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

32.漫长投降的开端

　　英国人在波罗的海的行动已经抢占了俄国人的先机。而显而易见的是，与红军的会师正指日可待。马修・李奇微的第十八空降军团借给了蒙哥马利，参加德国北部的战役；他指示美国第七装甲师向前探索，并定时与大本营进行联系。

　　第八十七骑兵侦察中队的A。诺尔顿中尉被选来带领这支部队。他最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上司告诉他，“有谣言说，俄国人目前驻于东边某地――距我军驻地约五十英里到一百英里”。诺尔顿要给苏联指挥官带去几瓶三星的轩尼诗，并说服其回到美军的防线。

　　5月2日傍晚，诺尔顿带领九十人，分乘十一辆装甲车和大约二十辆吉普，穿过他们自己的防线，朝东北方向驶去。这支小特遣队如同一支大军的先头部队一般勇敢地扑上了大路。驶出几英里之后，他们就开始陆续遇到一些惊讶的德国士兵。这些士兵迫切地想要投降，扔掉手中的武器，主动成为了盟军的俘虏。

　　诺尔顿的部队进入了帕希姆――位于敌人防线后面二十英里处――他们更像是解放者，而非征服者。德国军事警察已经清空了主要的街道，人行道上排着六排欢呼的士兵和市民，他们以为诺尔顿一行是要去东边参加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夜幕降临时，美国人又往东走了九英里，来到了吕布茨，这里已经超出了无线电联系的范围。诺尔顿在一个大啤酒馆里设立了指挥所。他的权威非常之盛，一夜之间，共有大约二十万德军前来投降。第二天一大早，他让两个德国军官坐在他装甲车的前座上，然后继续向东赶路，去与俄国人会师。“现在，先生们，”他对两个德国人说，“如果我的车轧上了地雷，你们和车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都会立刻死去，甚至死得更快一些。”

　　小心翼翼地在雷区走了十五英里之后，他们接近了雷彭廷城。“那是我们的炮兵部队！”一个德国人指向前方一支长长的队伍，其中有马匹、车辆，以及徒步行军的战士们。

　　诺尔顿把他的望远镜递给这个德国人。“再看看，霍普特曼先生，然后告诉我，德国军队什么时候开始有戴着皮高帽的哥萨克骑兵了？”

　　这支部队远远超出了诺尔顿的想象。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大杂烩，包括农场里的四轮马车、俄式敞篷四轮车、破旧生锈的军事车辆、公共汽车、德式送货卡车、自行车和摩托车。四轮马车上坐满了妇女和孩子；牲口群在队伍一侧的田野里慢步走着。诺尔顿心想，这简直是一支游牧民族的车队。俄国人高声叫了起来，向美国人挥着手。

　　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四轮马车驶近了，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在诺尔顿看来，他们似乎都是农民。然而，驾车的是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上校，而女人则是个健壮的护士。

　　上校和诺尔顿握了握手，接着拍拍彼此的后背，用俄语叫道：“同志！”“我们是美国人！”他们在对方的地图上签了名，随后，诺尔顿递给他一瓶三星的轩尼诗。

　　俄国战士们已经向美国的装甲车蜂拥而去。他们校了校大炮，打开顶盖，然后又关上，用无线电互相通话。诺尔顿觉得，他们好像小学生在参观军事展览。一个战士不小心打响了一挺机枪，子弹在上校身边击起一团尘土。他的部下爆发出一阵大笑，互相捶打着彼此的后背。

　　上校专横地用一根手指指向一座大房子。几个哥萨克人飞奔过去，破门而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传来，然后是木头折断的声音，接着又传来几声尖叫。两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向前门开了枪。一个哥萨克人抓住一个孩子的裤子后裆处，把他拎了出来，然后又把他扔在了一道树篱上。上校转向诺尔顿，邀请他进入自己的新指挥所。

　　和往常一样，他们频频为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以及任何他们能想起来的人和事干杯。就在正午之前，师指挥官到了。他告诉诺尔顿，当晚他将在去帕希姆途中的一个教堂会见美军指挥官。

　　诺尔顿注意到一位醉醺醺的俄国特遣队长踉跄地从屋里走了出来，向几个正在仔细研读笔记本的年轻军官走去。他胡乱地用手指着一张地图，嘴里嘟哝着什么。年轻军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脾气地顺从了。他们合上笔记本，高声下了几句命令。数千名战士齐声应和，简直如同一阵怒号。接着，他们开始乱哄哄地向西面跑去，并且像墨西哥革命党人一样边跑边朝天放枪。

