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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漂泊，或在理性中享受宁静

　　它的居所是瑰丽的晚霞，

　　黑暗，灰蒙，深不可测。是和风，是大海

　　它翱翔于蓝天，又深藏于心灵；

　　它是运动，也是精神，

　　它驱动一切思维和思维的对象，

　　在万物中运行……

　　吟咏华兹华斯这首诗时，是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刚下过一场雨。雨不大，且已停，但放眼窗外，夜空仍停留住雨的足迹，黑暗，灰蒙，深不可测。该是月圆的日子，但月亮和星星都不露面，躲进了那无边的黑色深邃里，天空令人捉摸不定。我知道，这正是漂泊者的心绪印证。短暂的外出不是漂泊，是狩猎，捕鱼，公差，下基层调研，或旅游消闲。比如前几天，我去了一趟深圳，佛山，广州；今天又应白芷儿之邀，与一帮文友去了岷江河边悠游，然后还去了福圣李密家朝圣，领略了孝道文化的风采。一路吃得好，玩得好，行得好，心情不错，端的是悠然自在，内心无忧，不愁风云突变，命运莫测。而漂泊则不同。漂泊是无根的浮萍，断线的风筝，是一种下落不明的人生。比如犹太人；比如斯宾诺莎（—），华兹华斯这首诗的主人。

　　事情的缘起，要追溯到《圣经》里那些神秘的故事。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于犹太人的经文和传说；然而结果是，这两大宗教，几乎都成了迫害和残杀犹太人的罪恶渊薮。那些故事已很遥远，大约在创世纪不久；与古埃及那位对约瑟的功劳一无所知的新王有关。新王登基伊始，见犹太牧民繁衍很快，心生不安，怕壮大了的犹太人联合敌人攻打自己。于是，设计奸计，让犹太人成了法老们的奴役，强迫他们和泥、烧砖，建造宫殿。然后，是摩西的出生。雅各，约瑟，摩西，他们或与上帝争斗，或遭遇饥寒，或出埃及，渡红海，过荒原。这些多舛的命运安排，冥冥之中似乎已划定了某种宿命的轨迹。从此，犹太人的命运，好像就这样被埃及法老们的咒语牵牢了鼻子，演绎不尽的是一幕幕流亡，漂泊，被虐，挣扎的悲剧。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他们依然漂泊，散落世界各地，被拒绝在宗教之外。在这条漫长的流亡路上，我们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斯宾诺莎。他沉痛，安静，坚韧，手里擎着一盏耀眼的明灯。

　　和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斯宾诺莎的创造从怀疑开始。然而，他怀疑的对象却与众不同。他首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上帝，那个在基督教神学看来，神圣不敢亵渎的《圣经》。这让他差点儿丢了性命。但是，斯宾诺莎还是坚定地认为，《圣经》不过是故意使用了象征或寓言方式，迎合了东方人喜欢夸张的习惯，通过唤起人们的想象，来传播某种自然的规律。实际上，《圣经》只是为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全人类的；它并不是用事物的原因解释事物，而是用最感性的动人语言，唤起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想象。受其影响，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那些超常的现象，才能表现上帝的神力和意志。殊不知，按照理性思维理解，《圣经》里却充满矛盾，错误与荒诞。如果大自然遵循常规运行，上帝就失去意义；当上帝开始显灵的时候，自然就停止了运行，左右自然的上帝，神威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直到今天，自然仍在运行，人们各行其是。也许他在开会，你在旅游，我在电脑前码字，我们天天都行进在自然的大道中，都被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驱使。在这里，斯宾诺莎使用了一个“狠毒”的悖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上帝推向了一种进退维谷的绝境。这就难怪教会的憎恨了。

