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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击破

  看起来十分强大的敌人被诸葛亮化于无形之中,这里他使用了“各个击破”的计谋。但各个击破的前提是了解每一个对手。诸葛亮对五路兵马有全面的了解,比如蛮兵的多疑、羌人的敬马超如神、东吴的首鼠两端、孟达的叛将心理、曹真进兵的天然障碍等,进而对症下药,所以能“药到病除”。这里应该说还有一个知己知彼的战略素养的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这个智谋故事是这样的:

  曹丕得知刘备已死,大喜道:“刘备已经死了,我没什么可担忧的了。何不乘其国中无主,起兵攻打?”贾诩谏说:“刘备虽亡,必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必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仓促攻伐。”正言间,忽一人从班部中奋然而出说:“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大家一看,正是司马懿。曹丕大喜,便向司马懿问计。司马懿说:“若只起中国之兵,极难取胜。须用五路大兵,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然后可图。”曹丕问哪五路,司马懿说:“可修书一封,差使往辽东鲜卑国,见国王轲比能,赂以金帛,令起辽西羌兵十万,先从旱路取西平关,此一路也。再修书遣使,直入南蛮,见蛮王孟获,令起兵十万,攻打益州、永昌、牂舸、越焦四郡,以击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再遣使入吴修好,许以割地,令孙权起兵十万,攻两川峡口,径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至降将孟达处,起上庸兵十万,西攻汉中,此四路也。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提兵十万,由京兆径出阳平关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兵五十万,五路并进,诸葛亮便有吕望之才,安能当此乎?”曹丕大喜,随即密遣能言官四员为使前去。又命曹真为大都督,领兵十万,径取阳平关。

  刘禅得报,召孔明议事,丞相府的人说孔明有病无法出门。刘禅又令大臣董允、杜琼到丞相府拜见,也被挡在门外。

  孔明连日不出,大臣们都慌了。杜琼奏请刘禅亲自前往丞相府问计,刘禅只好亲自去见孔明。

  后主车驾亲至相府。门吏见圣驾到,慌忙拜伏于地而迎。后主问道:“丞相在何处?”门吏说:“不知在何处。只有丞相钧旨,让我等挡住百官,不许进入。”后主便下车步行,独进第三重门,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后主在后站了半天,说:“丞相可好?”孔明回头一看,见是后主,慌忙弃杖,拜伏于地说:“臣该万死!”后主扶起,问道:“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缘何不肯出府议事?”孔明大笑,扶后主入内室坐定,奏道:“五路兵至,我怎能不知道,我并不是在看鱼,而是在想对策。”后主说:“你说怎么办?”孔明说:“羌王轲比能,蛮王孟获,反将孟达,魏将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只有孙权这一路兵,臣已有退敌之计,但须一能言之人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担忧呢?”

  后主听罢,又惊又喜,说道:“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愿闻退兵之策。”孔明说:“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众官员,皆不晓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漏于人?老臣先知西番国王轲比能,引兵犯西平关,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马超为神威天将军,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驰檄,令马超紧守西平关,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又南蛮孟获,兵犯四郡,臣亦飞檄遣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为疑兵之计,蛮兵惟凭勇力,其心多疑,若见疑兵,必不敢进,此一路又不足忧矣。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孟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时,留李严守永安宫,臣已作一书,只做李严亲笔,令人送与孟达,孟达必然推病不出,以慢军心,此一路又不足忧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阳平关,此地险峻,可以保守,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隘,并不出战,曹真若见我军不出,不久必会自退。此四路兵俱不足忧。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调关兴、张苞二将,各引兵三万,屯于紧要之处,为各路救应。此数处调遣之事,皆不曾经由成都,故无人知觉。只有东吴这一路兵,未必便动,如见四路兵胜,川中危急,必来相攻;若四路不济,安肯动乎?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侵吴之怨,必不肯从其言。虽然如此,须用一舌辩之士,径往东吴,以利害说之,则先退东吴;其四路之兵,何足忧乎?但未得说吴之人,臣故踌躇。何劳陛下圣驾来临?”后主说:“太后亦欲来见相父。今朕闻相父之言,如梦初觉。复何忧哉!”