　　离开雷彭廷时，诺尔顿回头看向自己的一辆装甲车。只见一个俄国少校正从二炮手的位置上探出身来。他醉醺醺地狂笑着，身子左摇右晃。他的手臂上搭着一条毛巾，开始用一把老式的直形剃刀给炮手刮胡子。

　　当天上午，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在三名军官的陪同下，被带到了蒙哥马利的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吕讷堡灌木林，位于汉堡东南约三十英里处。蒙哥马利从一辆房车里钻了出来，这就是他过去几年来的家。他大步走向他们，开口问道：“这些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

　　弗雷德堡在飘扬着的英国国旗下宣读了凯特尔发来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率北部的全部德军投降，其中包括那些正在与红军作战的部队。蒙哥马利轻快地答道，后者应该向俄国人投降。“当然，如果有德军士兵举着手向我走过来，他们自然就是我的俘虏了。”

　　向这些“野蛮的俄国人”投降是难以想象的，弗雷德堡说。蒙哥马利答道，在开始战争之前，尤其是在1941年6月进攻俄国之前，德国人就应该考虑到这一切。

　　弗雷德堡最后问道，难道不能做一些安排，允许他们大部分的部队和老百姓逃来西线吗？蒙哥马利拒绝了。他要求在德国北部、荷兰、弗里斯兰省以及弗里西亚群岛、黑尔戈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的德国部队全部投降。

　　“我无权作出决定，但我确定海军元帅邓尼茨会接受这一条件。”弗雷德堡答道。接着，他再次提出了难民问题。

　　蒙哥马利说，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但他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必须无条件投降。“如果你拒绝的话，我就继续战斗。”

　　心烦意乱的弗雷德堡请求允许他回去见邓尼茨，向他转达蒙哥马利提出的条件。

　　最早进入柏林的美国人是两个平民：战地画家兼《美国退伍军人》杂志的记者约翰・格罗思，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西摩・弗赖丁。他们没有得到美方和苏方的许可，自己设法来到了德国首都；一吉普车的美军摄影记者紧随在他们身后。午饭后，会讲意第绪语的弗赖丁说服了一位苏军上尉，允许他们继续向市中心前进。冒着“黄色的大雨”，他们从徒剩四壁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旁边驶过。白色的办公大楼已经被烟熏黑了，几十架被炸烂的飞机躺在弹坑累累的停机场上。

　　墙上布满了用石灰水草草刷上的纳粹标语：“狼人万岁！”“跟着我们的元首走向胜利！”而俄国宣传员们则到处用漂亮的字体还以同一句话：“希特勒们来了又走，但德国人民与德国国家要继续生存。斯大林。”

　　当这两辆美国吉普车驶上柏林大街，驶向勃吕彻尔广场时，红军战士们热烈欢呼起来。勃吕彻尔广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场，里面全是变了形的坦克，上面还“粘着一些已被烧焦的尸体”。广场上堆满了德军扔掉的装备――袜子、内衣、枪支、炮弹和地雷。每一堆瓦砾都散发着死尸的恶臭。

　　吉普车绕过一个个弹坑缓缓开到了威廉大街。在房屋燃烧的火光映衬下，一堆堆的废墟就好像一堆“碎饼干”。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大炮声，稍近一些的地方，清脆的机枪声听起来像是打字机的声音。

　　在格罗思眼里，威廉广场像极了洛克福奶酪。在他左边，几面烧焦的墙壁中间包围着一个巨大的瓦砾堆――帝国总理府。在东面的墙上，高高地挂着一张斯大林的巨幅黑白照片，俯瞰着广场上的弹坑。而南面的墙上则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幅希特勒的油画像。废墟上空到处飘扬着鲜红的苏联国旗，在蒙蒙的细雨中，看上去好像变成了深紫色。

