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
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郦生说:“做大事业的人不拘泥于小细节,有高尚品德与智慧的人不怕别人责备。”
大凡不知道变通的人,总是很死板地按照固定的规矩和框架去做事情,不知道灵活地随机应变,这样的人毫无疑问是很难把事业做好做大的。而那些品德修养不够、没有良好的智慧的人,时常担心别人责备他,害怕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并且与人斤斤计较。相反,有高尚的品德和修养以及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发现和坚定正确的方向及目标,不怕别人直言甚至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能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不断地通过别人的意见甚至责骂来完善自身的不足。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够把很多普通人做不好的事情做好,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调和得丰富而有意义。
中庸思想教导人们为人处世不要以偏概全,不走极端。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而不能辨证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在社交处世中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无法正确地对待他人,更不用说尊重他人了。
如果从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角度来讲,社会就是指不同物质和个性的个体和谐共存,允许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发展个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相互协作、相互尊重和学习,也才有了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而缩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也需要将共性和个性分清,“学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而这个前提就是得从他人身上发现优点。
在唐、宋之间,有过著名的“五胡作乱”,几十年间都是胡人统治。五个朝代,都请一个叫冯道的人出来做官,而他对每一个君主都表现的极为忠心。对冯道这种行为,后人欧阳修骂他无耻,认为他替胡人做事,没有汉人的气节。但是,和欧阳修同时代的王安石、苏轼等人却认为冯道这个人很了不起,是“菩萨位中人”。冯道尽管在胡人的朝廷做官,但他本人的生活却十分严谨,不贪财不好色。在他的谨慎和圆滑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的原则,这就是他值得后人肯定的优点,而不能一概地加以否认。
《左传》上记载: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当时齐襄公的弟弟。而齐襄公为政无道,为不受牵连,齐桓公在鲍叔牙的侍奉下逃到莒国;公子纠则由其老师召忽和管仲护卫,逃到鲁国。后来,齐襄公被杀,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重返齐国,当上了齐国的国君,接着,伐兵鲁国。鲁国在齐军的压力下杀了公子纠,召忽见公子纠已死,也就自杀了。此时,管仲不但没有自杀,反而在鲍叔牙的举荐下,当上了齐桓公的重臣。于是有人说管仲这个人不仁义。但孔子却说管仲这个很了不起,因为他后来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没有使用武力,就使天下得到安宁,而且老百姓也得到了他的恩惠。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很可能都成了野蛮人了。他为天下做出了这么的贡献,不是一个只知道自己上吊,倒在水沟里默默无闻、白白死去的人所能比的。
管仲背弃旧主,为齐桓公做事,对旧主公子纠来说是不忠、不仁、不义,从个人处世角度看,是为了保全性命,可谓是圆滑至极。但是,他为天下人做出了贡献,为天下人尽了大忠、大仁、大义,从这个方面来说,管仲的做法又没有违反做人的原则。所以,孔子能够辨证的评价他,并没有局限在小的方面,而且还充分肯定了他的优点,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中庸思想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变通,也就在不违反原则性的前提下,能够做到灵活性,能够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从而在为人处世上,既不呆板也不失于圆滑。这样,在评价他人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偏激,也就不会因为别人有缺点就“一棒子打死”了。
孔子说:“君子以人治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真正的君子是根据不同人的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自己不愿意、不喜欢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才是君子之道。不要被表现蒙骗,而要能看到其本质,也就不会对他人的评价失之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