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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杉本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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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经济遭到溃灭性的打击，人们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就文艺界的人们来说，其活动领域在于离实业最远的地方，因此，经济崩溃带来的打击尤其严重，给他们带来了缓缓卡脖子的危险。暂且不提或跑到战场面临枪弹，或在城市遭到日军轰炸这种直接的危险，就不断威胁他们的另一种危机说，就是吃饭问题。本稿意图整理一下担任抗战文学运动的人们的经济环境，观察大后方作家的吃饭问题的一面。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简称）在抗战时期发起的很多运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和救援贫病作家与遗属的运动。后者的运动继承到抗战胜利以后，文协改称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同样简称文协）。
没有粮食就不能打仗，只喝西北风就不好上阵。文艺阵线的战士也很难饿着肚子产生精神食粮。文艺战士的收入，首先应该是稿费和版税。如要顺利得到这种收入，那么须要实现书籍报刊顺利出版、顺利支付报酬的社会环境。可是，支持现代文化活动的大城市陆续沦陷的情况下，那当然只能是梦想。作家、出版家都因迁居不能安心从事业务，印刷厂也或迁移或被炸坏了。
南京沦陷，中央政府西迁重庆以后，武汉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在1938年3月，成立了文协。可是武汉成为中心的时期极短，同年夏天，各家机关、企业、团体早就开始准备搬到下一个地方（主要是重庆）。国统区的作家比较能够稳定活动的，是中央政府搬到重庆来了以后的事。除了重庆以外，还有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香港也搬来了好多知识人，在各地展开了可看的文化活动。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地还是重庆。文协总会也一直设在重庆。重庆虽说是中心地，可是不断遭受日军轰炸，只在雾浓的季节才能安心活动。为了避免轰炸的危险，也因为市街炸坏以后生活不方便，作家们不能不搬到近郊，以致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发行的文艺报刊很多。仅看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至少有80几种，包括诗刊、戏剧刊的话，就有140余种。加上香港发行的，那么数目更大了。可是那报刊的一大半是夭折的。我们所谓的“三期刊物”占一半。（孤岛上海也发行了90余种，可是这里的报刊看来也一样短命）。如果考虑那些报刊每期印数极少、流通范围极小，那么发行报刊远远不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例如武汉时期的《大公报》，说是顾虑移住过来的作家生活，多付稿费来谋他们经济上的便宜（注1），但是这是特殊个别的例子，那样的厚遇总不可能广泛地施行于全体文艺界。相反，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出版经费也天天高腾。出版家方面为了削减成本，实行了抑制稿费和版税。部分出版家甚至以成本高腾为理由，一文也不付报酬。版权往往被忽视了。对文化的经济压迫，最后挤到作家来，使出版家竟敢闭眼不顾道义了。
只靠写作维持生活，就是在平时也很困难，何况在非常时期呢。而且，要找别的生活之资，那更不容易的了。就收入途径说，如能在政府机关找到职位或在学校教书的话，那还算可以过比较稳定的生活。如果担任报纸文艺副刊或文艺刊物的编辑，那虽然地位不安定，工资也会不理想，可是到底是文艺领域里的工作，能够经过文艺参与抗战事业，也会感到相应的满足。可是，这种职位并不多，找不到比较安定的收入途径的话，吃饭问题就可严重。穷困很容易招病，许多作家被逼面对死亡的威胁。
不论作家个体的活动还是集体的活动，妨碍他们文艺活动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制定各种法规来严厉制约出版事业、企图统制言论的政治，但是，攻击作家粮道的叫做“贫穷”的压力，并不亚于来自政治的压力。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文协，说起钱包，也轻得实在可怜，其前途暗得可怕了。
2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物价急剧地高涨了。这里有一些表示通货膨胀进行过程的统计数目。表一表示全国范围零售物价指数的变迁。