　　美国人把车停下，开始仔细地检查废墟。弗赖丁在总理府四周闲逛，想找到希特勒的尸体。但是，要想把这一堆瓦砾全部挖走，需要一队推土机工作一星期。

　　美国人重新坐上吉普车，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向前驶去。眼前是一片冒着烟的废墟，犹如一幅巨大的灰色全景图。前方，红军战士正大批地穿过勃兰登堡门，去消灭蒂尔加腾公园里最后一股顽抗的德国部队。唯一的亮色是挂在勃兰登堡门上方那一排鲜红的旗帜。门顶上那辆象征胜利的战车已经扭作一团，难以辨认。拉车的四匹马中的三匹已被炮火掀倒。左边，阿德隆饭店已被炮火击中，上层的一扇窗户里挂出了一面大大的红十字会旗帜，给这一带涂上了唯一的一抹白色。

　　格罗思翻过门柱之间的路障，跟在俄国人后面进入了蒂尔加腾公园。里面的景象让他想起了去年的许特根森林战场，倒下的树干像“散落的火柴棍”一样铺在散兵坑和狭长的散兵壕上。他躲在一堵已被炸塌的墙壁后面，看着苏联人冲进了烟雾之中。

　　三点过几分，一种可怕的寂静笼罩了公园。突然，一阵狂喜的欢呼声响起了。一位倒在污泥之中的俄国军官看向格罗思，微笑着说：“柏林完蛋了！”

　　邓尼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蒙哥马利提出的条件。他命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签署德国北部的战术投降条约，其中包括荷兰与丹麦。随后，弗雷德堡将飞往兰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率西线的所有其他德军单独投降。

　　傍晚时分，在吕讷堡灌木林，蒙哥马利得意扬扬地走进一座挤满记者的帐篷。在他的战服外面，套着一件驼绒的海军粗呢大衣。“请坐，先生们！”他傲慢地说道。大家席地而坐。他精心打扮了一番――在记者理查德・麦克米兰看来，这一信号表示蒙哥马利的心情很特别。

　　“有一位名叫布鲁门特里特的先生，”蒙哥马利开口说道，“据我所知，他统率着波罗的海和威悉河之间的所有部队。星期三，他派人来对我说，他想在星期四率所谓的布鲁门特里特集团军前来投降。据我们所知，这并非一个集团军，而是一个旅的编制。他想率其投降。这将由英国第二军负责。

　　“我告诉他：‘你可以来。没问题，我很高兴！’可是昨天上午，布鲁门特里特没有来。他说：‘据我所知，我的上级正在做一些事情，因此我不来了。’

　　“他没有来，但是，却有另外四个德国人前来见我。”他对他们讲述了前一天与弗雷德堡的会面。

　　这时，一位参谋示意他，弗雷德堡终于回来了，于是蒙哥马利便向他的房车走了过去。弗雷德堡和他的四位同伴在雨中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全都紧绷着脸。透过房车开着的门，他们可以看见蒙哥马利正胡乱翻动着一些文件。最后，他走了出来，站在英国国旗下面。德国人举手行礼。蒙哥马利拖了一会儿才给以回敬。弗雷德堡被护送进了房车，蒙哥马利问道，他是否准备在完全投降协议上签字。海军上将沮丧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被打发出去了。

　　五名德国人再次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双手一会儿紧握，一会儿又松开。就快到六点钟时，蒙哥马利再次钻了出来。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他们面前，略带一丝微笑，说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然后，他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似乎是想寻求他们的赞同。

　　元帅领着德国人走进了另外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专门为投降仪式而搭建的。他平铺直叙地朗读了投降条款，然后转向弗雷德堡。“你先签。”蒙哥马利两手插在衣袋里，像一只心满意足的老鹰一样看着。

　　他朝他的摄影师喊道：“你拍下那张照片了吗？在英国国旗底下的那张。”摄影师拍了。“好。那是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已经放弃了等待吕讷堡投降的消息。他说他要回家。

　　“您为什么不再等五分钟呢？”他的私人秘书凯・萨默斯比中尉说道，“电话可能会打来。”

　　刚好约五分钟之后，电话铃真的响了。“太好了，太好了！”艾森豪威尔说道，“这太好了，蒙蒂。”

　　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上尉想知道，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明天来兰斯签署投降条约时，盟军总司令是否会亲自参加。艾森豪威尔答道，他“不想跟人讨价还价”；他将告诉参谋部具体要做些什么，但是，在签署投降条约之前，他不想见这些德国谈判者。

　　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三巨头便就投降协约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雅尔塔会议之后，这些条款又在另一份投降文件中被修改了，将对德国的瓜分囊括了进去。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担心这两份不同文件的存在将导致混淆，因此，他打电话给在兰斯的“甲壳虫”・史密斯，提醒他可能会产生的复杂局面。史密斯说，他甚至连第二份投降文件的权威样本都没有。此外，三巨头和法国还没有授权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签署这一文件。

