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眼界的名胜故事

武则天的陵墓神秘多

　　武则天是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武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则天14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末年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日重。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称帝，国号周。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剪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

　　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武则天还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乾陵地宫

　　乾陵地宫是武则天和李治的寝宫，是最令人神往、最迷人的地方。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乾陵地宫仍然是不甚了解。毫无疑问，在进行科学发掘之前，要完全揭开乾陵地宫的奥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记载中得知，乾陵外部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隧道。这条隧道是由堑壕（露天）与石洞两部分构成的。两段交接处便是地宫宫门的所在。1959~1960年，考古工作者曾两次对乾陵隧道进行了勘查与试掘。特别是1960年3月对隧道进行了大面积揭露。揭露的情况表明，乾陵的这条隧道露天部分全长63.10米，宽3.9米；位于梁山主峰南面中腰部脊梁偏东处。呈斜坡形状。内部结构是用1~2吨重的长方形石条叠砌。共叠砌了39层。表层约用410块石条。石条与石条上下、左右之间均以铁细腰挂板、铁棍拴拉，然后再在其缝隙之间浇灌铁浆，从而使石条之间不能移动，成为一体。通过隧道进入宫门。

　　根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昭陵的石门达五重之多。乾陵地宫石门有多少，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地宫的石门一定是坚固可靠的。进入宫门便可以到达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根据“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推测，乾陵地宫墓室至少是前、中、后三室。从唐人的宇宙观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陪葬墓分析，墓室的结构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是四方形。至于墓室的大小，目前尚无具体材料可资说明。可以想像要比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室大得多。

　　地宫里有些什么东西，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从《唐六典·大唐元陵仪注》文献中，我们可获得一点信息。首先，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棺床”，“棺床”上放着皇帝的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硅、璋、壁、琥、璜等“六玉”。皇帝身穿12套大敛之农，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面对棺盖。棺盖内侧镶有黄帛，帛上画着日月星辰及龙鱼等物。其次，后室或后部设有石床，石床周围放置衣冠、剑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再次，前室或前部则设有“宝帐”，帐内设有神座。神座之西，放着玉制的“宝缓”、“谥册”和“哀册”，之东放置一些“玉币”。

　　除此之外，地宫里还置有“白佩”、“素幡”和“明器”等。从武则天所撰写的《述圣纪碑》碑文中考证，地宫里还有不少珍贵书籍和名人字画。史载，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盗掘昭陵时，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这说明昭陵地宫的封闭程度是很高的，那么乾陵作为两位皇帝寿终正寝之地，其中封闭的程度一定超过昭陵。从1960年发掘隧道时得知，乾陵至今未被盗掘。那么可以想像，“待到幽宫重启”之日，将会出现世界第九大奇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

　　无字碑之谜

　　乾陵“无字碑”立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阙楼前，高大雄浑。闻名于世，但碑上没有刻一个字，引得历代无数的游人和学者抚碑遐思，不得其解。“无字碑”起源较早，史载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军南侵，淝水一战，晋太傅谢安以较少兵力击溃了苻坚，“淝水之战”遂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谢安死后，有人认为谢安功高莫名，应立碑而不刻文，意即功劳之大，非语言所能表达，“无字碑”之说，可能由此而来。

　　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前本来是不树碑的，墓穴内也不放墓志铭。其用意是认为皇帝的功德太大，难以用文字去表达。但是乾陵却突破了这一惯例，在朱雀门外树立了两通高大壮观的石碑，一个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一个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堪称“历代群碑之冠”。历史上帝王陵墓前立“无字碑”者，以唐乾陵为最早。乾陵“无字碑”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8吨。圆首方砖，碑首刻有八条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螭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螭首作为装饰，常见于古代青铜彝器、碑额、屋脊、殿柱及印章上。碑身两侧各刻有冉冉腾飞的《升龙图》一幅，高4.12米，宽1.19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矫健扭动，腾云驾雾，充满活力。龙头之上有一展翅翩跹的金凤凰，神态飘逸若仙，出神入化，绝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蟹座阳面正中线刻《狮马相斗图》，长2.14米，宽0.66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威猛强健，而马却屈蹄俯首，伺机待逃。整个“无字碑”浑然一体，雕刻精美，不愧为我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

