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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明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天,蜀国的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励精图治,等待时机,准备再次进军魏国。

  在这一年的秋天。孙权部下有一个鄱阳郡的太守叫周鲂,他仿效当年的老将军黄盖使用诈降计,向魏国的扬州大都督曹休献上降书,并且要求曹休带兵来鄱阳接应。因为前一年韩当之子韩综举众投降是真,曹休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10万军队来攻打吴国,作为对周鲂的接应。他的部队走到了石亭(安徽潜山县东北),就遇到了陆逊的伏击,吃了陆逊的一个大亏,惨败而归。

  诸葛亮在汉中听说曹休在东线大败,估计魏国的防御重心会向东倾斜,雍、凉地区肯定兵力空虚,于是就计划发动第二次北伐,史称陈仓之役。

  于是,他再次上表刘禅,要求出兵。这就是后来的《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对比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基调,我们不难发现,两表所反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考虑到第一次北伐的失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会理解这一变化。首次北伐失利,使蜀汉统治集团中产生一种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又对后主产生影响,使他产生厌恶对魏作战,不思进取,但求苟安的想法。故而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也确实流露出对北伐前途的担心,但这是出于对一些人消极悲观,不思进取的想法的担忧。

  经过第一次北伐失利,诸葛亮对敌人的强大,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但他从未对北伐丧失信心,从未打算放弃过。后《出师表》以有力的事实批驳了悲观、消极的思想,以深沉的基调向蜀汉群臣敲响了警钟:不思进取,只会坐以待毙,只会葬送蜀汉的前途,葬送先帝扫除汉贼、兴复汉室的大业。最后,孔明再次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震撼人心的誓言表达了自己对北伐大业无比坚定的决心。

  于是,建兴六年冬天,诸葛亮率军出斜谷,发动陈仓之役。我们知道第一次北伐时赵云所率领的偏师就是号称要取道斜谷,进攻郿城。而这个陈仓就位于斜谷出口的咽喉要道,北面就是街亭,可以说陈仓是蜀国从东线伐魏的必经之路。

  把守陈仓的魏国大将郝昭,他根据陈仓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的特点,就采取固守待援的策略,拒不出兵,死守陈仓城。诸葛亮的部队围住陈仓,猛攻了20多天,仍未拿下。不久,魏国的援军曹真领兵赶到,于是双方陷入僵持。后来,诸葛亮的部队粮草将尽,只得退兵。魏军大将王双率部来追,中了孔明的埋伏,兵败被斩。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吴蜀两家在战前充分沟通协调,一起出兵攻打魏国,肯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可是话又说回来:一是周鲂诈降曹休之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人选定日期的;二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又没有电话、网络之类的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只不过是骑马而已。马再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事实上,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军情”是不可能的,驿递人员并不能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沟通的不便捷,造成了双方无法信息情报共享,也无法很好地协作出兵,东西呼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吴蜀联盟,虽然每每想同时采取攻势,却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在事发以后才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最后还是只能单打独斗,各自为战。

  总之,蜀军的第二次北伐仍然是无功而返。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大家都被罗贯中误导了。诸葛亮仅仅是“两出祁山”,他的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如果再严格一点,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

  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

  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

  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

  第四次,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

  最后两次的重要战役分别是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和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陈仓之役后,诸葛亮不甘心前两次的失败,又积极筹划出兵。建兴七年春天,他派将军陈式袭击了在祁山附近的武都郡和阴平郡。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是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境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氐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时没有这个建制,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就创设出这个雍州来。郭淮知道蜀军来犯,就整备军队,准备迎敌。但他没有料到,鼎鼎大名的诸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建威城(成县西北)。郭淮觉得自己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与其硬撑,不如主动撤退,以保存有生力量,就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

  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于是,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魏方看吴蜀两国屡次进犯,自己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忍不下这口气,就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以压制两国。这是一次空前的大攻势,魏国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些反攻的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取道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兵出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这三路同时进兵,为的是让诸葛亮首尾不能相顾。因为魏军兵多,只要一路牵制住蜀军主力,另两路就可趁机直捣汉中了。