　　这下子，怀南特更加不安了。他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国务院，催其立刻发电报给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授予其签署权。

　　当天一大早，两名德国军官带领一支武装部队来到了巴特伊施尔附近的那个盐矿。盐矿离贝希特斯加登不远，里面存放着从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奥地利画廊运来的无数上好的艺术品。他们声称，巴尔杜・冯・席腊赫命令他们，不能让这些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落入即将到达的俄国人之手。然后，他们威胁说，谁反对就枪毙谁。

　　他们挑选了一百八十四幅珍贵的油画――其中包括五幅伦勃朗的，两幅丢勒的，八幅勃鲁盖的，九幅提香的和七幅委拉斯开兹的――以及四十九袋挂毯和几箱雕塑，然后，将它们装上两辆卡车，向瑞士出发。

　　几个小时后，这支小车队在一个名为戈尔德内・勒弗的小旅馆前停下了。这家旅馆位于一个提洛尔人的小村子。他们把那些艺术品藏在隔壁一家旅馆的地窖里，并告诉那位不太高兴的主人――他叫戈德――从现在起，不让这些奥地利的珍品落入俄国人之手，就是他本人的责任了。

　　由于盟军的两条战线正在越拉越近，东西方对艺术珍品、黄金、武器，以及科学家都开始了争夺。一位美国文物、美术和档案协会的中尉发现了戈尔德内・勒弗地窖里的藏品，而他的同僚们则在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找到了戈林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许多杰作仍然放在火车站的板条箱里，但更多的已被装进了停在铁路侧线上的货车中。

　　其他的美国专家们则积极网罗德国科学家。一位美军上尉突然出现在IIA战俘营，说服桑普森牧师帮他穿过俄国人的防线，把一位著名的德国导火索专家从邻近的一座城市秘密地接来。这段故事简直就是一部惊悚小说。为了让全队人通过最后一座苏联人的检查站，神父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与当地的俄国指挥官拼伏特加。他勉强完成了他的使命，摇摇晃晃地向自由走去。

　　这些行动中最为机密的“阿尔索斯”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一个俄国血统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坚持与英勇。他就是鲍里斯・帕斯上校。他的特遣队比战斗部队抢先一步，在黑森林中夺取了一堆做试验用的铀，并俘获了三位参与德国原子计划的著名物理学家。

　　不过，美国真正的收获简直是天上掉了馅饼。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和他的主要V-2专家们认为，法国和英国不可能进行重要的火箭研制计划，因此便主动向美国第四十四师投降了。几乎与此事同样重要的是，被特斯曼和胡策尔藏在德兰登铁矿里的那十四吨有关V-2的资料也被找到了。

　　尽管开始得比较缓慢，但是，霍尔加・托夫托伊上校的“V-2特殊任务”在詹姆斯・哈米尔少校的领导下，同样也获得了成功。一百套V-2型火箭刚刚从北豪森撤走几个小时，俄国人便占领了这一地区。哈米尔得到命令，既要撤走这些火箭，又“不能让人看出我们已经掠夺过这个地方”。不过，奇怪的是，没人告诉他北豪森将成为苏联的占领区，因此，哈米尔根本没想到要把剩下的火箭毁掉。

　　哈米尔刚刚离开，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就到了北豪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把一个水泥厂撤到苏联去，却纯属偶然地发现了大隧道里那些剩下的火箭。“真奇怪啊，”他的司机尼科莱说，“这是最机密的德国武器，美国人却把它留给了我们。美国人倒真是不错的家伙，就是有些太相信人了。”后来，尤拉索夫陪一位上校来到地窖里。他简直不敢相信，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美国人竟然把这些东西留给了我们！不过，再过五年或十年，他们就得痛哭流涕了。想想看吧，当我们的火箭飞过大洋的时候会怎么样！”

　　对于两份投降文件的问题，比德尔・史密斯的回答是，起草第三份文件――这份文件只适用于战场上的军事投降。因为这只是一种战术投降，所以就不必得到三巨头的授权。他打电话给丘吉尔，指出德国人肯定更愿意签署这样一个简单的文件，这将拯救无数生命。

