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军代表进驻后笫一轻工业部“文革”的新形势

　　大概在1968年初，中央派军代表进驻笫一轻工业部，军管组掌握当时部内绝对领导权威，曾自立山头的各个造反派都听命实行大联合，在各司局成立联合战斗队。“文化大革命”进入军管阶段，军代表的权力很大，他们既能指挥干部队伍，也能指挥群众组织。军代表进部后，除很快实现各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外，重点是利用揭发材料和干部档案材料，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审查清理干部队伍。被他们认为稍有历史疑问，或政治不可靠的干部都受到不同方式的审查，相当大部分都采取了剥夺人身自由，实行关押隔离审查，许多在白区作过地下党工作的、在革命工作中被敌人逮捕过的一些老党员干部，个人历史经历比较复杂的知识分子干部，“文革”中表现受到怀疑的干部，经军代表认可或点名，都分别由群众组织（主要是各司局联合战斗队），先行定性为“叛徒”、“反党集团分子”、“反革命”、“特务”等罪名的革命斗争对象，经“揪出”批斗后，大部分随即进行关押隔离审查。笫一轻工业部办公大楼底层的几十间地下室，全部用于关押被隔离审查人员（这种地方用于关押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受审查对象，当时社会上顺口简称为“牛棚”），并成立监管组，进行统一管理。1968年初，被关入地下室的干部即达几十人，部级干部就有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张道吾（另一位副部长、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王新元则是被逮捕直接送往监狱关押，最后死于监狱）。司局级干部则达20人以上，如造纸局副局长李人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的山东地区军政领导，曾任渤海地区行署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助理等职），部监察室主任杜延庆（20世纪30年代的老党员），部人事司副司长胡晓风。我仿佛记得当时曾看到一张“揪出李、杜、胡反党集团”的大字报，弄不清为什么会将他们三人作为反党集团牵扯在一起。此外，部共青团团委书记马英杰（抗日战争期间的红小鬼，曾被日军俘虏，他机智地杀死看管日军逃出的小英雄），被怀疑为：既然被捕而能活着出来，大概也就难免有变节行为而先给扣上“叛徒”帽子。部内较高级技术干部也在这段时间，陆续被扣上“特务、反革命”等帽子揪斗后，送入地下室“牛棚”。如食品局的王寿魁工程师，他母亲是比利时人，他的第一位夫人也是比利时人，第二位夫人是俄罗斯人，在二战胜利后又在美国支持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过，揪他贴出的公告竟是“揪出国际间谍王寿魁”。

　　我被点名揪斗抄家和关入“牛棚”

　　虽然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受过冲击，但在“文革”中，我这种留美的副总工程师当然不能幸免，但被揪出不算最早，据说是在军代表找了造纸局联合战斗队头头提出质问，“你们造纸局的陈彭年（局总工程师）和余贻骥为什么还不揪出来？”。军代表提了名，战斗队当然立即行动。先在造纸局会议室召开全局大会，宣布将“反革命特务分子”余贻骥揪出来示众，然后由几位多年老同事押送到我家抄家，并带一份卧具行李返部后，胸前挂上罪名牌子，由造纸局部分群众边喊口号押解在部大院游行一周，送入地下室“牛棚”，据说揪我贴出的公告的罪嫌为“美国特务、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我进地下室的第三天，轻工业局的一位年近60岁的钟表工程师梁孝儒，也被送进地下室，他是个较早留学苏联，并在苏联工作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他是最不服受此待遇的一位，他下到地下室就一直高呼“我抗议”，并一连写了几次抗议书，当然没人理睬。

