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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关键

  诸葛亮有一个庞大的僚属队伍,据统计如下:

  (一)蜀地人士,计二十八人。

  秦宓,广汉人,刘璋旧吏,新录用。

  张裔,蜀郡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杨洪,犍为人,受重用。

  杜微,梓潼人,新录用。

  杜琼,蜀郡人,受重用。

  尹默,梓潼人,受重用。

  谯周,巴西人,新录用。

  李恢,建宁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吕凯,永昌人,受重用。

  马忠,巴西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句扶,巴西人,受重用。

  张嶷,巴郡人,新录用。

  张翼,犍为人,受重用。

  杨戏,犍为人,新录用。

  何祗,蜀郡人,受重用。

  李邈,广汉人,刘璋旧吏,被提升。

  李邵,广汉人,新录用。

  王谋,广汉人,刘璋旧吏,被提升。

  何宗,蜀郡人,刘璋旧吏,受重用。

  马勋,巴西人,新录用。

  马齐,巴西人,新录用。

  姚铖,巴西人,新录用。

  李福,梓潼人,受重用。

  龚禄,巴西人,新录用。

  王士,广汉人,被提升。

  五梁,犍为人,新录用。

  文恭,梓潼人,新录用。

  柳伸,蜀郡人,新录用。

  (二)荆州人士,计二十八人。

  董厥,南阳人,新录用。

  马谡,襄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陈震,南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董允,南郡人,早年入蜀,新录用。

  廖立,武陵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李平,(原名李严),南阳人,刘璋旧吏归降,被提升。

  魏延,南阳人,随刘备入蜀,被提升。

  杨仪,襄阳人,归降刘备,被提升。

  霍戈,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向朗,襄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被提升。

  许慈,南阳人,早年入蜀,新录用。

  向宠,襄阳人,向朗之侄,受重用。

  来敏,南阳人,早年入蜀,被提升。

  蒋琬,零陵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邓芝,南阳人,早年入蜀,受重用。

  费祎,江夏人,早年入蜀,受重用。

  宗预,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新录用。

  廖化,南阳人,在荆州归顺刘备,受重用。

  胡济,南阳人,新录用。

  郭攸之,南阳人,受重用。

  董恢,襄阳人,受重用。

  杨颙,襄阳人,受重用。

  费观,江夏人,刘璋亲戚,被提升。

  赖雄,零陵人,荆楚宿士之后,新录用。

  输匡,寰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刘邕,南阳人,随刘备入蜀,受重用。

  吕义,南阳人,东州人士,被提升。

  王连,南阳人,东州集团人士,被提升。

  (三)其他人士,十人。

  刘琰,鲁国人,刘备亲戚,被提升。

  陈到,汝南人,刘备旧部,被提升。

  吴壹,陈留人,刘璋亲戚,被提升。

  吴班,吴壹同族,受重用。

  射援,扶风人,刘璋旧臣,新录用。

  姜维,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梁绪,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尹赏,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梁虔,天水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王平,巴西人,曹魏降将,受重用。

  诸葛亮选拔录用如此多的各地各部的人士,并且有不少人还被授以两位要职,这足以说明他重视人才,广任人才。

  由于诸葛亮对人才的重视,和他不讲资历、门第,破格用人,一批新人从下级官吏中脱颖而出。这在他辅政期间,其例是举不胜举的。

  蒋琬,字公琰,他少年时即以才德知名。随刘备入蜀,任广都(今必川双流)县长。蒋琬怀才不遇,感到委屈,便“众事不理,时又沉醉”。时常借酒消愁,懒于理事。刘备出巡察觉,大怒,准备治以重罪,诸葛亮深知这是用人不当造成的,便劝刘备收回成命,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诸葛亮认为,蒋琬是治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并不是那种只能治理百里小县的人;他施政以安定民心为本,不把表面装饰放在前面。经诸葛亮的请求,刘备只免了蒋琬的官,没有将他处死。

  不久,诸葛亮设立丞相府署,任用属官时,立即起用蒋琬。最初,他任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继而举茂才,拜参军。后又授以丞相府长史一职,加抚军将军,使蒋琬位居群僚之首。北伐期间,诸葛亮以蒋琬留守成都,统领丞相府事务,放手让他代替自己处理后方的各种事务。史称:“(诸葛)亮数外出,(蒋)琬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蒋琬在成都尽心尽职,保证了北伐蜀军所需的物资和兵源,显示出非凡的才能。经过多年的考察和培养,诸葛亮看到蒋琬是一个“托志忠雅,当与吾(诸葛亮)共赞王业”的贤才,临终时密表后主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向刘禅推荐,让蒋琬作自己的继承人,任丞相主持国事。

