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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汪精卫政权下的“新国民运动”的发展与失败
日本／日本大学讲师
堀井弘一郎
前言
1940年3月末，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汪政权把“新国民运动”放在了民众动员工作的核心位置。而其《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了大亚洲主义、共同保卫东亚、实行民主民权制度等政治理念和服从纪律、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弊绝风清、消除贫困等“德政”。以青少年和公务员为核心实施了教育训练。其目的是希望把运动在全体国民中广泛扩展开来，强化其政治基础。本文从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这一角度对民众总动员体制进行了考察。
自1980年以来，围绕汪精卫政权问题，以其政权建立过程、经济政策和清乡运动为中心，日本有土屋光芳、古厩忠夫、户部良一、刘杰、小林英夫、高桥久志、三好章等的研究。近年来，柴田哲雄、曾支农、小笠原强等对汪政权的组织和内政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内地有余子道所编的《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实事求是地对汪政权的历史原委、思想统制、经济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台湾有王文克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国史馆、台湾、2001年），该书站在以汪政权是“伪政权”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保持距离的考察。随着档案的不断公开和资料集的陆续出版，开展实证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最近，又提出了尝试从“合作与冲突”的框架中来对汪政权进行分析。
日本方面，在有关汪政权的实际统治情况的各个问题中，针对民众的教化动员体制、尤其是新国民运动这方面，除了柴田哲雄的一系列研究外，基本上还没有能称得上专著的研究成果。柴田对新国民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与对华新政策的联系，以及在作为新国民运动支柱的青年、学校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但是他尚未分析新国民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关于日本的干预情况及该运动组织情况的研究也仅限于概述而已。而中文的专著武锦莲的《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超出概述的阶段。
本文从以下两点引出课题展开考察。第一，对新国民运动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期研究。了解运动构思的发端，与清乡运动、日美开战、对华新政策等日本动向之间的关联，以及汪的目的等问题。同时留意民众对新国民运动的反应。第二，明确汪政权末期新的政治动向与新国民运动破产之间的关系。汪政权进行了关于批判贪官污吏、设立民意机关、谋求与重庆的统一与联合等方面的摸索，之后，新国民运动改隶于伪中央党部接管，换言之，本文将对这一过程及其意图进行考察。
第1节新国民运动的展开及其分期
本节将新国民运动的全过程划分为以下4期。1，预备期（1941年7月左右~12月）。从1941年7月起，清乡运动正式展开，作为其一环的新国民运动的构思发端于此时。对日美开战形势的推断使新的民众总动员体制的形成有了必要。2，启动期（1942年1月~2月）。1942年1月，《新国民运动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新国民运动”正式出台。7月，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运会”）成立，其地方组织也组建起来。3，展开期（1943年1月~11月）。1943年1月，汪政权对英、美宣战。同月“新运会”改隶于伪国民政府，以加强对运动之领导。随着其对英、美宣战，汪政权强化了总力战、总动员的开展。新国民运动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定规模的扩大。4，衰退期（1943年12月~1945年8月）。1943年12月以后，随着汪的病情恶化及汪政权下面的中心人物的退场，清乡运动遭到挫折。由此，新国民运动也急速衰退。1945年6月，新运会改隶于伪中央党部接管，至此，新国民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下面进行分期详述。
1.预备期―新国民运动的构思
1941年11月11日，在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汪政权提出要发动“新国民运动”。在此之前，同年7月，根据与日本的协议，开始了清乡运动。即在特定的地域内，谋求确立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统治。而“新国民运动”就是“思想清乡”的核心组成部分。新国民运动以青少年为主要活动对象。汪精卫在1941年6月访问日本和1942年5月访问“满洲”时就深刻体会到了掌握年青一代的重要性。从“满洲”归来后，汪便命令宣传部长林柏生加紧着手组建青少年组织以开展活动。1942年6月，林柏生在与日本重光驻华大使会谈时谈及此事，还请求重光大使为其介绍相关方面的顾问人员。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时对青年运动的关注，成为其新国民运动构思的出发点。1942年秋，中国派遣军的永井八津次大佐在对军中央的情报中也说到新国民运动是由林柏生（宣传部长兼新运会秘书长）具体倡导发展起来的。但是，无论是在华北的新民会、华中的大民会当中、还是在开展兴亚建国运动和东亚联盟运动的时候，所有人通常都认为民众动员的组织与运动是由日方倡导运作的。包括在新国民运动的构思阶段，大家也都推测受到了日方的某些暗示。1941年11月，《新国民运动纲要》通过，并于次年元旦在全国正式颁布。在此期间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国民运动顺应新的形势变化开展活动。
对于新国民运动的开始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相吻合的问题，林柏生在1942年5月19日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新国民运动座谈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中国虽然不是参战国，但是新国民运动即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的参战运动”。虽然并不是汪政权事先被告知了日军对美英开战的作战计划。但是，新国民运动的开始时间与日本对美英战争的爆发时间吻合这一点上，确实像林柏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偶然。关于新国民运动，汪的亲信之一的周佛海的日记中记载了在1941年10月26日他与汪精卫、陈公博（汪政权里的第二号人物）商谈“与日美的交涉及新中国青年团的成立、新国民运动的发起等问题”。就本人浅见，“新国民运动”的用语最初应是出现于该篇日记。当时南京的日高代理大使是如此向东乡外相报告的，新国民运动的目标是根据还都以来局势的变化，挽回国民的颓废之气，并以利于贯彻和平建国使命的达成（《日高代理大使致东乡外相的电报第799号》）。为领导“挽回国民的颓废之气”和平建国，从那时开始便有了趁日美开战之机发起新国民运动、组成新中国青年团的具体设想。11月16日，周佛海甚至写道：“实际上日美开战是宿命”，12月3日，写道：“日美的紧张状态已濒临破碎的边缘”。开战的前一天，即12月7日，周还与亲信们商议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租界的接收方法、粮食问题等。考虑到汪精卫与周佛海的关系，可以认为汪与周对形势的判断相同。正因为认定日本对美英开战是“宿命”，所以在汪政权内部才有了新国民运动的设想。
开战后，汪方认为战争的爆发对发动新国民运动是个好的机会，决定好好利用这个契机，即借助战争爆发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强化其政权。同时，汪政权还力图使日本方面同意其参战。其目的是在“参战”前，要求获得“参战国”的平等性、与日本交涉日本军撤兵问题等。
2.启动期―中央、地方组织的组建
1942年1月1日，《新国民运动纲要》公布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启动。2月1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实行精神总动员支持大东亚战争”。当天，沦陷区统一采用日本时间，而事实上也如上述所言通过与日本统一时间，整顿体制来“支持大东亚战争”。3月，在南京，为了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发展培养健全的国民，实行禁止学生进出歌舞厅和女性教师烫发。3月12日，汪精卫在谈话中表明：“虽然国民政府不投入兵力参加大东亚战争，但是会在建设方面全面支持战争发展”。基本上没有自己军队的汪精卫必须要做些贡献来代替军事方面的支持，而新国民运动就是其代替军队派遣的对战争的支持。
6月，在上海日本大使馆中支警务部的报告《新国民运动（第一报）》中有如下记载：“日美开展后，汪政府迫于必须改变向来的消极态度，其具体策略就是强化新国民运动。换言之，就是伪南京政府对大东亚战争持与日本合作的态度。”6月2日，通过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新运会的的职责有：①新国民运动的日常规划、宣传、组织、训练；②新中国童子军的组建、指导、训练；③新中国青年团的组建、指导、训练。7月1日，新运会成立。同月9日，决定发布了《新国民运动总动员令》，表明新国民运动实际上即是东亚联盟运动的具体国内革新运动。同时，也让全国人民理解了之前的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之间的关系，以便于运动积极开展下去。
从政权建立后两年以来，汪政权的政治基础到底有多牢固？岩井英一（上海副领事）的文章《国民政府的强化与新国民运动》（1942年8月）中如此分析道：“也就是说我方苦心打造的国民政府只是被如此这般程度的漠视”。日本的《经济》杂志在1942年7月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汪政权的现状距目标相差甚远。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比起重庆现有的三百万军队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其政治势力也依然没有踏出日军占领区的范围一步。其经济力也只是依赖着日本占领区经营的经济力。政府作为独立政权存在的条件依然不足。”该杂志在同年1月还评论道：“汪政权就像是一个用现有的材料快速建成的临时板房般的东西”。汪政权还未能建成“独立政权”，这一点日本媒体也都十分清楚。因此，为了收买民心强化政治基础，实施新国民运动就成为其最重要的政策。
1942年8月12日，汪精卫说道：“为了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了成立东亚共荣圈，复兴中国产业、唤起民众的精神和与日本合作是当前的要务。开展新国民运动是要把青年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把爱中国之心和大亚洲主义融合起来。”明确的把新国民运动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亚共荣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战争理念联系起来了。
而他当初说明的是，“新国民运动并不是另树主义，因为它的根本原则是我党原有的三民主义，是为了建设中华民国（《新国民运动纲要》前言）”。关于新国民运动的组织问题，汪精卫是如此说明的：“新国民运动不能再重蹈以前新生活运动机关化、官僚化的覆辙，我们不打算另设机关。”而这是因为政府方面已经有了宣传部和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另外，还有中国国民党、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和一些其他的民众团体。
但是，随着日美开战的政局变化，这种方针无可避免的转变了。汪自身曾不想要的新的“主义”和“机关”逐渐建立起来。这是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亚共荣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战争理念相结合的“大亚洲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把新运会推到顶点的新的组织体制。就这样新国民运动在当初的方针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因此，不久就产生了组织上的歪斜。
而这个时期，中国民众对新国民运动的是如何认识的呢？1942年8月，杭州寄给东乡外相的关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中如此讲道：“一般民众根本就没理解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对它没有任何兴趣，一半是在胁迫下签名宣誓的。其效果颇让人怀疑。”另外，前述的上海大使馆中支警务部的《新国民运动（第一报）》中也讲到：“1942年3月第1期宣传期之后，民众对新国民运动也同样是视而不见，可以说是完全持漠视的态度。即使是日军在日美开战后的初期获得胜利的时候，民心也未向着汪政权。到这一年的12月，新国民运动尚未能在其真正的活动对象民众层中间彻底开展起来，而要使运动真正开展起来，看来只能等今后的发展了。”新国民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但完全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
3.展开期―总动员体制的构建
一般认为，1943年是“新国民运动”活动最频繁的一年。新运会副秘书长兼党组织副部长载英夫也同样如此认为。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1943年1月9日，汪政权与日本签订大东亚战争参战《共同宣言》，同日，汪政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布告文》，由此汪政权决定正式对英美宣战。另外，会议还决定成立最高国防会议和通过了《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1月13日，在新国民运动存进会议上，汪精卫作了如下的训示：“这是一场长期战和总力战，我们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全力支持大东亚战争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和东亚的共荣。”从以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汪精卫把新国民运动当作其支持“大东亚战争”的手段。
汪的如此言行证明了柴田哲雄的“对汪政权来说新国民运动是从姿态上表示支持日本作战的公开演说”的观点。但是，汪政权之后的对策就不仅限于公开演说的程度了。在1943年1月13日的新国民运动促进会议上，为了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提出了以下几条政策：①制定国民的起居时间，②制定重要物资代用品及废物利用发明奖励办法，③统一童子军、青年团的组织和运动，④开展农业增产运动，⑤厉行国民精神总动员，⑥修订中小学校教程，⑦取消春节休假和动员教员、学生开展植树造林活动，⑧成立国民精神训练班等。也就是说，汪精卫期望以新国民运动为杠杆正式构建应对“长期战及总力战”的总动员体制。
