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虫伏在窗台上,我伏在窗台上,我们有共同的时光。
阳光从窗子外,伸过来一片温暖,似乎想交换点什么,我看了一眼瓢虫,它没有动,我也不动。而阳光没有因此悲伤,也没有高兴。隔着一层玻璃,小小的距离,外面已经是冰天雪地。
这时候,父亲还在露天市场上卖鱼。
早晨三点他坐车去江边买鱼,八点把鱼运回家。在院子里挑鱼,还挑出虾,分出大小,用水洗干净,分别装好,才进屋吃早饭。
爸搓着双手进屋,带进来一股冷风。爸乐呵呵地,对我说,你下午去给齐老师送两条鱼去。妈在一边,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我明白妈的意思。齐老师是爸的老师,还是爷爷的表弟。在文革的时候,是他揭发的爷爷,导致爷爷挨批斗。
当时爷爷头戴高帽,鞠躬对着台下,一站就是一天,如果帽子掉地上就说明态度不好,还要增加惩罚力度,要绝对的彻底改造。从小在富裕的地主家长大的少爷,除了饱读诗书,连地都不会种,哪遭过这罪。爸爸在他的班级里,犯了一点错误,同学轮流拳打脚踢这个黑五类,但是齐老师连声都没吭。
我爷爷会俄语、日语、英语,但是学的最好的还是汉语,前几年还看见过他写的对联,草书的,遒劲而有风骨。原本爷爷是主抓小学教育的领导,结果被打成右派了。成了右派,就不是人了,打你就有了正当理由,那时期自杀的右派不少。
挑鱼的时候,我选了两条小的鲤鱼,爸爸看出来我的心思,过来拿了两条大的。我很不高兴。爸骑上自行车去市场卖鱼了。
爸去市场前,我说:爸,太冷了,一会儿去吧,已经零下二十五度了。
爸摸摸我的头顶说:没事,爸习惯了。
说完他就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哭。这个冬天才过去一半,他已经瘦了十斤。
在门外,打了一声口哨,大黑就从狗窝里出来了,还伸了一个懒腰。我问它冷不冷,它晃着尾巴,算是回答没事。
大黑是一条懂事的狗,我说的话它都懂。我是在放学的路上,从沟里把它抱回来的,喂药调理一个月才恢复过来,当时它也就一个月大点吧。这以后他就属于我的私人财产了。
我指指爬犁,大黑领会了,过去将爬犁拽过来,主动站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把绳子在它身上拴好,坐在上面,我们就出发了。大黑壮实,我年龄小还瘦弱,所以它拉着我没费什么劲。对于我手中的鱼,大黑只是看了两眼,它也想吃,但是我不说话,它就不会动一下。就连我们家过年时买的猪肉,包好的冻饺子,它也不偷吃。我们邻居说,看人家,狗和人都仁义。这是好话,但听着有点别扭。
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也不好分辨道路,这个齐老师,我应当叫三爷的,和我的好多同学住在一个人口不多的村子,七十多岁了。这么多年我们从不来往,不知道爸怎么想的,要我得记恨一辈子。
我找到同学才知道齐老师的家,两间土房,矮矮的,墙体外皮剥落了许多,窗户用塑料布包裹,为了御寒。烟囱里,冒着半死不活的烟。屋顶要是落上一只鸟,房就得塌。这房子年头多了,下陷了半米,进屋得迈下两个台阶,土的。
进屋表明了身份,大概该叫叔叔的人,把我领进了东屋,长辈都住东面,小辈住西面这是规矩。炕上靠着被子躺着个老头,皮包骨头,两眼像是蒙着一层塑料布似地看人。整个人跟一只蜷缩的毛虫,在那一口一口地喘,仿佛在吃空气。
“这是志金的孩子,来看你啦,给你买的鱼”叔叔一字一字的大声说给他听。回头告诉我:“听不清啦。”
“三爷”我违心的和齐老师打招呼,心里还是觉得他就是齐老师。
齐老师翻了半天眼睛,没说话,眼角流出小米粒大的泪水。
叔叔说:“他好几天不认识人了,这是明白一点了,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了。”
齐老师,想把左手抬起来,看样子要摸摸我,但终究没有抬起来。我的心里也掠过一阵的悲伤。他张大嘴巴,想说话,也没说出来。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激动看到了许多想说的话,于是我大声告诉他,我爸让我来看他,一家人向他问好,希望他的病早点好。他眼里又出来一个小米粒。
我不能久呆了,对于他这痛苦,让人受不了。辞别了他们家人,我坐上爬犁回家了,一路上心里想着,我爸可别老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