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知识精华

第二节 西方哲学

　　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诞生在今土耳其邻靠爱琴海的伊奥尼亚地区，它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

　　古希腊哲学

　　在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处，有一大片蔚蓝色的海域，三块大陆紧紧地拥抱着它，人们称它为地中海。地中海的东北部分叫爱琴海，它的西边是欧洲的希腊半岛，东边是亚洲的土耳其。爱琴海的滚滚波涛所哺育的希腊文明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诞生在今土耳其邻靠爱琴海的伊奥尼亚地区，它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

　　早在哲学诞生之前，这里已经是一片文明的土地，尤其是由荷马的英雄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诸神谱系构成的希腊神话，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神话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物神话，试图回答宇宙万物的起源、生成和归宿问题，为哲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

　　希腊的哲学脱胎于神话。由于这种特殊的渊源关系，希腊哲学最早的形态就是自然哲学。它力图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具体观察和研究，从繁多的自然现象中寻求万物统一的根源，即始基或本原。自然哲学的诞生地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城邦，因而米利都学派也就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都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分别提出了水、无定（即无规定的东西）、气为世界万物的本原。

　　稍后，爱非斯城邦的赫拉克利特提出火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他们所提出的本原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把本原理解为世界的来源，认为一切存在物都由本原构成，最初都从本原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本原物质的凝聚和疏散是宇宙万物产生和消亡的原因。这种自然哲学用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来取代神说明宇宙的生成和统一性，使人们的眼光由神转向自然，标志着哲学的诞生。

　　用一种单一的、具体的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来说明宇宙的生成毕竟有种种困难。于是，公元前5世纪，西西里岛的恩培多克勒总结前人的思想，认为本原不是一种，而是四种，即水、气、火、土，他把它们称为“四根”，此外，他还提出了“爱”和“恨”这两种力量来解释“四根”的结合和分离，以说明万物的生成。克拉左美尼的阿那克萨戈拉更进一步，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种看不见的“种子”，种子在种类上和数目上都是无限的，骨头有骨头的种子，黄金有黄金的种子。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一切的种子，但一个事物的本性是由它内部占优势的那种种子决定的。由于事物中占优势的种子各不相同，事物之间也就显示出差异来，事物之间的转变不过是原先事物中不占优势的种子取代了原先占优势的种子的地位而已。支配着种子结合和分离的力量叫“努斯”，即心灵、理性。它推动着种子的运动，安排着宇宙的秩序。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的基础上，德谟克利特又提出了原子论，使自然哲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前面所说的哲学家不同，另一些自然哲学家不是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而是力图从事物的结构和性质中寻找万物的本原。南意大利的毕达戈拉斯学派就是这样。毕达戈拉斯也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曾就学于阿那克西曼德。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的勾股定理就是由他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毕达戈拉斯派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数产生和规定的。第一个数字是一，一是不可分的点。一产生二，即线。二产生三，即平面图形。三产生四，即立体图形。“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毕达戈拉斯派以数为万物的本原，表现了哲学从个别的、具体的物质形态挣脱出来把握事物的一般性质的努力。经过爱利亚学派的发展，这种努力最终导致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赫拉克利特

　　无论是奔腾的江河，还是潺潺的小溪，川流不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但无论水怎么流，长江总还是长江，黄河总还是黄河，千百年来也没有多少变化。然而，赫拉克利特却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人第二次要踏入同一条河流时，那河流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流了。

　　这是赫拉克利特关于他的流变哲学的形象比喻。赫拉克利特生活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是伊奥尼亚地区的爱非斯城邦的王子和王位继承人，但他由于厌恶政治而放弃了王位，为逃避社会生活而隐居到深山老林中，最后死于水肿玻由于他那深邃的思想大大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维水平，因而在古代就有“晦涩的哲人”的称号。他继承了米利都学派自然哲学的路线，但却选择了更富有变化性的“火”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常住不变的。世界就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万物都换成火，火又等换为万物”。这种变化永远没有止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把存在比作一条河流，声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不过，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和万物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着“逻格斯”进行的。“逻格斯”是他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也是他对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有多种含义，如语言、尺度、规则、道理、理性等，中文有时译为“道”，即取其道说、道理的含义。赫拉克利特更多地是在尺度、规则的意义上使用它的。他说：“这个世界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尺度上燃烧，在一定尺度上熄灭。”正因为逻格斯是火和事物变化的尺度和规则，所以，我们只有服从它，认识它，以它为指导，才能获得智慧。

　　因此，赫拉克利特虽然也充分肯定通过感官获得的认识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强调，“事物的本性惯于掩盖自己”。如果人们满足于表面现象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所以博学并不能使人具有智慧。赫拉克利特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希腊哲学在变动不居的表面现象之后寻求常住不变的规律的追求。赫拉克利特虽然强调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但他同时还是承认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的。不过，到了他的学生克拉底鲁那里，流变哲学被推向了极端。

　　克拉底鲁把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发挥成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在入踏入河流的一瞬间，河流就已经变化了，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流了。克拉底鲁否认事物相对的稳定性，使一切都显得变化莫测，瞬息万变，因而人们也就无法对任何东西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判断，也就无所谓真理了。据说，克拉底鲁是柏拉图的第一位老师，柏拉图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否认感性世界的真实存在的。

