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不断膨胀的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1980年，我被轻工业部任命为部科研院副院长，虽仍兼任院总工程师，却不能不承担较多科研行政管理工作。轻工业部下属行业众多，较重要的如造纸、食品、皮革、发酵、陶瓷、糖业、食盐、烟草、钟表、香料、玻璃、搪瓷等。“文革”前都成立了专业研究所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它们部分集中在北京，部分分布全国各地，都属轻工业部直接领导，“文革”期间都被下放地方，或被强制迁出北京，迁往地点较差的科研所，工作大多陷于停顿。“文革”结束以后，中央强调发展科技和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科研院负责收回管理一些下放地方的原部属研究所，将外迁无法开展工作的研究所如迁往江西分宜的食品、发酵、皮革几个研究所报经国务院批准，迁回北京，因其原有研究所所址已为其他单位占用，必须另觅新址建设，这些科研行政管理事务颇为繁重，而当时负责全面主持科研院工作的葛春霖副院长，发展心切，不顾困难，极力扩大轻工系统的综合科研机构。除了大量回收与回迁原部属专业研究所的工作外，他又经申请在北京组建了轻工环境保护研究所、塑料制品研究所、轻工科技情报研究所；另外还在上海新组建包装研究所，在杭州新建自动化研究所。葛老作为主持全面院务的副院长，让各个原领导和业务部门都必须为这些事务付出极大精力。我这个副院长当然不能例外，这减弱了科研院领导实际科研工作的精力，分散了有限的人才和物力，摊子铺得大，领导疲于应急奔命，对具体科研工作却显得劳而少功。

　　1982年，轻工业部科研司经过重新组合被并入科研院，我被任命为新科研院的第一副院长（还挂部科技局副局长虚衔）。在这期间，科研院负责组织评选了全国轻工行业的优秀科技成果，并举办了全国轻工业科技成果表彰大会，我担任部直属单位代表团的团长率领部属单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1984年秋我66岁时，轻工业部免除我的副院长行政职务，保留总工程师职衔直到1988年退休，争取让我多发挥一点总工程师的作用。做副院长期间具体事务繁多，为了减少对行政事务的付出，我采用了让权放权的方法，尽量让各具体业务部门多发挥作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选拔科技人才、关心重要科研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与推广，以及学术交流活动上。

　　考核提升科技干部

　　当时科研技术人员的待遇非常微薄，许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十多年，职务职称没有变化，月薪仍不过56元，生活条件很艰苦。国家科技干部局在1980年开始组织选拔晋升一批工程师为高级工程师，相应提升工资，这一政策受到全体技术干部的重视。由于晋升名额有比例限制，评定工作必须体现公平合理才会避免副作用。经研究，我们决定晋升候选人由各所领导研究推荐，他们将考绩资料和专题论文送交院部以后，我和人事处到各所听取候选人的评审答辩，并组织全所技术人员投票荐举个人认为值得晋升的同事。使我感到欣悦的是，得票最多的人基本上是所领导推荐的人选，甚至排名顺序也颇为相似，领导与群众看法上的一致说明所领导推荐公正，被推荐晋升的人的确得人心。轻工业部任命了九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我是委员兼副主任。在部人事司科技干部处的配合下，评审工作进展顺利也很认真。受评审人员中有一位学精密机械出身且曾留学苏联的副局长报名申请晋升高工，科技干部处对他直接领导的八位技术人员进行了民调，组织了两次推荐投票，但两次竟都无一人参与。科技干部处认为，原因可能是属员不赞同他的晋升，可是投了反对票又怕得罪这位直接主管遭受报复，所以大家都借故不参与。评委又一致认为这位干部提交的论文质量较差，结果以全票反对他的晋升。他向部长们提出不服意见，评委又作复议仍未通过，部领导的最后的决定是尊重评委意见。这位副局长是我记忆中未获评委通过晋升的极少数人之一。

　　中年科技干部的期盼

　　为了了解当时院属一些研究所科研骨干的生活情况与期望，我在轻工业部太原日用化学品研究所邀请了十多位40岁左右的科研骨干进行座谈，他们对领导的意见要求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一是他们的住所过于拥挤，多数人一家几口只有一间房，可是研究所没有经费建立新舍，因此住房问题无法解决，他们希望科研院增加为该所基建拨款，以便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二是他们都是中青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年龄是否在加重他们工作的同时也给他们适当增加待遇。三是他们大多有儿女在高中上学，晚上和周末要花很大精力为儿女补习学业，好让儿女能考上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否则，自己为高中毕业的儿女找工作是极难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很少有自学提高的时间，因此建议所领导考虑为这些子弟统一开办业余补习班，为他们的父母创造自学时间。这些意见都合乎情理，我向他们表示：第一，我将尽力为日化所争取适当的职工宿舍基建投资。第二，工资待遇的调整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国性问题，当时任何部门都只能向国家反映情况，听候统一安排，因此我一定如实反映他们的意见。第三，我们可以与所领导商量以后统一组织职工高中子弟补习班。这些技术骨干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知道我虽然支持他们的要求，但是我当时的答复只能是这些。作为研究院的领导，我和所里技术人员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同情、支持与谅解的基础之上的。我对科研院院部中青年干部的经济困难很清楚，但却无法帮助他们提高工资待遇。碰巧的是，1980年中瑞典的ELOF？SANDSON公司在我国广州举行造纸技术推介会，希望在我国开展业务，他们请我替他们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英文技术资料，会后该公司付给我2万元人民币的酬劳，我将这笔钱赠交给科研院。院领导决定将这笔款项交财务处管理，如何使用仍由我核定。实际做法是逢到重要节日，由院办公室提出需要补助的人名单，每人每次大致补助50元左右，经我同意即可发放。有困难的同事们能从中得到这点帮助使我很愉快。有人说我这种“散财童子”的做法实属傻瓜行为。但当时这种微薄帮助，解决了一些中青年职工的实际困难，我感到比个人独享内心更为愉快。

　　科研院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为培养各行业的专业后备力量，我们为科研院争取到硕士学位授予权，轻工业部任命我担任科研院硕士学位评审委员会主席，并组织具备条件的研究所招收和培养本硕士研究生。在这期间，我又担任了轻工业部内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轻工学院和轻工环境保护研究所聘请我作他们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我几乎每年都要去陕西的西北轻工学院参加该院造纸专业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科研成果的鉴定评审与推广应用也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其中包括对许多较重要轻工业科研成果鉴定，受聘担任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明创造奖评审委员会原化工组后轻工组成员，以及参与对多项重要科技进步和革新创造项目的评审推荐。1983年轻工业部主办了全国轻工业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由院负责从全国轻工业主管部门、科研、生产、设计和教育等单位报送的请奖项目中选出一批应用效果突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在表彰大会上对他们表扬奖励，以此激励先进，示范宣传，进而推动轻工行业的全面加速发展。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要求各省市由轻工厅长率领代表团参加大会，轻工业部单独组成各直属单位的代表团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重要组织者，还被指定担任部直属单位代表团的团长。大会确实受到轻工系统的广泛重视，成为激励科技干部进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