　　斯宾诺莎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念念有词于基督教义的仁爱，欢乐，平和，节制和宽容，但与人争吵时，却得寸进尺，十分恶毒。不信，你把目光转向现实，转向我们身边的俗人俗事。当我们静下心来，走进斯宾诺莎的视野，贴近那些《圣经》教化下的灵魂，就会发现一种诡秘外衣戳穿后的尴尬。也许，在这些俗人俗事中，就有我们的影子。在不经意地与他们对视的刹那，我们可否听见莎士比亚式的诘问？你笑什么？你笑的就是你自己！在这里，斯宾诺莎似乎没有穷追猛打，没有把《圣经》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在给它指出一条逃生之路。因为，《圣经》毕竟为那么多的人信奉，毕竟经历了那么久的存在。凡是存在的，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可是，他话锋一转，从容坦然地说道，当然，如果按照非理性思维去理解，以寓言、想象，修辞的姿态去观照《圣经》的故事，便不难理解它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人类的影响。原来，斯宾诺莎没有温良恭俭让；而是毫不留情，将《圣经》从神圣的圣坛请下，戏谑地将其置身于寓言的荒诞之中。《圣经》与寓言，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斯宾诺莎对《圣经》和上帝的如此无情，与其说是一个心高气盛智者的轻狂，不如说与一个民族的漂泊流亡有关。几千年啊，一个多难而坚韧的民族，就这样艰难行走，背负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它使他们散落，又使他们聚合；使他们灭失，又使他们生生不息。直到年，英国舰队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斯宾诺莎的祖先才有了穿越英法海峡的机会，从昔日的死亡之海逃出西班牙和葡萄牙，漂泊到宽容的荷兰落地生根。正是犹太民族的这种漂泊史，形成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背景，使他成了一位真正的犹太人。他先就读于犹太教会办的学校，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圣经和犹太经典，大人们希望把这个聪明的孩子培养成“拉比”——犹太教牧师。那时的犹太人，过着相对平和安稳的生活，他们认为，这应当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发生在童年的一件事，不仅再次打破犹太人平静的生活，更深深地刺痛了斯宾诺莎稚嫩的心，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斯宾诺莎岁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之风，吹拂着阿姆斯特丹。有一位叫乌列·阿·科斯特的热血青年，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论文，猛烈抨击基督教对来世的信仰。本来，这种抨击并非针对古老的犹太教义，拿今人科学的眼光看更是正确的。但是，为免引起基督徒的反感，出于息事宁人，犹太教会采用了对教徒最严厉的方式，羞辱这位高傲的青年。他们强令他横躺在教堂大门口，让集会的人依次从他身上跨过。这位青年受不了这样的东方式胯下之辱，回家后写下遗书，引弹自殁了。鲜血溅在一间黑暗的屋子，却击碎了一个民族的心，在一位懵懂少年心灵深处植下了愤怒与怀疑的种子。这种怀疑与反叛，随这位翩翩少年的年轮生长，在他岁的时候，他几乎成了乌列·阿·科斯特第二。只是，已不是苏格拉底的年代，教会对他的处罚稍微文明。他们没有叫他饮下西芹毒酒，也没有让他横躺地下，而是摆下一个浩大的阵势，宣布永远开除他的会籍；接着，吹鼓手吹响长长的大号角，悠扬的哀鸣声撕肝裂肺；然后，点燃的蜡烛被一支支吹灭，全体人员置身于一片深邃的黑暗；牧师在一旁不停地叽哩咕噜，诅咒这个叛逆的青年永远走不出这无边的黑暗。“让他日夜受诅咒，外出受诅咒，回家也受诅咒。”愿主的怒火将他烧毁，将律书中所有的天谴都加在他身上，从这个世界永远抹掉这个讨厌的名字。昔日的朋友都纷纷离他而去，甚至胞姐也试图从他那里弄到点可怜的继承权。有谁见过这种悲剧，这种由同族与亲人在美好的愿望下强加的悲剧。这是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它落到了斯宾诺莎身上，不知是厄运，还是成全。可是，令牧师们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烛光被吹灭了，心灵的烛光却点燃了。点燃这烛光的是犹太民族的先哲们，还有笛卡尔，当然，主要的还是斯宾诺莎的个人智慧与勇气！