  诸葛亮临终时,向朝廷推荐了两任丞相继承人,除了蒋琬外,还有一位是费祎。费祎字文伟,原本是年幼官卑的新人,但“识悟过人”。诸葛亮发现他德才兼备,南征归来时,在众多的迎候臣僚中,“特命(费)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迎侯的百官的年龄和官位大多都在费祎之上,而诸葛亮只让费祎与他同乘一辆车,从此众人个个对费祎另眼相看。仅仅对年轻人表示器重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培养和使用。在费祎引起人注意之后,诸葛亮便对他一步步加以培养。“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费祎奉命出使到江东,在吴国君臣“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的舌战中,他“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始终不为对方的诘难所压倒。孙权不由得称赞说:“您是天下有美德的人,必定能成为蜀国朝廷的栋梁大臣,恐怕以后不会常来吴国了。”表示了对费祎才德的敬重,认为他将会成为蜀国重臣。费祎回蜀,果然升为侍中。诸葛亮北伐时,费祎先任参军,后升任中护军、司马等职。经过多年的培养和任用,费祎成为诸葛亮建议接替蒋琬主持国事的又一位贤才。

  没有人才,就如同做米饭没有米一样,要烧火没有炭一样,口渴的时候没有水一样。对善于成大事的人而言。人才就是一个宝库。因此,广揽人才,选贤任能,是成就事业的杰出人物的共同点。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诸葛亮不仅注重人才,敢于破格录用一批新人,而且还着意培养了一批新人。这就避免了在他死后出现后继无人的问题。蒋琬、费祎、姜维,就是诸葛亮启用的三位新秀,也是他一手培养的文、武方面的继承人。他们三人的成才过程,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和培养新人所花费的心血。

  人尽其才

  法正原本是刘璋的手下,因为不受重用,又被他的老乡控告品行不端,始终在官场上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常和好朋友张松互吐苦水,认为刘璋“不足与有为”,他们该找个机会“琵琶别抱”才对。

  刘璋统治益州,只想偏安一隅,害怕北方汉中的张鲁南侵,想结交外援以自壮,于是派张松到曹操那里打听消息。曹操才统一北方不久,正要南下打赤壁之战,志得意满,没有将张松放在眼里。张松一肚子火,回益州后,刚好曹操在赤壁惨败,张松趁机公报私仇,对刘璋痛陈曹操的强大与可恶,并说曹操如果并吞汉中,接下来势必会找益州开刀。这番说辞,把胆小怕事的刘璋吓坏了,连问怎么办。张松说:“刘备和您是同宗,又是曹操的死敌,加上善于用兵,若能请他来益州帮忙,十个曹操都不够看!”并推荐法正去见刘备。刘璋不知其中有诈,答应了,派法正和孟达带大量物资和四千名士兵送给刘备,当作“见面礼”。

  法正本来就不想再帮刘璋做事,这一趟远行,他决定为自己打算。到荆州后,他跟刘备和诸葛亮几次深谈,觉得自己有必要倒戈,于是对刘备输诚,将益州的所有秘密,包括重要物产、军事重地、交通要道等等,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劝刘备应该拿下益州。益州的重要性,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此时有法正、张松、孟达等人当内应,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刘备阵营岂有不答应之理?

  法正抱对大腿后,回去跟张松商量,联手积极运作刘备前来益州的事宜。刘璋手下许多人见状,大表反对,认为此举无疑是引狼入室。但刘璋是个判断力很差的领导人,眼前他只相信张松和法正的片面之言,满怀期待刘备的到来。《三国志》说刘备前来益州时“入境如归”。这四个字用得妙极了,刘备本来该是客人,却有宾至如归、反客为主的意味,这都是法正和张松的功劳。

  这两人原来的计划是法正到刘备阵营,张松留在刘璋身边,里应又可外合,不料事机提前败露,张松被刘璋杀了,双方正式撕破脸,展开大战。法正对益州很熟,又懂得各种战略与战术,甚至还针对刘璋的心理弱点,写信劝降。最后,刘备能以最少的损失打下益州,法正实在功不可没。刘备为了嘉许他,让他当蜀郡太守、扬武将军,不但是首都市长,还一跃成为刘备身边最可靠的“谋主”,也就是最高参谋长,地位凌驾在诸葛亮之上。

  诸葛亮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因此吃醋、嫉妒。他很清楚法正的优点在于“智术”“奇画策算”,而非人品。《三国志》说他们两人“好尚不同”,作风、性格都有很大差异,但仍“以公义相缺,能为大局着想,达到“互补”的效果。