  孔明送刘禅出府时,见户部尚书邓芝极有口才,有见解,便奏报刘禅派邓芝去东吴退兵。

  孙权接获曹丕要他出兵的信,向陆逊求计。陆逊建议先视其他几路兵马的情况再定。

  孙权正要召集众将再议攻蜀之事,人报蜀使邓芝到。张昭提议,架一口油锅吓吓他,看他如何应对。

  邓芝见吴兵架油锅迎他,大笑吴王无器量,并要跳油锅以表示决心。孙权才将邓芝请入,以上宾对待。

  孙权被邓芝说服,派中郎将张温入川与蜀国和好。刘禅依孔明的意见,对张温真心相待。

  蜀国名士秦宓见张温傲慢,便乘酒装醉闯席,与张温辩论。张温辞穷理屈,才知蜀国人才众多,不可小看。回吴后便劝吴王与蜀国联合抗曹。

  曹丕见吴、蜀联合抗魏,欲先下手为强,亲率三十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吴国。

  孙权一面派人将这一情况告知孔明,请蜀国发兵相助,一面令徐盛率大军迎敌。

  魏兵直抵长江,曹丕坐在龙舟中,遥望江南,却不见一人,心里大感疑惑。第二天早上再看,却见江南营寨密密层层,刀枪像树林一般,一连几百里。曹丕不知这是东吴徐盛设的假城假兵,心下为之胆怯。

  这时探马来报说,赵云出兵阳平关直取长安。曹丕急忙传令回军。徐盛令军士将江边芦苇灌油点火,火乘风势,将曹军船只全部烧毁。

  曹丕忙下船登岸,又遇丁奉、孙韶领兵杀来,魏兵大败,退回许都。张辽被丁奉一箭射中腰部,回许都后便死了。

  诸葛亮杜门谢客,托病不出,经过具体的分析,了解敌人每路将领的才能、特点、心理以及他们内外部的种种关系,还有各路的地形地利,然后派遣不同的将领,采用不同的对策和措施,兵不血刃而化险为夷。

  这一战例说明,只有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找出针对性最强、最有成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不去研究各个事物的特殊性,满足于一般了解,停留在泛泛分析上,就找不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把事情弄坏。

  企业在战略决策之前,首先要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掌握与决策有关的情报信息。比如企业外部的环境:资源供应者的情况,顾客用户的情况,与本企业争夺供应者和顾客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本企业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既有自然的、经济的、技术的、产品本身的,又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再如企业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企业的各种经营资源,诸如人力、物力、财力、自然条件、信息获取能力、技术专利的多少、商品信誉的好坏等。其次,要对掌握的情报信息进行比较加工,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深入具体的动态分析,弄清外部因素的可能变化,这些变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企业职工的精神面貌和士气,企业实际能够发挥出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销售能力、管理水平,各种因素的主次关系以及互相间的联系和作用的方式、强度、时间,从而在整体和动态中清晰地了解决策背景,准确地预测未来。

  重视决策前的信息收集和系统分析,是国内外一切企业成功的共同规律。

  挑拨离间黎元洪篡大权

  1912年2月,在武昌发生了群英会事变,黎元洪独揽大权的机会到了。

  在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和以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团体。他们之间的矛盾为黎元洪所利用。

  孙武是军政府的军务部长,他掌握着实权。蒋翊武是副部长,权力不大。孙武与黎元洪相互勾结,排挤文学社的革命党人。蒋翊武的文学社则拥戴黄兴。

  除了孙武、蒋翊武外,军政府内还有张振武,他也担任着军政府军务部的副部长。孙武和张振武虽同为共进会会员,但二人意见相左,势同水火。

  孙武平时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共进会内的人对他也非常反感。黎元洪趁机挑拨孙武与其他革命党人的关系。凡有大家不满意的事,黎元洪都把责任推到孙武身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众人的不满情绪集中到孙武头上,挑起孙武与其对立派的斗争,待矛盾激化后,自己再以公正者的身份出现收拾残局,使矛盾双方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自己乘机独揽大权。