　　弗雷德堡终于抵达兰斯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比德尔・史密斯告诉这位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要求各条战线都立即无条件投降。这样，德国人仅在西线投降的希望便破灭了。弗雷德堡必须设法尽可能地进行拖延，以便让东线的百姓有更多的时间逃往西线。他告诉史密斯，他只被授权前来谈判，而不是投降，他必须与邓尼茨联系一下。而他没有带来密码，也没有安排好与邓尼茨指挥部用无线电联系的频率，因此，联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由于通讯不良，要使所有战线上的德国部队都知道签字投降的消息，至少要花上四十八小时。

　　在说这番话的同时，弗雷德堡一直在偷偷地扫着摊在桌上的一张军事形势图。史密斯把图向他推去，说道：“很明显，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德国军队的绝望处境！”

　　海军上将凝视着地图。德国自东向西都被表示进攻的箭头刺穿了。他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两个特别大的箭头上移开――那都是史密斯凭空虚构出来吓唬弗雷德堡的。泪水涌上了海军上将的眼睛，他问是否可以给邓尼茨发封电报。

　　直到深夜，怀南特才知道史密斯竟然制定了第三份投降文件。他在电话里告诉史密斯，这份新的文件是一份纯军事文件，依照《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它将从法律上迫使盟国不得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法令，从而阻碍对战犯的审判。它同时还剥夺了盟国要求无条件政治投降的权利，并将最终导致质疑盟国对德国的最高权威。此外，随心所欲地更替三巨头一致通过的文件却不通知俄国人，这会招致莫斯科方面的合理抗议。

　　怀南特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决定不予干涉。怀南特的坚持只换来了一个让步：史密斯在他那简单的文件中又加上了一段，说联合国稍后将起草“一份有关投降的总体文件，取代这一文件”。当然，怀南特认为史密斯这份文件已经获得了联合参谋部和美国国防部的认可。他发电报通知国务院，说协议已最终达成。但是，国防部和联合参谋部――同俄国人一样――甚至都不知道这第三份投降文件的存在。

　　柏林落入红军手中之后，布拉格便是仍被德国人控制着的唯一一个中欧的大首都了。俾斯麦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控制着布拉格，谁就控制着整个中欧。这句话对丘吉尔来说，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4月的最后一天，他发电报给杜鲁门说，由巴顿来解放布拉格“很可能完全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局势，并且有可能对邻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警告说，如果西方却步不前，捷克斯洛伐克“将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

　　国务院敦促杜鲁门要注意这一番话，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补充说，向横贯布拉格的沃尔塔瓦河发起进攻，将会为美国人在将来与苏联人的谈判中提供优势。杜鲁门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点作出客观评价。参谋长们转而询问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答说，红军处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绝佳位置”，他们肯定会在巴顿之前抵达布拉格的。

　　……除非接到联合参谋部的命令，否则，我不会尝试任何仅仅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好处，而在军事上并不明智的行动。

　　认为苏联人将首先抵达目标的看法――和人们对柏林的断言一样――不攻自破了。巴顿突然穿过德国边界，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路上并未遇到什么抵抗。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内斯博士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声叫了起来。“哈尼奇卡，哈尼奇卡！”他哽咽地喊着他的夫人，“美国人刚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巴顿越过了国境线！”

　　仅仅几个星期之前，如果是俄国人正在接近布拉格的话，他同样也会如此热情。那时，他还是信任斯大林的。1943年，他去了莫斯科，“在极其融洽、友好和诚恳的气氛中”，他与苏联人签订了一项战后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他让他的同胞们放心，斯大林已答应保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苏联认为，共和国会保持民主与进步……苏联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民主主义多数派的政策。”

　　甚至在1944年底红军进入他的国家，并且当地共产党人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这种信任都没有动摇过。当时，有人要求让下喀尔巴阡俄罗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后来，在苏联政委们和俄国秘密警察的帮助下，“民族委员会”成立了，其任务是夺取城市与村镇的行政权。那些试图反抗的人都被当做德国人的合作者关进了监狱。斯大林写信给贝内斯，说这一切都是“误会”，但是，这一地区的人民希望脱离捷克斯洛伐克，他又能怎么办呢？同时，他又向贝内斯保证，他无意破坏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的协议。