　　苏格拉底

　　在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上，都有一位诲人不倦、述而不作、对道德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受万世称颂的导师，这就是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孔子终生郁郁不得志，死后却被封建帝王们尊为“至圣先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以不信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处死，却被后人称作“西方的导师”。然而，正是这位被视作智慧和道德化身的导师，却断言“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次，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求神谕，希望神告诉他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庙的女祭司回答说，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了。苏格拉底得知后，认为这神谕是一个谜。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而神谕又不可能说谎。于是，苏格拉底开始设法探索神谕的真意。他访问了一些被认为有智慧的政治家、诗人、甚至工匠，结果发现他们都自以为有智慧，其实却没有智慧。苏格拉底于是得出结论，认为神的本意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是有智慧的，而只是仿佛说：“人们啊，像苏格拉底这样认识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在这里所否认的并不是人们在个别事例上所拥有的知识，他在这里力图将个别的知识和智慧区别开来，认为智慧或者真正的知识是普遍的、一般的知识。正是对知识的这种看法，使苏格拉底离开自然哲学而转向了对人的研究。苏格拉底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自然哲学，但不久就发现，自然哲学家们在根本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让人无所适从。他们只是去考察以感官感觉到的事物，而没有用理性去把握普遍的东西。苏格拉底认为，对世界原因的真正的探究，并不是要找出某一个物质本原，而是要发现那个把世界万物安排得如此合理，如此井井有条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善。然而人的能力又是不足以研究这个善的，所以哲学的对象不应该是自然，而应该是心灵，是人自己，人自身中的善，即德性。这样，“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格言便被苏格拉底看作是哲学的主旨。

　　所谓德性，苏格拉底认为包括节制、正义、虔敬、勇敢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神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潜存于每个人心中的。所以，它们只有被认识到，在理性的指导下才是有益的，才真正是善的。没有人有意作恶。因此，人们在有知识的事情上是善的，在没有知识的事情上是恶的。道德就是知识，反过来也可以说，知识就是道德。苏格拉底把知识与道德完全同一，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矗

　　然而，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德性，苏格拉底却毕其一生也没有给出一个一般的定义。苏格拉底自称自己只是智慧的助产婆，虽然自己不会生下真理的婴儿，但却可以帮助别人发现本来就潜藏在他们内心中的真理。苏格拉底称之为精神的“助产术”。这种诱发真理的方法就是借助问答的形式，通过比喻和启发，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驳倒错误的意见，最后达到正确的普遍知识。它一般被概括为四个环节：反讥、归纳、诱导、定义。这种方法在当时也被称作“苏格拉底的方法”或“辩证法”，它也是西方哲学中使用“辩证法”这个词的最初含义。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们形成了许多学派，他们分别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不同的方向上阐释和发挥老师的学说，但真正成为哲学大师的，却只有柏拉图一人。

　　柏拉图

　　柏拉图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和绝对本质的思路，并进一步把这种绝对本质独立化、个体化，提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唯心主义理念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出身贵族世家，自幼受到极其完备的教育，广泛涉猎了当时流行的各派哲学思想，又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多年。苏格拉底死后，他曾为避难出外游历达12年之久，后回到雅典建立了一座哲学学院，从事研究、著述和教学，直到去世。柏拉图曾经以对话的体裁撰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还设计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由统治者、军人、人民三个等级组成的理想国家方案，并曾试图训练西西里年轻的国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说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先驱。但使他在哲学史上名垂千古的，则是他的理念论。

　　所谓“理念”，希腊文的原意是“可见之物”，即形象，后又引申为“灵魂”的可见形象，从而有了“本质”的含义。当时，人们大多是在“种”、“类”的意义上使用它的。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些共同的属性或本质，哲学称之为共性，并将这种共性抽象出来形成概念。而柏拉图则将这种共性当作可以脱离个别事物独立存在的东西，并称之为“理念”。例如，世界上有美的花、美的风景、美的图画、美的人等，“美”是它们的共性，人们把本来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中的美在思想上抽象出来，形成“美”这个概念，而柏拉图则把“美”称作“美本身”，认为它是在所有美的事物之外存在的“美”的理念。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理念，各种各样的理念就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

　　这样，柏拉图就在可感的具体事物的事件之外又构造了一个理念的世界，并把它与可感世界对立起来。

　　与可感的事物相比，理念具有下列特征：首先，理念是多中之一。美的事物可能有无限多个，但美的理念却只有一个。其次，理念是绝对完满的。

　　美的事物有不同程度的美，可以有更美的事物存在，美的理念却是绝对的美，不可能有比它更美的东西存在。所以，理念又是事物的目的。所有的可感事物都在追求理念，却又永远达不到理念那种完满性。再次，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美的事物处在生灭不已的变动状态中，可能会变丑，也可能消亡，美的理念却是不会变化的，它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也不可能消亡，即使世界上再也没有美的事物了，美的理念也依然存在。最后，理念是知识的对象，而具体事物则是感官的对象。

　　那么，理念与可感事物是什么关系呢？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和原型，可感事物之所以具有某种性质，乃是因为它“分有”了理念，因而是理念的派生物。例如各种美的事物之所以美，都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的理念。事物分有美的理念的程度越高，就越显得美。所以理念是一切具体事物的原因。哲学史上把柏拉图的这种思想称为“分有说”。除分有说外，柏拉图还提出了模仿说，即通过一个造物主模仿理念创造出具体事物。

　　理念既然是绝对的、普遍的东西，显然人也就不能借助感觉从具体事物那里认识到理念。柏拉图于是提出了“回忆”说来解决人如何认识理念的问题。他认为，人的灵魂在出生前就居住在理念世界，因而认识所有的理念。