这里提示的数字都是由政府机关调查整理的统计。在战时混乱的时代，统计怎样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实际，当然有怀疑的余地。而且，应该考虑政府的统计往往会脱离民众的生活实感。可是现在不必问这统计怎样正确，要紧的是这些数字表明的通货膨胀的事实。物价从1939年开始急剧上涨，42年以后只能说涨得疯狂。
那么，就着表三，试试看物价急剧上涨时期的每个月的物价动态。
这里提示的不过是极少一部分的物品。人要在城市里维持生活，总得交房租，吃药，看病，用肥皂，有时还得去理发。带家属的话，生活费不会微小。本来缺乏实利才智的作家们，在这种经济情况下面过活，他们的穷困穷到再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了。要为寻找一天之粮而奔跑，那当然制约写作活动，很难产生好作品。
这不只是个别作家的问题，情况对文协也很严重。文协根本没有钱，缺乏必要的活动费，组织的专任干事只有梅林一个人。组织里头虽然嘴多，手却极少，加之缺乏活动资金，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计划，能够实现的还是少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为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民众供给又多又好的文艺作品，供给各种服务才能成立的文艺阵线，不但不能打定地基，相反，却面临丧失自己存立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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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带着深刻的危机意识面对这种现实，以文协为主，开始防卫作家生活的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之一，是作家叶紫之死。叶紫（1910-39）是中共党员，本来是左联的成员。过去在上海，耐着极端的贫穷和病苦（肺结核）从事创作活动，抗战开始以后，回到湖南省益阳县的家乡，在农村，在人所不能想象的困境中继续写作，而在1939年夏天，病情更重，10月5日结束了29年的生涯。其后不久，叶紫夫人汤味兰寄给住在桂林的叶紫之友邝达芳的信，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同仁们的泪。汤味兰在信里说：
“先生，他还未绝气之前心事很明白的，知道他自己不能有希望了，拿住我的手伤心痛哭地对我说：一个人死是不要紧的，我虽死了我精神不死，不过有许多心事未了，儿女又太小不能放心。我死后你和孩子都要饿死的！长篇小说还未写出来啊！并且朋友们都一个个在望我快好啊！先生，叶紫说了这几句后，他更痛心地叫着‘朋友们！朋友们快来救救我吧！快快救济我的孤儿女吧！’要我写信通知各朋友与他作主想办法来救济我们的生活，在阴司里都感谢永记不忘！唉！先生，我的心如快刀在割呢！你看伤心不伤心啊！孩子们每天不住叫爸爸要爸爸呀！我几次要自杀的，眼看孩子太小太可怜了，想了又想我如果杀死了那他们又去依靠何人呢？那我的罪过不是更重吗？而且又无人处理叶紫丧事，我也不得主张，钱又没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费一百二十余元，这钱都是向左右贷用的，现在又要吃用，没有办法，先生，你接到这信后，请你在报纸上登个启事说叶紫死了，不过孤儿女请朋友们来救济我们吧！”
据夏明〈叶紫之死〉（《文艺阵地》第4卷第3起。1939年12月1日号）所说，叶紫在病卧时，连1分钱1个的鸡蛋也买不起。因为连1分钱都找不到。在那样的窘况中而又没有可靠的亲属，妻子抱着幼儿女孤单留下来，他的心情多么凄惨呢。10月11日深夜写的这封信，10月23日寄到桂林，大约即刻登在《救亡日报》上。接着就转载在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刊）的〈文艺简报〉栏上。众所周知，《救亡日报》先在上海发刊后，迁到广州，再迁到桂林来复刊的报。由郭沫若任名义上的社长，夏衍任总主编，林林担任主任编辑，以地下党员为核心力量，实际上带有共产党机关报的性格。
聚集在《救亡日报》的同仁们，收到汤味兰的信后，立即呼吁广泛的友人们都向叶紫遗属捐款救援。以夏衍、艾芜、新波、周立波、廖沫沙、吴奚如、邝达芳、芦荻、叶灵凤、郁风、林林、黄苗子、杨刚、戴望舒、楼适夷等共15名为发起人的〈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登在《文艺阵地》（第4卷第3期）、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343期）、上海《文艺新闻》（第6号）。募捐的收款处是《救亡日报》社。捐款都经该社转到叶紫家属手里了。另外，据说，还有江西上饶《前线日报》的副刊〈战地〉、福建永安的《联合周报》，也呼吁过为了葬送叶紫和养育儿女的捐款（注5）
