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再进东北

　　富有特色的吉林石岘造纸厂

　　1950年2月间，我与天津造纸公司的曹光锐、柴秉权、张珂等几位技术人员一同被调往技术人员奇缺的东北造纸公司。我被单独分配到吉林石岘造纸厂。石岘纸厂位于图们江支流嘎牙河畔的小山沟，除了一个牡图铁路线上的石岘车站之外，该地几乎只有这个造纸厂。我由沈阳乘火车到达石岘车站时已是傍晚，工厂派了一辆牛车接站，把我的行李运到职工宿舍。在石岘，当时牛车是生活中常用的运输工具。

　　石岘造纸厂生产亚硫酸盐木浆、磨石磨木浆，并生产全化浆胶版印刷纸、新闻纸和化学木浆板。东北全境解放后，该厂未遭任何破坏，保留得最为完整，厂内原有职工，包括一百多名日本技术人员都未离散，因而这里生产恢复得比较正常，是当时东北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造纸企业。它的问题是：那时所有技术岗位包括总工程师、化验室和设计室主任及化验和设计骨干、动力及生产车间掌握关键技术的人几乎全部都是留用的日本人，而具体操作的中国工人则大都是文化水平很低。虽然，从这些老工人中提拔了一批工段长与车间主任，技术上仍旧依靠日本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厂领导从上海、北京、湖南等地招聘了一批年轻的大学、中专和高中毕业生及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各类人员，共约三十多人，为接替日本技术人员培养后备力量。他们之中如张家禄、杨伯钧、陈效威、徐蓉裳、朱圣光、王文久等都在锻炼成长之中。

　　我到石岘厂后，厂长董晨安排我与日本总工程师横川孟、技术科长王文久、技术股长杨伯钧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他对我的主要要求是安排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尽量参与和学习日本人的技术工作方法与主要经验。他表示，不可能长期留用日本人，在两年之内他们都将被遣返日本，我们必须因此加强学习，以便将来全部接替他们的工作，保证工厂正常运行发展。我们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偏僻的小山沟里过着相当艰苦单调的生活，而且几乎每个晚上和每个周末都要进厂参加学习与实践，不懈的努力使大家在专业技术上进步很快。

　　这个造纸厂当时不但有大批日本技术人员，因为位于延边朝鲜少数民族地区，朝鲜族职工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工作上的相互交流，言语上就存在一定困难，依靠相处共事日久所能产生的靠比划、意会相互理解沟通，对工作似乎影响不大，但每逢召开职工大会听取领导报告时，都要在会场将听众分为中、日、朝三区，有人同时在日、朝两区翻译成日语和朝鲜语，这是一种相当特别的场面。