  倒孙的群英会事变,由共进会员黄申芳发起。群英会原是武昌起义建立的会党性质的反清团体,以后加入了共进会。

  1912年2月27日晚10时,碧血团(伤兵团体)、将校团(由起义老兵组成)、教导团(四川返鄂之原四十一标)、学生军等,以黄申芳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四镇统制邓小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也在驱逐之列。

  参与起事的人,均佩带群英会徽章,手持白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字样,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孙武与亲信等逃避汉口。在混乱中,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于当夜为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被释放。

  次日,黄申芳查抄了孙武在武昌的寓所。

  28日,孙武在汉口发表退职宣言,辞职后寓居汉口。

  孙武退职,他的亲信邓玉麟、高尚志等亦退职,武汉军政府内缺少了一个可以与黎元洪相抗衡的人物,黎元洪得以独揽大权。黎元洪立即将妨碍自己掌握大权的军务部改为军务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也被去职,改任毫无权力的督府顾问。同时,又改组了军法处,使军法处成了黎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

  在改组军务处的同时,黎元洪又撤销了原总监察,改为纠察处。纠察处制度实行未及半月,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规定纠察院总共仅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1000人全部遣散。

  在军队中,第二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统制高尚志、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去职。

  其他各部,内务部长杨时、教育部长苏成章和副部长查光佛、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都被撤职。

  黎元洪乘机安插上他的心腹、爪牙。一时间,文人、政客、旧官僚、旧军官等反革命分子纷纷进入军政府。

  黎元洪终于掌握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加紧投靠袁世凯,出卖革命,屠杀革命志士了。

  群英会事变,被当时武汉革命党人称为“二次革命”,最初拟定的革命对象是驱逐黎元洪,改组军政府,以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由于对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仅仅把矛头指向孙武,而未挖掘根本的东西,事变的结果使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而黎元洪则坐收渔人之利。

  1912年7月,黎元洪为进一步夺取革命权力,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随后,取消了军政府,设立了民政府,民政府设内务、外务、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七个司。其中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四个司的司长是由革命党人担任。但实行了仅一个月,上述四位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被完全排除出民政府,至此,黎元洪全面篡夺了湖北军政大权。

  蒋介石下野观虎斗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北迁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自称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另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政府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则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宣布撤销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武汉方面准备组织“东征军”讨伐南京政府,逼蒋下台。南京政府内部的新桂系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同样逼蒋下台。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决定下野。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上海。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他的“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意味着他退出政治舞台。对蒋来说,下野是他采用的以退为进、隔岸观火的政治谋略。他要避开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对他的攻击和新桂系对他的逼迫。他要等待时机,静观三大派的明争暗斗,在适当的时候东山再起。

  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有四派:一是西山会议派,二是汪精卫派,三是蒋介石派,四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蒋介石不辞职,其他三派都反对他,现在蒋介石急流勇退,处于超然的地位,三派就会火并,蒋介石就可以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等待三派闹得不可开交时,再以公正者的面目出现,来收拾残局。

  以后发展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不再“东征”。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派、南京政府暂时“统一”起来。9月份,三方协商在南京成立了一个32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本想逼蒋下台后,自己独揽大权,结果,由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起来对付汪精卫,使得他的正统地位被否决,汪精卫只当了特别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

  没有得到权力,汪精卫十分气愤。9月18日成立特委会,21日他就跑回武汉,与拥有重兵的唐生智合作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政府令汪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服从统一,武汉方面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李宗仁的新桂系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看到双方交兵火并,蒋介石非常高兴。火已烧起来,但他认为还不够大,还不是他出山的时机,于是就到日本去了。

  汪精卫看到唐生智失败,就跑到了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广州政府。

  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国。

  处在危难中的汪精卫,在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合作。从逼蒋下台到与蒋合作,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就是利用蒋介石对付李宗仁的新桂系。桂系怕汪、蒋联合,。也积极向蒋介石伸出友好之手,建议南京政府、广州政府与蒋介石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于蒋介石下野,造成国民党内部混乱,张作霖向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发动攻势,冯、阎压力很大,都呼吁请蒋尽快复职。