　　“牛棚”生活

　　被送入地下室“牛棚“的揪斗对象，大都是经过多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干部，表现得比较安然，地下室几十间房，每间能放4张床、4张小条桌，住4个人，我进去时，已接近满员。这里每天早6时起床，6时30分在走廊通道的毛主席像前弯腰进行“早请示”，晚7时则在主席像前进行“晚请罪”。晚9时必须准时睡觉，但不能提前，我的一位同室杜延庆一次在晚8时30分就打开被子准备睡觉，被监管组巡查人员发现，立即被叫到监管办公室训告和写检讨。白天有的被调出批斗、交代问题，或安排打扫大院、厕所等劳动，留在室内的多为写交代材料，没事白天也绝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床上，容许看的书只有两种--《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只许喝水不许喝茶，同室原则上不许交谈，但实际大家还是有事小声谈的。地下室房间没有窗户，房门都被摘掉，但温度比较适宜。有几位被关入地下室也住过延安窑洞的老干部谈话时，有人提到地下室冬暖夏凉和延安的窑洞差不多，这一谈话被监管组的小王（部内汽车班司机）听到，晚餐前他集合被关押人员训话，他批判这种将“牛棚”与革命圣地延安窑洞相提并论，非常反动，决不容许，并当场打了说话人（好像模糊记得是原部办公厅主任李十中）的耳光。部机关在“文革”期间当众公开打人的事还是比较少见的。被揪斗送地下室关押的人逐渐超过可容纳量，这时就将已不需继续批斗和写交代材料的人员，送往轻工业部的东坝农场去干农活，那里我也去过，生活比地下室自由一些，但农活很累，人人食量大增，我曾在一次午餐吃了9两饼，也一顿吃过60多个大水饺，是自己不敢想象的平常食量的三倍。好在东坝自己生产粮食，吃饭并不限量。

　　抄家？扣工资？举办“罪行”展览

　　在我被揪进地下室期间，造纸局的联合战斗队不知在什么安排下，对我家进行了两次查抄，查什么？大概查反动罪证（如电台、反动书籍、书信等）和经济状况。经济方面，我们家家具除两张座椅外，都是借用机关的公物，而且连当时普通干部都有的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我家都没有，贵重的金银物品仅有我母亲给我妻的一条小项链，对多年结余的银行1600元活期存款折，被扣留冻结，并扣发我的工资，当初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对我扣发工资达8年之久，但后期生活费改为每月100元），经济上查不出什么问题，只能施加克扣压力。那么反动罪证又抄到什么呢？居然抄到能为我举办一个罪行展览会的材料，这个名为“刘、邓、薄、孔（笫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孔祥祯）、王（笫一轻工业部主管造纸工业的副部长王新元）的黑干将余贻骥罪行展览”，将我联系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上挂得很高，将我提升为这些领导人的干将。因为我实在没有办展者所需要的什么罪证，只能搞些胡加罪名的物件、照片，我参加中央组织部李副部长领导的天津造纸厂调研报告、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总结报告都作为我思想反动的罪证，其中作为我最重要“变天账”罪证的，竟是天津解放后，我在造纸厂销毁国民党银行库存未经发行就成为废纸的废钞时，我留下了一些不同废钞，作为高级钞票纸参考样张。这些废钞有带孙中山、蒋介石头像的，更有带李鸿章头像的库平银一两的满清银票（他们当然只展出带蒋介石头像的，因为不大好说我要变天到清王朝）。更可笑的是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照片是在嘉兴搞“四清”工作时，王新元副部长带领“四清”工作队和工厂几个同志去嘉兴南湖公园参观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党代表会的船（仿制的革命纪念品）。当时我和王新元等几人坐在一条石板凳上，另有几位则站在我们后面。展览设计者，将这张照片加以处理放大，只留下我与王新元两人，照片的标注说明为“大叛徒（暗指王）和大特务（暗指我）坐在一条板凳上”。另一张则将我在美国造纸厂实习时与几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工人的合照放大，照片标注说明则是“和美国小流氓亲密合照”，如果叛徒、特务、流氓的头衔不能随便安，废钞不能作为变天账，罪行展览也就实在没法办了。策划这种展览会的人，实在是给操办展览的人出了无法克服的难题。