　　但是，人在出生时灵魂受到肉体的感染而遗忘了一切。所以，人在可感世界的学习和研究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感觉虽然不能提供理念，但它可以刺激灵魂，帮助灵魂回忆起生而具有的知识。理念虽然并不存在于可感世界，但理念的摹本就是可感事物，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朋友的画像就能回忆起这个朋友一样，理念的摹本也可以帮助我们回忆起理念。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盘问一个从未学过几何学的小奴隶，经过再三启发和反问终于使这个小奴隶说出毕达戈拉斯定理的例子，说明这个奴隶只是回忆起他灵魂中曾经有过的知识而已，可见他的回忆说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的联系。但柏拉图却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灵魂不朽和转世的观念结合起来，得出了“认识就是灵魂的回忆”的结论。

　　和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也有一个令他骄傲的学生，这就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斯塔吉拉人，17岁时来到雅典，追随柏拉图学习达20年之久。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于公元前343年成为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在吕克昂体育场创建了自己的学校。据说他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在林荫道上边散步边讨论问题，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漫步学派”（一译“逍遥学派”）。早在追随柏拉图学习期间，他就由于思维敏捷，刻苦勤奋，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被柏拉图称为“学院的心灵”。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不盲从老师，不时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所以柏拉图又说他是一匹吃足了奶就会踢母亲的“小马驹”。亚里士多德虽然极为崇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柏拉图死后他还曾写过一首感人泪下的小诗悼念亡师，但他也毫不讳言“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实际上，正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树起了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大旗。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亚里士多德主义也始终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在具体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的错误作法。他认为，独立存在的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如这一个人、这一匹马等。他称之为“第一实体”。第一实体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所有其他东西都依赖第一实体而存在，例如“一匹白马”的“白”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必须存在于“马”之中。此外，个别事物的“种”和“属”，例如“人”、“动物”，构成了“第二实体”。第二实体的实在性要通过个别事物表现出来，所以，第二实体越接近个别事就越具有实体性。例如，“人”就比“动物具有更多的实体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和探究事物的原因。他分析和总结了过去哲学家的理论，认为任何个别事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四种原因：1、质料因，即事物构成的材料，如房屋的砖瓦木料等；2、形成因，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根本条件或本质，如房屋的图样；3、动力因，即推动质料获得其形式的力量，如建造房屋的建筑师；4、目的因，即事物变化的目标，如房屋的用途。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变化都必然涉及这四个原因。

　　但他又进一步把后三种原因归在一起，总称为形式因。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就是事物运动变化所追求的目的，而对这种目的的追求也正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即使在一个制成品中，事务所应获得的形式也正是制造者制造活动的动力和目的。这样，事物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质料和形式。无论是形式还是质料，都不能单独地构成事物，任何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当质料未取得某事物的形式时，它只是潜在地具有成为该事物的能力，所以叫“潜能”。

　　而当它获得该事物的形式时，就现实地是该事物了，因此形式是“现实”。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也就是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从质料到形式的过程，也就是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运动。运动变化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潜在的有到现实的有。由此可见，形式是积极的、能动的因素，而质料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质料本身不是运动变化的原因，只有在形式的推动下，并且以形式为其追求的目的，质料才能由潜能变为现实，因此，形式才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决定性原因。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知识涉及到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并且都有很高的成就。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近代对立的两大哲学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概念也就是出自他的“质料”和“形式”。后人把他的哲学著作在编纂时放在物理学后面，并命名为“物理学之后”，中译为“形而上学”，这个词后来也成了哲学的代名词。此外，他所开创的逻辑学、他在认识论中所提出的“白板说”也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后期，他的学说甚至成为基督教会的理论支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统治着整个西方的思想。

　　弗兰西斯·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大概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西方哲学命题之一了。在许多图书馆和书店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一鼓励人们求知的警句。它的作者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

　　培根（1561～1626）出身贵族，在剑桥大学受到良好的教育，毕业后一直在政界担任要职，后因接受贿赂受到指控，免职后一直从事研究和著述活动。培根极力推崇科学，认为科学能够造福人类，它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是治理社会的力量。因此，培根把复兴科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使命。

　　培根认为，科学要复兴，就必须首先清除妨碍人们得出正确认识的“假相”。假相一共有四种：1、种族假相，它是人类天生就有的偏见，由于人们总倾向于以主观感觉为尺度，把自己的感觉、意志和感情转注入对事物的认识中而造成；2、洞穴假相，指每个人由于所受教育、与人的交往等方面的局限而造成的认识上的片面性；3、市场假相，指人们在交往中语言概念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4、剧场假象，指人们未经批判地盲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或哲学体系、原理和权威所造成的错误认识。培根认为，这四种假相是妨碍人们认识自然界的大敌，是科学发展的障碍。他号召人们以坚定的决心肃清各种假相的影响，使人类理智完全得到解放和刷新，以期获得关于事物的全面正确的认识。

　　那么，人们怎样取得正确的认识呢？培根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比喻：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知道收集材料；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只知道吐丝结网；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应该像蜜蜂，既要采集材料，又要改变和消化材料。由此出发，培根提出了近代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他认为，感性自然是我们的认识对象，解释自然的全部工作都是从感觉经验出发的，感觉经验是认识的起源和基础，是认识与自然联系的桥梁，同时，经验的事实也是检验认识成果真假的标准。但是，培根虽然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把认识停留在经验上。在他看来，认识的目的在于把握自然物的“形式”，即仅凭感官无法把握的本质，因此就必须有思维的参与，用思维辨别、整理、加工感官得来的材料，这就是培根关于经验与理性联姻的思想。培根所提出的科学归纳法具体地体现了他的经验与理性相结合的思想。但更可贵的是，培根还把科学实验引入认识论，认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用实验来弥补经验的不足，这是培根从自己毕生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概括出的真知。