1月13日，第1次最高国防会议上通过了《行政机构改革案》。新运会由行政院内的组织升格为直属伪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次行政机构改革还将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伪国民政府直属，另外新设了粮食部、建设部、社会福利部3个部门，推进了战时体制的完善。1月28日修正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其整顿为委员长以下约30人的委员会体制。
汪政权方面配合的强化是由于日本方面方针的转变。随着对英美战争的激化，日本决定倾其全部军力投入作战，同时将政务上的一些权力让与中国方面。因为日本支援的减少，汪政权益发谋求政治权力方面的强化，这就导致与其相关联的新国民运动的加强。2月20日，伪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确了新国民运动纲要的内容有“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领袖言论以及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月25日，为了适应“战时教育体制的需要”将中国青年团与中国童子军合编为中国青少年团。
1943年9月，特务工作的负责人、作为汪精卫的心腹、负责清乡工作的江苏省省长李士群猝死。背景是李士群与周佛海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与日军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他被毒害。李士群之死对于把清乡地区作为有利活动地盘的新国民运动来说也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由于李士群之死，汪政权内部的纷争暴露出来，权力中枢开始动摇。清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对此作为政治势力核心的汪国民党自身也无能为力。表面上保持合作关系的华北新民会也批判汪政权道：“以国民党为中心各党派和无党派一体化的这一政策，从过去四年的情况来看已经支离破碎。无论是新国民运动的开展还是东亚联盟运动的推行，都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纸上谈兵而已。”由于清乡运动的失败和汪国民党自身的衰败，新国民运动遭到挫折。
4.衰退期―核心人物的下台和运动的失败
1943年末，汪精卫的病情恶化，其政治向心力也急速衰退。1944年3月，为了接受治疗，汪入住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根据载英夫的回忆，“随着汪精卫前往日本动手术，林柏生调任安徽省长，新国民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亡，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1945年林柏生被调职，这3个人物的退场中，数汪精卫的退场造成的打击最大。1944年3月21日，上海的日本报纸《大陆新报》上刊登了一篇象征这一现状的诗。这篇诗由为汪做翻译宣言等工作的朝岛雨之助所作，题目是“新国民运动飞到哪里去了”。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几万东洋志士的誓愿”，朝岛讲述道：“为此可以说是‘彻夜不眠、呕心沥血’般奋斗了一年多。但是，无数个夜晚努力翻译出来的关于新国民运动的书籍却被束之高阁，被灰尘淹没，全部的梦想都付诸流水了。”这篇诗可以看作是宣告新国民运动结束的书面通告。中国派遣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也回忆道：“1944年，伪南京政府在这一年中斗志全无，完全束手无策。”陈公博战后在狱中也写道：“此时的汪政权下的‘政治家、官僚们’就如同末世来临般的贪图享乐。”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名古屋。1945年6月，继任主席陈公博命令将“新运会”改隶于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至此运动实际上名存实亡。说是“将党和新运会一体化，是为了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更好地开展运动”。并决定将原有“青少年团”及青少年有关事业属于全国性者，由伪教育部接管，属于地方性者，则由地方教育机关接管。7月6日，陈公博下令撤销各省、市分会。南京也在7月7日收到了结束、接管南京分会的指令。各分会由伪中央党部和各级（伪）党部接管。
第2节新国民运动的破产
1.批判贪官污吏
本节是对前一节的“衰退期”这一时期进行详述。1944年2月10日，清乡全体会议开幕，周佛海代读了汪精卫的训辞。全文大约1500字的训辞当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新国民运动。会议上，各省市的负责人作了有关各地的情势和运动的报告。除了安徽省的代表提到了一下“厉行新国民运动……”之外，江苏、浙江两省的代表和上海市的代表都没有提及新国民运动。在11日的闭幕式上，田中海军中将发表演说呼吁中国军民投入战争，同样也未提及新国民运动。尽管一直宣传的作为“清乡”核心的“清心”，其具体实践正是“新国民运动”。3月30日的还都纪念民众大会上的情况也相同，大会当天打着努力增产、厉行消毒、肃正贪污等10项口号，但是完全没有“新国民运动”或是“东亚联盟”的影子。大会名也叫“国府还都四周年纪念增产消毒惩治贪污民众大会”。从口号到大会名都没有“新国民运动”和“东亚联盟”的影子。而是把增产和批判贪官污吏并排摆在了前面提出来。此时作为新国民运动基础的伪南京政府自身也基本上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所以没在清乡会议上提及新国民运动的话题也很正常。而负责开展新国民运动的方面也只能借宣传反腐败求活路了。这是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逃避民众的批判的方针转变。
但是，“在政治上反映民意”这一统治原理的实现对于汪政权来说是极为困难的。1943年12日，出现了严厉批判汪政权“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这一现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新闻工作者陈彬伦（中报社社长）和日本人经济学者石浜知行（《中国战时经济论》和《重庆战时体制论》的作者）等进行三人座谈时的发言。发言中谈到：“说到民众和政治的关系，很遗憾，国民政府机构没能处理得好，是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即没有下意上达的机关。本来民众与政府就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状是政府的政策没办法传达给民众，民众的意见也没办法上传给政府。”本来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时代（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就已经成立了保民大会这样的“民意机关”，选举保甲长，有了一定程度上反应民意的政治变化。虽然这只是强化保甲制的措施，离真正的民主主义还相差太远，但是在汪政权下面，不用说“下意上达”的机关，就连“上意下达”的机关都不具备。这点正是他们谈话的旨趣之所在。陈彬伦还谈到了重庆的新生活运动和南京的新国民运动，“两者都是规模很大的运动，但遗憾的是，指导者都没能以身作则，光是要求下面的人廉洁是很难奏效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批判南京政权的运动就只有也一起批判重庆政权的运动，但是也并不能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南京政权。出现这样的公开批判，只能表明南京政权的体制出现了危机。
1944年春，汪政权的行政机构和它的民众统制机关都已经开始出现末期的症状。为了培植对重庆政权的反抗意识和确保地位，行政机关在政权树立之初就出现臃肿化的现象。虽然之后经过改组，但是人员的削减却十分困难。1944年，针对当时各种政治团体机能不全的状况，上海的日语报纸《大陆新报》（1944年4月11日）是如此描述的：“在（伪）国民党党部之外有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东亚联盟、国民义务劳动或是青年工读团，它们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可以开展活动，都有存在的理由。要想使新国民运动有现实的发展，就必须统合既存的各个团体或是调整它们的功能。并且，必须把它们的运动与具体的生活目标结合起来。虽然新国民运动也提出了增产运动，但不可否认这个活动仅仅就像在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而已。”如上所述，1944年春，新国民运动陷入低迷，看不到拥有独立的组织有何意义？这些组织和新国民运动至此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对重庆政府和平工作”的开展与新国民运动
1943年5月开始，汪政权开始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同年9月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开始指导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庆的政治工作。这时，汪也出现愿与重庆达成和平的意向。《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篇）中对当时的情势是如此记载的：“汪一直以来都认为与蒋达成全面和平的希望不大，但是近来却开始对此抱有莫大的希望。”日记中还记载到，“而且，本来不管汪自身的意志如何，汪政权内部就有人独自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络。（1943年10月8日篇）”汪周围的人秘密勾通重庆方面，使汪立场愈发困难。秘密与重庆联络的人当中就有汪的心腹周佛海。周最迟从1943年1月就开始与重庆方面进行了联络。
“对重庆政府和平工作”在这一年之后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进展。为了加紧对重庆开展政治统制工作，解决中国问题，在1944年8月19日的第12次御前会议上进一步决定了尽可能地利用苏联的方针。9月1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谷正之外务大臣提出了物色南京国民政府中能与重庆中枢部门直接说上话的人物（如周佛海自己、李思浩等）派往重庆的具体方针。此时，日本方面甚至还讨论是“让蒋介石回到南京，同意建立中国统一的政府”，还是“强化与延安政府的合作”。领会到日本方面的意向，从1944年秋开始，汪政权方面开始宣传“实现和平统一”。这一点从日华同盟条约缔结1周年纪念日首都南京民众大会上汪精卫的训示（陈公博代读）中也可以看的出来。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气绝丧命。虽然伪南京政府已经预料到了这点，但是精神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伪国民政府内士气愈发低下。《大陆新报》对此如此记述：“现在对于国府来说，最危险的是丧失了当初开展‘和平运动’时的远大目标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存在动辄安于满足现状的倾向。”继汪精卫之后，立法院长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长。在11月20日的就任典礼上，陈进一步明确的作了希望成立“统一政府”的发言：“国民政府打从开始对重庆就没有敌意，重庆人民同样是国府的人民，重庆的同志同样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和国内统一。”而且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联蒋反共”的新口号。11月25日，伪南京国民党第6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召开。26日，发布了含有以下信息的宣言：“由于国民党内一时意见的不合，造成了现在南京和重庆分立的局面，妨碍国内的统一，但两方原就是信奉同一主义有着共同历史的同志。我们十分体谅近来重庆同志艰辛，对此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到如今来宣扬“原本信奉同一主义”，这不过是思想上的投降宣言。作为汪政权思想基础的东亚联盟思想和新国民运动至此已全部拉下了帷幕。
1944年11月26日宣言的发表有着日本方面希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背景，但是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确信日本将战败，汪政权内的要人希望越过日本建立沟通重庆的管道，为自己铺后路。其中之一的周佛海1944年9月在日记中写道：“美、英获胜，日本败北，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离开胜利的一方而去依附失败的一方那就太没有常识了。”这是失败者在最后时刻希望换乘优胜马的表现。因此，此时的对重庆工作与1940年10至11月松冈洋右外相实行的对重庆工作意义完全不一样。
1944年12月，由日本的大政翼赞会和兴亚总本部主持召开了兴亚合作会议，通过了《兴亚运动开展要领》。为了进行“对美英战”、“大东亚的解放战”，决定重新开展“兴亚运动”。同时强调“新东亚的建设理念”不比武力战的重要性低。运动的“要领”是：“‘外（外政）主内（内政）从，把当前的重心放在中国’”，“在当地开展兴亚运动”，“为开展兴亚运动，需要更紧密‘大政翼赞会、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华民国新民会以及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之间的联系，加强合作关系”（《大陆新报》1944年12月5日）。而运动的目标是：“把中国的民族运动引上‘正轨’”。而新提倡的“兴亚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负责这次运动的仅有汪政权下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新运会并没有参与。这与当初东亚联盟负责对外运动而新国民运动负责对内运动的分工并不矛盾。但是，作为伪南京政权民众动员体制的核心团体，新运会却什么都做不了。而实际上“兴亚运动”也没有干出什么实际成绩出来。
而关于新国民运动，1945年3月，新运会的陈公博委员长作出把该会的行动规律实践项目作为新国民运动实践团的工作中心的指示。其中提到把1945年新运会的工作重点由对青少年组织的训练转向一般民众的组织，从重要城市转向一般农村，从宣传阶段转向实际阶段。并规定3月至8月为第1期。3月11日，召开了“首都各行各业公会新国民运动实践团联合成立大会”。从这次大会的名称可以知道“新国民运动实践团”是由工商业团体组织成立的。但是，上述的活动的内幕如何，没有人知道。
3.伪南京政府国民党党部对新运会的接收
1945年3月28日，“各省市战时民众代表大会”在伪南京政府陈公博代理主席的出席下在南京召开。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中国民众运动史上划时代的、举国一致期待的”集会。参加团体有新闻协会、妇女协会、律师公会等7个团体。这次集会虽然是民众动员运动的一部分，但是新运会也只是与东亚联盟、新民会等一同发电祝贺而已。集会最重要的议案有两件，第一件是“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第二件是“保障言论自由，设立民意机构”。其中第一件议案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统一救国运动”，已经没有“解放东亚”、“东亚共荣”之类的东西了。第二件议案包括政府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设立参议会等中央、地方民意机构和各级民众机关等内容。这些议案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完成国民革命。但是，这些都是因为预见到了日本会战败。只是打着从孙文到蒋介石等的国民党革命理念这块牌子做的政治秀，是为自己延命的策略。不敢再提及被重庆国民政府批判的“解放东亚”、“东亚共荣”的议案，寄希望借“统一救国”的名义往重庆政权方面靠拢。