  法正“不以德素称”,他的老乡说他品行不端,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当上大官后,开始滥用公权力,“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恩怨分明,恩仇必报。曾对他好的,他一定回报;曾对他坏的,他也一定讨回来。因此,成都一片肃杀之气,与他曾有过节的人都被宰了。有人看不下去,对诸葛亮说:“法正在成都实在太嚣张了,您应该告诉主公,以压抑他的作威作福。”诸葛亮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们主公窝在荆州时,内忧外患不断,北边有曹操,东边有孙权,家里还有一只母老虎。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法正的帮忙,主公是无法从牢笼里飞出来的。现在主公成功了,自然要好好报答法正,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诸葛亮说的那只母老虎,指的是嫁给刘备的孙夫人。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喜欢玩刀弄枪,手下有奴婢一百多人,随时随地都拿着武器待命。刘备每次去找她,“衷心常凛凛”。诸葛亮知道刘备很宠信法正,因此讲了这些话,帮法正开脱。

  诸葛亮会这样说,不无道理。自古以来,才能与德行兼备者实在寥寥可数。当太平盛世的时候,也许可以忍受有德无才的人治理天下;一旦遭逢乱世,领导人在招募人才时,德行的考虑便退居第二,能否有一技之长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手下都是一堆圣人,这个领导人恐怕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吧。早在刘备入主成都的前四年,曹操就曾下了一道诏令,里头谈到: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段话与诸葛亮的观点大同小异,重点在于最后两句:“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只要有才能,我就重用他,至于品德,先摆在一边吧。曹操特别举出齐桓公为例,认为人家可以成就霸业,是因为用了管仲这个有才无德的人,所以他也不想拘泥在才德兼优这个迷思里,而想要跳出来,唯才是用。

  在三国之前,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在兵荒马乱时。战国时代够乱吧,秦国重用范雎而占尽六国的便宜,尽管范雎本身的品德不佳,《史记》记录了几则他挟怨报复的故事,说他的个性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法正跟他简直如出一辙。战国之外,秦朝末年够乱吧,刘邦崛起后重用陈平,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帮刘邦摆平其他对手。但陈平本身的品德不佳,刘邦的多名老部属曾揭发这家伙的丑行恶迹,说他曾逼奸嫂嫂,又换过好几次老板,忠诚度不高,而且喜欢收贿赂,给他红包较大,他就对人家好,给他红包太小,他就找人家麻烦。这些人对刘邦说,陈平是个反反复复的“乱臣”,应该开除!刘邦听了,心里有点动摇,问魏无知意见。魏无知说出他的真知灼见:“我认为才能最重要,您大概认为品德重要。如果今天有个人的品德像圣人一样高尚,论才能却是个草包,您会重用这个人吗?眼前我们最需要的人,是能用来打败项羽,而不是他有没有逼奸嫂嫂,有没有受贿。”刘邦听了,恍然大悟。

  陈平的故事,后来成为一种另类的典范。曹操在发布上述命令后四年,又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过了三年又下令:“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连不仁不孝却有才能的人都可出头,天哪!曹操的话说得多露骨埃

  诸葛亮对法正的看法,显然是有理论基础的,值得我们斟酌。由于诸葛亮充分认识了法正的优点,往后法正对刘备的裨益很大。曹操打垮张鲁后,留下夏侯渊和张郃两员大将镇守汉中,法正建议刘备趁机攻打汉中。夏侯渊和张郃也是不好惹的角色,但刘备在法正的策划下,派黄忠击破敌军,杀了夏侯渊,顺利攻下汉中。曹操得知消息后,酸溜溜地说:“我就知道,刘备自己是想不出这些点子的,一定旁边有高人指点。”

  刘备自称汉中王后,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权位之高,仅次于担任丞相的诸葛亮。公元220年,法正逝世,享年四十五岁,刘备为此痛哭了好几天。两年后,刘备进攻东吴,兵败回白帝城,诸葛亮很感慨地说:“如果法正还在,就能劝阻主公这次没有意义的战事了。就算劝阻不了,只要他能跟去,主公也不会输得这么惨。”诸葛亮对法正的怀念溢于言表。

  有名气无才德的许靖

  诸葛亮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把每个人都摆在最适当的位置。以许靖来说,这位老先生根本是个投机分子,他一辈子换了好多老板,从董卓一直到刘璋,他的向心力都奇低无比,有多次开溜、落跑的记录。刘璋遭到刘备大军的围困时,他甚至想打开城门投降刘备,被发现了,刘璋认为当时情势紧张,暂时没杀他。刘备攻下成都后,很看不起许靖,法正出来说话,他的说辞也很妙:“天底下有一种虚有其表而无其实的人,例如许靖。但主公正要开始创业,不能不注意天下人的看法。许靖虽然名不副实,但世人不知,都以为他很了不起,主公如果轻慢他了,大家就会以为主公没有礼贤下士的眼光与胸襟,以后就不来投靠了。不如将许靖拿来当样板,展示给天下人看。”诸葛亮的看法与法正类似,对许靖也礼数周到,尽管打从心里看不起这家伙。