　　培根所提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的原则被他的几位同胞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持续约200年之久的英国经验论传统，并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笛卡儿

　　世上的人，无论怎样糊涂，总不至于怀疑自己的存在。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位哲学家却从怀疑自己的存在开始，把证明自己的存在当作整个哲学的第一原理。这位哲学家就是欧洲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儿。

　　笛卡儿（1596～1650）是法国人，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对数学和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曾投笔从戎，退役后开始潜心著述，终于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也许是出自对数学的兴趣和研究，笛卡儿把数学看作是哲学的典范，决心仿效数学，寻找出哲学的自明的、无可置疑的公理，并从中演绎出其他一切原理和整个体系。他认为，这个作为出发点的原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即自明的，不能是推论的结果，因为推论是需要前提的。因此，它必须是理智直观的结果。其次，它必须是了解物理世界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它我们就不能了解物理世界，但脱离开物理世界我们同样可以了解这一原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基本原理呢？笛卡儿提出了一套由怀疑到确定的程序。

　　笛卡儿认为，现有的观念和原则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思维不能从现成的原理出发，而是必须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清除不可靠的东西，从而找到一条无可置疑的原理，并以此构成整个体系的坚实可靠的基石。我们一向当作真实可靠的感性知识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因为感觉有时是会骗人的，有时我们的清晰的感觉只不过是一场梦幻，所以感觉是值得怀疑的。由此推论，物理学、天文学等一切依靠观察建立起来的科学也都是可疑的。甚至理性的思维，包括笛卡儿心爱的几何学以及创造世界的上帝、自我的肉体存在等，都是可以怀疑的。这里的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排除，而只是一种悬置，表明这些东西的存在与真实性并不是自明的，而是有待于考察和证实的。

　　但是，怀疑本身却已经表明了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我在怀疑”。

　　我可以怀疑一切，这在逻辑上都是允许的，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我越是怀疑“我在怀疑”，就越是证明“我在怀疑”。而怀疑也就是思想，所以“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既然肯定我在思想，也就必须肯定我的存在，因为如果我不存在我就不能思想”。这样，笛卡儿就得出了“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第一原理。笛卡儿反复强调，这个结论不是推论的结果，而是一个直观的自明事实。

　　笛卡儿开始从“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出发构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他认为，“我”是一个实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所以又叫心灵。

　　心灵或我是一个思想的实体。但是，“我在怀疑”这一事实表明我的存在不是最完满的，但我又意识到我心中分明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个无限完满的观念不可能出自不完满的我，必定是由一个“无限完满的实体”放到我心中的，这个实体就是上帝。我心中的一切观念都是上帝给的。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心中分明有关于外部世界物体的观念，它们肯定是真实的，因为上帝作为无限完满的实体不会欺骗我。所以外界物体也是存在的，它是广延的实体。

　　这样，笛卡儿从普遍怀疑开始，运用他的理性演绎法一步一步地推出了心灵、上帝、物质这三种实体。笛卡儿指出，上帝是绝对的最高的实体，心灵和物质是相对的实体，是从属于上帝实体的。心灵实体具有思维的属性，但不具有广延。物质实体具有广延，但不具有思维。二者性质不同，各自独立，互不发生影响。笛卡儿就在这三个实体之上建立起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笛卡儿以清楚明白的观念为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判明真假的标，以理性的演绎法作为构建体系的方法，开创了与英国经验论分庭抗礼的大陆唯理论学派。

　　康德

　　人的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哲学家康德却不同意这种说法。

　　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从上学到当教授，毕生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哥尼斯贝格城。他生性淡泊，过着一种机械般的生活，甚至足以使他的街坊们根据他散步的时刻对表。然而，他的哲学却对当时欧洲的理论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直至今天我们还能感到它的余波。

　　在康德之前，休谟在因果问题上对科学和哲学的理论根据作出了毁灭性的非难。康德后来说是“休谟的提示”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并且在哲学的研究上给他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并不是对书籍、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即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探讨、分析、审查。康德认为，以往的哲学之所以争论不休，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预先批判人的认识能力。以往的哲学都假定认识必须符合对象，对象也就是我们外部的客观存在。其实，外部的客观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事物本身是不可能直接搬到人的意识之中的，即使它能够转化为观念，这种观念也没有普遍必然性。于是，康德力图作出新的尝试，即“假定对象必须与我们的知识”一致。康德称自己对知识与对象关系的这种颠倒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用日心说否定了传统的地心说，日心说是与经验相反的。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太阳是绕地球旋转的，而科学却告诉我们是地球绕太阳旋转。康德认为，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让对象来符合知识。康德这里所说的对象，并不是在我们之外的事物本身，即康德所谓的“物自体”，而是“现象”，即物自体显现给我们的样子。现象的产生是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官的结果，但在内容上并不是来自于物自体。现象由两种要素构成：一是质料要素，即我们的感官在物自体的刺激下所产生的混乱的感觉，康德称之为“感性杂多”。二是形式要素，即我们用来整理混乱的感性材料的先天认识形式，包括感性阶段的时间、空间，知性阶段的因果性等范畴。康德认为，知识的质料来自于经验，形式却是我们在经验之前就先天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作为先天直观形式整理感性材料，使其成为单一的、个别的、互相孤立的对象，即现象，因果性等范畴作为先天知性概念再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规律的“现象的总和”，即自然。因此，康德所说的自然，并不是脱离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自然，而是认识中的自然。这个自然的一切法则都是由人规定的，所以叫“人为自然立法”。所谓“对象符合认识”，也不是说认识之外的自然符合认识，因为那个自然根本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中的自然、作为现象总和的总然符合认识，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真实含义。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突出地提出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从而破除了旧唯物主义那种直观的、消极的、机械的反映论，从而为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认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康德把全部认识对象都挪入到主体范围中来，认识也就成为主体内部的事情，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对象，物自体不可知。这样，康德哲学最终滑向了先验论和唯心主义。