4月21日之后，南京政权统治下的各城市都召开了“统一救国运动民众大会”。上海市也召开了“上海特别市统一救国运动民众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中特别强调“确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理开展统一救国运动”、“放弃党派观念、地域偏见，联合各党各派、各地各界人士结成统一救国同盟”。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实现统一、联合。这是继去年11月26日的南京国民党宣言之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投降宣言。南京在3000多人规模的集会之后又举行6000多人的上街游行。预定参加的团体有工商界代表、市内各区民众代表、东亚联盟总会、工商青年联谊会、中等学校以上学生、首都国民义务劳动团、义勇警察队等，而当中已经看不到与新国民运动有关的团体的名字了。
1945年6月7日，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8次会议上，根据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的提案，决定将新运会的事务移交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管理；将原有“青少年团”及青少年有关事业属于全国性者，由教育部接管，属于地方性者，则由地方教育机关接管；关于思想训练及政治活动，则受当地党部指导；到6月30日以前撤销各省市分会。就这样，陈公博下令结束和接管新运会，说“将党和新运会一体化，是为了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更好地开展运动”。对于伪南京国民党已经被批评道：“现今，党和人民的距离已经远得无法测量了，实在让人痛心。（南京《中华日报》1945年3月17日）”这是对政府的新闻评论，“说什么没有足够的值得依靠的党，如何开展大众动员工作，这只不过是失败者的推脱抵赖之词。”
7月6日，伪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转移及结束办法”，至此新运会实际上已经结束。此后，各省市的新运会分会也相继解散。7月7日，新运会南京分会也收到了结束、接管的指令。就这样，新国民运动在日本战败的约一个月前气数已尽。
结语
本文对以下两点进行了讨论。第一，分析了新国民运动开展过程。了解了运动在受到日本的清乡运动、对美英开战、对华新政策等的强烈影响下发展下去的全过程。新国民运动是在1941年后半年考虑到日美开战而构思出来的。开战后，转变了当初“不立主义和机关”的方针，推出了与日本的战争理念相结合的大亚洲主义理念。民众动员体制的制定把新运会推向了顶点。靠新国民运动获得民心很困难。1943年初，为了配合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汪政权决定对美英参战。之后，策划构建了以新国民运动作为杠杆的总力战体制。新运会晋升为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关，地方组织的组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清乡运动失败了，而伪南京国民党无力挽救，新国民运动丧失了它的推进基础。随着汪的病情恶化等核心人物的退场，1944年春，新国民运动事实上基本结束了。
第二，对新国民运动的衰亡期作了详述。从1944年春开始，汪政权开始把批判贪官污吏摆在了首位，这是为了转移生活困苦不堪民众的不满矛头。同年秋，开始主张与重庆“历来的同一主义”，这是因为预见到了日本的败战，期望能与重庆统一、联合，实现“和平统一”。到1945年，新国民运动开始摸索把其支持基础由一般青年主体扩展到一般国民和工商业者。但是，结果却是离民心越来越远。1945年6月，将新运会的事务移交给伪南京国民党管理，但是由于该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已经无力将新国民运动开展起来了。
本文尚未对乡、镇和保甲等社会基础的新国民运动具体开展情况进行考察。把台湾、朝鲜等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个地域的民众动员体制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留下的课题不少，今后再另作讨论。
日本/大阪大学讲师岛田美和
抗战电影《塞上风云》描述的是汉族与蒙古族之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该剧脚本是上海左派剧作家阳翰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创作的作品，但未能立刻拍成电影。1938年，作为舞台剧在武汉公演（下文称“舞台版”），1940年，西北摄影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宣布成立，准备投拍电影。西北摄影队从重庆出发，经过延安、陕西省榆林，在当时的绥远省（现今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下文称“伊盟”）进行拍摄。电影《塞上风云》（下文称“电影版”）于1942年2月，经过国民政府审查后正式公演。
中国国内以往的研究多从抗战初期大后方抗战文艺的发展与特征、左派城市文化人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共存以及后来统一战线的崩溃等视角展开。抗战时期的电影研究中，对象也多是中国共产党（下文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上海及香港等租借区与“满洲国”及华北等日本统治下的地区，而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在中国或日本几乎是空白。
本文着眼于陕西省北部的地方性城市――榆林展开的文艺活动。考察西北小城市文艺界如何理解“边疆”问题。具体研究1938年改编《塞上风云》舞台版到1940年电影诞生期间，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在伊盟拍摄期间，摄影队与榆林的文艺界有过接触，他们接受了当地人的质询与建议并改写了剧本，从而完成了电影的拍摄。本文研究的课题，换言之，即榆林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反映在了电影《塞上风云》里，其中存在哪些问题。笔者在现阶段无法确认1937年诞生于上海的电影脚本（下文称《塞上风云》原版），根据原稿改编舞台版时，可能内容上也有变更，但本文不探讨该阶段的改编过程，日后再作研究。
1 阳翰笙与抗战文艺
《塞上风云》作者阳翰笙是抗战以前就已活跃在上海的左派作家，他曾担任成立于1927年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编成左翼戏剧家联盟，下文称“剧联”）准备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年8月1日，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此方针，上海文学家周扬等左联成员开始提倡国防文学。作品的主题由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目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当时的上海，即使左派演艺界和电影届也出现这种倾向。口号从“无产阶级戏剧”、“无产阶级电影”改为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1935年末，剧联解散，并发展成为有更多演艺人加入的上海剧作协会。
“国防戏剧”的剧本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取材于历史，创作主张抗日的历史剧；其二，以“深入广大群众”为目的，重视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或方言话剧。阳翰笙是国防文学派的成员，1937年春，他创作了国防电影《夜奔》的脚本，讲述了华北地区反汉奸反走私的故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剧作家协会。电影人与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及其下属组织一同设立了上海电影编剧导演协会（阳翰笙任九名理事之一），开始筹备拍摄抗日电影。上海的上海戏剧会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等70余个文艺社团相继成立，7月28日，联合了这一系列社团的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然而，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很多文艺界人士开始迁往武汉等内陆城市。
1937年12月19日，迁至武汉的文化人创建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阳翰笙出席了成立仪式。而《塞上风云》的导演应云为也出现在了该抗敌协会旗下的电影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12月31日，全国规模的演艺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阳翰笙正是发起人之一。1938年2月29日，电影届人士也集合在一起，创立了全国规模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目的在于“通过电影宣传抗日救亡”。3月27日，以作家老舍为中心，联合了全国所有文艺社团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下文称文协）结成。就这样，在抗战初期的武汉，战前的左派城市文化人继承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和国防电影等形式，展开着抗战文艺活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第三厅厅长正是左派文化人郭沫若，任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第三厅第五处负责抗日动员，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敌宣传活动。第六处的负责人由左派剧作家田汉担任，其下还设有负责戏剧、音乐的第一科和负责电影制作、上映的第二科。
《塞上风云》电影版便是在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第二科的组织下制作完成的。第二科的负责人是中国电影制片厅（下文称中制）厅长郑用之。在中制，活跃在抗日救亡演艺队的众多文化人参与了电影制作。阳翰笙也曾任剧本、导演委员会主任。1938年10月，中制及左派文化人从武汉迁至重庆。当时“抗战电影”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观众层从以城市居民为主扩大到包括农民和士兵在内的大众群体。因此，电影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第二，由于抗日战争持续，人们开始追求题材和主题的现实性，重视纪录电影的要素。第三厅一直存续到1940年9月，直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组。其间，第三厅吸纳了来自上海的许多左派文化人，成为抗战初期左派文化运动的据点之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电影版由文协、第三厅和中制下面的左派文化人共同创作而成。
2舞台版与电影版的异同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后，阳翰笙在上海创作了《塞上风云》原版，这是为上海新华电影公司撰写的电影脚本。阳翰笙在1982年的自传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创作意图：
《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粉碎了汉奸特务的破坏。日本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此方针一步步侵略中国。同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歧视、欺压各兄弟民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日帝利用这一民族隔阂竭力分裂满蒙与汉族之间的团结。“九一八”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就成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段发言有力地表现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上海左派文化人的危机意识。此后，上海战火愈发激烈，故该脚本未能被拍成电影。阳翰笙迁至武汉。在武汉，抗日戏剧十分盛行。而戏剧的脚本却严重不足。赵丹、陶金等人希望阳翰笙创作舞台剧剧本。于是，1937年末，《塞上风云》的原版剧本被改编为了舞台剧剧本，共四幕。舞台版于1938年在汉口首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制的应云委托阳翰笙将舞台剧剧本再次改编为电影剧本。这样，阳翰笙才又开始了电影版的创作。
电影版描写的时代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舞台是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盟伊金霍洛。蒙古族姑娘金花儿与蒙古族青年迪鲁瓦定了婚。但姑娘却对兄长郎桑的朋友、汉族青年丁世雄怀有好感。丁世雄是从东北流亡到内蒙古的抗日工作者。深爱金花儿的迪鲁瓦嫉妒丁世雄。这种嫉妒变成了对汉族的仇恨。不久，日本间谍化名为济克杨，在位于蒙古族王府的日军特务机关内开展活动。间谍济克杨化装成深受蒙古族崇拜的喇嘛僧人，济煽动蒙古族人民，企图使蒙古族与汉族敌对。济又通过特务机关，让王公征用蒙族的骏马，揭发抗日份子。济克杨企图利用迪鲁瓦对丁世雄的敌意。然而，郎桑发现了此事，郎桑被济克杨带入了日本特务机关所在的王府。他认识了在王府工作的迪鲁瓦之妹，罗而姬娜。罗而姬娜逃出王府时，说服了王府的保安队一同抗日。金花儿、丁世雄和迪鲁瓦为救郎桑前往王府。途中，金花儿向丁世雄表明了爱意却遭到拒绝。金花儿遭受打击当即转身离去。随后她被日本间谍带走。丁世雄、迪鲁瓦和罗而姬娜以及王府的保安队为就出郎桑与金花儿，攻入日本特务机构。他们成功制服了企图袭击金花儿的济克杨。但金花儿却中弹身亡。最后一幕，迪鲁瓦、丁世雄、郎桑三人为金花儿的死默默祈祷。站在中间的郎桑将两手分别搭在迪鲁瓦与丁世雄肩上。迪鲁瓦和丁世雄四目相对，接着，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二人重归于好。画面定格在迪鲁瓦和丁世雄双手紧握的场面，在歌颂蒙古族与汉族友好团结的歌声中，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讲述了抵抗日军侵略内蒙古内，蒙古族与汉族携手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军的故事。电影中反映了当时的内蒙古必须克服的三个问题，首先是蒙古族与汉族的民族对立，其次是内蒙古的独立问题。
下文将就上述两个问题，探讨舞台版与电影版的异同。