  许靖到底有何本领能“虚有其表”呢?根据《三国志》的说法,他“爱乐人物”,与人为善,广结善缘,人缘奇佳,此其一。他“诱纳后进”,对于晚辈和年轻人多有提拔,此其二。“清谈不倦”,此其三。关于“清谈”的意义,后人多有误解,甚至有“清谈误国”的讹传,这是有待澄清的。今人唐翼明的《魏晋清谈》是这类论著中的权威,可参看。唐氏对清谈的定义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话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许靖既然精通这种当时贵族热衷的“学术社交活动”,当然会受到极大的敬重。为了拿许靖当礼贤下士的招牌,刘备封他为太傅、司徒等职,以示尊重。他也很长寿,活了七十多岁。

  老板的老部属——糜竺、简雍、伊籍

  糜竺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大商人,家里有上万个仆人,有数亿资产。东汉末年,兵荒马乱,任何有投资眼光的人,难免会想做点政治投资,糜竺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在徐州牧陶谦底下做事,陶谦死前,派他去迎接刘备。刘备当时只是个落魄的小军阀,没啥本钱,而且常常挨打,有时甚至连老婆儿子都被抓走。但糜竺是很厉害的生意人,他在刘备最低潮的时候加以赞助、押宝,双手奉上自己的妹妹和全部家产,使得刘备能东山再起。

  春秋时代,孔子能顺利周游列国,是因为有个“比尔·盖茨”级的徒弟子贡全额赞助。糜竺对刘备的帮助,相对于子贡对孔子,刘备对他当然感激莫名,以后有什么好处,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投资人”。平定益州后,糜竺升任安汉将军,且位阶跟诸葛亮一样崇高。但和许靖一样,糜竺只是个招牌人物而己,他的职位纯属酬庸性质,并无实权。《三国志》说他“雍容敦雅,而干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未尝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言下之意,他是个好人没错,可是除了做生意,并没有特殊才能,刘备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对他礼遇有加,看来糜竺真是押对宝了。诸葛亮面对这个位阶与他等高的人,并无任何嫉妒或排挤之意,他知道糜竺的“功能”与“象征意义”,是他诸葛亮无法取代的,两人相处也很融洽。

  糜竺受到优渥的礼遇,他的弟弟糜芳就倒霉多了,不仅没能跟着到益州享福,还得待在荆州跟关羽斗气。糜芳名义上是南郡太守,和襄阳太守关羽平起平坐,事实上等于关羽的手下,一天到晚被碎碎念,被嫌东嫌西。关羽北伐曹操时,糜芳趁机在后方扯后腿,延误物资的补给,关羽火大了,威胁要用军法办他。糜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投降孙权,坐视东吴搞死关羽。

  糜芳将事情闹得这么严重,当人家哥哥的糜竺,急忙向刘备请罪。刘备虽在气头上,仍很有风度地安慰糜竺,认为“兄弟罪不相及”,对他依旧很好。但糜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关羽,一年多后就发病而死了。

  简雍是刘备的老同乡,很早就跟随刘备了,是老部属。他和糜竺、孙乾都是清谈的高手,口才不错,有时会担任使者的工作,满称职的。他也经常用滑稽、搞笑的方式劝谏刘备。有次他跟随刘备出巡,刘备看到有户人家藏有酿酒的工具,大怒,要移送法办。当时蜀国的法律规定,天气干旱时要禁酒,酿酒的人有罪。简雍见状,随手以路过的一对男女为例,说:“这两个人想通奸,为何不抓起来法办?”刘备问:“你怎么知道他们要通奸?”简雍说:“他们有用来通奸的‘工具’,跟这户人家有酿酒的工具一样。”刘备一听大笑,知道简雍的意思,于是放了持有酿具的人家。

  简雍“性简傲迭宕”,跟刘备同席时,常常坐没坐相,或躺或趴,“威仪不肃”,只在意自己舒不舒服。更扯的是,有时诸葛亮刚离开,他便把身体伸展到诸葛亮的位置上。诸葛亮知道简雍是刘备的老班底,口才好,又能用搞笑的方式劝谏刘备,因此很敬重他,处处忍受、退让。

  伊籍原本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死后,他改投刘备麾下,一路追随到益州。他是个很有“才辩”的人,出使东吴,不辱使命,连孙权都很赞叹。伊籍在刘备的团队中,不是摆着好看的,他有真才实学。诸葛亮要制定蜀国的典章、法律制度时,慧眼独具,找他一起编撰《蜀科》。这种工作难度很高,尤其在典章、考试制度中,考绩之法可能是最复杂的,在三国时代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好的考绩制度可让公务人员发挥最大的效率。我们喜欢嘲笑公务员是“米虫”,那是因为现在的考绩方式是以年资计算,换言之,干得越久职等越高、薪水越多,完全不讲究实质的效率问题。《蜀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从当日蜀国公务人员的超高水平表现,可以知道这套制度有多好,制定者伊籍等人的能耐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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