　　造纸局还在局办公室开了一次批斗我的会，批斗会挂出的大字横幅标语为“批斗地主分子余贻骥”，不知对一个从来以工资为生，经济上没有依赖过田地的人，何以会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而且批斗的内容又主要是批我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思想总结，我看参会群众也多属一头雾水。

　　我从1949年参加工作以来，经历过肃反、“三反”、“五反”、反右等一系列重要政治运动，都从未被作为整肃斗争对象，但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点名作为“牛鬼蛇神”进行揪斗，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也没有感到惶恐害怕。因为当时我思考了以下三点：首先，我自己的历史清楚，工作和言行都比较谨慎，工作很少失误，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谈，何罪之有？如果最终要按一定法律办事，没有罪怕什么？其次，在“文革”这种特殊情况下，既然像刘少奇、彭德怀、彭真、贺龙等一大批功高盖世的革命元勋都避免不了被揪斗，斗斗我们这种参加革命较晚的知识分子，真是小菜一碟，发生了是平常事，不必感到意外。其三，“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许多明显的错误做法，当时人们都只能逆来顺受，任何反抗都只能遭遇更大不幸。错误应能最后得到纠正，那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的问题，应有信心和耐心静观其变。想通这些，当时对我刺激虽大，但心态相当平静良好。对参与批斗我的造纸局和部内一些老同事，我都非常谅解，领导点名揪斗的“牛鬼蛇神”，他们不做革命的表态行吗？批我的次数很少，也批不出什么名堂，其实他们也是被蒙骗作为运动工具的受害者。但是我感到也有极个别人，不知出于何种用心，力图利用抄家、外调、诱供等方式搜罗资料，为我罗织所谓反革命罪证，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们策划搞的那个所谓“反革命罪行展览”就确有此意，大有对我“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而后快的意图，对这极个别人，却也让我由此看清了其为人的真实品质。

　　在地下室被非法拘禁（这是指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法制国家的话）将近十个月，体验了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囚犯生活，从当时具体情况看，我们被非法囚禁的生活，在某些方面似乎还比不上犯罪被判刑的囚犯，因为一般囚犯入监狱后，大概不再接受什么批斗，也无需搞什么早请示、晚请罪这种带浓厚封建色彩的恶心例规。但也有令人舒心的一面，我们这批无辜“难友”中，无论是否过去认识，彼此都能相互照顾和尊重，因都属无辜受辱，产生相互同情似乎也很自然。但偶然与部内其他老同事老熟人对面相遇，彼此都似乎是从不相识的。他们怕给自己沾上“敌我不分”的麻烦，也属无奈。我们当时大概被划为所谓“一小撮”专政对象，有一次造纸局可能是“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全局政策交代会，站在会议室中间的我们这“一小撮”行列中竟有11人之多（其中包括两名副局长、两名总工程师），其余坐着的“革命群众”大约仅20人。可见当时作为专政对象的“一小撮”，打击面并不小。

　　这种无罪关押审查，大概也是需要适时收场的，除了外调、逼供、写交代材料，有一次还让我们都受命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劝杜聿明将军投降书”，看来是先将我们这些大多参加革命工作二三十年以上的受审者都比照为战场上被包围的敌军统帅，并劝令投降，真是匪夷所思。记不清我在经历十个月拘禁后的那一天，造纸局派人将我领到可能是局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只听到宣布我从当天即可离开地下室回家，没有谁说明任何原因，也没有人答理我，只记得我印象中一位为人正直并不多言的基建处处长李墅，当时向我说了一句“你算什么反革命哦？”他用最简单的一句问话，表达了他对强加给我定反革命罪名的否定。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似乎言犹在耳。可见有些使人感动的东西，即使是一句相当普通的话，也能令人铭记一生。但我虽被作为“专政对象”般的对待，经过十个月被拘禁的类囚生活，脱离拘禁后，这种类似“专政对象”的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并未改变，使我切身体会基本人权与自由之可贵和社会法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