第一个问题。舞台版与电影版均出现了蒙古族青年迪鲁瓦单方面憎恨汉族青年丁世雄的场面。电影版中，迪鲁瓦厌恶丁世雄是出于围绕着蒙古族姑娘金花儿的“嫉妒”之情。化装成喇嘛僧人的日本间谍济克杨这样批判汉族，他说，“日本人已经替我们把汉人打倒啦！现在正是我们大元帝国当兴的时候，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都应该起来拼。都应该报仇雪很！要把欺负我们的汉蛮子杀一个干干净净！”
正如此处引用一样，在电影版中并未描写内蒙古地区汉族与蒙古族的对立关系。或者说，使蒙古族与汉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人在内蒙古开展的工作。然而，舞台版中，迪鲁瓦具体批判了汉族的行为，“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就是那些开垦了我门的草地，骗取了我们皮毛，抢夺了我们的牲畜，把我们从长城边赶到这儿的沙漠边来的汉人！”
可见，舞台版中引用了清末以后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开垦的史实，表明了民族的对立。
关于第二个问题，舞台版中有很多关于内蒙古独立的问题。提出了中日开战以后，蒙古族究竟该站在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战斗的问题。其中剧中这样描写了蒙古族必须站在日本一方作战的理由。即贫穷的蒙古族借钱租来了兴蒙公司（日本企业）的家畜，为了还债不得不听从受日军控制的王公之命，加入了攻击绥远的军队。舞台版刻画了日本企业进驻内蒙古以及蒙古族穷困的生活。描写具有现实性。不过，电影版说的却是由于日军间谍的强行要求，蒙古王公被迫向旗民征用马匹。
值得关注的是，舞台版中关于是否随从日军，（1）迪鲁瓦、（2）郎桑、（3）郎桑的母亲，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青年迪鲁瓦说“我却偏要跟着咱们王爷去杀尽杀绝那些汉人！”，可朋友郎桑却劝告迪鲁瓦“汉人跟咱们是弟兄，不是仇敌。平常，虽说他们很有许多对不起咱们的地方，可是咱们却绝对不能把他们当着仇敌来对待！咱们王爷受了鬼子的指使，想去打绥远，咱们为什么也要跟着他去自己杀自己的兄弟呢！”在此，汉族与蒙古族被称为了“兄弟”。这是基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民族观，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坚持的公式化民族理论。对此，郎桑的母亲赞成加入日军。她的理由是，“胡说，郎桑，你又得教教唆迪鲁瓦造反了是不是？咱们都是王爷旗下的百姓，您们应该记着，王爷要您们怎么干，你们就得怎么干！”郎桑的“救国”正是近代中华民族主义思想。而郎桑母亲看重的是建立在蒙古族传统政治制度基础上的王公与旗民的关系。他们三人的发言代表了当时蒙古族中存在的三种思想性立场，分别是寻求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近代的蒙古民族主义”（迪鲁瓦），希望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的“近代中华民族主义”（郎桑）和遵循前近代蒙古传统秩序的“蒙古传统保守主义”（郎桑的母亲）。
舞台版的时代背景设定为卢沟桥事变前后，随处可见隐射“进攻绥远”、从察哈尔盟出击的“李守信的匪军”等历史事实。提出了当时内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不过，电影版中，这些具体的描述被删减，并未涉及汉族对蒙古族的民族利益侵犯以及蒙古族对此的反抗。电影版中省略掉这部分的原因何在？
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1940年在伊盟拍摄《塞上风云》的西北摄影队的“边疆”经历，阐明其原因。
3西北摄影队与榆林文艺界
为追求电影版影像有更高的真实性，摄影队毅然深入绥远省伊盟进行拍摄。摄影工作人员由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西北摄影队组成。同队队长正是电影版导演应云为。应云为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出任了上海剧余演话剧实验剧团总队长。他继承了国防戏剧时代的移动戏剧，组成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戏剧队”（下文称救亡戏剧队）。
据主演黎莉莉回忆，1940年1月3日，郭沫若与阳翰笙为西北摄影队送行，摄影队一行从重庆出发，沿途在延安停留三宿，继续北上，最后经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到达绥远省伊盟。
应云为在伊盟拍摄期间，安排演员们体验蒙古族的生活。起初，蒙古族人民并不欢迎摄影队的到来。但后来，他们渐渐敞开心扉，教起了蒙古舞蹈和蒙古歌谣。黎还回忆了返回重庆途中，再次路过延安时，曾与毛泽东、朱德会面。
不过，关于在榆林时，西北摄影队是否与当地国民政府地方当局者以及当地的文化人有过接触，黎并没有具体地回顾。
抗战初期，除伊盟以外现今内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陷入德王与关东军的统治之下。榆林却是当时掌管了伊盟七旗的国民政府之政治军事要塞。抗战初期的榆林，邓宝山（1937年10月，作为国民政府军第21军团长在榆林上任）是最有力的政治领导者。抗战前，统管伊盟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正在山西省前线指挥作战。所以，他在伊盟、榆林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力。活跃在榆林的还有山西派的朱授光及其他国民党派势力。每股势力都在为如何动员蒙古族而煞费苦心。
伊盟是西北抗日战线的最前端，榆林则是其后方援助基地。军事环境不稳定。因此，榆林与抗战初期的武汉或是随后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不同，抗战爆发后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并不盛行。1939年9月，重庆《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在榆林发行了抗战爆发后首份文艺杂志《塞风》。其中就有邓宝珊的支持。发行此刊的目的在于团结蒙古族与汉族。
杨令德战前在绥远曾发行过文艺杂志《燕然》。也曾参加过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0年2月中旬，作为绥远文协的支部，“榆林文艺界抗敌协会”（下文称榆林文协）在榆林成立。杨令德任主任委员。伴随着该团体的成立，榆林这一“边疆”地区的文化人集结在了重庆的文协之下。
榆林文协设立后不久，1940年2月23日，西北摄影队到达榆林。在当地，西北摄影队放映了从重庆带来的电影作品。这些作品均是在第三厅指导下由中制拍摄完成的作品。
翌日，即24日，以邓宝珊为首的榆林权威人士为西北摄影队举行了欢迎大会。主办方称赞西北摄影队为“开拓西北文化的急先锋”。主办方还十分期待即将拍摄的《塞上风云》为抗日发挥的“宣传”效果。
从榆林出发，西北摄影队于3月中旬到达伊盟沙王府。在当地停留了三个余月，进行拍摄。同年7月，拍摄工作结束，8月2日，摄影队再次访问榆林。这次同样受到了榆林各界人士的欢迎。西北摄影队在8月14、15、16三天演出了《中国万岁》的其中一幕作为感谢。这也意味着活跃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城市文化人与榆林文艺界的交流。电影的上映仪式在伊盟的东胜县举行。
应云为在与当地交流之后，曾这样说过：剧本作者阳翰笙几经修改，犹与当地情形不相吻合，所以我们即以当地的情形，改了不少。此次回渝，又得大费手脚，因阳翰笙先生作此剧时，仅向沈逸千先生找得一部分材料，而且大半关于「东蒙」其中事迹，牵涉民族问题很多，故不得不特别慎重。
从上文的引用可以看出，应云为结束了在伊盟的拍摄之后，又改编了阳翰笙舞台版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部分。改编时他参考的正是榆林文艺界领导人的意见。譬如，杨令德关于阳翰笙的舞台版提出了以下六点问题：
第一，日本间谍扮演成喇嘛教僧人是不现实的。第二，没有正确把握地理位置。第三，有的地方表现了蒙古族仇视汉族。第四，有日本人骂人的细节。第五，中国兵在百灵庙破坏蒙古文化，这在蒙古族人民面前上映欠妥。第六，剧中蒙古族与汉族三位青年的男女恋爱过于城市化，不切实际。
杨令德尤其提醒摄影队注意的是关于蒙古族与汉族关系的场面。杨称，近来有人谈蒙古问题，往往强调蒙汉之间的仇视。固然，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可是就内蒙而言，这些年来，除了少数有野心的蒙古人如德王之辈因为狭义的民族思想作了迷障故意强调汉人如何压迫蒙人外，其他多数的蒙古同胞并不见得心里如何仇视汉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么许多汉人压迫蒙人”的事实，我们不要中了敌人跳拨离间的毒针，有形无形认为蒙汉人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所以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为了替蒙古同胞抱不平，便要强调汉人如何压迫蒙胞，这都是昧于事实的表现。其实明白的蒙古同胞，他们自己是了然于心中的。这就是杨的基本见解。
杨令德还认为，为了建立蒙古族与汉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表现蒙古族与汉族的对立，所以他要求改编舞台版的脚本。但是，舞台版（原版亦是如此）原本是为了建立蒙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编写的。阳翰笙在创作时，详细查阅了关于内蒙古社会的史料后才动手编写的。这种创作态度对于上海以及转移到大后方的左派城市文化人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杨令德却批判了这一做法。榆林的汉族文化人在“边疆”地区亲自开展对蒙古族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舞台版中描写的民族问题分部容易被理解为将导致蒙古族脱离中华民国的描写。他们认为，民族对立固然存在，但却并非敌对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描写这种事实。换言之，不指明“史实”反而对现实有利。这也正是政治性地利用了文艺作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以及大后方的城市知识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与榆林这一“边疆”地区对“边疆”的描写存在分歧。
4中国边疆学会与西北摄影队的对话
榆林各界召开欢迎会的翌日，即8月17日，西北摄影队出席了中国边疆学会举办的欢迎会。中国边疆学会是在同月1日，在陕西省榆林这一作为“边疆问题研究及边疆工作机关”之地创建起来的。创立目的是“使边疆研究服务于边疆工作”。究其原因，在于“抗战胜利与成功建国都离不开收复边疆”。支援边疆学会的有邓宝珊（名义理事长、榆林的军事领导者）、朱授光（绥境蒙政会副指导长官）、沙王（伊盟盟长）、傅作义（绥远省主席）等当时绥远省的权威人士。理事长是马鹤天，他曾在1935年1月，作为开发西北协会的考察团团员访问过察哈尔与绥远两省。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起，他就提倡开发西北。1939年7月，国民政府派遣马鹤天作为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前往榆林。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之后，马通过学会的活动，继续开展着开发边疆与西北的活动。
欢迎会上，马鹤天代表中国边疆学会发言，他希望摄影队返回重庆后加强宣传，以消除人们对西北地区以及西北人民的偏见。他指出了西北文化事业的特殊性，西北边民，因满清愚民政策的遗毒，文化落后，正需要电影、绘画、歌咏等社会教育和政治宣传，来扑救男女文盲和增加民族意识，尤其在宗教代替教育的蒙旗，更需要美育代替宗教，诸位都是艺术专家，此次并写偕放映队和战地写生队同来，给西北又尤其是伊盟旗以破天荒的文化开拓教育工作，希望诸位继续为边疆文化教育努力。最后，通过拍摄电影《塞上风云》，希望能将伊盟的民族危机转达到中央。
马鹤天的发言内容“希望诸位继续为边疆文化教育努力”，意味着希望派遣大后方的优秀人才来到西北，希望能宣传抗日战争中西北的重要性。
电影导演应云为就文化活动做了发言。应云为认为，“边疆”的文化水准相对于国民政府统治的“内地”较低。因此，为促进边疆文化的发展，他向中国边疆学会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兴起边疆戏剧活动。他认为这是“抗战中，最易出效果的宣传手段”，第二，要为作家提供创作的材料，他表示“作家很少能亲自跑到边疆来的”，建议加强大后方与榆林文艺界的合作。第三，中国边疆学会应将戏剧的脚本翻译成蒙古语，介绍宣传。应说，“抗战以来中国的新剧本创作非常的多，我相信其中有不少的适合于在边疆演出的。”
马鹤天代表的中国边疆学会在开发西北问题中的文化开发问题上，期待着大后方的文化人直接来到西北，支援当地的文化活动。对此，应云为认为文化人并非要直接奔赴西北，他首先阐明了边疆文化水准与内地相差甚远的现状，希望中国边疆学会担任主心骨，向蒙古族宣传与普及抗战文艺。笔者也认为，当地人不作为主体付出努力的话，外部的支援毫无意义。这点上与应云为有着同感。
如上所述，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第三厅负责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第三厅于1940年9月改组。厅长郭沫若被解任，抗日意识很高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职员辞去职务。后来，第三厅演变成仅负责“军内文化宣传活动”的部门。同年11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继承了第三厅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4月，由于批判了国民政府弹压言论，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迫解散。截至此时，国民政府与左派文化人的合作关系尚且存在，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这种合作关系急剧恶化。
与此对应，国民政府的对西北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发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轻视。工作重点转移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等内容上。榆林地区提倡用文艺手段建立蒙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杂志《塞风》停刊。这也是此次政治潮流的一个部分。
总结
本文探讨了抗战电影《塞上风云》的舞台剧剧本在改变成电影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西北绥远省伊盟的蒙古族居住地拍摄了电影之后，经过与西北的文化城市榆林的知识分子接触而最终完成的。
从大后方重庆赶来拍摄电影的应云为是典型的左派城市文化人。而榆林的杨令德与马鹤天却主张从观赏作品的一方来决定内容。总之，城市的“创作者”与西北“边疆”的“观众”间在作品内容上发生了分歧。其结果是前者向后者妥协。其中最大的对立点在于如何描写蒙汉的对立，或者说不予描写。民族对立本身是历史的事实。然而，在西北地方，依据史实描写民族问题这一做法本身就可能阻碍蒙汉的团结。换言之，城市文化人在“边疆”地区，不得不考虑到“一致抗日”这一沉重的政治性现实，而非历史的事实。内容的改变说明了可以政治主义性地利用了电影这一文艺作品。然而，“中华民族一致抗日”是高于一切的课题。
1941年3月，杂志《中国电影》这样介绍了拍摄完成的《塞上风云》：『塞上风云』比较适合于国际间宣传，以“揭破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施内蒙之阴谋，表现汉蒙两民族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并示汉族对于异族所取友爱平等之精神，以使国际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华民族处理民族之问题正确态度”为主题。