　　然而，令人担忧的报告不断传来。到了1945年3月中旬，贝内斯终于相信，他的流亡政府不能再留在伦敦。在回捷克斯洛伐克的途中，他在莫斯科做了短暂的停留。斯大林设正式晚宴招待了他。元帅举杯为斯拉夫的团结祝酒，并指出，红军并不是“一支天使部队”，如果做出了什么不好的行为，应该予以原谅。他呼吁，每个民族都应独立，无论它是好是坏。“苏联不会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我知道，甚至在你们中间，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他转向贝内斯。“也许，就连您都有些疑虑；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绝不会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这就是列宁的新斯拉夫主义，我们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遵循的原则。”

　　在克里姆林宫的阴影之下，来自伦敦的代表开始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的会晤。一个政府产生了。表面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六个政党在这个政府中享有相等的席位。但该政府还包括六位“非政治”成员，他们都是“享誉全国的名人和专家，不必考虑其政治倾向”，尽管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或其支持者。这样的结果便是，共产党可以左右新政府作出的一切重要决定。

　　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一些过去独立活动的地下组织开始了联合行动。他们的共同目的是阻止德国人对国家财产进行破坏，并确保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民主。

　　与其他东欧和中欧的城市不同，布拉格几乎完全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它那风景如画的城堡、教堂和桥梁――看上去简直像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都仍完好无损。5月4日下午，急不可耐的布拉格市民打乱了地下组织开始暴动的时间表。他们拆除用德文书写的路标，或者将其涂上油漆，然后再写上爱国标语。布拉格电台威胁说要重惩这种恶意破坏行为，但是这些警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第二天一早，街头小贩开始公开售卖镶有黑框的小幅讣告，上面写着：“第三帝国――人类的祸害。”讣告底部是一句古老的捷克谚语：“气球吹得过胀就会爆炸。”

　　一条假消息传来，说巴顿离这里只有十八英里。这导致了普遍范围的公众示威。一辆装饰着盟国旗帜的有轨电车全速驶过市中心的文瑟劳斯霍拉广场，车铃疯狂地叮当作响，售票员从车尾探出身子，高呼着解放口号。

　　到了中午，许多窗户上都挂起了捷克的旗帜，商店的橱窗里贴上了贝内斯、马萨里克和斯大林的照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纳粹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下令整肃街道，但是，只有寥寥几个党卫队的人朝示威游行的人开了枪。

　　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迅速聚集到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一致决定要来领导这场为时过早的革命。委员会自己的起义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英国人空投的武器，但英方却一再将其拖延。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挂名领导人。最后，他们选择了六十四岁高龄的阿尔伯特・普拉扎克博士，查理大学的一位教授。

　　三点钟，委员会通过广播向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在街上设起路障。市民们冒着冰冷的大雨开始在所有关键的街角竖起障碍。男人们从街道上挖出沉重的圆石块，妇女们则将它们垒在一起。有轨电车被整个从轨道上推出来，翻倒在了人行道上。

　　一吉普车的美国人突然出现在文瑟劳斯霍拉广场。这是由匈牙利血统的尤金・福多尔中尉率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组。捷克人认为这些美国人是巴顿的先头部队，热情地拥抱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起义的军政（委员会）联合指挥部。美国人被告知他们可以进城，并毫不费力地占领这座城市。随后，军事指挥部的内汉斯基少校建议，由他和福多尔一起回去见巴顿将军。他急于替这次起义名义上的军事首脑库特尔瓦塞尔将军向美国人转达一项正式请求：来帮助布拉格吧。

　　委员会的一位共产党人激烈地表示反对――毫无疑问，他希望红军首先到达――但他的意见被多数票否决了。

　　福多尔带内汉斯基回到了美军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往西五十英里处的比尔森。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正和许布纳将军在一起的巴顿。福多尔描述了首都的绝望形势，这让巴顿深为震动。于是，他恳求布雷德利让他攻占布拉格。布雷德利回答说，这个决定不是他可以作的，要听听艾森豪威尔的意见。

　　布雷德利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对方告诉他，必须在比尔森暂时止步，在任何情况下，巴顿都不许向布拉格进军。

　　在布拉格，有报告传来，说德国的两个师正在接近该城。英国许诺的武器仍未空投。绝望之中，一群捷克军官没有通知委员会就去请求一队身穿德军制服的俄国人帮助。这是所谓的弗拉索夫军的一个师。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该军目中无人地从其位于法兰克福以南的奥得河畔的阵地，游荡到了距离布拉格不足三十五英里的地方。