　　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的结果，是借助先天认识形式使对象符合认识，并由此说明了科学认识的普遍必然性。但是，他同时也将科学认识局限在现象界，局限在感性材料的范围之内。至于上帝、宇宙、灵魂这些旧哲学的主题，都被他赶出于认识的范围之外。

　　不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只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部分。康德曾说过，有两样东西最令他感到惊奇和赞美，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命令”。前者是由科学解释的，后者则是伦理学的任务。于是，康德在完成了第一批判（认识论批判）之后，马上转入了伦理学批判。

　　黑格尔

　　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保证了科学的普遍有效性，但由于他把认识的对象即现象与物自体完全割裂开来，却威胁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存在根据。在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消除那个不可认识的物自体、重新确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展开的。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分别提出了“绝对自我”和“绝对同一”来作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真正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给予这一问题以圆满解决的，则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几乎涉及到当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实现了古典哲学关于使哲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最高理想。

　　而绝对精神的发展，则是他用来把所有这些知识领域贯通起来的一条红线。

　　黑格尔充分肯定了形而上学（哲学）在一个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那就象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庙，里面却没有神一样。因此，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等人的志向，把重建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任务。他认为，要想重建形而上学，首先必须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使哲学成为科学，为此，“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实体即主体”，就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则。

　　所谓实体，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仅意味着世间一切现象存在的根据，也意味着它们被认识的根据。而“实体即主体”，则不仅意味着实体自身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由它的运动变化中产生出世间一切事物，而且这个实体同样也是认识的主体。黑格尔认为，宇宙的最高实体在自身之内就包含着运动和发展的能动性，它是自我运动，自我形成的主体，或“活的实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它否定自身，把自身分裂为二，通过树立对立面，从而双重化自身，然后在他物中认识自己，扬弃异化，重建自身同一性。所以，真理是过程，是全体，是一个圆圈。

　　具体说来，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实体、绝对、真理，他称之为“绝对精神”。

　　由于它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所以它是一种精神实体。又由于它作为实体是独立于一切个人、甚至于独立于人类的，所以是绝对的精神。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分存在、本质、概念三个阶段描述了绝对精神作为纯粹的概念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在《自然哲学》一书中分机械性、物理性、有机性三个阶段描述了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从低级的自然事物向高级的自然事物发展的过程，在《精神哲学》一书中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个阶段描述了绝对精神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在人类精神中认识自身、返回自身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一种存在之所以是存在，之所以与他物不同，就在于它的本质，而本质也就是共相、普遍性，就是思想，就是绝对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体现。而人类思维一方面凭借其自身的能动作用能够克服对象的外在性，认识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绝对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体现。因此，我们认识对象实际上也就是思想认识思想，精神认识精神。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哲学。哲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在哲学中，绝对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全的同一。绝对精神在经过一番旅游后，在哲学中完全返回了自身。

　　起点和终点重合了，绝对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圆圈。不过，它在开端中完全是未发展的、无内容的东西，而在终点中，即“在完全发展了的科学中，才有对它的完成的、有内容的认识，并且那才是真正有了根据的认识”。

　　黑格尔力图以人类精神为中心，以时间中的历史进程作为逻辑理念的显现，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绘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的过程，并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新康德主义

　　以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以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潮尽管在理论形态和思想倾向、观点上都各异其趣，但在反传统哲学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然而，传统哲学毕竟曾有过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曾以它那特殊的魅力使整个西方世界为之着迷。在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风靡西方的情势下，古典哲学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有时，它还会以新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影响。1865年，年仅25岁的德国哲学家李普曼发表了《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该书把康德之后的全部哲学统统视为模仿康德的东西从根本上否认它们的价值。引人注意的是，该书每一章都以“因此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作为结束语。李普曼的这句话唤起了一股复兴康德哲学的思潮，成为新康德主义的口号。

　　不过，新康德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康德哲学的简单恢复，新康德主义也并不是祭起康德的亡灵来对抗当代的哲学思潮。恰恰相反，新康德主义在许多问题上与实证主义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哲学的思想正是从康德出发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以否定康德作为接受新哲学观念的代价。经过改造后的康德哲学完全可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新康德主义者也正是由此出发复兴和改造康德哲学的。

　　在李普曼之后，早期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朗格、费舍、策勒尔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当时生理学发展的新材料，用认识主体的心理或生理结构来说明知识的来源、构成和客观性，把认识的先验性问题归结为人的生理结构，并竭力否定“物自体”的客观实在性，只把它看作是经验的极限。例如他们指出，用同一物体刺激不同的感官会引起不同的感觉，而不同的物体刺激同一感官则会引起同样的感觉，说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是来源于外部世界，而是来源于我们感官的生理构造。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康德哲学进一步主观主义化，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基本上继承了这一路线。

　　19世纪70年代之后，新康德主义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甚至成为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其影响波及到整个西欧。其间，新康德主义也发展成许多不同的学派，而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马堡学派和弗勒堡学派。