本文从大后方的电影人（制作方）与榆林这一“边疆”地区的文化人（观众）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电影作品内容的改编。原本从“制作方”与“观众”的角度研究电影作品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观众”的蒙古族牧民、农民如何接受这部作品。而作为文艺作品的研究，有必要对比原版、舞台版、电影版三种台词及舞台提示进行比较。在这点上，本文无论作为电影论或是作为文艺作品论均不够充分。这将作为笔者今后研究的课题。
堀井弘一郎
前言
1940年3月末，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汪政权把“新国民运动”放在了民众动员工作的核心位置。而其《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了大亚洲主义、共同保卫东亚、实行民主民权制度等政治理念和服从纪律、增加生产、节约消费、弊绝风清、消除贫困等“德政”。以青少年和公务员为核心实施了教育训练。其目的是希望把运动在全体国民中广泛扩展开来，强化其政治基础。本文从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这一角度对民众总动员体制进行了考察。
自1980年以来，围绕汪精卫政权问题，以其政权建立过程、经济政策和清乡运动为中心，日本有土屋光芳、古厩忠夫、户部良一、刘杰、小林英夫、高桥久志、三好章等的研究。近年来，柴田哲雄、曾支农、小笠原强等对汪政权的组织和内政的实际情况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内地有余子道所编的《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该书实事求是地对汪政权的历史原委、思想统制、经济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台湾有王文克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国史馆、台湾、2001年），该书站在以汪政权是“伪政权”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保持距离的考察。随着档案的不断公开和资料集的陆续出版，开展实证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最近，又提出了尝试从“合作与冲突”的框架中来对汪政权进行分析。
日本方面，在有关汪政权的实际统治情况的各个问题中，针对民众的教化动员体制、尤其是新国民运动这方面，除了柴田哲雄的一系列研究外，基本上还没有能称得上专著的研究成果。柴田对新国民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与对华新政策的联系，以及在作为新国民运动支柱的青年、学校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但是他尚未分析新国民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关于日本的干预情况及该运动组织情况的研究也仅限于概述而已。而中文的专著武锦莲的《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剖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超出概述的阶段。
本文从以下两点引出课题展开考察。第一，对新国民运动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期研究。了解运动构思的发端，与清乡运动、日美开战、对华新政策等日本动向之间的关联，以及汪的目的等问题。同时留意民众对新国民运动的反应。第二，明确汪政权末期新的政治动向与新国民运动破产之间的关系。汪政权进行了关于批判贪官污吏、设立民意机关、谋求与重庆的统一与联合等方面的摸索，之后，新国民运动改隶于伪中央党部接管，换言之，本文将对这一过程及其意图进行考察。
第1节新国民运动的展开及其分期
本节将新国民运动的全过程划分为以下4期。1，预备期（1941年7月左右~12月）。从1941年7月起，清乡运动正式展开，作为其一环的新国民运动的构思发端于此时。对日美开战形势的推断使新的民众总动员体制的形成有了必要。2，启动期（1942年1月~2月）。1942年1月，《新国民运动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新国民运动”正式出台。7月，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运会”）成立，其地方组织也组建起来。3，展开期（1943年1月~11月）。1943年1月，汪政权对英、美宣战。同月“新运会”改隶于伪国民政府，以加强对运动之领导。随着其对英、美宣战，汪政权强化了总力战、总动员的开展。新国民运动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定规模的扩大。4，衰退期（1943年12月~1945年8月）。1943年12月以后，随着汪的病情恶化及汪政权下面的中心人物的退场，清乡运动遭到挫折。由此，新国民运动也急速衰退。1945年6月，新运会改隶于伪中央党部接管，至此，新国民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下面进行分期详述。
1.预备期―新国民运动的构思
1941年11月11日，在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汪政权提出要发动“新国民运动”。在此之前，同年7月，根据与日本的协议，开始了清乡运动。即在特定的地域内，谋求确立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统治。而“新国民运动”就是“思想清乡”的核心组成部分。新国民运动以青少年为主要活动对象。汪精卫在1941年6月访问日本和1942年5月访问“满洲”时就深刻体会到了掌握年青一代的重要性。从“满洲”归来后，汪便命令宣传部长林柏生加紧着手组建青少年组织以开展活动。1942年6月，林柏生在与日本重光驻华大使会谈时谈及此事，还请求重光大使为其介绍相关方面的顾问人员。1941年6月汪精卫访日时对青年运动的关注，成为其新国民运动构思的出发点。1942年秋，中国派遣军的永井八津次大佐在对军中央的情报中也说到新国民运动是由林柏生（宣传部长兼新运会秘书长）具体倡导发展起来的。但是，无论是在华北的新民会、华中的大民会当中、还是在开展兴亚建国运动和东亚联盟运动的时候，所有人通常都认为民众动员的组织与运动是由日方倡导运作的。包括在新国民运动的构思阶段，大家也都推测受到了日方的某些暗示。1941年11月，《新国民运动纲要》通过，并于次年元旦在全国正式颁布。在此期间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国民运动顺应新的形势变化开展活动。
对于新国民运动的开始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时间相吻合的问题，林柏生在1942年5月19日朝日新闻社举办的新国民运动座谈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中国虽然不是参战国，但是新国民运动即是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的参战运动”。虽然并不是汪政权事先被告知了日军对美英开战的作战计划。但是，新国民运动的开始时间与日本对美英战争的爆发时间吻合这一点上，确实像林柏生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偶然。关于新国民运动，汪的亲信之一的周佛海的日记中记载了在1941年10月26日他与汪精卫、陈公博（汪政权里的第二号人物）商谈“与日美的交涉及新中国青年团的成立、新国民运动的发起等问题”。就本人浅见，“新国民运动”的用语最初应是出现于该篇日记。当时南京的日高代理大使是如此向东乡外相报告的，新国民运动的目标是根据还都以来局势的变化，挽回国民的颓废之气，并以利于贯彻和平建国使命的达成（《日高代理大使致东乡外相的电报第799号》）。为领导“挽回国民的颓废之气”和平建国，从那时开始便有了趁日美开战之机发起新国民运动、组成新中国青年团的具体设想。11月16日，周佛海甚至写道：“实际上日美开战是宿命”，12月3日，写道：“日美的紧张状态已濒临破碎的边缘”。开战的前一天，即12月7日，周还与亲信们商议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租界的接收方法、粮食问题等。考虑到汪精卫与周佛海的关系，可以认为汪与周对形势的判断相同。正因为认定日本对美英开战是“宿命”，所以在汪政权内部才有了新国民运动的设想。
开战后，汪方认为战争的爆发对发动新国民运动是个好的机会，决定好好利用这个契机，即借助战争爆发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强化其政权。同时，汪政权还力图使日本方面同意其参战。其目的是在“参战”前，要求获得“参战国”的平等性、与日本交涉日本军撤兵问题等。
2.启动期―中央、地方组织的组建
1942年1月1日，《新国民运动纲要》公布标志着运动的正式启动。2月1日，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实行精神总动员支持大东亚战争”。当天，沦陷区统一采用日本时间，而事实上也如上述所言通过与日本统一时间，整顿体制来“支持大东亚战争”。3月，在南京，为了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发展培养健全的国民，实行禁止学生进出歌舞厅和女性教师烫发。3月12日，汪精卫在谈话中表明：“虽然国民政府不投入兵力参加大东亚战争，但是会在建设方面全面支持战争发展”。基本上没有自己军队的汪精卫必须要做些贡献来代替军事方面的支持，而新国民运动就是其代替军队派遣的对战争的支持。
6月，在上海日本大使馆中支警务部的报告《新国民运动（第一报）》中有如下记载：“日美开展后，汪政府迫于必须改变向来的消极态度，其具体策略就是强化新国民运动。换言之，就是伪南京政府对大东亚战争持与日本合作的态度。”6月2日，通过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新运会的的职责有：①新国民运动的日常规划、宣传、组织、训练；②新中国童子军的组建、指导、训练；③新中国青年团的组建、指导、训练。7月1日，新运会成立。同月9日，决定发布了《新国民运动总动员令》，表明新国民运动实际上即是东亚联盟运动的具体国内革新运动。同时，也让全国人民理解了之前的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之间的关系，以便于运动积极开展下去。
从政权建立后两年以来，汪政权的政治基础到底有多牢固？岩井英一（上海副领事）的文章《国民政府的强化与新国民运动》（1942年8月）中如此分析道：“也就是说我方苦心打造的国民政府只是被如此这般程度的漠视”。日本的《经济》杂志在1942年7月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汪政权的现状距目标相差甚远。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比起重庆现有的三百万军队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其政治势力也依然没有踏出日军占领区的范围一步。其经济力也只是依赖着日本占领区经营的经济力。政府作为独立政权存在的条件依然不足。”该杂志在同年1月还评论道：“汪政权就像是一个用现有的材料快速建成的临时板房般的东西”。汪政权还未能建成“独立政权”，这一点日本媒体也都十分清楚。因此，为了收买民心强化政治基础，实施新国民运动就成为其最重要的政策。
1942年8月12日，汪精卫说道：“为了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了成立东亚共荣圈，复兴中国产业、唤起民众的精神和与日本合作是当前的要务。开展新国民运动是要把青年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把爱中国之心和大亚洲主义融合起来。”明确的把新国民运动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亚共荣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战争理念联系起来了。
而他当初说明的是，“新国民运动并不是另树主义，因为它的根本原则是我党原有的三民主义，是为了建设中华民国（《新国民运动纲要》前言）”。关于新国民运动的组织问题，汪精卫是如此说明的：“新国民运动不能再重蹈以前新生活运动机关化、官僚化的覆辙，我们不打算另设机关。”而这是因为政府方面已经有了宣传部和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另外，还有中国国民党、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和一些其他的民众团体。
但是，随着日美开战的政局变化，这种方针无可避免的转变了。汪自身曾不想要的新的“主义”和“机关”逐渐建立起来。这是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东亚共荣圈的建立”等日本的战争理念相结合的“大亚洲主义”理念的体现。也是把新运会推到顶点的新的组织体制。就这样新国民运动在当初的方针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因此，不久就产生了组织上的歪斜。
而这个时期，中国民众对新国民运动的是如何认识的呢？1942年8月，杭州寄给东乡外相的关于新国民运动的报告中如此讲道：“一般民众根本就没理解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对它没有任何兴趣，一半是在胁迫下签名宣誓的。其效果颇让人怀疑。”另外，前述的上海大使馆中支警务部的《新国民运动（第一报）》中也讲到：“1942年3月第1期宣传期之后，民众对新国民运动也同样是视而不见，可以说是完全持漠视的态度。即使是日军在日美开战后的初期获得胜利的时候，民心也未向着汪政权。到这一年的12月，新国民运动尚未能在其真正的活动对象民众层中间彻底开展起来，而要使运动真正开展起来，看来只能等今后的发展了。”新国民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但完全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
3.展开期―总动员体制的构建
一般认为，1943年是“新国民运动”活动最频繁的一年。新运会副秘书长兼党组织副部长载英夫也同样如此认为。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1943年1月9日，汪政权与日本签订大东亚战争参战《共同宣言》，同日，汪政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布告文》，由此汪政权决定正式对英美宣战。另外，会议还决定成立最高国防会议和通过了《最高国防会议组织纲要》。1月13日，在新国民运动存进会议上，汪精卫作了如下的训示：“这是一场长期战和总力战，我们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全力支持大东亚战争以获得战争的胜利、实现中国的自由平等和东亚的共荣。”从以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汪精卫把新国民运动当作其支持“大东亚战争”的手段。
汪的如此言行证明了柴田哲雄的“对汪政权来说新国民运动是从姿态上表示支持日本作战的公开演说”的观点。但是，汪政权之后的对策就不仅限于公开演说的程度了。在1943年1月13日的新国民运动促进会议上，为了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总动员，提出了以下几条政策：①制定国民的起居时间，②制定重要物资代用品及废物利用发明奖励办法，③统一童子军、青年团的组织和运动，④开展农业增产运动，⑤厉行国民精神总动员，⑥修订中小学校教程，⑦取消春节休假和动员教员、学生开展植树造林活动，⑧成立国民精神训练班等。也就是说，汪精卫期望以新国民运动为杠杆正式构建应对“长期战及总力战”的总动员体制。
