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作者之谜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首《满江红》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通篇风格粗犷，音调激越，一气呵成，不可抑勒，一般认为这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所作。但近代许多人提出疑义，于是文史界就此展开了论战。
一派为否定说。
最早对此词作者提出怀疑的是近代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对《满江红》一词提出怀疑，主要根据有二：（1）此词不见载于宋元诸书中，而突然出现于明朝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的岳坟词碑中，不言何据；嘉靖年间徐阶将其编入《岳武穆遗文》，来历不明。（2）岳飞之子霖、孙珂二代收录岳飞遗稿，不遗余力，前后达三十几年，但岳珂编的《金陀粹编》却无此词。于是他向传统看法提出挑战，并由此引发了百年的《满江红》作者之争。著名的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支持余嘉锡的怀疑，并提出了新的论据。认为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最有问题，“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而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怀疑此词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在贺兰山参加过抵抗鞑靼侵扰的如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所作。
台湾学者孙述宇将此词与岳飞的《小重山》做了比较，认为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实在是罕见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另外《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低沉、惆怅，两者的风格和格调截然不同，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另一派则坚持岳飞说。主要论据是：（1）该词之所以没能收入岳珂专为其祖辩诬的《金陀粹编》，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岳珂没能及时发现此词。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连奏议文字迹也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八）。（2）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的甚多，历史上也常有一些重要篇章在当时被遗漏或湮没而后又重见天日的，如韦庄《秦妇吟》、张文成《游仙窟》，甚至孙膑的《兵法》，都是后来很晚才为人发现的。（3）词中的“胡虏”、“匈奴”、“贺兰山”皆借古喻今，并非实指。
台湾学者李安认为《满江红》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他的根据有三条：（一）岳飞三十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始掌指挥大权，“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才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二）岳飞自二十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三十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三）岳飞三十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香港学者苏信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一句，做了解释。他说：西夏与北宋之间屡有战事发生，真宗、仁宗时向西夏贿赂求和，才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岳飞对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当然熟悉。因此岳飞便在《满江红》一词中以贺兰山借指敌境。此外，苏信还把岳飞在收复建康城之后写的《五岳词盟记》与《满江红》一词做了对照和比较，认为两篇作品的风格和情怀是完全一致的，纯系一人之手笔。故而不应怀疑《满江红》词是岳飞之作。
邓广铭也不赞成否定说。他认为：第一，南宋宝庆初已刊的赵与时著的《宾退录》，有岳飞《题新涂萧寺壁》的七绝，岳珂编《金陀粹编》时也未收入《岳王家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一样。第二，不能因为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第三，河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这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早了七十八年。也排除了王越作伪的可能性，因为王越取得“贺兰山大捷”前四十年，《满江红》已被刻上石碑了。
陈非曾1995年著文，指出岳飞绍兴三年（1133年）赠祝允哲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与岳飞后来的《满江红》风格、内容一致，因此认为，“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处境中，以自己的原作为基础，适当吸收和作中的一些词句，并改词题为《写怀》，表达自己轻视过去（已建勋业不足道）神往未来（赶走敌人收复失地）的精忠报国的胸怀。”至于贺兰山，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观点，共有三座贺兰山，一是宁夏中部，二是河北磁县，三是江西赣州西北，岳飞词中的“贺兰山”应指河北磁县西北部的那座贺兰山，此地曾是抗金战场，岳飞也曾驻过此地附近，贺兰山就是他的练兵场。“这一座贺兰山在‘连结河朔’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又是‘直捣黄龙府’必争之地，对于岳飞有着特殊的意义。”
至此，关于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看来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其实无论它是不是出自岳飞之笔，《满江红》都是一首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精神的好词，也仍然会被人们广为传诵。
一派为否定说。
最早对此词作者提出怀疑的是近代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对《满江红》一词提出怀疑，主要根据有二：（1）此词不见载于宋元诸书中，而突然出现于明朝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的岳坟词碑中，不言何据；嘉靖年间徐阶将其编入《岳武穆遗文》，来历不明。（2）岳飞之子霖、孙珂二代收录岳飞遗稿，不遗余力，前后达三十几年，但岳珂编的《金陀粹编》却无此词。于是他向传统看法提出挑战，并由此引发了百年的《满江红》作者之争。著名的词学专家夏承焘教授支持余嘉锡的怀疑，并提出了新的论据。认为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最有问题，“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内。而贺兰山在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怀疑此词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在贺兰山参加过抵抗鞑靼侵扰的如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所作。
台湾学者孙述宇将此词与岳飞的《小重山》做了比较，认为词中用了不少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实在是罕见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另外《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低沉、惆怅，两者的风格和格调截然不同，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笔。
另一派则坚持岳飞说。主要论据是：（1）该词之所以没能收入岳珂专为其祖辩诬的《金陀粹编》，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岳珂没能及时发现此词。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连奏议文字迹也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八）。（2）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的甚多，历史上也常有一些重要篇章在当时被遗漏或湮没而后又重见天日的，如韦庄《秦妇吟》、张文成《游仙窟》，甚至孙膑的《兵法》，都是后来很晚才为人发现的。（3）词中的“胡虏”、“匈奴”、“贺兰山”皆借古喻今，并非实指。
台湾学者李安认为《满江红》词乃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他的根据有三条：（一）岳飞三十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始掌指挥大权，“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才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二）岳飞自二十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三十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三）岳飞三十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香港学者苏信就“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一句，做了解释。他说：西夏与北宋之间屡有战事发生，真宗、仁宗时向西夏贿赂求和，才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岳飞对这段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当然熟悉。因此岳飞便在《满江红》一词中以贺兰山借指敌境。此外，苏信还把岳飞在收复建康城之后写的《五岳词盟记》与《满江红》一词做了对照和比较，认为两篇作品的风格和情怀是完全一致的，纯系一人之手笔。故而不应怀疑《满江红》词是岳飞之作。
邓广铭也不赞成否定说。他认为：第一，南宋宝庆初已刊的赵与时著的《宾退录》，有岳飞《题新涂萧寺壁》的七绝，岳珂编《金陀粹编》时也未收入《岳王家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一样。第二，不能因为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第三，河南省汤阴县的岳飞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这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早了七十八年。也排除了王越作伪的可能性，因为王越取得“贺兰山大捷”前四十年，《满江红》已被刻上石碑了。
陈非曾1995年著文，指出岳飞绍兴三年（1133年）赠祝允哲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与岳飞后来的《满江红》风格、内容一致，因此认为，“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处境中，以自己的原作为基础，适当吸收和作中的一些词句，并改词题为《写怀》，表达自己轻视过去（已建勋业不足道）神往未来（赶走敌人收复失地）的精忠报国的胸怀。”至于贺兰山，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观点，共有三座贺兰山，一是宁夏中部，二是河北磁县，三是江西赣州西北，岳飞词中的“贺兰山”应指河北磁县西北部的那座贺兰山，此地曾是抗金战场，岳飞也曾驻过此地附近，贺兰山就是他的练兵场。“这一座贺兰山在‘连结河朔’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又是‘直捣黄龙府’必争之地，对于岳飞有着特殊的意义。”
至此，关于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看来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其实无论它是不是出自岳飞之笔，《满江红》都是一首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精神的好词，也仍然会被人们广为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