　　乾陵“无字碑”盛唐时立，但却未刻唐人一字，个中缘由，后人纷纷猜测，如今留在“无字碑”上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的字迹、宋金以来文人学士的诗文和近年来人们不停的议论，正说明人们对它的关注和解谜之迫切。据笔者收集资料所知，到目前为止，对武则天“无字碑”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德大说。有人说武则天以女子称帝，创前代未有之奇局，自认为功高德大，可与秦始皇相匹。秦始皇尝作无字碑以颂其德，武则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而另有人说武则天死时，自认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故仅立白碑，不刻文字，取《论语》“民无德而称焉”之意。

　　这种说法，初看似于不无根据。今泰山石碑之一，确有一座被以为是秦代的“无字碑”。可是，仔细一想，《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载秦始皇刻石之事甚详，但没有提到在泰山立“无字碑”一事。假使武则天仿效秦始皇，那她应将“无字碑”立于泰山，而不应树在墓地。更何况武则天葬乾陵是她死后才决定的事，她怎么会将自己的功德之碑提前立于乾陵的观阙前？而《论语》所谓“民无德而称焉”是孔子针对泰伯三让天下而言的。意思是说，泰伯品德极高，老百姓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称赞他，泰伯不是“帝王”，故“民无德而称焉”，决无“帝王德高功大”之意。说明《论语》所言与“无字碑”并无关系。

　　其二：自惭说。有人说，武则天喜欢自诩，临终大树碑石，以歌功颂德，但撰写碑文时，愧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留下了“无字碑”。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史书上有关武则天晚年的材料较多，但没有临终“自惭”的记录。再者，武则天生前曾为其父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临终前怎么会一下子“惭愧”到这步田地？更何况武则天合葬于乾陵是她死后唐中宗决定的。如果说武则天确曾惭愧，那么她为什么还要留下这块白碑？为什么临终前不将它粉碎？舍此勿论，大家知道武则天曾给唐高宗树立了金字“述圣纪碑”，并且亲自撰文赞颂其功德，如“七曜”光照天下。而她临死时却要在“述圣纪碑”对面立“无字碑”来表示自己的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那就无疑等于贬低唐高宗这种背乎情理的事，她能做吗？武则天曾为自己立了“颂德天枢”难道说那时候她自认为自己功不高，德不大，可以用文字表达，而在临终树墓碑时一下就变得非文字所能表达了吗？

　　其三：称谓说。有人说：“无字碑”不是武则天自立的，而是唐中宗李显给武则天立的，白碑立好后，李显在武则天的称谓是书为皇帝还是镌为母后问题上举棋不定，从而形成了“无字碑”。这种说法表面上有些道理，实际上幼稚得很。《唐书》载：武则天临死前，曾宣布去帝号，死后亦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且终中宗之世，通称“则天大圣皇后”因此，唐中宗真要给武则天立碑，称谓是不成问题的。纵或有些称帝后之纠纷，也在乎中宗一念之间，何至于举棋不定，以致留白碑一通！

　　其四：非碑说。有人说：“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祖”代表宗庙，当然不写文字。持此种说法者是见“无字碑”在左，“述圣纪碑”在右、便硬与古代的“左祖右社”相类比。殊不知“左祖右社”并非陵墓碑石。史载先秦时代，天子诸侯立“祖”于宫殿之左，以祀先祖，置“社”于宫殿之右，以奉土神，谓之“左祖右社”，此说有标新立异之嫌。

　　其五：遗言说。此说似近情理。武则天自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参与朝政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归位中宗，内辅外临数十年，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维护了唐王朝的强盛局面，确实算得上是风流人物，巾帼英雄。因此，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价”是有可能的。孰不知，此说是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此作原刊于《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该文略云：“没字碑，是纪念武则天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由后人评价，不刻文字。”郭老名气大，这一观点一提出，很快被人们接受。后来又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发展了郭老的观点，擅自去掉了原话中的“据说”二字，使语气变得十分肯定。当然，如果武则天果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那么无字碑的真相自然就大白于天下了。但问题在于，有关武则天的最主要的史籍如两《唐书》、《通鉴》、《唐会要》所载武则天遗制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因此所谓的武则天“遗言”，纯系想当然而已。从目前情况看，这种观点比较流行。

　　武则天死后，李唐皇室争斗频繁激烈，先是韦皇后效法武则天事，继而李隆基杀韦皇后并其党羽，又与太平公主发生激烈冲突；直到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后，争斗不安的局面才算稳定下来。在这7年左右的内争中，也有可能将撰写碑文、刻碑之事搁置一边而无暇顾及，或因中宗的早死，睿宗的昏庸而未能为文之故。因此，武则天的“无字碑”恐怕也与动荡的局面，中宗、睿宗的修养、态度及别的一些个人因素有关。