1月13日，第1次最高国防会议上通过了《行政机构改革案》。新运会由行政院内的组织升格为直属伪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次行政机构改革还将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伪国民政府直属，另外新设了粮食部、建设部、社会福利部3个部门，推进了战时体制的完善。1月28日修正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组织条例，将其整顿为委员长以下约30人的委员会体制。
汪政权方面配合的强化是由于日本方面方针的转变。随着对英美战争的激化，日本决定倾其全部军力投入作战，同时将政务上的一些权力让与中国方面。因为日本支援的减少，汪政权益发谋求政治权力方面的强化，这就导致与其相关联的新国民运动的加强。2月20日，伪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确了新国民运动纲要的内容有“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领袖言论以及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月25日，为了适应“战时教育体制的需要”将中国青年团与中国童子军合编为中国青少年团。
1943年9月，特务工作的负责人、作为汪精卫的心腹、负责清乡工作的江苏省省长李士群猝死。背景是李士群与周佛海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与日军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他被毒害。李士群之死对于把清乡地区作为有利活动地盘的新国民运动来说也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由于李士群之死，汪政权内部的纷争暴露出来，权力中枢开始动摇。清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对此作为政治势力核心的汪国民党自身也无能为力。表面上保持合作关系的华北新民会也批判汪政权道：“以国民党为中心各党派和无党派一体化的这一政策，从过去四年的情况来看已经支离破碎。无论是新国民运动的开展还是东亚联盟运动的推行，都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纸上谈兵而已。”由于清乡运动的失败和汪国民党自身的衰败，新国民运动遭到挫折。
4.衰退期―核心人物的下台和运动的失败
1943年末，汪精卫的病情恶化，其政治向心力也急速衰退。1944年3月，为了接受治疗，汪入住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根据载英夫的回忆，“随着汪精卫前往日本动手术，林柏生调任安徽省长，新国民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1943年9月李士群死亡，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1945年林柏生被调职，这3个人物的退场中，数汪精卫的退场造成的打击最大。1944年3月21日，上海的日本报纸《大陆新报》上刊登了一篇象征这一现状的诗。这篇诗由为汪做翻译宣言等工作的朝岛雨之助所作，题目是“新国民运动飞到哪里去了”。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几万东洋志士的誓愿”，朝岛讲述道：“为此可以说是‘彻夜不眠、呕心沥血’般奋斗了一年多。但是，无数个夜晚努力翻译出来的关于新国民运动的书籍却被束之高阁，被灰尘淹没，全部的梦想都付诸流水了。”这篇诗可以看作是宣告新国民运动结束的书面通告。中国派遣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也回忆道：“1944年，伪南京政府在这一年中斗志全无，完全束手无策。”陈公博战后在狱中也写道：“此时的汪政权下的‘政治家、官僚们’就如同末世来临般的贪图享乐。”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名古屋。1945年6月，继任主席陈公博命令将“新运会”改隶于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至此运动实际上名存实亡。说是“将党和新运会一体化，是为了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更好地开展运动”。并决定将原有“青少年团”及青少年有关事业属于全国性者，由伪教育部接管，属于地方性者，则由地方教育机关接管。7月6日，陈公博下令撤销各省、市分会。南京也在7月7日收到了结束、接管南京分会的指令。各分会由伪中央党部和各级（伪）党部接管。
第2节新国民运动的破产
1.批判贪官污吏
本节是对前一节的“衰退期”这一时期进行详述。1944年2月10日，清乡全体会议开幕，周佛海代读了汪精卫的训辞。全文大约1500字的训辞当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新国民运动。会议上，各省市的负责人作了有关各地的情势和运动的报告。除了安徽省的代表提到了一下“厉行新国民运动……”之外，江苏、浙江两省的代表和上海市的代表都没有提及新国民运动。在11日的闭幕式上，田中海军中将发表演说呼吁中国军民投入战争，同样也未提及新国民运动。尽管一直宣传的作为“清乡”核心的“清心”，其具体实践正是“新国民运动”。3月30日的还都纪念民众大会上的情况也相同，大会当天打着努力增产、厉行消毒、肃正贪污等10项口号，但是完全没有“新国民运动”或是“东亚联盟”的影子。大会名也叫“国府还都四周年纪念增产消毒惩治贪污民众大会”。从口号到大会名都没有“新国民运动”和“东亚联盟”的影子。而是把增产和批判贪官污吏并排摆在了前面提出来。此时作为新国民运动基础的伪南京政府自身也基本上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所以没在清乡会议上提及新国民运动的话题也很正常。而负责开展新国民运动的方面也只能借宣传反腐败求活路了。这是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逃避民众的批判的方针转变。
但是，“在政治上反映民意”这一统治原理的实现对于汪政权来说是极为困难的。1943年12日，出现了严厉批判汪政权“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这一现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新闻工作者陈彬伦（中报社社长）和日本人经济学者石浜知行（《中国战时经济论》和《重庆战时体制论》的作者）等进行三人座谈时的发言。发言中谈到：“说到民众和政治的关系，很遗憾，国民政府机构没能处理得好，是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即没有下意上达的机关。本来民众与政府就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状是政府的政策没办法传达给民众，民众的意见也没办法上传给政府。”本来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时代（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就已经成立了保民大会这样的“民意机关”，选举保甲长，有了一定程度上反应民意的政治变化。虽然这只是强化保甲制的措施，离真正的民主主义还相差太远，但是在汪政权下面，不用说“下意上达”的机关，就连“上意下达”的机关都不具备。这点正是他们谈话的旨趣之所在。陈彬伦还谈到了重庆的新生活运动和南京的新国民运动，“两者都是规模很大的运动，但遗憾的是，指导者都没能以身作则，光是要求下面的人廉洁是很难奏效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批判南京政权的运动就只有也一起批判重庆政权的运动，但是也并不能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南京政权。出现这样的公开批判，只能表明南京政权的体制出现了危机。
1944年春，汪政权的行政机构和它的民众统制机关都已经开始出现末期的症状。为了培植对重庆政权的反抗意识和确保地位，行政机关在政权树立之初就出现臃肿化的现象。虽然之后经过改组，但是人员的削减却十分困难。1944年，针对当时各种政治团体机能不全的状况，上海的日语报纸《大陆新报》（1944年4月11日）是如此描述的：“在（伪）国民党党部之外有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东亚联盟、国民义务劳动或是青年工读团，它们都拥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可以开展活动，都有存在的理由。要想使新国民运动有现实的发展，就必须统合既存的各个团体或是调整它们的功能。并且，必须把它们的运动与具体的生活目标结合起来。虽然新国民运动也提出了增产运动，但不可否认这个活动仅仅就像在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而已。”如上所述，1944年春，新国民运动陷入低迷，看不到拥有独立的组织有何意义？这些组织和新国民运动至此也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2.“对重庆政府和平工作”的开展与新国民运动
1943年5月开始，汪政权开始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同年9月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开始指导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庆的政治工作。这时，汪也出现愿与重庆达成和平的意向。《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篇）中对当时的情势是如此记载的：“汪一直以来都认为与蒋达成全面和平的希望不大，但是近来却开始对此抱有莫大的希望。”日记中还记载到，“而且，本来不管汪自身的意志如何，汪政权内部就有人独自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络。（1943年10月8日篇）”汪周围的人秘密勾通重庆方面，使汪立场愈发困难。秘密与重庆联络的人当中就有汪的心腹周佛海。周最迟从1943年1月就开始与重庆方面进行了联络。
“对重庆政府和平工作”在这一年之后都没有任何具体的进展。为了加紧对重庆开展政治统制工作，解决中国问题，在1944年8月19日的第12次御前会议上进一步决定了尽可能地利用苏联的方针。9月1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谷正之外务大臣提出了物色南京国民政府中能与重庆中枢部门直接说上话的人物（如周佛海自己、李思浩等）派往重庆的具体方针。此时，日本方面甚至还讨论是“让蒋介石回到南京，同意建立中国统一的政府”，还是“强化与延安政府的合作”。领会到日本方面的意向，从1944年秋开始，汪政权方面开始宣传“实现和平统一”。这一点从日华同盟条约缔结1周年纪念日首都南京民众大会上汪精卫的训示（陈公博代读）中也可以看的出来。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气绝丧命。虽然伪南京政府已经预料到了这点，但是精神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伪国民政府内士气愈发低下。《大陆新报》对此如此记述：“现在对于国府来说，最危险的是丧失了当初开展‘和平运动’时的远大目标和旺盛的革命精神，存在动辄安于满足现状的倾向。”继汪精卫之后，立法院长陈公博就任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长。在11月20日的就任典礼上，陈进一步明确的作了希望成立“统一政府”的发言：“国民政府打从开始对重庆就没有敌意，重庆人民同样是国府的人民，重庆的同志同样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和国内统一。”而且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联蒋反共”的新口号。11月25日，伪南京国民党第6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召开。26日，发布了含有以下信息的宣言：“由于国民党内一时意见的不合，造成了现在南京和重庆分立的局面，妨碍国内的统一，但两方原就是信奉同一主义有着共同历史的同志。我们十分体谅近来重庆同志艰辛，对此表示深切的同情。”事到如今来宣扬“原本信奉同一主义”，这不过是思想上的投降宣言。作为汪政权思想基础的东亚联盟思想和新国民运动至此已全部拉下了帷幕。
1944年11月26日宣言的发表有着日本方面希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背景，但是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确信日本将战败，汪政权内的要人希望越过日本建立沟通重庆的管道，为自己铺后路。其中之一的周佛海1944年9月在日记中写道：“美、英获胜，日本败北，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离开胜利的一方而去依附失败的一方那就太没有常识了。”这是失败者在最后时刻希望换乘优胜马的表现。因此，此时的对重庆工作与1940年10至11月松冈洋右外相实行的对重庆工作意义完全不一样。
1944年12月，由日本的大政翼赞会和兴亚总本部主持召开了兴亚合作会议，通过了《兴亚运动开展要领》。为了进行“对美英战”、“大东亚的解放战”，决定重新开展“兴亚运动”。同时强调“新东亚的建设理念”不比武力战的重要性低。运动的“要领”是：“‘外（外政）主内（内政）从，把当前的重心放在中国’”，“在当地开展兴亚运动”，“为开展兴亚运动，需要更紧密‘大政翼赞会、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华民国新民会以及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之间的联系，加强合作关系”（《大陆新报》1944年12月5日）。而运动的目标是：“把中国的民族运动引上‘正轨’”。而新提倡的“兴亚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负责这次运动的仅有汪政权下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新运会并没有参与。这与当初东亚联盟负责对外运动而新国民运动负责对内运动的分工并不矛盾。但是，作为伪南京政权民众动员体制的核心团体，新运会却什么都做不了。而实际上“兴亚运动”也没有干出什么实际成绩出来。
而关于新国民运动，1945年3月，新运会的陈公博委员长作出把该会的行动规律实践项目作为新国民运动实践团的工作中心的指示。其中提到把1945年新运会的工作重点由对青少年组织的训练转向一般民众的组织，从重要城市转向一般农村，从宣传阶段转向实际阶段。并规定3月至8月为第1期。3月11日，召开了“首都各行各业公会新国民运动实践团联合成立大会”。从这次大会的名称可以知道“新国民运动实践团”是由工商业团体组织成立的。但是，上述的活动的内幕如何，没有人知道。
3.伪南京政府国民党党部对新运会的接收
1945年3月28日，“各省市战时民众代表大会”在伪南京政府陈公博代理主席的出席下在南京召开。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中国民众运动史上划时代的、举国一致期待的”集会。参加团体有新闻协会、妇女协会、律师公会等7个团体。这次集会虽然是民众动员运动的一部分，但是新运会也只是与东亚联盟、新民会等一同发电祝贺而已。集会最重要的议案有两件，第一件是“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第二件是“保障言论自由，设立民意机构”。其中第一件议案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统一救国运动”，已经没有“解放东亚”、“东亚共荣”之类的东西了。第二件议案包括政府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设立参议会等中央、地方民意机构和各级民众机关等内容。这些议案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完成国民革命。但是，这些都是因为预见到了日本会战败。只是打着从孙文到蒋介石等的国民党革命理念这块牌子做的政治秀，是为自己延命的策略。不敢再提及被重庆国民政府批判的“解放东亚”、“东亚共荣”的议案，寄希望借“统一救国”的名义往重庆政权方面靠拢。