  诸葛亮似乎早就预料到魏方猛烈的反扑了,为了保卫汉中,他在前一年的冬天,就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座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另一座叫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得到了魏方三路大军即将进犯的情报以后,并不打算待在汉、乐两城死守。因为,诸葛武侯深知防守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时机进行反攻,而不是为守而守。

  所以,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没有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赤坂(洋县之东20里),以便根据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将魏军各个击破。

  可是,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因为当时普降大雨,一连下了30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魏军无法进兵。于是,魏明帝曹睿只得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本来迫在眉睫的大战却在大雨中消弭于无形。

  造化弄人,这一年陕南的局势虽然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但在西边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却打得相当激烈。这就是北伐的第四次战役阳溪之役。是役,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淮,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只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以为魏延是坏人,他“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其实,大家都被罗贯中忽悠了,历史上的魏延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

  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军阶是“牙门将军”。当初刘备要回成都即位汉中王,将防守汉中的重任交给的不是三弟张飞,而恰恰就是这个魏延。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建兴五年,诸葛亮带了10万人来到汉中为北伐做准备时,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当时,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

  而这次阳溪之役的经过是魏延的部队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结果蜀军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取得了第四次北伐战役的胜利。

  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高。所以,魏延的爵位甚至比诸葛亮自己的“武乡侯”还高。由此可见,诸葛亮的胸襟是多么的宽广,他赏罚分明,举贤任能,丝毫不以自己的得失为意。

  前四次北伐,诸葛亮两胜两败,打了个平手。但在战略上,蜀汉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广大陇右地区还是掌握在魏国的手里,而占领陇右地区对蜀国的北伐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陇右地处关中与河西地区之间,占领陇右就是拿下了出兵河西的桥头堡;

  第二,自陇右进攻关中,具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而魏军自关中仰攻陇右则难度很大,将为今后攻占关中及整个中原占领一个重要的进攻基地;

  第三,陇右、河西历史上盛产名将,汉初的“飞将军”李广、魏国的悍将王双、郝昭等都是陇西人,所以占领此地可使蜀国补充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四,占有陇右可以屏蔽汉中的上游,保证蜀国的基本安全;

  第五,此地地广人稀,适于耕作,蜀军就地取粮既可省去运粮之苦,又可减少益州的经济负担。

  基于以上的战略价值的考虑,诸葛亮决定重整旗鼓,发动上邽战役,一举拿下陇右地区。可以说,上邽战役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本人也是郑重其事,为了全力以赴地准备与魏军决战,他把汉中以及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刘备的另一位托孤重臣李严和他的儿子负责。他任命李严的儿子为“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到汉中来,交给他2万士兵,让他留守汉中,因为原来执行防守任务的魏延仍要被带到前方去作战。这次,诸葛亮甚至把丞相府的政务都交给李严,可见他对李严的信任。

  除了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还有王平、高翔、吴班等久经沙场的名将。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大都督曹真,因为曹真生了玻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帐下也有几员大将:张郃、郭淮、费曜。

  首先发动攻势的是诸葛亮。他先率部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手中。司马懿也随之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不敢轻视,就留下王平继续攻打祁山,自己则带了主力部队,到上邽来迎战司马懿。司马懿得报后急忙留下费曜与4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号称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蜀军一个迎头痛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撤退。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留守的费曜部队。之后,诸葛亮并不停留,即刻向东,追击司马懿的主力。

  司马懿和他的部队,虽然撤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了。奇怪的是,司马懿仍然不敢与蜀军正面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据险死守。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就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取笑你的!”但即便如此,司马懿还是不肯出战。

  此时,张郃等魏国名将也实在受不了了,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为了避免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司马懿只得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拼,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分别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统率,把魏军分割成几段,然后以局部的优势兵力将之一一包围、歼灭。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5000套盔甲,3100张角弩,还有3000颗魏军官兵的首级。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应该均在5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10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其他的战略要地。带到上邽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部队的数量史书上并没有写清楚,但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诸葛亮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灵活运用战术,全歼对手,实在是值得后人敬佩的。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过多少接触。诸葛亮正准备让士卒们稍事休整,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陇右诸郡时,突然接到在汉中留守兼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的密报,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建议诸葛亮撤退。

  功败垂成!

