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不得不知道的历史万象

五代经济状况

　　唐后期，除了朝官和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外，在朝官内部，也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从而引起官僚集团的派别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以李宗闵、牛僧儒为首领的牛党官僚集团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官僚集团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这些斗争与倾轧，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的覆亡。

　　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五代换了八个姓，十四个“君主”，但为期只有五十三年。统治的区域仅在黄河流域一带（有时也包括四川在内）。五代的君主绝大部分是唐末的节度使，都是出身于武人，所以当时诸镇及一般州郡刺史，皆以武人为之。因此，官吏不明治道，多为群小惑乱。正如《旧五代史·安重荣传》所说的“自梁唐以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这就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五代的刑罚也很严酷，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22《五代滥刑》条说；“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如“族诛”之法，使“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这是唐律所没有的。此外还有腰斩、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刑。地方官也可任意制定刑罚和随意杀人。《旧五代史·刘铢传》说汉臣刘铢在青州（山东益都）“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过，不问轻重，未尝贷免。每亲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数百步外方止，肤体无完者。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

　　纷扰的五代，到后周时才开始有了转机。因为人民痛恨统治者对他们的过度剥削和残酷压迫，迫切要求安定和统一，所以在周兵打进北汉境内后，“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控诉刘氏（北汉主）赋役之重，愿供军需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周兵征南唐时，南唐人民因唐主“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兴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充分说明了人民的愿望。周世宗很了解这些情况，因此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和有利的改革，对征服的土地也减轻了剥削。经过周世宗的一番整治，使民心得以安定，生产得以恢复，这就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五代时期，南方各国都重视水利灌溉，注意改土治水，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针对江南多河流、湖泊的情况，大量修筑堤堰和闸门，控制水流，“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吴越政权在各州都设置都水营田使和撩湖兵、营田军，“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从嘉兴、松江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每一条河浦都造堰闸，蓄泻有时，以抗旱涝。又在武义筑长安堰，溉田万余顷；在越州鉴湖周围五十八里筑堤，可溉田九千余顷，等等。

　　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余顷，多者溉田达万顷以上。闽国在长乐县筑海堤，以御海潮，堤内土地皆成良田。在连江县东湖周围筑堤二十里，可溉田四万余顷。后蜀在褒中（陕西汉中褒城镇）“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

　　特别是南唐与吴越在境内修建了圩田，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当时，劳动人民利用水乡河身较高、田面较低的地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座圩田方圆几十里，如同大城。沿堤建水闸，控制水势，旱则开闸引水溉田，涝则闭闸拒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收成获得一定的保证。圩田是古代江南劳动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创造，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

　　五代时期，南方的制茶业最为发达，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的生产。楚王马殷“令民自造茶”，每年仅向中原王朝贡茶就达25万斤。南唐在建安地区（福建西北部）有茶焙（制茶场所）1336处，其中官焙38处。当时，茶叶已成为重要的商品，南平首都江陵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市。

　　瓷器业的进步也很快。吴越的越州秘色瓷器，胎质釉色都比以前有进步，是当时瓷器的最上品，专供吴越王室使用，也用来贡献给中原诸王朝。同时，越窑还产“金扣”（镶边）瓷器，动辄以万计，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可见当时越窑的烧造技艺已经很高。

　　当时，矿冶业遍于各地，在冶铜技术上发明了胆水浸铜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技术。吴和南唐盛产铜铁，南汉则盛产金银。

　　另外，当时的造纸业也相当发达，扬、越、蜀是著名的纸张产地。有名的南唐澄心堂纸，“滑如春冰密如茧”，制作十分精美。雕板印刷业的发展也很显著，成都和金陵是当时全国两大印刷业的中心。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吴越都城杭州，已成为东南繁荣的大都市，“富兼华夷”，“百事繁庶”，有“地上天宫”之称。

　　成都市场也相当繁荣，有蚕市、药市、七宝市，市场交易量很大。此外，当时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

　　可以说，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来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可见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二倍。这说明南方经济的发展，日益超过北方，越来越在全国占据重要的地位。

　　织染业也有新的发展。丝织方面规模日益扩大。在杭州城内，专为吴越王织锦的工人就有二百多人，在染色方面，南唐时发明了一种“天水碧”的颜色，由宫女“染碧（青绿色），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故名“天水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