4月21日之后，南京政权统治下的各城市都召开了“统一救国运动民众大会”。上海市也召开了“上海特别市统一救国运动民众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中特别强调“确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理开展统一救国运动”、“放弃党派观念、地域偏见，联合各党各派、各地各界人士结成统一救国同盟”。其目的是为了与重庆实现统一、联合。这是继去年11月26日的南京国民党宣言之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投降宣言。南京在3000多人规模的集会之后又举行6000多人的上街游行。预定参加的团体有工商界代表、市内各区民众代表、东亚联盟总会、工商青年联谊会、中等学校以上学生、首都国民义务劳动团、义勇警察队等，而当中已经看不到与新国民运动有关的团体的名字了。
1945年6月7日，伪南京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8次会议上，根据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的提案，决定将新运会的事务移交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管理；将原有“青少年团”及青少年有关事业属于全国性者，由教育部接管，属于地方性者，则由地方教育机关接管；关于思想训练及政治活动，则受当地党部指导；到6月30日以前撤销各省市分会。就这样，陈公博下令结束和接管新运会，说“将党和新运会一体化，是为了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更好地开展运动”。对于伪南京国民党已经被批评道：“现今，党和人民的距离已经远得无法测量了，实在让人痛心。（南京《中华日报》1945年3月17日）”这是对政府的新闻评论，“说什么没有足够的值得依靠的党，如何开展大众动员工作，这只不过是失败者的推脱抵赖之词。”
7月6日，伪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转移及结束办法”，至此新运会实际上已经结束。此后，各省市的新运会分会也相继解散。7月7日，新运会南京分会也收到了结束、接管的指令。就这样，新国民运动在日本战败的约一个月前气数已尽。
结语
本文对以下两点进行了讨论。第一，分析了新国民运动开展过程。了解了运动在受到日本的清乡运动、对美英开战、对华新政策等的强烈影响下发展下去的全过程。新国民运动是在1941年后半年考虑到日美开战而构思出来的。开战后，转变了当初“不立主义和机关”的方针，推出了与日本的战争理念相结合的大亚洲主义理念。民众动员体制的制定把新运会推向了顶点。靠新国民运动获得民心很困难。1943年初，为了配合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汪政权决定对美英参战。之后，策划构建了以新国民运动作为杠杆的总力战体制。新运会晋升为伪国民政府的直属机关，地方组织的组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是，清乡运动失败了，而伪南京国民党无力挽救，新国民运动丧失了它的推进基础。随着汪的病情恶化等核心人物的退场，1944年春，新国民运动事实上基本结束了。
第二，对新国民运动的衰亡期作了详述。从1944年春开始，汪政权开始把批判贪官污吏摆在了首位，这是为了转移生活困苦不堪民众的不满矛头。同年秋，开始主张与重庆“历来的同一主义”，这是因为预见到了日本的败战，期望能与重庆统一、联合，实现“和平统一”。到1945年，新国民运动开始摸索把其支持基础由一般青年主体扩展到一般国民和工商业者。但是，结果却是离民心越来越远。1945年6月，将新运会的事务移交给伪南京国民党管理，但是由于该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已经无力将新国民运动开展起来了。
本文尚未对乡、镇和保甲等社会基础的新国民运动具体开展情况进行考察。把台湾、朝鲜等当时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各个地域的民众动员体制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留下的课题不少，今后再另作讨论。
日本/大阪大学讲师岛田美和
抗战电影《塞上风云》描述的是汉族与蒙古族之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该剧脚本是上海左派剧作家阳翰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创作的作品，但未能立刻拍成电影。1938年，作为舞台剧在武汉公演（下文称“舞台版”），1940年，西北摄影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宣布成立，准备投拍电影。西北摄影队从重庆出发，经过延安、陕西省榆林，在当时的绥远省（现今的内蒙古）伊克昭盟（下文称“伊盟”）进行拍摄。电影《塞上风云》（下文称“电影版”）于1942年2月，经过国民政府审查后正式公演。
中国国内以往的研究多从抗战初期大后方抗战文艺的发展与特征、左派城市文化人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共存以及后来统一战线的崩溃等视角展开。抗战时期的电影研究中，对象也多是中国共产党（下文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上海及香港等租借区与“满洲国”及华北等日本统治下的地区，而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在中国或日本几乎是空白。
本文着眼于陕西省北部的地方性城市――榆林展开的文艺活动。考察西北小城市文艺界如何理解“边疆”问题。具体研究1938年改编《塞上风云》舞台版到1940年电影诞生期间，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在伊盟拍摄期间，摄影队与榆林的文艺界有过接触，他们接受了当地人的质询与建议并改写了剧本，从而完成了电影的拍摄。本文研究的课题，换言之，即榆林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反映在了电影《塞上风云》里，其中存在哪些问题。笔者在现阶段无法确认1937年诞生于上海的电影脚本（下文称《塞上风云》原版），根据原稿改编舞台版时，可能内容上也有变更，但本文不探讨该阶段的改编过程，日后再作研究。
1 阳翰笙与抗战文艺
《塞上风云》作者阳翰笙是抗战以前就已活跃在上海的左派作家，他曾担任成立于1927年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改编成左翼戏剧家联盟，下文称“剧联”）准备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年8月1日，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此方针，上海文学家周扬等左联成员开始提倡国防文学。作品的主题由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目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当时的上海，即使左派演艺界和电影届也出现这种倾向。口号从“无产阶级戏剧”、“无产阶级电影”改为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1935年末，剧联解散，并发展成为有更多演艺人加入的上海剧作协会。
“国防戏剧”的剧本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取材于历史，创作主张抗日的历史剧；其二，以“深入广大群众”为目的，重视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或方言话剧。阳翰笙是国防文学派的成员，1937年春，他创作了国防电影《夜奔》的脚本，讲述了华北地区反汉奸反走私的故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剧作家协会。电影人与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及其下属组织一同设立了上海电影编剧导演协会（阳翰笙任九名理事之一），开始筹备拍摄抗日电影。上海的上海戏剧会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等70余个文艺社团相继成立，7月28日，联合了这一系列社团的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然而，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很多文艺界人士开始迁往武汉等内陆城市。
1937年12月19日，迁至武汉的文化人创建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阳翰笙出席了成立仪式。而《塞上风云》的导演应云为也出现在了该抗敌协会旗下的电影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12月31日，全国规模的演艺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阳翰笙正是发起人之一。1938年2月29日，电影届人士也集合在一起，创立了全国规模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目的在于“通过电影宣传抗日救亡”。3月27日，以作家老舍为中心，联合了全国所有文艺社团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下文称文协）结成。就这样，在抗战初期的武汉，战前的左派城市文化人继承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和国防电影等形式，展开着抗战文艺活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第三厅厅长正是左派文化人郭沫若，任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第三厅第五处负责抗日动员，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敌宣传活动。第六处的负责人由左派剧作家田汉担任，其下还设有负责戏剧、音乐的第一科和负责电影制作、上映的第二科。
《塞上风云》电影版便是在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第二科的组织下制作完成的。第二科的负责人是中国电影制片厅（下文称中制）厅长郑用之。在中制，活跃在抗日救亡演艺队的众多文化人参与了电影制作。阳翰笙也曾任剧本、导演委员会主任。1938年10月，中制及左派文化人从武汉迁至重庆。当时“抗战电影”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观众层从以城市居民为主扩大到包括农民和士兵在内的大众群体。因此，电影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第二，由于抗日战争持续，人们开始追求题材和主题的现实性，重视纪录电影的要素。第三厅一直存续到1940年9月，直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组。其间，第三厅吸纳了来自上海的许多左派文化人，成为抗战初期左派文化运动的据点之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电影版由文协、第三厅和中制下面的左派文化人共同创作而成。
2舞台版与电影版的异同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后，阳翰笙在上海创作了《塞上风云》原版，这是为上海新华电影公司撰写的电影脚本。阳翰笙在1982年的自传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创作意图：
《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粉碎了汉奸特务的破坏。日本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此方针一步步侵略中国。同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歧视、欺压各兄弟民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日帝利用这一民族隔阂竭力分裂满蒙与汉族之间的团结。“九一八”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成立了“满洲国”。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就成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段发言有力地表现出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上海左派文化人的危机意识。此后，上海战火愈发激烈，故该脚本未能被拍成电影。阳翰笙迁至武汉。在武汉，抗日戏剧十分盛行。而戏剧的脚本却严重不足。赵丹、陶金等人希望阳翰笙创作舞台剧剧本。于是，1937年末，《塞上风云》的原版剧本被改编为了舞台剧剧本，共四幕。舞台版于1938年在汉口首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中制的应云委托阳翰笙将舞台剧剧本再次改编为电影剧本。这样，阳翰笙才又开始了电影版的创作。
电影版描写的时代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舞台是成吉思汗陵所在的伊盟伊金霍洛。蒙古族姑娘金花儿与蒙古族青年迪鲁瓦定了婚。但姑娘却对兄长郎桑的朋友、汉族青年丁世雄怀有好感。丁世雄是从东北流亡到内蒙古的抗日工作者。深爱金花儿的迪鲁瓦嫉妒丁世雄。这种嫉妒变成了对汉族的仇恨。不久，日本间谍化名为济克杨，在位于蒙古族王府的日军特务机关内开展活动。间谍济克杨化装成深受蒙古族崇拜的喇嘛僧人，济煽动蒙古族人民，企图使蒙古族与汉族敌对。济又通过特务机关，让王公征用蒙族的骏马，揭发抗日份子。济克杨企图利用迪鲁瓦对丁世雄的敌意。然而，郎桑发现了此事，郎桑被济克杨带入了日本特务机关所在的王府。他认识了在王府工作的迪鲁瓦之妹，罗而姬娜。罗而姬娜逃出王府时，说服了王府的保安队一同抗日。金花儿、丁世雄和迪鲁瓦为救郎桑前往王府。途中，金花儿向丁世雄表明了爱意却遭到拒绝。金花儿遭受打击当即转身离去。随后她被日本间谍带走。丁世雄、迪鲁瓦和罗而姬娜以及王府的保安队为就出郎桑与金花儿，攻入日本特务机构。他们成功制服了企图袭击金花儿的济克杨。但金花儿却中弹身亡。最后一幕，迪鲁瓦、丁世雄、郎桑三人为金花儿的死默默祈祷。站在中间的郎桑将两手分别搭在迪鲁瓦与丁世雄肩上。迪鲁瓦和丁世雄四目相对，接着，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二人重归于好。画面定格在迪鲁瓦和丁世雄双手紧握的场面，在歌颂蒙古族与汉族友好团结的歌声中，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讲述了抵抗日军侵略内蒙古内，蒙古族与汉族携手克服困难，最后战胜日军的故事。电影中反映了当时的内蒙古必须克服的三个问题，首先是蒙古族与汉族的民族对立，其次是内蒙古的独立问题。
下文将就上述两个问题，探讨舞台版与电影版的异同。
第一个问题。舞台版与电影版均出现了蒙古族青年迪鲁瓦单方面憎恨汉族青年丁世雄的场面。电影版中，迪鲁瓦厌恶丁世雄是出于围绕着蒙古族姑娘金花儿的“嫉妒”之情。化装成喇嘛僧人的日本间谍济克杨这样批判汉族，他说，“日本人已经替我们把汉人打倒啦！现在正是我们大元帝国当兴的时候，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都应该起来拼。都应该报仇雪很！要把欺负我们的汉蛮子杀一个干干净净！”
正如此处引用一样，在电影版中并未描写内蒙古地区汉族与蒙古族的对立关系。或者说，使蒙古族与汉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人在内蒙古开展的工作。然而，舞台版中，迪鲁瓦具体批判了汉族的行为，“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就是那些开垦了我门的草地，骗取了我们皮毛，抢夺了我们的牲畜，把我们从长城边赶到这儿的沙漠边来的汉人！”
