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智慧

挥泪斩马谡

　　古人有诗云：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

　　孔明第一次出祁山伐魏，派马谡守街亭，结果因马谡违反指示、恃才刚愎自用，不听部属劝告将大军驻守山上导致全军大败，使孔明大军撤守。虽然孔明对马谡视如己出，但仍依军令将他处斩，这也是三国中极有名的一段——挥泪斩马谡：

　　孔明回到汉中，计点军士，只少赵云、邓芝，心中非常担心，但命关兴、张苞，各引一军前去接应。二人正欲起身，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向道：“我命你同马谡守街亭，你为什么不谏阻他，致使失事？”王平道：“我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参军大怒不从，我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我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我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我奋死杀出。回到营寨，早被魏兵占了。想去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收回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军，以此心疑。登高一看，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我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兵合一处。我恐失掉阳平关，因此急来回守。不是我没有谏阻。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

　　马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道：“你自幼饱读兵书，熟谙兵法。我累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军的根本。你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你若早听王平之言，怎么会有这场灾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都是你的过错！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你现在犯了军法，就不要怨我了。你死之后，你的家小，我按月给与禄粮，你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首。马谡泣道：“丞相视我如子，我以丞相为父。我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我虽死也无恨于九泉！”说完大哭不止。孔明挥泪道：“我与你义同兄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参军蒋琬自成都来到这儿，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道：“昔日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吗？”孔明流涕而答道：“昔日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执法严明。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合当斩之。”一会儿，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道：“今幼常获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痛哭？”孔明道：“我不是为马谡而哭。我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我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的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马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亮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故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感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派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诸葛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谁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置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任何组织要良性运行，都必须有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落实到措施上，就是赏和罚，说通俗了，就是胡萝卜和大棒。胡萝卜和大棒这两种工具用好了，能起到很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用不好，则适得其反，不仅人们不欢迎的大棒如此，就是人人愿意得到的胡萝卜也是如此。这就要求胡萝卜和大棒的使用要有些原则，那就是信赏必罚、赏罚分明、赏罚得当。

　　信赏必罚，是说赏罚要言出必行，说过的就要做到。如果事前许诺的奖赏不能兑现，或者规定的惩罚未能执行，就必然影响赏罚制度的信用，损害企业和领导人的形象，不仅不能起到激励、警示作用，消极影响也将会十分明显——该奖未奖的将不再努力，甚至甩手不干；该罚未罚的将心存侥幸，甚至肆无忌惮。

　　赏罚分明，是说无论是赏是罚，都要旗帜鲜明，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赏罚都要放到桌面上来，结果要明确公布，对于同一个团队或同一个人，不能搞什么将功补过，功是功、过是过。功要奖，过还是要罚。只有赏罚分明，才能起到示范作用。

　　赏罚得当，是指尺度问题。赏罚固然是对当事人功过的报偿和惩罚，但作用绝不仅止于此。就组织而言，都期望赏罚成为一种机制。除了作用于已然的事实，也作用于未然的行为，也就是对当事者本人和其他人都能起到激励或警示作用。有没有作用，就是一个衡量当与不当的尺度。这个尺度的把握是比较微妙的，但这种微妙却不能成为随意行事的借口。一般来说，得当与否，应该是制度、规定说了算，应当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如果有问题，也应该是修订制度或规定，而不是修改具体的赏罚措施。

　　前车之鉴，冷冻姜维

　　马谡虽然死了，诸葛亮在首次北伐时，却有意外的收获，即姜维来归。姜维当时二十七岁，会来投降蜀军，实在有点阴错阳差。前面说过，诸葛亮初次北伐时，吓坏了魏国上下，魏国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自动起兵响应。姜维是天水冀县人，当时在天水郡做小官，随太守马遵出巡。马遵听说自己的辖区反了，便疑神疑鬼，觉得姜维可能也是蜀国的奸细，于是丢下姜维，自己趁夜溜到上邽。姜维追去，被上邽守军拒绝，他只好回冀县。没想到冀县也不让他进城，他走投无路，最后投奔诸葛亮。诸葛亮对姜维做过一番调查和测试后，大感兴奋，写信给人在成都的蒋琬和张裔，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伯约是姜维的字，永南是李邵的字，季常是马良的字。李邵是何等人物，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诸葛亮曾聘用他为西曹掾，大概也是诸葛亮极为赏识的人，否则也不会与马良并列。诸葛亮称赞姜维的能力在马良之上，这可是极高的赞誉。此外，在信中还吩咐说：“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显然想有计划地栽培他成为蜀国大将。又说：“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不但充分肯定了姜维的军事才能与潜力，而且已分析出他的忠诚度没问题，栽培成功后，可推荐给刘禅任用。诸葛亮才与姜维相处不久，就得出这么多正面的结论。他刚忍痛杀了旧徒弟马谡，又收了新徒弟姜维，未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埃

