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固安“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

　　初到干校

　　1969年我离开地下室回家不久，笫一轻工业部军管组在河北省固安县紧靠永定河南岸的辛务村，建立了安置笫一轻工业部机关疏散下放干部职工的五七干校。当时部机关人员一分为三，少量留部工作，少量下放基层企业，较大部分下放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受过揪斗禁闭，政治未作结论仍受歧视的人，基本都安排到五七干校。大概在1969年10月间，我和造纸局一批老同事一同带上简单卧具等生活日用品在部大楼前候车去固安干校，多年同事当时竟无人敢搭理我，只有并不去干校的局人事处长王克勤到场送别时，到身边问我身体是否还好，并嘱注意保重，实在是当时极为难得的温暖难忘的情谊。固安干校当时正在草创时期，修建简易住房、开荒积肥种地、兴办工厂都靠自己动手，以农业劳动为主共建立三个连队，按部队组织下辖排、班。另办了小造纸厂、食品厂、机械厂按企业组织。我被分配到搞农业为主的第三连，开始与几位仍受歧视的伙伴临时借住在一家生产队长的小空房内，当时农活多样多变，每天早餐后都全连集合，由连长安排当天任务，排长、班长分别领导具体实施，初期我参加过打机井、开垦荒地、植树和积肥等农活，打机井是24小时分班连续作业，推钻很费劲，下套管也很有技术，这种一般由专业打井队干的活，我们很快就成功掌握，几口井都打得很好。干校积肥方式比较特殊，因为熟悉北京下水道内有肥源，就安排人员在寒冬到北京市内积肥，我被派参加了这一工作，方法是打开靠近化粪池的下水道井盖，用工具捞取粪便类肥料倒置路边，经夜即可冻结成固体，然后装上马拉的双轮板车，因为没有马，就改由我们替代马从北京拉运到固安，大概80公里路程，人拉就需费劲走两天。寒冬干这种积肥工作是相当辛苦和肮脏的，我当时已年过半百，干这些相当重体力活几个月，因思想放得开，干重活也就能吃得多，睡得香，并不以为苦，而且感到体力有所增进。但当时生活很艰苦，而且政治气氛搞得很紧张，在连队集合听连长和指导员讲话，经常提到的是：“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让大家注意自己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大家都听命埋头干活，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自找麻烦。当时轻工业部的政治部主任张万合也下放到干校，他是“文革”前不久才由某军副政委转业到轻工业部任职，这样一位军级干部，还是政治部主任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带点牢骚的话，就被在校部大会上点名狠狠批判，谁敢不引以为戒。

　　在干校的养猪生涯

　　养猪积肥似乎是搞农业必不可少的，三连经过积极准备，盖起了能养约200头猪的三排猪舍和配套的猪饲料配制、种公猪、断奶小猪专栏全套设施。约在1969年晚春，三排成立一个专业养猪班。我是首批即被调入这个班的人员之一，虽然班长和其他成员换了不少，我却一直在这个班担任猪倌，直到调离干校。大概连队有权能挑选工作的学员都不愿干脏累的养猪活，第一批编入养猪班的，除班长相当年轻能干外，只有五六名不能不听任安排的年老体差者充数，其中，张道吾副部长有较重心脏病，双腿浮肿严重，行动不便，造纸局陈彭年总工程师年近古稀，都难堪重任，造纸局丘景星科长也年近花甲，还有一位相当娇气随时要走的部里小轿车司机，我们同睡在一张炕床上，工作生活都需相互照顾。当时病号和古稀老人也分配一些较轻的活，但他们实在困难，经常是我帮助他们完成。养猪确是经常性的脏累活，照顾不好猪还容易死亡，也担责任，因而无人愿意来，人员也就很难充实，班长、排长也就要多参加这个班干活。我可能是因当时在养猪班心情比较特殊，觉得养猪岗位还不错的，因为分配给我养一排猪圈的几十头猪，日常饲养工作比较固定，每日由自己安排完成，不像干其他农活每天都随时听命安排、事事听班长指挥那样被动，因而在精神上较感痛快。此外，我对承担的工作有钻研的爱好，让我相当独立负责养一批猪，可以在实践中钻研养猪的科技知识。要当一个好猪倌，对猪的选择良种、配种繁育、饲料调配、防病治病等，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知识很难做好。我利用每两周回北京休假一次的机会，到书店、图书馆和旧货摊收集养猪有关的书籍，这种养猪的专业书很稀缺，但我竟然主要从旧货摊共收购到12本，其中有一本《北京养猪学》写得非常系统全面，读后养猪知识大增，其他猪病防治、兽医药实用手册等都非常有用。当时猪病死亡情况常有发生，我取得连排长的同意，从兽医药店购进一批防治猪病的药械，有了一点兽医知识与治病手段，三连死猪情况极大减少，而我负责饲养的一排猪圈，基本消除了死猪现象。我买的这十多本书就放在睡炕上的枕头边，睡在我旁边的造纸局老同事丘景星科长，有一次似乎突然发现我枕边竟然有这么多养猪书，而不是《毛泽东选集》等马列著作，就很惊异地对我说：你过去在机关工作就一直“业务挂帅”，现在到干校来改造思想，还是这样不务政治依然业务挂帅，如何得了？看来他对我说这些还是怀有关心和好意的。他本人的枕边确实是放了几本毛选和语录，但因不学习研究养猪知识，他负责养的一排猪圈的猪却生长发育得不好，还较经常发生死猪。当时对那种不知爱岗敬业、不认真作好本职工作，却空喊政治挂帅口号的人，已经在实际工作的考验中，受到怀疑和轻视了。有一次，丘科长负责的猪圈中发现一头病状特殊的病猪，经找兽医诊治，兽医诊断为非常危险的猪丹毒传染病，并认为当时猪丹毒并无药可治，除病猪立即单独隔离，死后消毒深埋外，同栏的几头猪，甚至该排所有猪圈的猪，也可能无法挽救。兽医仅留下了警告，却没有治疗方法，这使三连和校部都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发生几十头大猪死亡，显然损失太大，影响也不好。经领导紧急研究，认为我防治猪病取得过一些经验，可能会有些办法，因而决定将我换调代替丘科长养护这发生了猪丹毒病的猪圈，而且其他养猪班人员都不得进入，以防扩大传染。我接手护理这排猪圈时，丹毒发作的病猪已死亡消毒处理，防止猪丹毒的蔓延传染最为迫切，我从阅读过的兽医药手册中，了解到不但初期猪丹毒有药可治，而且也完全可以预防，介绍的具体方法是采用土霉素和硼砂适当配比的混合溶液进行注射。历经试验均取得明显效果，预防只需注射一次，需用剂量也不大，我按此配制注射剂，首先对死猪的几只同栏猪进行了预防注射，为了安全，我又对此排其余几十头猪全部实施注射。给活动中的大猪注射非常困难，由于当时不许其他人进入此排猪栏，这种艰难工作只能由我一人独自完成，我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如何具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经一月余的防治，保持了没有任何另一头猪死亡，全连和校部都松了口气。我用的治疗费极为节约，配制注射剂所用的水也没有购买药店的蒸馏水，而就用凉开水经过滤配用，我竟比专业兽医显得还能干可靠，也让人惊诧。