  这样,蒋介石一下子成了各方面势力都需要的“大好人”,除西山会议派不买他的账以外,国内各派都讨好他。无形中西山会议派被孤立了起来,于是,蒋介石就一手策划了整倒西山会议派的行动。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死10人,伤20余人,凶手逃走,事后各地发起所谓声讨“一一二二惨案”罪首的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葛建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建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事实上,这起惨案是由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

  经过这个事件,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桂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桂系南京政府、汪系广州政府和西山会议派参加。三派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汪精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急忙对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

  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就这样,蒋介石又登上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为蒋介石上台出了力,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而以好意“劝告”逼迫他离开上海。汪精卫没办法,只得亡命法国,这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的。

  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以退为进,使国内三派互相拆台,甚至动武,这样他就能够各个击破,进而坐收渔人之利,不仅使他重登政治舞台,而且赶走了汪精卫,可以说老谋深算,狠毒狡猾。

  林肯律师的著名一战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也曾是著名的演讲家、律师。

  有一次,林肯得知他的已故朋友阿姆斯特朗之子小阿姆斯特朗被控涉嫌杀人,而且已被初步认定有罪。林肯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本性,确信他绝不会做出图财害命之事。于是,林肯决定帮助小阿姆斯特朗打官司,讨个清白。

  林肯走访了他的当事人及许多证人,他更加坚信这是一件冤案。林肯到法院查阅了全部有关案卷,他以一个律师特有的敏锐对案件的疑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向法院提出了复审的要求。

  法庭审理开始了,全案的焦点集中于控方的一位证人福尔逊,是他发誓作证说自己在月光下清楚地目击了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射击死者。林肯征得法官同意,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开始了与福尔逊的交锋。

  林肯问道:“你发誓你看清楚凶手是小阿姆斯特朗?”“我发誓是他。”

  “你说当时你在草堆后面,阿姆斯特朗在一棵大树后面,也就是说你们相距有二三十米远,你能保证你看清楚了吗?”

  “我保证。因为当时月光很亮,在二三十米远内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肯定不是从衣着、身影等方面判断的吗?”

  “不是的,我肯定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因为月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

  “你肯定是在11点钟吗?”

  “当然,我回屋时看了时钟,当时是11点15分。”

  “你能保证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吗?”

  “我发誓这完全是事实。”

  “谢谢你。”忽然,林肯话锋一转,大声宣布:“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们,他(福尔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一口咬定10月18日晚上11点钟在月光下看清楚了被告的脸。我提醒各位注意,10月18日晚正好是上弦月,也就是说11点时月亮已经退去,根本不可能有月光。即使在当晚稍早的时间,仍有月光,也是从西照向东。而现场是草堆在东,大树在西,被告面向草堆就是向东,那么他的脸上不会有月光,证人又怎么能从二三十米远处肯定看清被告的脸呢?”

  林肯律师从福尔逊的证言中一个一个找出破绽,逐个加以驳斥,使得整个结果一下子扭转过来。林肯的驳斥使得整个法庭轰动了。福尔逊瞠目结舌,终于羞愧地承认自己受人收买作伪证诬害被告。林肯以他的博学多才和聪明机智,一举成为美国知名律师,并为人们留下了一段佳话。

  先打主敌的闪电战

  进入1967年以后,中东局势日趋恶化。以色列以打击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为由,对约旦和叙利亚采取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4月7日,以色列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击落6架米格—21飞机,并侵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上空,以叙边界形势骤然紧张。与叙有共同防御协定的埃及随之做出反应,埃军进入埃以前沿阵地,接管联合国军队驻防地域,并封锁蒂朗海峡。一场中东战争已不可避免。

