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初入东北

　　10月初我在上海见到了尚未到任的辽宁制浆造纸公司总经理赵煦雍博士，他表示特别欢迎我与他立即一同前往东北。他新近受命去沈阳市组建辽宁制浆造纸公司，负责统一管理由经济部各接收专员分别接收的几个较大制浆造纸厂，它们分布在辽宁省的锦州、沈阳、营口、辽阳、安东各地。由于行程急促，还没有来得及回湖南探亲，就随同赵总经理及几位预定的公司骨干由上海经海路到天津。我们先去锦州考察当时设备最完好、规模较大，也是尚能正常生产的锦州造纸厂（即现在的金城造纸厂）。在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的王子造纸株式会社基本上以日制设备兴建该厂。他们利用厂区附近盘锦地区的芦苇以亚硫酸镁法生产苇浆，制造成凸版印刷纸及有光纸，年产设计制浆造纸能力为2万吨左右。日本投降以后，辽宁地区的大部分纸厂都先由国民政府经济部派人接收，锦州纸厂的接收委员是留美的化工教授丁嗣贤，主要接收专员为羌逢戍，原有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全部留用，维持了正常生产。新任总经理随即与其随行人员到沈阳组建了资委会辽宁制浆造纸公司，分别将原经济部接收的锦州、营口、沈阳、辽阳、安东各纸厂归入其直属管理。安东（即现丹东）有三个较大纸厂，其中按鸭绿江纸厂的规模是最有条件生产新闻纸的纸厂，而当时只有陈兆增等两位接收专员在该处负责，生产全部停工，需要首先派人加强领导管理，研究恢复生产的策略，安顿职工。因此派公司工务处长，留德造纸专家蔡海观兼任辽纸公司安东办事处主任，由我和羌逢戍协助，于1946年月12月前往安东。战后，安东市首先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接管，国民党军强占安东后，工厂主要职工携带一些主要设备撤离。我们到安东后，看到鸭绿江纸厂、六合成纸厂（主要生产文化用纸）、安东纸厂（主要生产卷烟纸）一片残破凄凉景象，人员不足设备不全，恢复生产极端困难，且解放军近在宽甸附近，随时可能进行反击，既然形势不安定，大家只能暂时观望，无法生产，我们将情况向辽纸公司报告。赵煦雍亲自到安东考察后，决定让蔡海观和陈兆增暂留安东照料留厂职工，而将我和羌逢戍调往辽阳造纸厂，任命羌逢戍为该厂厂长，由我协助将日本人尚未完工的辽阳纸板厂的纸板机建成投产。经过短时间的努力，该厂纸板机逐步投入正常运行，

　　任职营口造纸厂

　　公司于1947年3月间将我调任所属营口造纸厂任副厂长。

　　营口纸厂原为日本钟渊株式会社建的以利用盘锦地区芦苇为原料生产人造丝用浆的浆厂，主要制浆设备均为瑞典制造，原设计能力为年产人纤浆板2万吨，造纸仅有一台小杨克造纸机。辽宁制浆造纸公司成立后，营纸的原经济部接收委员，留美化学教授曹理卿，被任命为辽纸公司协理兼营口纸厂厂长。营口纸厂与锦州纸厂不同，日本投降后，该厂日本人已全部离厂返日，虽然设备尚属完整，但由于当时辽南地区局势不稳定，营口纸厂很不安定，只有一台杨克造纸机开动，利用日本人留下的库存苇浆板生产有光纸维持职工生活。作为负责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我对制浆部分仅仅进行了复产整理和组织，一直到营口解放，都未正式恢复生产。

　　据全国解放后从蒋振宝同志处了解到，中共当时在营口纸厂有一个地下党支部，5位成员都是在厂内任工程师或技术员的较年轻知识分子。当时和我接触较多的是支部书记沈勃（那时的名字是张予苓，负责工厂土建、维修管理工作）。他们的活动稳重隐蔽，给人的感觉都是为人正直，头脑清晰。后来沈勃由党组织安排到沈阳中长铁路局工作，临行与我辞行，依依惜别，沈勃同志离开营口后，由制浆科技术员蒋振宝同志接任支部书记。我最后一次从营口去沈阳辽纸公司报告工作，营口、沈阳间的交通要冲大石桥被解放，营沈交通阻断，公司即派我长留沈阳兼任公司工务处副处长，我在沈阳与沈勃仍有互访。我当时并不了解他的身份，但他是第一位与我有一定私交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可能是为了安全，他时常对我欲言又止，未对我作过直言引导和形势分析。

　　营口解放前，我一直留在沈阳公司，后被派往上海长期出差。辽沈战役前，公司通知我不要返回沈阳，留在上海待命。

　　难得的考察台湾纸业之旅

　　1947年末，国民政府资委会在南京召开所属台湾、天津及辽宁三个制浆造纸公司总经理参加的造纸工作会议，辽纸总经理赵煦雍当时无法离开沈阳，电告我由上海就近代表他到南京参加这个会。会议主要听取了台湾和天津两造纸公司的情况汇报，我主要报告了东北情况紧急，公司将根据资源委员会的指示行动。会后，台纸公司总经理谢惠（原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教授，留美博士），邀请我和天津公司总经理聂汤谷（留日博士）前往台湾，参观台纸公司各厂并浏览名胜。我们由上海乘机仅两个多小时到台北的基隆机场。当时台湾所有制浆造纸厂几乎全部在台纸公司的管理之下，因而我们得以参观全台各主要浆纸工厂。台纸公司派出一位协理全程陪同，我们首先参观了台北纸厂的罗东本厂和其宜兰分厂，该厂以木材为原料生产漂白亚硫酸盐纸浆、磨木浆，并生产新闻、印刷、生活等用纸，日产纸百余吨，可能是当时全国（包括东北）规模最大的造纸厂。随后我们又循台西沿海铁路南下，参观了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型纸厂，顺便走访了几个大型糖厂，浏览日月潭水库及其梯级水发电厂（为当时台湾的主要电力资源），还参观了战时被盟军完全炸毁的大型炼铝厂。

　　据告，笫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开始每天轰炸台湾的一些军工企业，直到炸毁了日月潭水电站的输变电设施以后，才停止了轰炸。因为几乎所有工厂都因缺电而被迫停了产。返回台北后，我们又参观了台北市附近较小的士林、北投等较小纸厂。据了解，由于台湾自然资源相当贫乏，当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量人力的投入。如修建嘉南大圳，极大地扩大了水浇可耕地（其功效约相当于四川的都江堰工程），全台四十多家糖厂共建有一千多公里的轻便铁道通向蔗田运甘蔗，并设有甘蔗研究所，不断研究改良蔗种，提高糖分含量。日月潭水库及其梯级水电站则提供了当时全台的主要电力资源。台湾之行使我看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与掠夺，但出于其自身需要，也投入了一定的技术与小量开发资金，促进了这一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经济小有发展。当时深信，大陆资源丰富，只要没有内战、社会安定，全力发展经济建设，适当利用国外技术与资金，大陆应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台期间，台纸公司最大的台北纸厂厂长林厥达，是我缅因大学老学长，他极力劝我留在台湾，并推荐我担任台北纸厂副厂长，协助他工作。他说，东北战火纷飞，哪能搞生产建设。我当时虽已亲身体会到东北实际无法开展工作的情况，但我是在为辽纸公司出差，哪能这样简单自行转换工作？只能婉谢他的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