　　可敬的石岘纸厂厂长董晨

　　抗战前，董晨厂长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通过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共产主义十分赞佩，于是四处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一位澳大利亚在华的共产党员（当时是一位在北京以基督教会修女身份留居的）介绍他去解放区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党组织。这位厂长对职工既关爱，又严格要求红又专，在生产管理与技术上，他力求进步创新，设立了统一、高度协调指挥生产的调度室，由值班调度员，按预定计划进行生产和维修的每日生产指示图指挥调度，使整个较复杂的生产系统能按预定的计划协调运行，大大提高了生产运行的预见性和效率，后为东北造纸工业公司在所属企业全面推广。石岘纸厂附近嘎牙河两岸山区的木材在日本建厂后已被采伐一空，他认识到木浆厂不能光用材不造林，因此，在1950年就开始招聘林业专家，设立苗圃，准备在厂区附近荒山开始自行植树造林，以保证这里的林木资源，深具远见。他以自己感人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体职工的敬佩。当时担任副厂长的张维说，有一次厂党委开会研究决定一个重要问题到深夜才结束，兼任党委书记的董晨自行负责整理内容较多的会议纪要，张维副厂长第二天一早上班时，就看到这份由董晨整理的会议纪要已摆在他的办公桌上，请他审阅后立即发文上报。张说，整理好这个纪要大概已到早5点左右了。他做事这样追求及时高效，在他领导下工作办事那敢稍有怠慢拖拉吗。我到厂后，他感到特别高兴，当时给我这个单身安排的宿舍，属于重新修建原供日本人高级职员的相当考究的别墅式单栋别墅楼房，靠近他宿舍，是我一生住过最漂亮的、环境最优美的住房。我们都是单身，就在他宿舍内一同雇厨师做饭，我们很少个别闲谈，但他有一次到我宿舍看望小坐，他曾深情地说，我能被分配到石岘厂来，使他有“德不孤必有邻”的感觉和愉快，表达了一种喜获相知的愉悦心情。我当然也能以在小山沟遇到他这样一位厂长而庆幸不已。1950年石岘纸厂由于业绩突出，被安排推选一名英雄模范代表参加当年“十一”国庆大典。我记得这次由全体职工参加选举的大会，事先并未经过推荐候选人提名酝酿，但投票结果，厂长董晨竟获得90%以上的选票，只有不到10%的选票选举了时任工会主席的南京云（朝鲜族），估计都是部分鲜族职工投的票。一个厂长能以这样高的群众选票当选为全厂英雄模范代表，不具备崇高的威望与业绩是不可能的。他在京参加了“十一”国庆的全国英模大会返厂后，将获得的各种奖品（除奖章）全部交给了厂工会。他于1951年初即被调去大连任新职。离厂时知道的职工都在去火车站的道路旁夹道相送，他简单的行李也是用一辆牛车拉去车站的。他是一位在我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的同事与领导。

　　我在石岘纸厂（东北造纸公司成立后，石岘造纸厂曾改称东北第一造纸厂）前后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却有一多半时间在外出差。一次是奉派与张家禄两人同去图们江畔的开山屯造纸厂（曾名东北第二造纸厂），该厂化学制浆与石岘纸厂规模及设备基本相同，但没有磨木浆和新闻纸生产系统。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该厂硫化铁焙炕炉系统的部分设计改进。当时该厂厂长徐明，开明精干，温文尔雅而又善于虚心听取和归纳群众意见，有着领导群众形成集体统一认识，而后自觉有力行动的高明领导艺术，短期相处使我深感敬佩。对共产党领导下有董晨、徐明这样优秀的企业领导干部，也让我对新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黑龙江畔大型制浆造纸厂的厂址探索

　　1950年在石岘造纸厂工作期间，石岘纸厂受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指令派人参与调查大兴安岭北坡森林资源情况及在黑龙江南岸进行可能的厂址勘察选择，目标为兴建一日产400吨木浆厂。森林调查工作主要由东北林业部派人承担，而勘探厂址的任务则由东北工业部委托石岘厂派人承担，石岘厂具体指派我和杨伯钧两人负责。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承诺了一批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援建项目（156项），其中有一项制浆造纸企业的项目，根据当时苏联专家建议，希望我国能在黑龙江上游沿岸新建一个利用大兴安岭北坡森林资源为原料的大型制浆造纸厂。

　　从哈尔滨到黑河市

　　我们参与这项调查工作的一行共十人先到哈尔滨集合，听取一位苏联专家简单情况介绍后，大约在1950年7月间由哈尔滨同乘一小型汽轮沿松花江到同江后转入黑龙江，溯江而上，先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首府黑河市，向地区党政领导汇报了我们的任务。由于涉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地区领导的极大关注、重视与支持，地委书记岳霖、地区行政专员赵德尊亲自接待，调查组与他们在专署内同吃住。但那时黑河市人口不过4万，经济不振，显得相当破旧。黑河市对岸就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海兰泡市），一律漂亮的白色建筑，耸立于绿树丛林中，非常醒目，晚间灯火辉煌，隔岸可闻乐声悠扬，与当时破旧的黑河市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黑河市也有不少俄罗斯移民与中俄混血儿，爱好歌舞的不少，专署周末也组织舞会，以活跃相对沉闷的边区生活。黑河地委办事处还挂了一个“鄂伦春协领公署”的牌子，据介绍，鄂伦春族人数不过近千，都住在深山以射猎为生，很难管理。但他们都承认鄂伦春协领是他们的领导，协领公署才是他们的领导机关，为了领导他们，黑河地委书记就得挂上协领的头衔，办公处也得挂上鄂伦春协领公署的牌子。我们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但仔细了解当时当地情况，却使我们深感在此建设现代化大浆纸厂的巨大困难。这一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黑河地区，当时总人口不过8万多人（黑河市约有4万人），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仅几十人，交通不便，文化与经济基础过于薄弱，当地煤炭资源似乎欠缺，黑河市的一个小发电厂是以木材为燃料的。这很出乎我们两个负责选厂址人的意料。根据情况，我们初步考虑勉强有可能建厂地点，大概只有黑河市、呼玛县及呼玛更北的呼玛县所属鸥浦区三处。