　　人们看到，斯宾诺莎没有退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上帝的穷追猛打。他要把上帝从高高的圣坛永远拉下，还它以自然的平凡本质。在这里，斯宾诺莎采用了三个词语，三个平实而独创的词语：样式、实体，属性。什么是样式呢？就是单个事物或事件存在的形式，比如人的身体、种族、星系或打了一场球等等，都是永恒现实的样式；而藏在这个样式的背后的永恒现实，便是真正的实体。这颇有点像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个别与一般这个哲学对子。实体是一般的，隐藏在个别背后的永恒秩序，才是生生不息的自然；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山川、树木、风雨、田野，只是构成自然的材料。所谓上帝，正是这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这是一切事物内在的而非外部的原因。一句话，上帝的意志，不过是自然规律。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自然的风云际会，所经历的一切人世沧桑，都是这种规律的运动结果，而不是上帝的心血来潮。这样，面对上帝，我们还有什么惊惶失措？

　　沿着这条思想之路，斯宾诺莎进一步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自己周围，放置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的是是非非。当然，他是以善、恶两个词来表达的。他从自己在上帝和精神中发现的自然规律出发，以智者的高度，观察着置身于这种规律中的芸芸众生。他发现，我们许多人，常常以自然主人姿态出现，而把自然中的其他事物，都作为自己的对象和客体。以为一切事物都因人而生，把我们自身的目的、好恶、标准，都强加于世界，误认为合我者为善、逆我者为恶。也许，每一种事物都希望把自己的属于强加于上帝身上，而人，则总想在上帝与人生的苦难间，寻找某种平衡，一次又一次地忘却了约伯的教训，忘记了上帝根本对人间的小小善恶不感兴趣，依然我行我素。不信，你打开窗户，把头探出去。立冬已过，仍是满天阴郁，成都平原仍被日常的雾霾锁住。天已有点凉，田野里胡豆豌豆正在成长，而河流渐渐干枯。快乐者仍在快乐，痛苦者仍在痛苦。所谓的善和恶，只与人类有关，因各人不同好恶、追求、标准不同而不同。比如音乐，对快乐的人是善，对送葬的人是恶，而对于山川流水，就无所谓善恶了。这使我想起了前几天登峨眉山的事。我们随南来北往的香客，坐了一阵车，爬了一阵坡，待到夕阳西下时，一个个筋疲力尽，默默往山下赶，很少吱声。这时，有个抬滑杆的滑哥，抬住一位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人，迈着坚实的脚步，逆向而行，往山上去，口里唱着悠扬的山歌。我的心中悠地升起一种莫名的感慨，难以诠释。我只感到，此刻，这山间那滑哥才是最幸福的人。一种人性本质的大善呈现在我面前。

　　在这里，我们发现，斯宾诺莎在把上帝从天上拉回凡间的同时，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到达上帝之路。不是三维空间，而是心灵，在智慧与道德的伦理高地。在斯宾诺莎之前有多少智者，都企图到达这个高地，然而，似乎都偏执一隅。佛陀和耶和华主张忍让，平和，以德报怨，认为仁慈就是美德，倡扬不受约束的政治民主，结果耶稣被钉到了十字架上。马基雅维利和尼采提倡征服和统治，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权力就是美德，世袭贵族制最合理，道德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强者的工具，结果招来一片讨伐之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弟子，认为智慧就是美德，博爱和强权都不宜普遍适用，只有成熟的思想，才能在它们二者之间寻求到恰当的度，主张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但是，他们精心炮制了两千多年前的“理想国”，却至今仍是子虚乌有。只有斯宾诺莎，似乎才一下从他们之间，寻找到了一条融合和谐之路。