　　有了马谡的前车之鉴，收了新徒弟的诸葛亮不敢大意，决定慢慢栽培姜维，急不得。除了先教他兵法之外，只让他当“仓曹掾”的小官兼空头衔“奉义将军”，跟在自己身边见习。往后的六年之中，姜维虽然升任中监军征西将军，诸葛亮仍不轻易让他抛头露面、独当一面，这都是因为挥泪斩马谡的过往造成的投鼠忌器效应。姜维很听话，默默跟在诸葛亮身边学习，没有任何怨言。

　　公元234年，诸葛亮五十四岁，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而姜维三十三岁，当然也跟去。诸葛亮常对姜维有机会就教育，让他快速成长。这一次途中，诸葛亮见对手司马懿死守不出，便派人拿女人的衣服去嘲笑司马懿，司马懿不予理会，但他底下的人愤恨不平，急着出战。司马懿见压不住了，于是飞书请示皇帝，皇帝派辛毗来宣示不准出战的旨意。诸葛亮问姜维的看法，姜维说：“辛毗一来，司马懿就不会出来应战。”诸葛亮说：“你搞错了，司马懿原本就不想出战，他只是想借皇帝的命令来压制手下出战的意念罢了。”姜维这时还正年轻，对于许多人性的尔虞我诈还不清楚，需要诸葛亮不时加以点破。

　　诸葛亮虽然如此器重姜维，但临终前并没有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反而对刘禅的使者李福提示蒋琬，蒋琬之后则是费祎。费祎之后呢？诸葛亮竟然笑而不答！这太奇怪了，对姜维而言，他二十七岁时遇到诸葛亮，尽得孔明真传，照理说是少年得志，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临死前做了许多交代，却没有把姜维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反而是看中蒋琬和费祎的治国守城的能力，把今后国家大权都交给了两位稳重的大臣，实在令人困惑。诸葛亮毕生的志业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北伐中原，恢复汉室，以报刘备知遇之恩。从他的两篇《出师表》和他晚年连年用兵的情况来看，便知道他对心中这个久悬的梦想，有着多么急切的盼望，深恐时不我与。他在《前出师表》一文说：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在《后出师表》中又说：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清楚看到诸葛亮的内心世界：他当然知道以他的能力，以蜀国的国力，是很难北伐成功的，但他还是要做，为什么？为了使命感，为了复兴汉室，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坚定反对偏安的局面！他的意思这么明显了，在他死后，还有谁能继承这个遗志呢？环顾当时的蜀汉，老将凋零，新枝青黄未接，除了姜维，还有谁能担负如此重任？而诸葛亮心中的名单只有蒋琬和费祎，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除非，我们从诸葛亮的个性来考虑。他生平处事慎重，不打没把握的仗，因此，在临终之前，内心必定经过一番挣扎：一方面思索姜维当他接班人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姜维才能完成他的心愿；但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姜维只是个三十三岁的毛头小子，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会不会干下什么冲动的事情来，反而坏了大事，那就功亏一篑了。马谡的教训，一定不时浮现在他脑海，要他谨慎！基于慎重其事的个人行事风格，诸葛亮最后还是决定：让姜维多磨练几年，多沉寂一段时日。唯有这样解释，才能对诸葛亮的决定有一些体会。换成是你我或任何人，这也会是个很大的难题吧。

　　诸葛亮死前，对撤军的事情做了一番交代。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让魏延压阵，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听调度，则由姜维压阵。蜀军当时面对的敌人已经不是张郃，而是比张郃强上数倍的司马懿。司马懿的智谋与诸葛亮相当，诸葛亮居然派出三十三岁的姜维压阵，要与司马懿的追兵斗智！这也是很大胆的调度吧，如果姜维没搞好，蜀国全军覆没不说，还有可能让司马懿长驱直入，蜀国不就亡国在即了？

　　这个决定是很矛盾的。如果诸葛亮真的信任姜维能够抗衡司马懿，为何不将蜀国军政大权分一些给姜维？如果诸葛亮因为疑虑姜维能力、经验不足，会将蜀国弄垮，又为何要让他压阵呢？当时蜀军中仍有充满经验的老将，如王平等人，也足以托付压阵的重责大任埃

　　这种错乱、矛盾的做法，似乎更可看出诸葛亮心中的煎熬、挣扎。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前提必须是在思虑清楚的时候。如果回光返照、脑袋不清，做出来的决定往往会有害大局，不知道诸葛亮在临终前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