　　沿黑龙江南岸选择浆纸厂厂址的一段特殊经历

　　大约在7月中，我们一行再乘小汽轮溯江西北航行至呼玛县，我与杨伯钧两人离船登岸，单独对呼玛县区进行可能厂址的调研考察，林业考察人员则仍乘汽轮继续西北行调查林业资源。呼玛县辖区也很大，但整个县城人口却不过1000余人，仅有极少小商贩，主要均为农民。除黑龙江水道外，陆上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考察该县区地理、资源等情况，认为很不理想，缺乏建厂条件，没有必要作更具体调研。3天后，决定走沿呼玛至鸥浦的林区小径考察前进，请县政府帮助雇一辆熟悉道路的马车，沿大兴安岭北坡的林间小道向鸥浦区出发（鸥浦属呼玛县的一个镇，在黑龙江更靠近大兴安岭北坡林区，是接近北纬53度的高寒小镇）。马车在森林中勉强在崎岖小道中行走，但林中有成群吸血飞蜢，白天叮咬人、马极为厉害，我们都戴面纱手套防御，但马较难保护，所以都是趁飞蜢休眠时的月夜赶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并用点火薰烟驱蜢办法，保护马匹。沿途森林茂密，山坡下不及接近地平线的树木基本都为白桦，而稍上则全部为落叶松林，两种林木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界线分明，基本互不混杂。马车行程约三天，沿途人烟稀少，白天也难找到可供歇息之地，这种地方夜间既可出现猛兽也可出现劫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头一天找到一处有三户人家的小谷地，每户都有一独立的全由木材堆积（木墙、木顶、木地板）而成的宽大住宅，每户也都是只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孤身老人独自生活。对我们这样难得一见的过路客，十分热情接待，但都不愿谈个人身世。室内臭虫多得出奇，我在地板上小睡，在朦胧中被爬满身上的成群臭虫咬醒。另一天的停留处是在一较宽阔的林间空地中发现一较大居民点，在这个小村落聚居着大约一百多位孤身老人，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男性单身汉，仅有一位近50岁的女人，是个年老体衰的残留妓女，过去妇女们基本上不到这一带山区来。我们看到居民们大都每两人结伴为一户，各住一全木结构的平房。由于仅有一位无生育能力的妇女又没有儿童，这样的村落现在恐怕必然最终消失。在向当地政府部门了解时得知，这些居民大多是从山东、河北两省为谋生所迫到东北“闯关东”的青壮年男子，一部分在这一带偏僻林区主要以伐木、淘金为生（该地区有些地方距地面一米左右即可见沙，从沙中可淘金粒），多数人稍有积蓄后，即离开这个地区，而能长期落户于此的，大都存在各种不同的特殊原因。我们为了考察沿途的一处煤矿情况，曾请一位老人领我们去考察一口由他本人开采过的已遗弃多年的旧煤矿，该矿井早已被水淹没，并冻结成冰，据告此矿所产煤不多，原来全部供日本人在当地采金船作动力之用。这位老人告诉我们，他20岁进山区，伐过木，淘过金，采过矿，向苏联走私白酒，交换马匹等，也曾三次拥有适当黄金，准备返回山东老家，但每次到呼玛后，即被当地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将他所带黄金弄光，两手空空，一般都由赌场或妓院老板借给一两左右黄金作资本，重新进山找财源，反复几次，人已老了，又久隔家乡，就只好终老于此地了。