  军队没有粮食可怎么打仗呢,诸葛亮只得在万分无奈中于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想趁火打劫,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上邽之役至此正式结束。蜀军仍然徒劳无功。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再怎么神机妙算,也算不到这次拖他后退的原来不是老天,而居然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

  诸葛亮撤回汉中以后,才知道老天虽然有过大雨,但军粮运输的难度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原来李严担心诸葛亮立下大功,风头盖过同为托孤大臣的自己,居然谎报军情,要求诸葛亮撤退。而且他在得到诸葛亮真的撤兵回师的消息之时,竟然耍赖。他一方面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又上表后主刘禅,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而只是“伪退”,以“诱贼与战”。

  弄明白事情的原委以后,诸葛亮气得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全部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铁证如山,李严只好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并且甘愿受罚。诸葛亮宽宏大量,念及李严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上表给后主:

  平(李严后改名为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乡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于是,刘禅就下令把李严的本兼各职都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他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祝

  但是对于李严的儿子李丰,诸葛亮不仅没有丝毫的怪罪,还继续委以重任。他把李丰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语重心长地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齐心协力,为兴复汉室而共同奋斗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途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如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意思是说坏事还可变为好事,失去了的仍可以追回来。

  后来,诸葛亮星落五丈原。李严在梓潼听到这个噩耗,十分伤感。因为除了羞愧难当以外,李严本来还盼望着诸葛丞相有朝一日能再次启用自己,给自己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现在他知道,除了宽宏大量、公私分明的诸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重用他的才能了。最终,李严激愤而亡。

  说话要分场合,场面上的人自然要说场面上的话。“公私分明”是一条在什么时候都很有效的游戏规则。所以,办公室里不能乱说话,即使说也要说公事,不要掺和私事,别人没兴趣会让你扫兴,别人有兴趣可能对你会更糟。

  先公后私的钟繇

  钟繇是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要干将。他不但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将才。

  有一年匈奴作乱,钟繇率军前往平定。袁绍的儿子袁尚派遣高干和钟繇的外甥郭援(当时郭援为袁尚所属,官河东太守)带兵支援匈奴。当时郭援兵多,钟繇就写信给西凉的马腾,申明大义,请他派兵共敌外侮。马腾被他所打动,就派儿子马超和部将庞德前来救援。

  再说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要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烈攻击,郭援大败,郭援本人也被庞德斩首。

  事后,庞德得知郭援竟然是钟繇的外甥,急忙向钟繇道歉,钟繇大哭道:“郭援虽然是我的外甥,但却首先是国贼啊!你又何必道歉呢?”

  大丈夫公私分明,不哭外甥则显钟繇无情,不赞庞德则显钟繇不明大义、心胸狭窄。于公于私,钟繇可谓公私分明的典范。

  龙华寺里的对联

  上海龙华古寺的斋堂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杨岐灯盏明千古”,下联是“宝寿生姜辣万年”。

  这副对联隐含着两则典故:上联讲的是唐时禅宗杨岐派的开山祖师——杨岐禅师的故事;下联讲的是唐时宝寿禅师的故事。

  杨岐禅师是个独生子,出家后,因母亲年事已高,不能从事劳作,又无人照顾,就接到寺院奉养,住方丈室之东。但出家人没有积蓄,难以供养老母三餐粥饭,但也不能用常住的财物奉养母亲,出于无奈,禅师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走廊的路灯底下借亮光编草鞋,换钱奉养母亲。

  一次,老母问禅师曰:“儿啊!你每天晚上在干什么?”

  禅师答曰:“在路灯下编草鞋,换钱养母啊!”

  老母一听此话,便呵斥道:“你真是一个不肖之子啊!你要知道那路灯是常住的公灯啊!是为黑夜中的行人照亮用的,而不是供你编草鞋用的。你怎么公私不分啊!你这样做真是有玷于宗亲啊!”