叶紫之死，对于文艺界的作家们，并不是别人的事，他的命运可能是自己明天的命运。文艺界的同仁们惋惜叶紫这位富有才华的作家的夭折，同时，把他的死认为是殉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死，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所带来的必然的命运。重庆的文协总会，掀起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来唤起了社会舆论。具体方策首先是高喊要求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在《抗战文艺》上，由姚篷子、孔罗荪领先发言展开辩论，也在《新蜀报》副刊〈蜀道〉上，开了有26名作家参加的座谈会。在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老舍出面发表〈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向社会申诉了作家在怎样悲惨的条件下产生精神食粮，并提出（1）提高稿费，（2）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3）修正出版法，（4）文艺贷金，（5）救济金这5项的意见（注6）。文协的地方分会也呼应总会开始运动。例如在昆明，以雷石榆所编的《云南日报》副刊为基地，积极呼吁支持（注7）。姚篷子是文协总会的理事、出版部主任，即是《抗战文艺》的负责人。孔罗荪这时身为新办的杂志《文学月报》（1940年1月15日创刊。读书出版社）的编辑，同时是《抗战文艺》的武汉时期以来的编辑部员。他们在《抗战文艺》上的主张，形式上是以个人名义发言的，可是实质上可以说是代表全体会员的声音。
姚篷子在〈争取作家的生活保障―纪念叶紫先生和季希达先生―〉（《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里，先谈起他们感到的苦恼：穷困不是作家的罪过，然而客观上造成了罪过，就是文艺战士一个个落荒逃走了，文艺界的战斗效力减少了。接着他说：
“可是责难却纷纷地来了：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千篇一律的抗战八股！艺术的水准比战前更加低落！明明暗暗向作家暗射着讽嘲的冷箭，仿佛趁火打劫发着国难财的没有良心的糊涂蛋倒是作家了。同时，另外还有一种更毒辣的手段，把作家的责任捧得天一样高，把作品的效力捧得比炮火还要大，仿佛抗战的成败全系于作家的笔，而最后胜利今天尚未到来也就是作家没有尽责的证明。”
这种声音不管从社会的那个角落来，既然向作家提出这么大的要求，那么应该向作家供应相应的物质条件才算公平吧。即使这种声音是极小一部分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可是对于在恶劣环境里刻苦奋斗的作家来说，还是沉重的打击，以致促使感到更大的焦躁。姚篷子接着说：
“然而作家却要反问一句了：一个三等兵也还有七元五角的国难饷，今天的精神战士的生活保障在哪里呢？即使拿作品作为一种战争所需要的商品吧，我们来计算它的物质的成本已经贵到怎样可怕的程度？墨水涨到七八块钱一瓶，原稿纸卖到四五块钱一百张，一支钢笔更不是一二十元所能买到。今天重庆印刷所里的排字价格：每千字从三元五角到五元。排字果然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可是比较从脑汁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绞出文章来，究竟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现在文章本身的价格竟赶不了排字的价格！”
那么，作家的稿费有多少钱呢。据后述的孔罗荪〈提高稿费运动〉所提及，当时，虽有部分刊物以成本上涨为理由，根本不付稿费，可是一般的稿费是千字2~3元，罕见的稿酬超过了千字5元。老舍说自七七事变以后，他自己的“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开战以前，稿费水平高的《申报》《文学》等支付了千字4~5元。所以，这个时期的稿费标准，可以说跟开战以前差不多没有变动，或稍微低下。开战前一般的排字工钱是千字6角。开战以后经过两年半之间，排字工钱涨到七八倍，稿费却不变或减少了。
要求提高稿费的话，那么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支付稿费的出版家方面。孔罗荪也发表〈提高稿费运动〉（《抗战文艺》第5期第4・5期）主张提高稿费运动的必要性，同时，他进一步要求改善环境，使作家能够扩大活动领域和生活范围，并能够得到休息、研究、学习的机会。他呼吁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文艺界以外的写作家来共同行动。他提倡下面的三条。
（一）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提高稿费运动，发表宣言，进行全体作家（包括一切作家）的签字运动。
（二）规定文字稿酬的最低数字，要求出版家必须履行。
（三）要求政府当局及宣传文化机关予这一运动以实际上的帮助。