　　我和杨伯钧两人经林间小道到达鸥浦镇后，对这个属呼玛管辖的，只有几百人口的小镇进行了有关交通运输、资源与可能建厂地址的了解勘察，认为此地虽比较更接近大兴安岭北坡的森林资源，可造纸厂的外部环境条件，几乎都需重新创建，比呼玛县区更差，实无作为兴建大型浆纸厂的条件，也无更深入调查的必要。该地不仅冬季严寒，我们到达时的8月份白天气温却高达38度，而且蚊蝇叮人，吸血的大蜢随处扰人，我们决定不等候到漠河等地作森林调查的汽轮，设法单独先返回黑河市，以便利用这段时间对黑河市建厂条件作较细致的调查。

　　黑龙江上惊险漂流五昼夜

　　为尽早离开鸥浦返回黑河，经与当地区政府商量，只有利用小木船沿黑龙江顺流而下返回黑河较为方便。我与杨伯钧两人当时都年轻胆大，在不懂行船与均不善游泳的情况下，向区政府借了两只小木划船钉在一起后，即利用这种简单工具，拖带所取供分析用的木段与水样离开鸥浦，沿黑龙江顺流驶向黑河。此船并无遮阳避雨的顶篷，出发后即经暴晒，口渴难忍，喝光了所带全程饮用水，后又经雨淋，不但衣物尽湿，所带干粮，在高温雨湿后全部发霉，不能食用，情况狼狈之至，后靠近一个江边小村庄，花钱找村干部为我们煮了100枚鸡蛋作为此行充饥的唯一食物。黑龙江南北两岸情况完全不同。南岸我方边境几乎完全不设防，看不到一兵一卒，而北岸苏联边境却是关防严密，几乎每10公里左右即有一高耸的撩望岗楼。在我们这一个小船由鸥浦至黑河五天五夜的漂流行程中，一直受到苏联边防军的注意。船行第二天，一艘苏联边防巡逻艇曾绕开我们的小船巡视一周后才离去。船行的第三天清晨，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随即见有十多名苏联边防军带一辆马车涉水来到我们的小船前，有进行拘捕的态势。原因是我们在顺水漂流时，误入了一个江心小岛的北侧，等于误入了苏联国境。但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虽我们不懂俄语无法交谈，他们在检查小船并看到我们穿着的绿色制服及船上随带的地图上，只有中方一侧的标注，而苏联一侧全部为空白后，经商量，大概认为我们系误入，随即打手势，让我们仍沿苏联水域顺流通过。我们出此水域后，才理解我们确实进入了江心小岛的北侧，误入了苏联国境。这段五天五夜的历险漂流，能顺利返回黑河，确实是年轻人过分大胆的行动。

　　着重在黑河市调研可行厂址

　　我们返回黑河后仍住地区招待所，并认为黑河是所到几处比较有可能建厂之处，因而加紧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勘查厂址的各项具体工作，初步选定木材运输便利、地势较好的原黑河储木场附近作为推荐厂址。我们有一次去离市区较远的地方调查，到傍晚才归，黑河地区领导因当时郊区尚有未完全清剿的残匪，深恐我们两人遭遇不测，曾派出了地区专员公署三十多位干部到郊区四处寻找，直到我们返回，专署同志们才一同安心晚餐。

　　在黑河市进行厂址选择勘测工作十多天后，前去鸥浦以上地区进行林区调查的队伍才乘汽轮返回黑河，与我们共同向黑河地委及行署领导汇报调研情况后，仍乘汽轮由黑河循原路返回哈尔滨市。通过对黑河地区的三处建厂调查，我们都感到当时整个黑河地区确实缺乏建立大型浆纸厂的客观条件。