　　近年来有关人士曾对“无字碑”作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发现在碑之阳面，从上到下，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格子。这些格子绝对不是后人刻上去的，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当初立“无字碑”时是准备往上面刻字的，而且已经写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约3300余字。因之推测：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死后由嗣皇帝中宗立的。“无字碑”之所以无字，或因嗣君中宗、睿宗对生母武则天的功过难于启齿；或继位人对违反祖制立的“述圣纪碑”不赞同；或是与当时朝廷内外的形势，当权者个人情况以及武则天“遗制腧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等有关系。

　　章怀太子墓为何有两合墓志

　　墓志是人们为纪念死者或他们的先祖，把其事迹、经历和德行、功勋铭刻于石，埋在墓中，借以留传久远的一种方式。其性质和碑刻相近。散文体的叫“志”，韵文体的叫“铭”。刻石上有志无铭；称之为墓志，有铭无志称之为墓铭。大多数志铭二者兼而有之，就叫墓志铭。人们习惯统称“墓志”。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墓志起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因此，唐代墓志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纵观唐代墓志，大多数都是一墓放置一合墓志。但乾陵陪葬墓之一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内却放置了两合墓志，比较特殊。那么别的墓葬只有一合，为什么这里是两合，而且是不同的两合呢？这是因为墓主人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两合墓志映射出了李贤太子身后的三次葬礼。

　　章怀太子李贤，是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曾立为太子，在太子监国期间，协助父皇处理朝政，颇有声望。读过《后汉书》的人都知道有“章怀注”，注者正是这位章怀太子。在我国学术界知名度颇高。正是在《后汉书》的注解中，出现了抨击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的文字。他的母亲武则天，便以他私藏武器、阴谋政变的嫌疑，废为庶人，贬谪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县）。在他31岁那年，被杀害，随后葬巴州城南化成山麓。这是李贤第一次埋葬。他的兄弟唐中宗李显复位后，于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将其迁回京师，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这是李贤的第二次埋葬，这次埋葬就有了第一合墓志，即“故雍王墓志铭”。5年之后，他的二弟睿宗李旦在位，彻底为他平反昭雪，追封为章怀太子，与其妻房氏合葬。这是李贤的第三次埋葬，这次埋葬出现了第二合墓志，即“大唐故雍王赠章怀太子墓志”。三次葬礼，一次比一次隆重、荣耀。反映了当时宫廷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然而故事却是苦涩的，一点儿也不叫人感到温暖、甜蜜。这亦是围绕武则天墓的一系列谜当中唯一探索得比较清楚的一桩喜事。

　　乾陵六十一尊石像的真实身份

　　乾陵前面立有61尊石像，他们究竟代表什么人？有的说那是当年参加高宗葬礼的61个国家的首领、大臣和客使。在唐代史籍里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此说是现代人根据宋徽宗之第三子、郓王赵楷《乾陵记》中有关“乾陵安葬，各民族来奔丧助葬的人怎么这么多”的感叹推测得出的。这批石像初立时，可能是64尊。根据《大汉原陵秘葬经·碑碣基仪法》中天子山陵前设石像均左右对称排列如下：禁围前安左右诗人、左右皇门使、御马二匹、侍官四对的记载，结合陵前其他石刻对称式左右排列的方式，这批石人像应是东侧32、西侧亦应32.初立时，背部均刻有名衔，以标明其身份、姓名、官职和国家。随着日长月久，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大部分文字已不复存在。史学家们根据《长安志图》、《金石录补》等文献，研究考证出了其中的36人。这些人名为今天研究全部石人的真实身份、来历和意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36人当中，真正属于国王者只有6人，即龟兹国王、疏勒国王、于阗国王、朱俱半国王、康国王、波斯国王；王子2人，即吐火罗王子、石国王子；客使3人，即东突阙使2名，吐蕃使1名；唐朝的十二卫大将军、将军，计17名；其余的则是本州的都督。由此可见，这批石人是由5种成分构成，即国王、王子、客使、大将军或将军、地方都督。

　　36尊石像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和生卒年月在唐代史籍里可以找到，根据记载，他们有些在高宗人葬乾陵前几年就已去世，有些是武则天执政以后才册封的，因此，他们是武后当政时雕刻，武后合葬乾陵时才树立起来的。还有十余尊石人名衔冠有“故”字，表明他们在立像时，就已亡故。既然如此，这批石人是参加当年高宗葬礼的观点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