　　将近三年以前，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尉――原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雄之一――在列宁格勒附近被德国人俘虏了。当时，他对苏联国内的事态突然觉醒，给其他的苏联战俘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公开信，对斯大林予以谴责。纳粹宣传家们确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么一个人作为工具。于是，他们派弗拉索夫去各战俘营游说，招募其他红军战士参加希特勒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讨伐。

　　然而，让他的看守们气愤的是，弗拉索夫继而又开始抨击纳粹党人。他说纳粹把俄国当成一个仆从国，并对俄国人民施行恐怖政策。“今天，争取俄国人民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还是可能的，”他写道，“到了明天就为时已晚了。”很多重要的德国军官都赞同弗拉索夫的意见。这位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骨瘦如柴的大个子顿时身价倍增，一百多万俄国战俘纷纷前来投奔。

　　但是，希特勒对弗拉索夫仍然持怀疑态度。“我们绝不会成立一支俄国军队，这是最为可笑的幻想。”他说，“只要机会一出现，他们便不会去反对俄国，而是要反对德国人。因为任何民族都只会想到它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最重要的是，必须避免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能把这些部队给一个第三人，第三人会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说：‘今天你们和他们一起干活，明天就不要再干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罢战的口号响彻整条战线。到那时，他们会突然组织起来，准备对我们敲诈勒索。”

　　不过，希姆莱认为，这样的部队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因素。当人力变得极其匮乏时，他派人去找弗拉索夫，准许他先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部队。一天之内，即1944年11月20日，就有六万人想要入伍。然而，由于希特勒继续持怀疑态度，并且装备也不充足，最终只成立了两支部队：俄罗斯解放军（R。O。A。）第一师和第二师。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开赴布赛的战线攻打红军，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在对优势极大的苏联军队毫无意义地进攻了一天之后，第一师师长谢尔盖・K。布尼亚琴科将军在没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便把他的部队从前线撤了下来。他解释说，战争几近结束，一个师改变不了形势；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拯救人的生命。布尼亚琴科决定与俄罗斯解放军的另一个师以及弗拉索夫本人会合，于是命令部队朝捷克斯洛伐克开拔。他的部下撕下了军装上的纳粹党党徽，并油印了三万份德文传单来谴责希特勒。俄罗斯解放军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准备敲诈勒索”了。

　　德国最高统帅部动之以情，甚至派出几卡车的食物向他们求和。但是，这两万名俄罗斯人仍继续向南挺进。舍尔纳派出两个代表团，力劝布尼亚琴科“协调这一冲突”，但是，这些努力均不奏效。于是，舍尔纳亲自造访了叛变的这个师。他与布尼亚琴科和弗拉索夫争辩了一个小时，然后不得不满心厌恶地放弃了，乘飞机回了他的指挥部。

　　俄国人一路走到了布拉格西南约二十五英里处的贝龙地区，然后暂时停了下来。从那里，他们要进一步南下，与俄罗斯解放军第二师会合。

　　5月4日午夜前后，一个捷克军官代表团来到了设于苏科马斯蒂村的布尼亚琴科指挥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军装外面套了便服。代表团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请求：希望这些俄国人可以支持布拉格的起义。布尼亚琴科请求出去一下，然后，他带着弗拉索夫回来了。弗拉索夫问了捷克人一些问题，接着向布尼亚琴科和他的团长们问道：“怎么办，谢尔盖・库兹米奇？怎么办，先生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大家沉默良久。突然，布尼亚琴科吼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斯拉夫兄弟！”

　　弗拉索夫转向捷克人，说道：“我们将支持你们的起义。干吧！”

　　德国坦克已经开始向首都集结，要去帮助陆军部队。“纳粹要来了！”游击队控制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并敦促人们加固路障。“我们希望得到弗拉索夫弟兄们的帮助！”捷克人再次直接向盟国求援。“我们需要紧急援助。”他们要求得到飞机、坦克和空投物资。“德国人正无情地镇压起义，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吧！”

　　天刚破晓，弗拉索夫军的第一支分队便徒步向布拉格出发了。他们的德国军装上佩戴着俄罗斯解放军的徽章。行军简直就像一次欢乐的阅兵礼。每一个村镇，一排排的捷克人都在欢呼着“万岁”。流着眼泪的妇女快活地给路过的战士们送来食物，而年轻的姑娘们则把花瓣撒在他们的脚下。当天傍晚，他们便将进入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