　　踏上斯宾诺莎之路，我们仿佛感到，一缕轻风拂面而来，是那样柔和、温馨、怡然。它是幸福的内心体验，是人间最大的善。在这里，稍一停留或留意，我们就不难触摸到斯宾诺莎的心律。这心律的指向是幸福，一种精神的起点或归宿。在斯宾诺莎看来，所谓幸福，就是快乐和无痛苦；而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美德就是某种力量，快乐是人从不完美的状态，走向完美状态的转变，是力量的增强。痛苦则相反。激情或情感本身并无好坏，关键是看它是不是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既然，理性不主张违反自然，利已便是自我保存本能的必然产物，而为他人牺牲自己并不可取。谦卑虽是一种稀有品质，但并没有好处，悔恨更是一种缺点。当然，这里指的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利已，而不是损人利已。只有爱，而不是仇恨，才能克服恨，因为也许恨本身就是一种离爱最近的感情。比如，我们所看见的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无尽的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当我们自信可以战胜对手时，恨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心灵只会为伟大的灵魂而折服，却不会向武力低头。即便是建立法治与秩序，再完善的法律，也要注意协调，避免在冲突中毁灭。

　　起身，走到窗前，对着一席凉丝丝的清风，伸个懒腰，一种轻松的舒畅便涌了上来。斯宾诺莎的话又浮出心海。是啊，即使身份再低微的人，武力只会征服他的肉体，却永远不能让他的心灵低头。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更容易记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面对世间的不平或鼓动，我们容易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认为这是人的善的美德。但是，斯宾诺莎除外。他用几乎冷漠的冷静与睿智，发现了隐藏在人们激情后面的缺失。他告诫我们，当你认为自己最富有激情的时候，实际上是最不能自主，最波动的时候。此时，理性失去作用，行为被本能的洪流驱使；而相互独立的本能，如贪婪、好胜、淫欲、占有，它们沉积于人的内心，只寻求偶合中的满足，而不顾及整体。当然，斯宾诺莎要我们警惕的，是那种非理性的激情，它是由不充分的观念引发的欲望，而不是理性的激情。事实上，当我们对某一现象形成理性的认识，心绪回复平静，激情也就消失。而由充分的理性引发的欲望则是美德了。在这里，理性能驾驭我们的个体与激情，在心灵的天空自由驰骋，到达通达至善的境界，即理性自由的大美之境。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想起了他的理想国，和那种“专注于真实存在，无暇过问俗事，也不会因嫉妒和敌意与人争斗”的心境。智者的眼睛，似乎总是这样，永远注视着大自然的永恒规律，或秩序。比如斯宾诺莎，比如柏拉图，比如泛舟瓦尔登湖上，自己停止了生活，却开始了存在的梭罗。

　　就这样，斯宾诺莎像一滴水珠，融入犹太民族的恣肆汪洋，或永恒秩序与因果的长河。无论漂泊一滴水珠的旅途，还是聚合的大海，它都处变不惊，荣辱无关。他把人生中的一切风气际会，都看成大道中永恒秩序和过程中的要素，都是一种自然法则使然。然而，他又不是宿命论者，他不相信人在宿命面前会束手就范。他是以最理性的自由，驾驭自己的心灵之舟，悠然荡漾于一个民族漂泊的旅途，以智者的聪颖，超越于激情所产生的动荡不定，尽享着理性带来的平和宁静之愉悦。只专注于大道之理的真实存在，无暇顾及其他俗事，更无心与别人争斗于得失荣辱。这种状态，颇有点像沉浸于“理想国”的柏拉图。怪不得在斯宾诺莎的土壤里，又萌生了费希特的自我，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因此，无论幸福还是不幸，甚至死亡，他都面对以微笑。在自然的永恒秩序面前，“不管是现在死去，还是再活一千年，他都同样心满意足。”

　　也许，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不为许多人所理解。但是，那只是暂时的。斯宾诺莎关注的是永恒秩序；永恒与暂时，怎可同日而语。难怪华兹华斯要说，“它的居所是瑰丽的晚霞，黑暗，灰蒙，深不可测。是和风，是大海。它翱翔于蓝天，又深藏于心灵。”何况，他还有许多拥护者。比如，眼前就有一位，济慈。我想，济慈是了解斯宾诺莎，理解斯宾诺莎，读懂了斯宾诺莎的。不然，他怎么为斯宾诺莎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

　　直面一切现实；

　　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