  拉宾身为以军“总司令”——总参谋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以色列处于被动的军事地位:国土小,无战略纵深;人口少,兵源不足;资源贫乏,综合国力有限。以军虽然兵力有限,但它空中力量强于阿拉伯国家,机动性能好,有不停顿作战的传统,常常能够发挥有限兵力的最大威力。根据这个特点,拉宾与国防部长达扬、总参作战部长魏兹曼密切配合,集思广益,共同完成了布置周密详细的“闪电”进攻计划。拉宾信心十足地分析着以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对克敌制胜深信不疑。按计划,以军倾巢出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以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集中重兵痛击南面的埃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垮它并夺占尽可能多的地盘。排在第二位的打击对象是东面的约旦,目标是夺占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东北面的叙利亚放在最后,最好能清除叙军的炮击威胁。同时,海军打破对蒂朗海峡的封锁。其首要的前提是圆满地完成初步的空中进攻,成败取决于迅速摧毁对己威胁最大的主敌埃及的控制权。“以色列最好的防御,在开罗上空。”

  1967年6月5日7点45分,以色列倾巢出动空军所有200架飞机的188架,分批向埃及进发。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时机发动进攻,是因为此时埃及的空防最薄弱,他们的晨班巡逻机正返航加油,而接班的飞机尚未起飞。在3个小时内,以色列飞机共17批,以每次不到10分钟的时隔起飞,川流不息地飞往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半岛的19个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猛袭,一批又一批地投下专门用来做低空攻击的爆炸力巨大的炸弹。在可以立即起飞作战的约340架埃及战机中,有300架来不及起飞就在停机坪或滑行道口被炸毁了;飞机跑道受到很大的破坏,少数还能使用的飞机也无法起飞。被视为以色列主要威胁的强大的埃及空军就这样被打垮了。绝大多数的导弹基地和雷达站也随之被摧毁了。

  以色列最大和最具决定性的胜利,是在西奈沙漠中取得的。在夺取了绝对制空权后,以坦克和装甲车为骨干力量的以色列3个师的特遣地面部队同时越过埃以停战线,在北、中、南三条战线上对加沙和整个西奈半岛的埃及守军发动快速进攻,在空军的辅助下,以军歼灭了埃及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以色列伞兵和海军配合,迅速占领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打通了亚喀巴湾,解除了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东线以军在整个西岸地区与约军展开激战。在这场激战中,拉宾平时组织的空、甲协同演练显示出效果,飞行员和坦克车手相互掩护,齐头并进。以军战机对约军的装甲和坦克部队进行了猛烈轰炸,确保了以军坦克能先于敌人爬上争夺的制高点。可以说,没有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南线和东线地面战斗的结果很难预料,这充分说明了这场战争中以军战略战术的正确性。闪电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在打败主要敌人埃及并掌握制空权之后,剩下来的战斗就相对容易多了。以军争分夺秒,先是在7日夜全部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并不顾安理会停火决议,于9日向叙利亚发动了全线进攻,并攻占军事重地戈兰高地。

  这次战争史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它于6月5日爆发,10日结束,历时6天,以色列人颇为这场六天时间就连克数敌的战争感到自豪,于是把这场战争定名为“六天战争”。身为总参谋长的拉宾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被以色列人视为“六天战争”的英雄。拉宾的表现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他由此在军界声名鹊起。

  精明的老板娘

  美国有家保业瓷器公司,其老板娘把公司的产品生产线分成三条:一条生产低档产品,一条生产中档产品,还有一条生产高档产品。这三个档次的产品中,唯有中档产品挣钱;高档产品赔本;低档产品全部手工制作,微利。

  老板娘为什么要保留两条不挣钱的生产线呢?

  原来,老板娘很有些头脑。当她刚刚从故去的丈夫手里接过这家公司时,就制定了战略目标:要以艺术精湛的美名著称于世,其产品要珍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中,以抬高身价,提高企业知名度。

  为此,她采取了上述做法。高档产品不挣钱,目的是为了创名牌扩大声誉;生产低档产品的目的是培养艺术人才,以手工制作的精细显示产品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女老板是以牺牲两条生产线的代价,来保证中档产品大幅度盈利。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这个老板娘对于市场研究得很透,她通过三个档次的产品,既控制了市场,又赢得了声誉,同时还培养了自己的人才。所以实际上来讲,她这里也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用不同的产品实现自己不同的目标。

  这个老板娘将本可用于扩大生产的人力、财力投在创造声誉、提高知名度上,从长远上看,是明智的。许多经营者深知其理,却不敢应用、不善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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