　　马堡学派因其成员大多数是马堡大学教授而得名，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柯享、那托普和卡西勒。这个学派的成员大多为自然科学家或者精通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家，他们主要从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角度阐发和改造康德哲学，所以又称“逻辑学派”。他们认为，康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认识论，并把认识的有效性局限在表象范围内。他们不同意早期新康德主义者把从心理和生理结构说明知识当作康德哲学主要倾向的做法，认为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其先验逻辑的思想。他们指出，科学的认识论不以实在的世界、超验的本体为对象，它的宗旨在于描述各门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的基础就是逻辑。各门具体科学虽然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各门具体科学中寻找这种客观的逻辑结构，为全部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矗

　　弗勒堡学派亦因其成员大多为弗勒堡大学教授而得名，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与马堡学派不同，弗勒堡学派的成员大部分是社会科学家或者精于社会历史学说的哲学家，他们主要从社会历史科学的角度阐发和改造康德哲学，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改造为文化批判，把全部哲学的问题都归结为价值问题。他们发展了康德划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作法，把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对前者的知识属于自然科学，对后者的知识则属于文化科学（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由事实命题构成，依据思维的逻辑，采取由个别到一般的所谓“一般化”方法，后者由价值命题构成，依据主体的情感和意志，采取由个别到个别的所谓“个别化”方法。所以，价值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但他们所说的价值不是个别人的价值，而是一种具有先天的普遍性的价值，即“普遍价值”。这种普遍价值也就是康德的绝对命令，它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的共同标准。由于弗勒堡学派对价值问题的特别关注，人们也把它称之为“价值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康德主义开始一蹶不振，逐渐为其他学派所取代，它的成员一部分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一部分与其他哲学流派合流。

　　萨特

　　自由，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时期提出的“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去英勇地进行斗争。裴多菲更曾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铿锵诗句。以往的哲学一般都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本质。然而，法国哲学家萨特（1905~1980）却认为，自由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的存在。

　　自由也不是争取来的，人本来就是自由的。

　　萨特的这种论点是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一原理”推导出来的。这个第一原理的内容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对于人造物品来说，例如裁纸刀，工匠在制造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它的形状、用途等，因而是本质先于存在。有神论者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普遍人性论者认为每个个人都是普遍人性的特殊实例，唯有存在主义才发现了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真理。萨特强调，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一无所有，是没有任何属性的纯粹虚无。也就是说，人的这种没有规定性、没有本质的存在无异于虚无。人后来所具有的一切特性即他的本质都是获得的，都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的结果，是自我努力自我选择的结果。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上帝预先规定的，也不是环境所造成的，而是人自己设计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结果。因此，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

　　选择的可能性和权利就是自由。萨特认为，人甚至是不得不自由的，自由成为人不能摆脱的命运。人一开始就被抛进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不带任何先天的本质和规定，这就迫使人去进行选择，因此，人是被抛入自由的，是注定要受自由拘役的。只要你存在，你就必须作出选择，不选择是不可能的。甚至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即选择了不选择。因此，人不可能不要自由。

　　萨特认为，人的这种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既不遵从任何固定的、普遍的标准，也不受任何外在的人和物的限制。客观条件的限制可以妨碍人们主观愿望的实现，但并不妨碍主观的选择自由。即使是屈服于外界的压力，也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个人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不必考虑他人的自由，虽然人们如果不加限制地自由行动，必然会出现人们的自由相互排斥的情况，但如果对他人的自由表示尊重、宽容和谦让，实际上仍然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侵犯。因为对他人实行宽容，就是把他人强行置入一个宽容的世界里，剥夺了别人在不宽容的世界里发展其勇敢反抗、坚韧不拔精神的自由。

　　因此，人的选择自由是不受也不可能受任何外在的人和物限制的。

　　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妄为。自由虽然不受外在的人和物限制，但却受自身的限制。也就是说，人不仅要自由地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这就是萨特的道德责任感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人首先要为自己负责，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所以人也就必须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一切结果。萨特反对把不道德的行为归诸于客观的原因。他举例说，如果你去参加战争，你就是战犯，你就要对战争负责。即使你是被迫的，但也是你选择的结果，因为除了参加战争外，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可能性，例如当逃兵、自杀等。其次，人还要对全人类负责。

　　因为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了选择，人在选择自己本质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世界的本质。

　　萨特的自由观强调自由的绝对性，把自由定义为一种选择的主动权，强调人应对自己和世界负责，实际上是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价值。但他否认社会历史中的必然性，否认选择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却不免有偏颇之处。萨特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但又认为它不够完善，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学去补充它。但实际上他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萨特除了撰写哲学专著外，还注重用小说、戏剧等有效的手段来表述哲学思想，并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来扩大其哲学的影响，从而使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波及到整个西方社会。1968年法国学生在“五月风暴”中就把萨特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之一。80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曾在我国青年学生中造成过一定的影响。

　　罗素

　　20世纪初，在西方，首先是从英国出现了一种以语言分析为首要任务、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目的在于建立“科学的哲学”的哲学思潮，被称为“分析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英语国家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以至有人把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逻辑原子主义是这个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罗素本人也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罗素从实证主义传统出发，否认哲学是一种世界观，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提供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新知识，而在于弄清楚科学和常识所提供的知识或事实的意义，对科学的命题或陈述进行逻辑分析，消除其中的混乱，分清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假知识。所以，“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