　　顺道考察了佳木斯市郊的可能建厂地址

　　由于曾听到日本人介绍日占期间，曾有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郊一处叫蒙古力的地方建较大浆纸厂的计划，我和杨伯钧遂与考察队商量，决定在船沿松花江途经佳木斯市时，临时靠岸，由我和杨两人雇一马车到蒙古力作简单考察。我们看到这个厂区距交通条件比较好的佳木斯市区不远，紧傍松花江畔，水陆交通便利，而且日本人也确实做了一些建厂前期的部分工作，能看到个别厂房已立有基柱，感到这是比沿黑龙江畔更适于建厂的可取厂址。到哈尔滨后，又找到一位了解这方面情况的留用日本教授，为我们作了该处的建厂计划介绍，并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使我们对佳木斯这处可能的厂址，有了较多了解。因而在我们回到石岘厂后，在由我起草撰写的厂址选择调查报告中，除按原预定的黑龙江南岸三处地区情况资料外，特别介绍了这个不在原计划黑龙江畔选址考察之内，这一位于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这一较为可选厂址。作为附件，这个厂址也就是后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佳木斯制浆造纸综合厂的厂址。该厂于1957年建成投产。这一大型制浆造纸厂没有建在黑龙江畔，而建立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蒙古力，看来与我们在1950年提出的厂址选择报告受到决策部门的重视有关。

　　吉林造纸厂喜结良缘

　　1951年春，根据东北造纸工业公司的布置，组织所属各厂在吉林造纸厂（当时也称东北第三造纸厂）研究编制造纸企业工艺规程的试点工作，石岘纸厂派我参加。在吉林厂约两个月的工作期间，厂工会每周六晚均组织职工参加跳舞等娱乐晚会，我经常参与其舞会，当时吉林厂的一位年轻女职员刘化容经常成为我的舞伴而相互熟悉，互有好感。当时吉纸厂厂长胡凯同志、副厂长张炳耀同志，与刘的大哥刘天达很熟悉，而吉纸总工程师张志诚、宣桂芬则是我的两位留美老同学。他们都认为我们虽年龄相差较大（当时我33岁，化容只19岁），性格、学历、资历也很不相同，但只要两人能情投意合，就是好姻缘。他们双方进行了工作，力促我们利用这次我在吉林出差的机会，结此良缘。这样，我们两人就在吉林市进行了结婚登记，并由吉林纸厂的领导和朋友们在我返回石岘厂的前一晚，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并为她办理了调转石岘厂工作的手续，次日即启程同赴石岘。婚后几年，我一直工作任务繁重，出差时间也多，对家务照顾少，婚后于1952年生长女晓青，1953年生儿子晓丹，都靠她这个年轻母亲照料。她为人活泼，喜交友及文娱活动，但我却连偶尔陪伴她在假日出游购物的时间也难得有，但她对此均能体谅并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与鼓励，特别难得的是在我遭遇困难和受到如“文革”期间不正常的压力时，则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体贴和安慰。这些都使我深感结婚虽较晚，夫妻两人也存在许多重大差别，但她确是我一位难得的终生伴侣，她使我有一个相当愉快幸福的家庭，她是我工作与困境中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是我能寿到九旬的重要生活依靠。回首过去，我对那些当年促进我们这次快速婚姻的朋友们，一直深怀感激之情。

　　生产高速发展的营口造纸厂

　　新的工作环境

　　1951年初夏，我奉调到营口造纸厂（当时也曾称东北第五造纸厂），担任主任工程师职务。我在东北全境解放前的1947年曾在这个厂担任过几个月副厂长（当时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辽宁造纸公司管辖）但并未能恢复生产。当我这次再到营口厂时，在东北人民政府领导下，在1948年即已开始恢复生产，并在1950年达到了该厂亚硫酸苇浆年产2万吨的原设计能力，生产相对稳定。厂长王大维同志，精明干练，有极强的组织和洞察事物的能力，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落实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支持新事物，力求进取，事业心强，使我很快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好领导。我到厂不久，大概经他初步观察了解后，就将全厂的生产技术的实际领导责任交付给我，并给予了工作上的充分信任与支持，为我提供了放手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他是促使我能不断推进生产技术进步，促进营纸生产高速发展的好领导，也是我迄今常思忆的老领导和老朋友。我们是1918出生的同龄人，80岁以后，每年都互寄贺年卡报平安，他有时过京，常专门约访，这是令人难忘的友谊。