他的主张补充姚篷子的主张，提示了具体的运动方法。他企图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写作家，来使运动带有更大的社会性，并促使行政当局参与，多少给运动带来一点实际效果。可是孔罗荪另外还写〈保障作家与宪政运动〉（《抗战文艺》第5卷第2・3期）、〈再论保障作家生活〉（《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提起这运动的另一个观点。他说作家生活保障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权的保障问题。他说，五五宪章和抗战建国纲领上明明写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正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权利，也是国家发扬民族文化的最低的原则。因此，“今天提出保障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意义，必然是与保障文化的民主有着密切关联的。因为一个作家之成为人类精神领域的领导者，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创造者，是必须在保证文化运动的民主性的基础上，在言论出版发行的合理的原则上，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得到进步，才能使作家成为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技师。也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完成保障作家生活的意义”。
他说作家希求的不只是收入增多，作家更深切希求自由，希求在民主环境中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这种主张，不必说，无非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向政府严厉限制言论出版的政策提出抗议的。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日益加强，经过对《新华日报》的严重警告（39年7月）、《异党活动防止办法》等等反共法规的制定（39年2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竟发展到皖南事件（41年1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行的《取缔书刊一览》，从38年1月到41年6月的3年半之间，受过禁止发行处分的图书杂志有961种（注8）。许多作家在这样的言论出版限制下面，过着沉闷窒息的生活，孔罗荪的发言代表着许多作家们的心情。孔罗荪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
可是，自由的要求不管怎样迫切，还是不直接结合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保卫。这种主张为团结写作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号召力还是可疑。而且，直接迫使改变政策的要求，一提起来，运动就带上明显的政治色彩，不但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可能引起加强干涉的结果，以至使文协本身可能失去存立的基础。文协是各种立场不同、党派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同甘共苦的组织，而况在理事会里包含着张道藩和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在内，而且，文协经费的一大半是依靠党政机关的补助金（注9）。国民党方面因为掌握不了文协的领导权而一直感到不愉快，所以，如要得到运动的具体成果，就应该尽量避开刺激党政机关。公民权的保障、民主的保证这种要求，看来，文协到底没有做为全体的要求来强调。后述的42年文协发表的意见书，也没有提起这方面的要求。
《新蜀报》的〈蜀道〉是姚篷子编辑的文艺副刊。〈蜀道〉在1940年1月27日举办了座谈会，出席了老舍、阳翰笙、孔罗荪、王亚平、陈纪滢、胡风等等26名文协会员，讨论了提高稿费、保障版税和其他的问题。座谈会的纪录在《新蜀报》上报道以后，重庆的各家报纸都表示同情，《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中央日报》等都登了评论来响应（注10）。据《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的〈文艺简报〉，老舍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的〈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更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闻政府文化当局对于这一运动甚为关怀，目前正在商讨具体办法，至作家方面之共同意见，消极方面希望能做到提高稿费，保障版权和版税，设立作家贷金和作家救济金，积极方面，希望能在出版法上附加保障作家权益部分”。