　　当时干校养猪还有一个目的，想通过培育成长快的良种猪，对附近农村示范推广，所以用高价购进了有名的约克夏长白种公猪，这种猪体型大生长快，平均正常每天可增重一斤多，饲养半年即可达到百多斤出栏销售，而本地猪生长慢得多，每天增重不到半斤。但实践结果却很不理想，我们饲养的良种小猪，似乎比本地小猪增重还慢，令人感到对良种猪的失望。实际上，如果考虑我们当时的饲养条件，应属必然的结果。因为当时国家粮食短缺，人的口粮每天不过一斤，干校养猪的精饲料（豆饼、米糠之类）每天每头平均限量仅半斤，虽然还有些秸秆类粗饲料补充，可能还不够新陈代谢快与运动量大的良种猪的存活消耗，这样，想用半斤精饲料从良种猪身上换取一斤猪肉的如意算盘，当然是行不通的。大家逐步明白，要取得一项工作的好效果，不但需要好的先天条件（如养猪采用良种猪），还必须有相适应的后天条件（如养猪足够的良好饲料供应与饲养照料），我们养猪实践证明，在当时饲料特别短缺的情况下，推广发展良种猪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放弃作罢。

　　在固安五七干校四年多，近四年时间是养猪，自己觉得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本不必考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干校，养猪成为退休前的终生事业并非不可能。固安离北京只有两小时车程，交通比较方便每两周能回家休假与家人聚会两天，我经常利用回京机会，置办猪用药械，访问北京兽医研究所学习请教，家里人也觉得我这个人真是能干一行爱一行。

　　林彪事件推动“文革”拨乱反正的渐变

　　我们一些在“文革”中受审查的干部，在五七干校实际是受监督劳动，除了参加一些批斗会，听听校部和连队领导，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告，基本没有什么较正规的政治学习或文件传达（有些文件传达是不让我们听的）。我一直专心研究养好猪，并没有考虑过国内政治形势和个人生活可能的突然变化，但是在1971年9月，一件重大的政治事变终于发生了，而且我也和干校所有学员一同听取了有关这一重要事件的传达，其内容确实令人惊诧：竟然是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信任，担任“文革”期间的副统帅，被作为革命领袖接班人，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九大党章的林彪元帅，于9月13日率领家人从山海关强行乘飞机叛逃国外，由于飞机失事，机上人全部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种出人意料的大事变，国内政局会发生何种变化，当然令人关切，实际上它也成为“文革”形势逐步有所转变的契机。我发现，这个文件传达之后，干校和社会气氛似乎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满口抓阶级斗争整人的人，似乎靠山崩塌，相对垂头噤声了，对我们这些在“文革”开始不久即以莫须有罪名，作为专政对象，被非法监管斗争的所谓“一小撮”，似乎也减少了公然的歧视。因为当时的主政者不能不考虑重新区分敌、我、友。真正要清算对付的敌人，不能不集中到握有相当实权的林彪一伙。因此，林彪事件不久，许多遭受迫害靠边站的忠诚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并担负职责，一批批无辜受屈辱被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也逐步被安排到了发展生产振兴科技急需的工作岗位。“文革”乱局虽然远未完结，但已出现一股逐步拨乱反正的力量，推动变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73年春节期间被轻工业部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听候另行安排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