　　促进制浆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

　　商品浆生产线包括备料、制酸、蒸煮、洗、选、漂和抄浆诸多重要环节，其中蒸煮是最重要的一环。当时营口纸厂应用的蒸煮工艺，每锅蒸煮总时间长达18小时，三个蒸煮锅每天只能出4锅约60吨纸，也就是年产2万吨的水平。但根据我在美国亚硫酸盐木浆厂实习的经验，这样长的蒸煮时间是完全不必要的。又根据在工厂试验室进行的小型蒸煮试验研究也表明，蒸煮时间可大为缩短。如能将蒸煮总时间缩短到9小时，就能使营纸制浆突破了蒸煮这一最薄弱环节，就可实现初步快速蒸煮。

　　我全面调查分析之后认为，通过努力，不断突破现有薄弱环节，再组织新的系统平衡，可以较快促进整体生产发展，而当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必要的组织新平衡所需小额投资也极端困难。因此，一方面加强了化验室对蒸煮工艺过程较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全面分析整个制浆各过程的生产潜力，并重点深入蒸煮工段了解工人的实际操作过程，交换缩短蒸煮总时间的看法。当时工厂执行定额超额奖励工资制，工人们对缩短蒸煮时间，争取超额奖积极性也很高。这样他们首先努力缩短了装锅等非蒸煮时间和通汽时间，使总蒸煮时间逐步缩短到了13~14小时。这一关键“瓶颈”的突破，提高了整个制浆生产能力，但是进一步缩短时间却受到了蒸煮锅间接加热面积的限制。在这个情况下，我常暗示年轻的蒸煮工宋安民，是否可以试用蒸煮锅底部装有的直接通汽管通汽，进而缩短蒸煮的通汽时间。这虽然在试验室的小型蒸煮锅上常采用，并未发生过问题，但并未在生产设备上试用过。宋安民在一个晚班操作中大胆采用直接通汽方式进行试验，一举将蒸煮时间减少到9小时，使营纸制浆突破了蒸煮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实现了初步的快速蒸煮。经过对整个制浆系统其它环节的挖潜改造和配合适应，使营纸在1951年下半年的纸浆总产量提高了一倍，全年总产比1950年的2万吨增产1万吨，达到了3万吨。这一创举引起当时东北日报的重视，他们派记者到厂了解以后，刊登了专题报道，媒体的宣传引起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注意，以此发出了制浆厂全面推广快速蒸煮先进经验的通告。1952年在这个基础上，营纸较顺利地实现了原有设计能力翻番，达到了年产4万吨的业绩，生产的快速顺利发展和社会及领导部门的重视，鼓舞了全厂职工，蒸煮工人不断努力，以逐步将蒸煮时间缩短到6小时。但是其它配套环节，如备木、洗选、漂、抄浆，水、电、汽等辅助设施要相适应，除不断从工艺上挖掘潜力外，还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增添一些必要的设施。但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盈利不能留用作为发展生产的基金，必须全部上缴，厂长添置固定资产的权力限在200元以内，有些电机等生产设备和钢材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的分配指标才能采购，这使进一步提高整个制浆能力，在财、物两方面都存在极大困难。营纸除了积极争取主管部门的少量“技措”拨款和动用部分大修基金用于技术改造外，还充分利用了申请调剂当时在抗美援朝前线的丹东造纸厂拆迁遗留的部分小锅炉及未完成投产的纸板机、电动机等残旧设备，修复安装利用，不断平衡生产能力，使总浆产量在1954年达到了6万吨，在较短时间内，在基本不依靠基建投资扩建的情况下，使一个厂变成了3个厂，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浆厂。

