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堂风

何日君再来

　　——一代大师邓立君

　　我曾同一位少年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这位少年经常带着耳脉摇头晃脑如痴如醉，桌上堆满各种磁带。争论的焦点：谁是中国通俗歌曲的大师？这位少年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脱口举出他心目中的诸神——刘德华等等。而我坚持认为邓立君才真正能配得上流行歌曲大师这一称谓。于是，各不相让，心中耿耿，不欢而散。这位少年是我的儿子。

　　我不是追星族，但我能理解追星族们的酷劲，他们甚至为了入时歌星最时髦的打扮和帅呆的一频一笑而狂追不舍，仰望不止。邓立君显然不是我们所要景仰的人，她是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平起平坐的人。她的渗透性犹如气体——不管这种气体是何种味道，只要你不是铁板一块，只要你有呼吸的欲望。然而，要肯定地说邓立君就是一代流行歌曲的大师也要冒风险——不是事实上的，而是观念上的。关于大师之称谓，已有众多典籍评议，在此，我们尤其要摒弃这样的观念——大师只有在杰出人物类群中才能产生、才能找到。

　　就像普天下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邓立君的歌，不但听过，而且能哼上一两句——她那缠绵悱恻、哀怨凄楚的嗓音让她的同胞愤懑了三十年，迷醉了三十年，也争论了三十年。到二十世纪末，争论之声平息。经历过流行歌曲大潮的铺天盖地之后，老少同席，听一曲《甜蜜蜜》，不但没有了老者的面红心跳、鸡皮疙瘩，反而觉得味道甘纯地道。也许老者听出了年轻时的浪漫，中者听出了爱与欲的现实，少者听出了流行歌曲的古董。经典的确立就是这样风风雨雨。市场上，一套邓立君歌曲全集金碟珍藏版要上千元，放在碟盒里的感觉已非同一般。

　　我们的毛病在于：不太能容忍开风气之先的事物，更何况在信奉丝竹之乱可危及江山社稷的古老中华。如果记忆与自己真切的生活不被割断，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一名中国普通百姓，最先感知时代将要发生深刻变化的最直接凭借，不是一道道的中央文件和连篇累牍的报纸社论，而恰恰是邓立君通俗歌曲的出现。此后，邓立君通俗歌曲的起伏遭际，更是戏剧性地构成了对中国当代政治话语史、心灵史、世俗生活史变迁的写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我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时空听到了邓立君的“天外之音”。作为一名自幼只把红色作为可靠颜色、只把“雄赳赳气昂昂”般高亢猛烈的旋律视为最佳旋律的我来说，诱惑的颤音、委婉的情欲的确使我震惊，使我面红耳热，像窥视了男女之间的秘密——在面孔相似、思想不能留死角的语境中，邓立君的歌倾诉了“私生活”的秘密。（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即便还是个少年，就已经开始成为单纯的“政治幼兽”）我感到茫然、惶惑、甚至恐惧。但那充满了朦胧爱欲的音调却像我暗恋的女孩子一样吸引着我。后来，就有了“靡靡之音”之说传开，听邓立君的歌就得变成“地下工作者”，因为这不是一个欣赏艺术的问题，而首先是话语立场——政治立场的问题，其次是道德立场的问题、人格情操的问题。听不听邓立君的歌，有着非同小可的是与非。

　　异端往往像火一样在地下运行。在极端的历史语境中，任何事物——哪怕仅仅是一种音调也已不再是它本身，它被赋予了太多的内容。邓立君通俗歌曲从异端到经典，正是事物不断回到事物本身的过程。从八十年代它成为开放意识的重要暗示，到对它所传达的价值观和自身艺术价值的激烈争论；从八十年代末港台及大陆各种流行歌曲统治歌坛并成为大众通俗文化的排头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邓立君的某种遮蔽，到世纪末流行歌坛尘埃落定、邓立君屹立听众心中——人们在经历了纷争、鉴别力不断修正之后，终于发出感喟——邓立君有别于过眼烟云，而且不是靠异端的力量，魅力来自于自身。

　　如果早年的邓立君让人听出的更多的是爱与欲，那么在市场经济下万马齐喑为生存奔波的时候，她的歌又让我们听出人世的沧桑感、人生的命运感。她的歌不靠众多乐器的渲染，也没有诠释永恒的辞藻，她固执地歌唱眼前、当下、物质世界中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她凄婉、细腻的歌喉倾诉生活的苦涩。她唤起的是普通人最实在的生活经验，她不想超越这些。对形而下世俗生活的钟情与表现就是邓立君。

　　开风气之先，拥有不可思议的众多听众，在消费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世界，流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仅凭这些，她就是一个大师。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通俗歌曲的一代大师邓立君女士突发心脏疾患，病逝于泰国，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