　　罗素把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原子主义。这种称法的根据在于，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原子事实”构成的。原子事实是最简单的、彼此独立的、不可分割的，是构成世界的原始材料。但是罗素强调，原子事实并不是世界上的具体事物，而是所谓的“感觉材料”，具体地说，就是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事物的性质以及大孝长短之类事物的关系。我们所说的具体事物都不过是逻辑的虚构，只有感觉材料即原子事实才是实在的。任何一个事实都由一个命题来表述它，表述原子事实的命题就叫“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科学语言的“原子”或最基本的元素，没有比原子命题更简单的命题了。如果要对原子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得到的只能是概念或词，而不再是命题。原子命题是简单的单独事件的逻辑表述，如“这朵花是红的”，“甲大于乙”等等。用“而且”、“或者”、“如果”、“那么”等连接词把几个原子命题连接起来，就产生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表述的是“复合事实”。按照逻辑法则对许多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进行推演，就构成了整个语言系统、语言系统是对整个经验世界的表述。

　　罗素认为，由于我们的语言与经验世界的关系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所以，只要我们的表述是正确无误的，我们对命题、语言作出分析，也就是对经验世界作出分析。而为了正确地表述经验世界，必须构造出完美的语言系统。由此出发，罗素对知识命题进行了逻辑分析。他把知识命题归结为三个主要形式：1.基本命题，也就是原子命题，它在逻辑上不依赖任何其他命题，是独立存在的。它的真假取决于它与原子事实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它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2.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即由原子命题加以逻辑运算而构成的否定命题和复合命题，它的真假完全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3.概括命题，即将原子命题和真值函项再加以推演所形成的一系列命题，其真假又取决于构成它的原子命题和真值函项的真假。因此，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基本命题是真实可靠的，通过正确的运算过程，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科学知识。反过来说，就像任何经验事实都可以分解为原子事实一样，任何科学体系也都可以分解为原子命题，借此来判定其真假。罗素把各种命题和逻辑推演形式都用数学上常用的函数符号表示出来，从而建立了一种完整的数理逻辑体系。

　　罗素所倡导的逻辑分析方法的确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大大的简化和精确化，这是他对人类思维科学的重大贡献。不过，他把哲学的任务仅限于方法分析，把经验世界归结为所谓的“感觉材料”，企图依据某些先天的逻辑形式通过对“原子命题”的演算就推出世界的全部真理等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

　　维特根斯坦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这似乎是不说大家也都知道的一句同义反复的“废话”。不过，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却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乃至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意义”。

　　维特根斯坦曾经是罗素的学生，但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免使老师的思想黯然失色。他虽然也被看作是罗素所创立的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不同意罗素仅仅把逻辑分析当做哲学的方法，而是认为逻辑分析就是哲学本身。在他看来，一切哲学问题和哲学争论都起因于普通语言的不完善和误用，因此，逻辑分析也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我们的语言是否符合逻辑，确定能够判明哪些形式的词或命题是有意义的、哪些形式的词或命题是无意义的逻辑规则，确定哪些是能够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哪些是可以用命题即语言来说的东西，哪些是不能用命题来表现而只能显示的东西，以避免语言的误用。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所谓“可说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命题。一个命题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命题，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逻辑方面的和事实方面的。一方面，命题必须符合逻辑规则，这是有意义的命题的先决条件。某些语词之间在逻辑性质上存在着结合的可能性，因而它们能够结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另外一些语词之间因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就不能结合成为有意义的命题。例如在“点”、“红”、“声音”、“响”这四个语词之间，只有“点”与“红”之间、“声音”和“响”之间有结合的可能性，能够结合成为“这个点是红的”、“这声音很响”这样的有意义的命题。而其他的结合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结合而成的命题就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命题必须对事实有所陈述，命题的意义来自于命题与事实的联系，脱离了事实，命题的意义就无所依据。所谓“事实”，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世界就是事实的总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命题所描述的内容叫“事态”，如果该事态存在，即是一个事实，描述该事态的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又把命题对事实的描述关系称为“图像”。图像是命题的本质。一个命题要具有意义，就必须能够成为一件事实的图像。换句话说，凡是作为事实的图像的命题，就都是有意义的，而无意义的命题也就不可能是事实的图像。这样，图像也就成为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维特根斯坦称它为“可证实性原则”。所谓可证实性，就是指命题被证实的可能性。一个命题，无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必须有可能被证实为是真的或者被证实为假的，具有这种可能性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

　　从可证实性原则出发，维特根斯坦认为，大部分哲学命题，特别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例如唯物主义的命题“物是感觉之外的客观实在”，唯心主义的命题“物是感觉的复合”等，都是没有认识内容的、无意义的伪命题。

　　这是因为，形而上学命题包含超经验的词，或者整个命题都不代表任何经验的事实，它既不能被经验证明，也不能被经验推翻，因此无法断定这样的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们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企图以此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早期哲学的立常在《哲学研究》一书中，他放弃了对语言在逻辑形式方面的分析，转而从语言的“用途”方面研究语言的意义，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语词也是一种工具，它们具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就像下棋、打牌、赛球等游戏没有什么共同性，只有一整套相似关系一样，词的用法也只有相似性，没有共同性。人们通常使用的语词、语句或概念、命题，也并没有什么确定不变的、唯一的意义，它们的意义只能在“语言游戏”中，即依据运用语言的具体的、特殊的条件或场合来确定。哲学家由于追求普遍性而使语言脱离其固有的语境而造成很大的混乱，因而哲学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描述日常语言的使用方式或使用规则来消除这种混乱。哲学不能对语言的用途有任何干涉，它只能叙述这种应用。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早期哲学被后来的维也纳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奉为圭臬，他的《逻辑哲学论》甚至被这个学派奉为必读的“圣经”。而他的晚期哲学则被牛津大学的一些学者继承，形成了日常语言学派。

　　波普

　　自从实证主义出现以来，“可被经验证实”一直是科学命题的标准，这种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中达到了顶峰。然而，最初与逻辑实证主义关系密切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却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完全的证实是不可能的，科学并不等同于真理，是可以出错误的。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波普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以取代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

