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成功必读的史记

用人以“信”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

　　出自《史记·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作为郎官侍奉文帝。与他同住的一个室友请假回家，拿错了他人的金子而去。过了些时候，金子的主人发现金子少了，就胡乱地猜疑是直不疑。直不疑也不申辩，只是向他道歉并承认了这件事，并拿来金子偿还他。后来，那个请假回家的同事回来，归还了金子，使得先前那个丢金子的人感到很惭愧。人们因此称赞直不疑是个忠厚有品行的人。

　　直不疑的室友错拿了别人的金子回家，而直不疑不但不对别人的无礼猜疑生气动怒，还向人家道歉，甚至赔偿了金子。这是多么仁厚的品格啊！先不说事情本来就不是他做的，只是他的室友拿错了，可当别人怀疑怪罪到他头上时，他却敢于出面担当。为此，后来丢金子的人知道了真相大为惭愧，佩服赞赏直不疑的人品修养。可见，一个人若想得到别人的尊崇佩服，势必要有很好的人品以及人格魅力。

　　为刘备一句话，诸葛亮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人们对于诸葛亮感激于刘备托孤而最后鞠躬尽瘁的后半生的总结，也是对诸葛亮一生“忠义”精神的褒奖和赞扬。

　　我们知道，刘备死时，长子阿斗（刘禅）才十七岁，其余两个儿子刘永、刘理则更为年幼。一群小娃娃，谁能约束得了父亲临终嘱托“以父事之”的诸葛亮（后主及其兄弟一直都称诸葛亮为相父）？况其时诸葛亮即将大权独揽！而且一个大活人，居然能被一个行将就木之人一句话束缚住一生，则其人道德之高尚，也就古今罕有其俦了。

　　诸葛亮一辈子都对刘备忠心耿耿，竭忠辅佐，虽然刘备去世后他是蜀汉实际上的统治者，大权独揽，但他从来没有逾越过作为臣子应有的本分，那位阿斗在皇宫中正好好地做着他的皇帝，享着他的清福，什么心都不操，一切困难都有这位相父替他扛着呢！若云孔明尽忠，乃君臣之义，然而诸葛亮当初却为什么要选择这位寄人篱下的皇叔呢？那时的刘备，实际职务不过是新野县的县令而已。以今人眼光、心态，对待一位小小县令、前途渺茫之人，值得那么忠心耿耿吗？何况两人年龄相差了二十岁！

　　试想，古往今来，世上有几个人能够为别人一句话奉献一生的？信口雌黄是很容易的，只要将心比心想一想，应该真实地相信这是诸葛亮对于同样诚实忠厚的刘备的最高报答。正因为刘备的诚实忠厚，所以当他率兵解救徐州之难时，陶谦竟欲以徐州相让，陶谦去世前，将属下推荐给刘备，嘱其忠而事之。去世后，徐州百姓则跪拜哭求于州府前，请刘备接管徐州。诈伪之人，能收买得了这么多人心吗？何况其间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如陈登父子，就是一时俊杰。他们竟能轻易被刘备的诈伪所欺蒙，需要等过了一千八百年后，仰赖那些无名无才无德只会信口开河之辈为他们指点迷津？

　　世间人有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深合佛法因果感应道理的。刘备与诸葛亮等一班人臣都是忠义之辈。刘备有两位夫人，其中一位是糜夫人。其兄长糜竺，史书中记载他一次行道，有红衣妇人求载。糜竺将其载而同行，直到妇人下车，始终目不斜视。妇人感之，告曰：吾乃火德星君，上帝命我往烧汝家，感汝之诚故实言相告。汝归可速搬出财物，吾当晚来。此故事即表现出糜竺道德修养的高尚。若今人见之，肯定会认为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是依佛法所阐明天地鬼神真相言之，则未必非有其事。糜竺本是大财主，为了帮助刘备，不但把妹妹嫁给他，还将财产都散尽了。今人亦云这是想在刘备身上做政治投资。若仅是因为个人将来利益而投资，那他为什么不投资于曹操呢，不是可以更快更直接得到更大的收益么？退一步而言，就算是投资吧，那糜竺目光也真够远大的了，竟然能够在一个人落魄潦倒时就能看出他将来可以做皇帝！

　　若糜竺辈，尚是白面书生，除了忠诚和品德高尚外，才气不大，能力不强。但能为刘备做广告招徕，使人敬之信之服之。若关羽、张飞、赵云者，皆三国时最优秀名将，于贫贱中相从刘备，始终如一。史书载关张与刘备，出为君臣，入为兄弟。刘备在公众场合与人交往，关张侍立，终日不殆。至于赵云，先投公孙瓒，结识刘备后，两人即惺惺相惜。刘备在遭遇长坂坡最空前的困境时，听得有人报告说赵云投靠曹操去了，并议论说：赵云定是见我等今日势穷力孤，故反投曹操以求富贵也。刘备当时就气得将手中短戟掷了出去，言道：子龙从我于患难之中，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

　　又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也曾接受过曹魏的托孤大事，司马氏又是如何对待曹家的呢？司马父子（司马懿与其二子司马师、司马昭）为后人留下了一条著名的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知者，自然就是“篡权夺国”阴谋了。曹操自己欺负汉献帝，明言欲做周文王在前；司马氏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在后，不正是得了因果报应吗？

　　作为将帅，如果讲究信誉，任用忠诚的人，那么部下就会尽心尽力而不是三心二意地作战，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兵法上说：将帅讲究信誉，部下对将帅就忠诚。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先做了件立信的事。一天，他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的，赏五十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行开了。由此可见，“言必信，行必果”是立信的关键。

　　当然，也有一些政客不讲信用，并以这种不讲信用的诈术为荣，对这种人应该采用防患措施。如秦朝时秦始皇命大将王翦领兵去消灭六国，王翦马上提出条件，要嬴政立刻给他晋爵封地赐金子，否则，他就不干。秦始皇不得不依了他。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性急，他说：“大王这个人不太讲信用，会过桥抽板，事后不认账。他想赊账，我不马上要，以后就要不到的。”

　　对待对手的诈术，有的人回敬以诈术，如果对这类人却仍用所谓的“信”，这就难免要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