　　从提高产量到改进产品质量

　　在不断增产的过程中，曾经遇到用浆厂反映营纸的苇浆板比锦州厂和天津厂的苇浆板难以打浆，经初步试验比较，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但难于理解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我大量查阅各种有关文献资料，从TAPPI给我的会议论文集中，发现了一篇论纸浆的失水戊糖含量与打浆性能关系的论文，文中根据试验结果，得出了失水戊糖高有利于打浆的结论，这使我大受启发，我首先分析比较了营纸苇浆与兄弟厂苇浆所含失水戊糖是否有差别，结果发现确实要低一些。据此，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亚硫酸镁苇浆蒸煮过程的机理，发现了蒸煮酸液是影响纸浆失水戊糖含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有依据地优化工艺条件，不但提高了苇浆的失水戊糖含量，大大改善了打浆性能，还使制浆蒸煮得率由51%提高到56%，使各种消耗大幅下降，从而不断降低了制浆生产成本，1954年吨漂苇浆板的生产成本降到了240元，国家规定售价500元，当时年利润达到1000多万元，效益是非常突出的。1953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由梁成恭副局长亲自主持召开的造纸局第一次直属造纸企业技术报告会上，我系统地总结了营口纸厂亚硫酸镁苇浆蒸煮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做了“论亚硫酸镁法苇浆的蒸煮”的研究报告。这在当时普遍评价是一篇试验数据齐全，分析比较系统深入的技术论文，使到会的领导和代表都感到，一个企业能进行这样相当深入的科研工作是很难得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创造圆网造纸机的活动弧形板网槽

　　营口纸厂主要以生产商品漂白苇浆为主，造纸能力比较小。当时只有两台圆网单缸造纸机生产有光纸，但质量抓得很紧，技检科为了提高纸张匀度，曾在一段时间内以匀度不合格将全部产品评为不合格品，造纸车间生产工人只能拿70%的固定工资，而这实际上是纸机设备本身存在缺陷而且非操作上的缺点，工人无法从操作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使我们技术干部十分不安，力求在造纸设备上有所创新突破。以柴秉权工程师为首，研究对圆网槽实行大胆创新，研制出了活动弧形板式圆网槽，改造后，纸张匀度大为改进，全部合格。这种网槽后来还在全国得到较普遍推广采用。

　　营纸的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管理经验，引起了领导部门的普遍重视，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造纸局副局长梁成恭，部首席苏联专家法捷耶夫，营口市委第一书记邓仲儒多次到厂视察，并给予表扬鼓励。营纸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全国制浆生产能力的较快提高。

　　生产高速发展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与技术干部

　　我在营纸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营纸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总体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凝聚着全厂领导和职工的努力和智慧，也锻炼成长了一大批很有作为的管理和技术干部队伍，既有一批被提拔为厂内各级领导，也向营口市机关企业和全国造纸部门输送了大批管理与技术干部。1954年初厂长王大维同志被调往困难较多的开山屯造纸厂，我在1954年末被调往困难较多且基建任务很重的广州造纸厂，而陆续调往营口市内的干部则更多。

　　1953年，轻工部造纸局为推进造纸技术发展在辽宁金城造纸厂召开第一次全国造纸技术报告会，造纸局的梁成恭副局长主持这次会议。与会近百人中有造纸局及来自全国各大造纸厂的主要技术人员，会上由纸局总工程师和几个直属纸厂的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做技术报告。我是其中一位报告人，我的报告内容概括了在营口纸厂对亚硫酸镁法制浆蒸煮工艺改进实践和实验室研究成果，那时，我已将这些经验成果撰写成了《论亚硫酸镁法苇浆蒸煮》一文。由于这项研究与生产实践结合紧密，实验数据准确率高，配套完整，分析深入，在当时造纸科研工作仍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这个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在2002年出版的由原辽宁省造纸公司副经理周昭悟所著的《造纸生涯--周昭悟回忆录》一书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安东造纸厂举办技术讲座，外来学习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学习的内容是轻工业部造纸局余贻骥工程师1953年在第一届全国造纸技术报告会上发表的《论亚硫酸镁法芦苇蒸煮》，由金礼楫工程师主讲。这篇文章不仅技术上赋有新意，而且语句通顺流畅，精辟简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凡是看到他发表的论文我都认真阅读。我第一次见到余贻骥工程师是1959年，他从北京来女儿河造纸厂视察，现场参观后，嘱我们写一篇关于棉浆连续打浆的报道，此文由我撰写并发表在中国《造纸工业》1960年第1期。这是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余公系湖南人，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任营口造纸厂主任工程师，轻工业部造纸局生产技术处处长。”