　　波普认为，任何一门科学中的任何一个科学命题，都无法被经验证实。

　　因为科学命题在逻辑上都是全称命题，涉及到某一概念的全部外延。例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就涉及到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的一切天鹅。全称命题是根本不能用经验去证实的，因为人们不能单靠经验来穷尽命题所包含的全部对象。我们尽管从古到今都在观察，也无法在空间上穷尽宇宙中的所有天鹅，更无法在时间上穷尽未来出现的所有天鹅。因此，“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是不能单凭经验证实的。但经验虽然不能证实，却可以证伪，即可以证明一个命题的错误。由于发现了一只黑天鹅，就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长期被当作真理的命题证伪了。由此出发，波普提出，任何一个命题，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是判断它是否科学的分界标准。这里，既包括历史上已经被证伪的科学学说如地心说、燃素说，也包括迄今未被证伪但将来有可能被证伪的科学学说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

　　波普还对不同的科学命题的“可证伪度”进行了分析，把可证伪度的高低看作是判定科学命题进步性的标准，认为一个科学命题的可证伪度越高，就越进步；而一个命题所涉及的对象范围越广，所表达的内容越精确，其可证伪度就越高。只有可证伪度高，同时又能经得起经验检验的理论，才是真正进步的理论。

　　在波普看来，那些根本不具备可证伪性的命题，即从逻辑上来讲永远不能被证伪、因而永远正确的命题，都是非科学的命题。根据这种观点，波普把占星术、宗教、数学、形而上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都列入非科学的行列。但波普对非科学并不是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非科学或者可以作为科学的辅助性工具，或者可以像诗歌小说一样供人欣赏。

　　由证伪原则出发，波普就科学知识的发展规律性问题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科学开始于问题。问题指的是人们的观察经验与既定的理论不一致，或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2.提出解决问题的试验性理论。试验性理论的提出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直觉和灵感。科学家们提出的试验性理论越多，就越能通过竞争和检验筛选出更好的理论。3.排除错误。首先运用逻辑方法判定所提出的理论是否严谨，是否自相矛盾，是否具有可证伪性。然后将理论与观察经验或生产实践的结果相比较，看它是否被证伪，最后筛选出真的理论。4.出现新的问题。它既是一次科学研究活动的终点，又是新的一次科学研究活动的起点，科学的发展就是上述四个阶段不断循环往复、向前发展、从而不断地逼近真理的过程。为此，波普提出，科学家既要有敢于犯错误的精神，大胆提出试验性理论，同时也要有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时刻准备批判和否定传统的以及自己的理论。科学正是在批判和否定中发展的。

　　波普关于证伪原则和科学发展规律的学说是他对西方科学哲学的重大贡献。不过，波普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还是轰动西方哲学界的“三个世界理论”。

　　弗洛依德

　　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依德（1856~1939）曾自称，他有两个最基本的发现，它们“足以触怒全人类”：一是发现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底部还有一个广阔得多的“无意识”领域存在；二是发现“性本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核心。这两个发现也是弗洛依德整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矗

　　弗洛依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作处于不同层次的三个系统：意识系统、前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意识系统是指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结构，它面向外部世界，完成着感觉器官的作用。它是人的心理状态中的最高形式，是各种心理因素的统帅者。处于意识系统边缘的是前意识系统，它是存储在记忆中的东西，曾一度属于意识，因与目前的实际情况关系不大，因而被逐出意识之外，居留在意识的近处。离开意识更远，处于心理结构的深层的是无意识系统，它是由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产生的各种原始的欲望、本能的冲动和幼年时期的杂乱无章的心理感受组成的。它们不遵守任何道德规范，无视任何是非标准，只是一味地追求快乐，以实现快感的满足。但是，人作为社会存在，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心灵中的这种动物般的本能，这样，无意识就成为与个人的理性和人类文明相抵触的东西，处处受到压抑。但尽管如此，无意识却是人的心理结构的核心，是精神世界的主体。它具有非常大的心理能量，总是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发泄的出路，力图冲破意识的压抑去支配意识并为人的行为提供动力。它是人的所有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动因。

　　弗洛依德又进一步发现，无意识的主要成分是原始性欲，他称之为“里比多”。里比多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核心，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和全部行为的内驱力和能源。它是人与生俱来的，其对象和表现形式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在3～6岁，儿童经历了从“自恋”到“他恋”的转折，开始到外部世界寻找发泄的对象，儿童面临着“对某些人深情的偏爱”，男孩选择的第一个爱情对象往往是母亲，并为独占母亲的爱而仇视自己的父亲。弗洛依德根据古希腊神话中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娶母杀父的俄狄浦斯王子称男孩的这种现象为“俄狄浦斯情结”。反之，女孩的第一个爱情对象往往是父亲，并为独占父亲的爱而仇视自己的母亲。弗洛依德根据古希腊神话中为报父仇协助兄弟杀死母亲的爱兰克拉称女孩的这种现象为“爱兰克拉情结”。弗洛依德认为，这种情结对儿童的成长影响很大，只有妥善地解决，儿童的个性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

　　在弗洛依德看来，对包括原始性欲在内的无意识的压抑是通过意识和前意识中的一种起检查作用的机制实现的，这种机制绝不允许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浮现到意识层中去。无意识为了冲破检查作用的阻拦而影响意识，就只有改头换面，最常见的改装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误、笔误、遗忘和做梦，它们以隐晦和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无意识中的各种欲望。此外，无意识还通过升华的方式，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