  杨岐禅师听了母亲的这番训斥后,心有所悟,想想也是。从那以后,他就备了两盏灯,分为上灯与下灯。做自己的私事时就用上灯,办公事时就用下灯。禅师公私分明,传为佳话。正因如此,禅师后来终于开创了杨岐一派,成为一代宗师,被后人尊为杨岐派的开山祖师。

  宝寿禅师曾经在五祖戒禅师的门下做过库头,即是现在所说的保管员。一天,五祖戒禅师染了风寒,有点不舒服,便令侍者去库房取生姜煎汤服。万万没想到被宝寿禅师拒之门外,并且呵斥说:“方丈和尚病了就了不起了,就可以随便乱用常住物医己之病了?请你禀白和尚,生病是自己的事,而生姜是常住的公共物,不能公私不分啊!拿钱来。”

  侍者回去如实禀知,五祖戒禅师一听此言,不但不怒,反而扪心自问,生大惭愧,忙叫侍者拿自己钱去买。

  五祖戒是当时的有名高僧,又为一寺之主,亦能如此谦虚接受手下的忠言,真是难能可贵。而宝寿禅师不顾地位之高下,一律平等。正因如此,宝寿禅师后来也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宗师。

  这副对联隐含的两个典故,都是赞扬唐朝两位高僧的品德的。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能做人天之师范,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深信因果,公私分明。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禅师的品德,便作了一副对联以作纪念,亦以此警告后人,传为佛教的佳话。

  大公无私的祁黄羊

  春秋时,晋平公有一次问祁黄羊说:“南阳县缺个县长,你看,应该派谁去当比较合适呢?”

  祁黄羊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叫解狐去最合适了。他一定能够胜任的!”

  平公惊奇地问他:“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呢!”

  祁黄羊说:“你只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你并没有问我解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呀!”

  于是,平公就派解狐到南阳县去上任了。解狐到任后。替那里的人办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称颂他。

  过了一些日子,平公又问祁黄羊说:“现在朝廷里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胜任这个职位呢?”

  祁黄羊说:“祁午能够胜任的。”

  平公又奇怪起来了,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你怎么推荐你的儿子,不怕别人讲闲话吗?”

  祁黄羊说:“你只问我谁可以胜任,所以我推荐了他;你并没问我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平公就派了祁午去做法官。祁午当上了法官,替人们办了许多好事,很受人们的欢迎与爱戴。

  孔子听到这两件事,十分称赞祁黄羊,说:“祁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拿才能做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心存偏见,便不推荐他;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怕人议论,便不推荐。像祁黄羊这样的人,才够得上说‘大公无私’啦!”

  靠两块钱进外企的女孩儿

  在一次招聘会上,某著名外企想招一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会计人员。

  在众多的应聘者中,有一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在面试一关即遭到了拒绝,但她并没有气馁,一再坚持。她对主考官说:“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参加完笔试。”主考官拗不过她,就答应了她的请求。结果,她通过了笔试,由人事经理亲自复试。

  人事经理对她颇有好感,因她的笔试成绩最好,不过,女孩的话让经理有些失望。她说自己没工作过,唯一的经验是在学校掌管过学生会财务。找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做财务会计不是他们的预期,经理决定收兵:“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面试,今天就到这里,如有消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女孩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经理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双手递给经理:“不管是否录取,都请给我打个电话。”

  经理从未见过这种情况,问:“你怎么知道我不给没有录用的人打电话?”

  “您刚才说有消息就打,那言下之意就是没录取就不打了。”

  经理微微一笑,心里觉得这女孩蛮聪明的,就又问:“如果你没被录取,我打电话,你想知道些什么呢?”“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在哪方面不够好,我好改进。”

  “那两块钱……”

  女孩微笑道:“给没有被录用的人打电话不属于公司的正常开支,所以由我付电话费,请您一定打。”经理也笑了,“请你把两块钱收回,我不会打电话了,我现在就通知你:你被录用了。”

  后来有人问这个经理:“仅凭两块钱就招了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经理说:“不是。这些面试细节反映了她作为财务人员具有良好的素质和人品,人品和素质有时比资历和经验更为重要。第一,她一开始便被拒绝,但却一再争取,说明她有坚毅的品格。财务是十分繁杂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做好的;第二,她能坦言自己没有工作经验,显示了一种诚信,这对搞财务工作尤为重要;第三,即使不被录取,也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评价,说明她有直面不足的勇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上进心。员工不可能把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完美,我们接受失误,却不能接受员工自满不前;第四,女孩自掏电话费,反映出她公私分明的良好品德,这更是财务工作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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