　　周先生的记述对我个人虽属过誉，但也足见《论亚硫酸镁法苇浆蒸煮》这篇论文在当时对造纸界产生的影响。

　　组织主编了专业工具书《制浆造纸工作者手册》

　　在营口纸厂工作时，厂内造纸技术人员，大多都缺乏基本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当时国内也非常欠缺专业造纸书刊，大家都非常重视收集一些能接触到的对生产运行、试验研究、技改设计等方面的各种有关数据资料，并记录到自己的专用技术笔记本上，作为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应付实际工作需要的参考依据。人人都各有侧重，而且主要供自用，也不太愿意公开示人，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是唯一专门学过造纸，并拥有从美国带回的有实用价值的书刊和图表数据手册、专业标准等资料最多的人，我曾考虑组织编一本造纸实用手册，会比大家搞这种各自的技术笔记本内容更丰富更便利，但因一直实际工作忙而未能着手。说来也很特殊，竟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促成我下决心在营口造纸厂完成了这一心愿。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各企业都进行得很猛烈，开始厂内各部门每周都集中学习文件，进行自我检查和揭发检举贪污浪费人员，这在供销、财物管理部门几乎人人过关，检举揭发事实也多。在技术部门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因基本不接触财物管理，个人检讨也无非用过公用信纸信封写过家信等，但在批判检举别人时，却有人提出技术人员搞抄录技术小本，是搞应该批判的“技术私有”，而且对特别注意收集整理技术资料，个人技术笔记小本最多的技术员文明同志不但进行了猛烈批判，还到他家里进行“抄家”，抄出了十多本技术笔记本，作为搞“技术私有”的罪证。这种做法很不符合运动要求，受到企业运动领导的制止纠正，但却让我为此下决心组织编写一部为广大造纸专业工作者迫切需要的实用手册，公开发行，方便群众需求，也有利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这次“反知识私有”，也使我发现了可以协助我完成这一愿望的最佳助手--文明技术员。我与厂内几位工程师和技术员商量，他们都表示赞成，文明并表示愿拿出最大精力，协助我编好这本定名为《制浆造纸工作者手册》，大家都拿出各自的技术笔记本，更主要的是我从美国带回的全部技术资料，作为基本素材，分为15编进行系统编辑整理。在我离开营口时编审完成，当时还没有负责统一出版发行的出版社，1955年才由营口造纸厂自行组织出版发行，共印制32开的手册达1200余页的精装本2000册，不到半年即被急需专业实用资料的技术人员抢购一空，受到不少赞誉。我想，如果没有在“三反”运动中那番可笑的批判“知识私有”的闹剧的激励，我当时很可能不会在繁杂的企业工作中，下工夫为造纸界做出这一点小贡献。

　　回想起来，营口纸厂当时之所以能得以迅速发展，除领导和职工的艰苦努力、技术方面的创新进取精神外，当时学习应用苏联实行的超额奖励、计件工资制度、工人的定期考核制度，以及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选贤任能，奖功罚过的干部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我个人来说，1954年，在轻工部召开的全国造纸工业会议上就获得了造纸工业局颁发的500元特别技术工作奖，1954年初被营口市推选为辽宁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市委第一书记邓仲孺同志也在春节期间亲自到宿舍看望慰问，处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的亲切关怀和爱护鼓励，激励人人努力向上，形成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的伟大力量。我觉得这种力量，是可以创造大量人间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