可见，舞台版中引用了清末以后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开垦的史实，表明了民族的对立。
关于第二个问题，舞台版中有很多关于内蒙古独立的问题。提出了中日开战以后，蒙古族究竟该站在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战斗的问题。其中剧中这样描写了蒙古族必须站在日本一方作战的理由。即贫穷的蒙古族借钱租来了兴蒙公司（日本企业）的家畜，为了还债不得不听从受日军控制的王公之命，加入了攻击绥远的军队。舞台版刻画了日本企业进驻内蒙古以及蒙古族穷困的生活。描写具有现实性。不过，电影版说的却是由于日军间谍的强行要求，蒙古王公被迫向旗民征用马匹。
值得关注的是，舞台版中关于是否随从日军，（1）迪鲁瓦、（2）郎桑、（3）郎桑的母亲，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青年迪鲁瓦说“我却偏要跟着咱们王爷去杀尽杀绝那些汉人！”，可朋友郎桑却劝告迪鲁瓦“汉人跟咱们是弟兄，不是仇敌。平常，虽说他们很有许多对不起咱们的地方，可是咱们却绝对不能把他们当着仇敌来对待！咱们王爷受了鬼子的指使，想去打绥远，咱们为什么也要跟着他去自己杀自己的兄弟呢！”在此，汉族与蒙古族被称为了“兄弟”。这是基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民族观，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坚持的公式化民族理论。对此，郎桑的母亲赞成加入日军。她的理由是，“胡说，郎桑，你又得教教唆迪鲁瓦造反了是不是？咱们都是王爷旗下的百姓，您们应该记着，王爷要您们怎么干，你们就得怎么干！”郎桑的“救国”正是近代中华民族主义思想。而郎桑母亲看重的是建立在蒙古族传统政治制度基础上的王公与旗民的关系。他们三人的发言代表了当时蒙古族中存在的三种思想性立场，分别是寻求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近代的蒙古民族主义”（迪鲁瓦），希望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的“近代中华民族主义”（郎桑）和遵循前近代蒙古传统秩序的“蒙古传统保守主义”（郎桑的母亲）。
舞台版的时代背景设定为卢沟桥事变前后，随处可见隐射“进攻绥远”、从察哈尔盟出击的“李守信的匪军”等历史事实。提出了当时内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诸多问题。不过，电影版中，这些具体的描述被删减，并未涉及汉族对蒙古族的民族利益侵犯以及蒙古族对此的反抗。电影版中省略掉这部分的原因何在？
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1940年在伊盟拍摄《塞上风云》的西北摄影队的“边疆”经历，阐明其原因。
3西北摄影队与榆林文艺界
为追求电影版影像有更高的真实性，摄影队毅然深入绥远省伊盟进行拍摄。摄影工作人员由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西北摄影队组成。同队队长正是电影版导演应云为。应云为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出任了上海剧余演话剧实验剧团总队长。他继承了国防戏剧时代的移动戏剧，组成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戏剧队”（下文称救亡戏剧队）。
据主演黎莉莉回忆，1940年1月3日，郭沫若与阳翰笙为西北摄影队送行，摄影队一行从重庆出发，沿途在延安停留三宿，继续北上，最后经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到达绥远省伊盟。
应云为在伊盟拍摄期间，安排演员们体验蒙古族的生活。起初，蒙古族人民并不欢迎摄影队的到来。但后来，他们渐渐敞开心扉，教起了蒙古舞蹈和蒙古歌谣。黎还回忆了返回重庆途中，再次路过延安时，曾与毛泽东、朱德会面。
不过，关于在榆林时，西北摄影队是否与当地国民政府地方当局者以及当地的文化人有过接触，黎并没有具体地回顾。
抗战初期，除伊盟以外现今内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陷入德王与关东军的统治之下。榆林却是当时掌管了伊盟七旗的国民政府之政治军事要塞。抗战初期的榆林，邓宝山（1937年10月，作为国民政府军第21军团长在榆林上任）是最有力的政治领导者。抗战前，统管伊盟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正在山西省前线指挥作战。所以，他在伊盟、榆林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力。活跃在榆林的还有山西派的朱授光及其他国民党派势力。每股势力都在为如何动员蒙古族而煞费苦心。
伊盟是西北抗日战线的最前端，榆林则是其后方援助基地。军事环境不稳定。因此，榆林与抗战初期的武汉或是随后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不同，抗战爆发后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并不盛行。1939年9月，重庆《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在榆林发行了抗战爆发后首份文艺杂志《塞风》。其中就有邓宝珊的支持。发行此刊的目的在于团结蒙古族与汉族。
杨令德战前在绥远曾发行过文艺杂志《燕然》。也曾参加过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0年2月中旬，作为绥远文协的支部，“榆林文艺界抗敌协会”（下文称榆林文协）在榆林成立。杨令德任主任委员。伴随着该团体的成立，榆林这一“边疆”地区的文化人集结在了重庆的文协之下。
榆林文协设立后不久，1940年2月23日，西北摄影队到达榆林。在当地，西北摄影队放映了从重庆带来的电影作品。这些作品均是在第三厅指导下由中制拍摄完成的作品。
翌日，即24日，以邓宝珊为首的榆林权威人士为西北摄影队举行了欢迎大会。主办方称赞西北摄影队为“开拓西北文化的急先锋”。主办方还十分期待即将拍摄的《塞上风云》为抗日发挥的“宣传”效果。
从榆林出发，西北摄影队于3月中旬到达伊盟沙王府。在当地停留了三个余月，进行拍摄。同年7月，拍摄工作结束，8月2日，摄影队再次访问榆林。这次同样受到了榆林各界人士的欢迎。西北摄影队在8月14、15、16三天演出了《中国万岁》的其中一幕作为感谢。这也意味着活跃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的城市文化人与榆林文艺界的交流。电影的上映仪式在伊盟的东胜县举行。
应云为在与当地交流之后，曾这样说过：剧本作者阳翰笙几经修改，犹与当地情形不相吻合，所以我们即以当地的情形，改了不少。此次回渝，又得大费手脚，因阳翰笙先生作此剧时，仅向沈逸千先生找得一部分材料，而且大半关于「东蒙」其中事迹，牵涉民族问题很多，故不得不特别慎重。
从上文的引用可以看出，应云为结束了在伊盟的拍摄之后，又改编了阳翰笙舞台版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部分。改编时他参考的正是榆林文艺界领导人的意见。譬如，杨令德关于阳翰笙的舞台版提出了以下六点问题：
第一，日本间谍扮演成喇嘛教僧人是不现实的。第二，没有正确把握地理位置。第三，有的地方表现了蒙古族仇视汉族。第四，有日本人骂人的细节。第五，中国兵在百灵庙破坏蒙古文化，这在蒙古族人民面前上映欠妥。第六，剧中蒙古族与汉族三位青年的男女恋爱过于城市化，不切实际。
杨令德尤其提醒摄影队注意的是关于蒙古族与汉族关系的场面。杨称，近来有人谈蒙古问题，往往强调蒙汉之间的仇视。固然，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可是就内蒙而言，这些年来，除了少数有野心的蒙古人如德王之辈因为狭义的民族思想作了迷障故意强调汉人如何压迫蒙人外，其他多数的蒙古同胞并不见得心里如何仇视汉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么许多汉人压迫蒙人”的事实，我们不要中了敌人跳拨离间的毒针，有形无形认为蒙汉人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所以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为了替蒙古同胞抱不平，便要强调汉人如何压迫蒙胞，这都是昧于事实的表现。其实明白的蒙古同胞，他们自己是了然于心中的。这就是杨的基本见解。
杨令德还认为，为了建立蒙古族与汉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表现蒙古族与汉族的对立，所以他要求改编舞台版的脚本。但是，舞台版（原版亦是如此）原本是为了建立蒙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编写的。阳翰笙在创作时，详细查阅了关于内蒙古社会的史料后才动手编写的。这种创作态度对于上海以及转移到大后方的左派城市文化人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杨令德却批判了这一做法。榆林的汉族文化人在“边疆”地区亲自开展对蒙古族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舞台版中描写的民族问题分部容易被理解为将导致蒙古族脱离中华民国的描写。他们认为，民族对立固然存在，但却并非敌对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描写这种事实。换言之，不指明“史实”反而对现实有利。这也正是政治性地利用了文艺作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以及大后方的城市知识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与榆林这一“边疆”地区对“边疆”的描写存在分歧。
4中国边疆学会与西北摄影队的对话
榆林各界召开欢迎会的翌日，即8月17日，西北摄影队出席了中国边疆学会举办的欢迎会。中国边疆学会是在同月1日，在陕西省榆林这一作为“边疆问题研究及边疆工作机关”之地创建起来的。创立目的是“使边疆研究服务于边疆工作”。究其原因，在于“抗战胜利与成功建国都离不开收复边疆”。支援边疆学会的有邓宝珊（名义理事长、榆林的军事领导者）、朱授光（绥境蒙政会副指导长官）、沙王（伊盟盟长）、傅作义（绥远省主席）等当时绥远省的权威人士。理事长是马鹤天，他曾在1935年1月，作为开发西北协会的考察团团员访问过察哈尔与绥远两省。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起，他就提倡开发西北。1939年7月，国民政府派遣马鹤天作为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前往榆林。中国边疆学会成立之后，马通过学会的活动，继续开展着开发边疆与西北的活动。
欢迎会上，马鹤天代表中国边疆学会发言，他希望摄影队返回重庆后加强宣传，以消除人们对西北地区以及西北人民的偏见。他指出了西北文化事业的特殊性，西北边民，因满清愚民政策的遗毒，文化落后，正需要电影、绘画、歌咏等社会教育和政治宣传，来扑救男女文盲和增加民族意识，尤其在宗教代替教育的蒙旗，更需要美育代替宗教，诸位都是艺术专家，此次并写偕放映队和战地写生队同来，给西北又尤其是伊盟旗以破天荒的文化开拓教育工作，希望诸位继续为边疆文化教育努力。最后，通过拍摄电影《塞上风云》，希望能将伊盟的民族危机转达到中央。
马鹤天的发言内容“希望诸位继续为边疆文化教育努力”，意味着希望派遣大后方的优秀人才来到西北，希望能宣传抗日战争中西北的重要性。
电影导演应云为就文化活动做了发言。应云为认为，“边疆”的文化水准相对于国民政府统治的“内地”较低。因此，为促进边疆文化的发展，他向中国边疆学会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兴起边疆戏剧活动。他认为这是“抗战中，最易出效果的宣传手段”，第二，要为作家提供创作的材料，他表示“作家很少能亲自跑到边疆来的”，建议加强大后方与榆林文艺界的合作。第三，中国边疆学会应将戏剧的脚本翻译成蒙古语，介绍宣传。应说，“抗战以来中国的新剧本创作非常的多，我相信其中有不少的适合于在边疆演出的。”
马鹤天代表的中国边疆学会在开发西北问题中的文化开发问题上，期待着大后方的文化人直接来到西北，支援当地的文化活动。对此，应云为认为文化人并非要直接奔赴西北，他首先阐明了边疆文化水准与内地相差甚远的现状，希望中国边疆学会担任主心骨，向蒙古族宣传与普及抗战文艺。笔者也认为，当地人不作为主体付出努力的话，外部的支援毫无意义。这点上与应云为有着同感。
如上所述，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第三厅负责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第三厅于1940年9月改组。厅长郭沫若被解任，抗日意识很高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职员辞去职务。后来，第三厅演变成仅负责“军内文化宣传活动”的部门。同年11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继承了第三厅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4月，由于批判了国民政府弹压言论，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迫解散。截至此时，国民政府与左派文化人的合作关系尚且存在，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这种合作关系急剧恶化。
与此对应，国民政府的对西北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发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轻视。工作重点转移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等内容上。榆林地区提倡用文艺手段建立蒙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杂志《塞风》停刊。这也是此次政治潮流的一个部分。
总结
本文探讨了抗战电影《塞上风云》的舞台剧剧本在改变成电影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西北绥远省伊盟的蒙古族居住地拍摄了电影之后，经过与西北的文化城市榆林的知识分子接触而最终完成的。
从大后方重庆赶来拍摄电影的应云为是典型的左派城市文化人。而榆林的杨令德与马鹤天却主张从观赏作品的一方来决定内容。总之，城市的“创作者”与西北“边疆”的“观众”间在作品内容上发生了分歧。其结果是前者向后者妥协。其中最大的对立点在于如何描写蒙汉的对立，或者说不予描写。民族对立本身是历史的事实。然而，在西北地方，依据史实描写民族问题这一做法本身就可能阻碍蒙汉的团结。换言之，城市文化人在“边疆”地区，不得不考虑到“一致抗日”这一沉重的政治性现实，而非历史的事实。内容的改变说明了可以政治主义性地利用了电影这一文艺作品。然而，“中华民族一致抗日”是高于一切的课题。
1941年3月，杂志《中国电影》这样介绍了拍摄完成的《塞上风云》：『塞上风云』比较适合于国际间宣传，以“揭破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施内蒙之阴谋，表现汉蒙两民族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并示汉族对于异族所取友爱平等之精神，以使国际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华民族处理民族之问题正确态度”为主题。
本文从大后方的电影人（制作方）与榆林这一“边疆”地区的文化人（观众）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电影作品内容的改编。原本从“制作方”与“观众”的角度研究电影作品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观众”的蒙古族牧民、农民如何接受这部作品。而作为文艺作品的研究，有必要对比原版、舞台版、电影版三种台词及舞台提示进行比较。在这点上，本文无论作为电影论或是作为文艺作品论均不够充分。这将作为笔者今后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