保障版权和版税专依靠出版家的道义。早在1928年，制定了著作权法，版权版税虽然在法律上应当被保护，但是实际上一直被忽视了，所以才有这次的保障运动。要使出版家遵守法律上的义务，到底还是需要行政机关的干预（只要行政机关认真尽职）。在当时的环境里，贷款和救济金的基金，也没有政府的补助金就不能成立。所以，影响作家经济生活的运动，总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援，尤其是修正出版法（1930年制定，37年修正一次），完全是政府的事。那么，政府文化当局商讨怎样的具体办法呢。至少没有考虑保障公民权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走向更恶劣化。
文协的申诉得到了广泛社会的同情，可是怎样具体进行运动，怎样得到实效，这才是难题。文协理事会选出王平陵、姚篷子、阳翰笙、孙师毅、老舍这5名，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怎样活动，笔者还未了解。可是肯定还是老舍最出力，对官方，对民间，对八方作工作了。运动的成果，大约是他们工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到40年5月之前，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和有关机关合作，成立了“文艺作家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是郭沫若、张道藩、老舍、华林、姚篷子、王平陵、胡风、李抱忱、程沧波、王云生、林风眠，共11名。由吴云峰担任秘书）（注11）。文协的机关杂志《抗战文艺》，一向是没有稿费的，会员写稿都是义务行为，可是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以后，《抗战文艺》自第6卷第3期（总第51期）起，得到该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因而能够对所有的撰稿人，普遍付每千字6元至12元的稿费了。《抗战文艺》每期得到多少钱的帮助，是不详的。
除了帮助稿费以外，政府当局还做过什么支援呢。当局如果要做有实效的支援，那应该叫机关直辖的或官民合营的报刊，提高稿费领先示范。处处有优越条件的那些公司不答应的话，作家们的运动只能落空。国民党设立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将过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行的检阅更加强，是38年10月。接着，41年制定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到皖南事件以后，陆续制定〈杂志送审须知〉（41年）、〈图书送审须知〉（42年）等等法规。42年，还设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公布了〈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这一连串法规的主旨在于监视言论活动和出版事业，远远不是为了保障作家权益或推进出版事业的措施。这意味着行政方面宁可帮助作家的生活保卫运动，还更热心于加强统制。
42年10月底，文协理事会通过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注12），向出版家建议协商，并向各家报刊请求合作。从运动开始以来将近3年，在这3年间，排字工钱涨到千字40~60元，而稿费还没到千字30元。〈意见书〉共有3节，第1节〈缘起〉里说“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经营出版事业者，其艰难并不减于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权益问题之提出，并非与出版家处对立之地位，而系以妥适之原则，及出版家之协助，以期获得合理之结果而已”，表示对出版家苦境的理解，并建议做为从事同一文化事业的同仁，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第2节〈办法〉包括，甲：关于稿费之项，乙：关于版税之项的两项，除了具体提示稿费金额、版税比率和支付日期以外，还加进了稿费按照生活指数递增的措施和版权保护的措施。可是文协的意见到底有多少出版家接受了，这还很可疑。因为，比如43年3月召开的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取缔擅自编作品集并不得作家同意而出版（注13），所以可以推想，忽视作家权益的出版仍旧常见。
