
邓肯感激万分：“那太棒了！”
丹罗希为邓肯的演出，拉起了一支80人的大乐队。场面顿然改观。第一天表演的时候，弗罗曼想找一个包厢，但是发觉全院都已经满了。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
邓肯在台上，随着那个有80个队员的乐队跳舞的时候，实在有无法形容的快乐，她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指挥息息相通，连成一体。
乐队恢宏的气势，丹罗希雄壮的指挥，使邓肯的舞蹈犹如一叶张满的风帆，在音乐的海洋里破浪而行。邓肯感觉内心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听着音乐，然后布满于全身各部，想发泄出来。
有时这种力量非常强大，震撼得她的整个心灵差不多要爆裂了，她忧愤满心，伸出手求上天的帮助，但得不到反应。她成了表现乐队情绪的一个中心，从她的心灵中射出许多光芒，与乐队相连。
在舞台上，邓肯偶尔望见下面丹罗希袒露的巨大额头，感到自己的舞蹈恰如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蹦了出来。
乐队中有一个吹箫的独吹着“奥非斯”曲中的“快活之灵”，曲调异常悲凉，以致邓肯呆立在台上，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天增刊上，登载了一篇详细描述邓肯表演的长文：
她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蓬蓬松松地卷在裸着的颈后，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
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5.6尺高，体重125磅。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间，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寻找许多年代以前失落掉了的，那种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现在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适当的表现动作，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雕塑家捕捉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坚硬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心中已经完全明了。
然后，她不再说话，又跳起舞来了，手里拿着酒杯，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红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美是真理，真理是美，世间的一切便包括在此。
你在世间所知道的，你所需知道的，只此而已。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东·罗伯茨的评论则体现了邓肯的祖国对她的舞蹈艺术所能理解的深度：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
那时，人们以形体之美作为自由表现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她的脚踏过草地，好像树叶飘然落地……
在首都华盛顿演出，又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原来，几位闻讯而来的政府部长们，极力反对邓肯的这种舞蹈，语调颇为激烈。
但是有一天下午演出的时候，包厢那边突然人头攒动，气氛紧张而又热烈。邓肯忙问发生什么事了。
丹罗希兴高采烈地说：“伊莎多拉，尽情地跳吧，罗斯福总统亲自来啦！这可是个机会，就跳给他看。”
真的是罗斯福总统，他的圆脑袋在包厢里分外醒目。旁边那些人大约是警察，面部严峻，目光锐利，令人胆寒。
罗斯福很喜欢邓肯的表演，在每一个节目演完后，总是带头鼓掌，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部长们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哪些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在晨曦沐浴的花园里跳着舞、采摘着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罗斯福总统这段话，被许多报纸登载，使那些保守的说教者们大为羞愧，而大大地帮助了邓肯的巡回演出。随后她所到之处，等待着她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巴尔拉德正在为邓肯雕塑一尊舞蹈石像，题目都取好了：美国在舞蹈。他从邓肯口口声声念着的惠特曼的诗句“我看见美国在舞蹈”中得到了启发。
可是，没过多久，巴尔拉德的妻子病倒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美国在舞蹈”一直是个半成品，但巴尔拉德还是抓住了邓肯舞蹈的本质，把瞬息的闪电传之久远。
虽然在美国的表演越来越顺，纽约银行邓肯名下的存款额也在往上猛涨，但邓肯还是决定要回欧洲了。她想念着她的女儿和她的学校，这种思念不可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