〈意见书〉的〈缘起〉还说“同人等并愿竭尽微薄，向政府机关恳请，尽量减少出版物审查与寄递之困难，以利图书杂志之出版与远销；同舟共济之谊，谅亦为出版界之所乐许”，来呼吁出版界，为了排除共同的障碍一起行动。出版物不问思想内容如何，单单为了事务性手续，须要走过以检阅为首的各种各样的关，致使浪费好大的时间和劳力，好多作品白白逝去了。这是作家和出版家的共同的灾难，正是应该携手努力排斥的目标。当然，这种恳请也只能请求缓和手续。时代环境根本不许正面要求其撤销或扩大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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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推进保障作家权益运动时，文协自己内藏着有点自我矛盾的因素，就是，文协有很多会员一身兼任作家和出版家。不论被雇工作还是自己办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的立场来说，出版成本总得努力节约，不能不按着世上通例控制稿费。在作家的立场来说，当然愿意得到与劳苦相应的稿酬。稿酬低了，那么生活费自然得从出版家的工作拿来，为拿出版家的工资，稿酬却要维持低低的水平。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如果优先出版事业的继续存在，那只能贯彻出版家的立场。如不解决这种矛盾，文协运动的脚底下等于开着个大窟窿。所以文协开始运动的时候，“至于提高稿费，我们主张在会员所主编刊物内首先实行”（注14）。运动开始将近3年以后通过的〈意见书〉，可以推想是经过好多个别谈判和各种尝试以后，好容易统一为一个共同意见，但是这〈意见书〉表明运动的成果很不理想。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拉了运动的后腿，会员自己不能实行，那当然对于会员以外的出版家缺乏说服力。
那么，文协的《抗战文艺》付了多少稿费呢。该杂志在武汉时期，每期印了7~8千部，转重庆以后，每期印了5千部（注15），从38年5月创刊以来到第6卷第2期（40年5月15日刊）之间，没有稿费，只对完全依靠写作过活的作家，才送微小的纸墨费。第6卷第3期以后，由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这样才决定向所有的撰稿者付千字6-12元的稿费。（在该杂志第6卷第4期，登了鲁迅夫人许景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文协理事会决定给她千字200元的稿费。从这个标准看来，明显看得出来给她怎样破格的优待）。这稿费水平维持到第7卷第6期（42年6月15日刊），从第8卷第1期起提高到千字20-35元，可是物价的急剧上涨，使该杂志不能预示搞费标准，跨进第9卷，杂志的投稿规定里也只能写“照文协规定稿费致酬”。44年11月的规定是千字300元。
这里顺便看看《抗战文艺》每期价钱的变迁。
这样看，原稿一千字的报酬能买几本《抗战文艺》呢。何况跟表一~表四比较的时候，听得到作家痛苦的呻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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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稿费、保障权益的运动以外，文协还竭尽全力进行了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这是文协在抗战后期的特别要紧的运动。文协早在43年3月的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决议救援贫病作家，到了44年7月~12月之间才高声呼吁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是“由于看到了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注16））。正式发起这次运动的时候，文协“认为这个运动是为了测量而且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同）。对运动，社会各处的广泛人们，经过广泛的方法，提供了远远超过预测的支援和合作。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成果，证明了文协意图之正确。
这一年，随着日军大陆打通作战的进展，桂林、柳州也沦陷了。尤其是桂林，本来离战火比较远，一直过了平稳的时间，便形成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一大基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从事文艺活动，文协分会也充满生机极其活跃的。因此，突然的沦陷，迫使许多作家放弃生活基地，开始流亡生活。他们需要紧急救援。文协这时因为有了对运动的捐款，所以能够及时救援那些流亡的作家。
响应文协，伸出合作之手的，是“有尽忠民族解放斗争的耆宿，有盟国的友人，有热情的儿童，有勤苦的教师，有先进的工人，有舆论灵魂的新闻记者，有将赴战场的忠勇将士，空军人员，有清贫的公务员，从业员，有广大的年青的文艺爱好者，有与作家同声同气的美术家，音乐家，科学家，戏剧工作者”（同）。合作的方法是“有的写专论，有得出壁报，有的出特刊，有的举行讲演会，座谈会，音乐会，展览会，义卖，戏剧公演，”（同）。捐来的款“有的是从节约得来的，有的是从变卖用品得来的，有的是从减食得来的，甚至有的是从绝食得来的，”（同）。
有名的和无名的无数人们的捐款凑在一起，扩大了基金。这次的捐款，据赵景深，一共达到5~6百万元（注17）。其中规模大的，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其一端。
孙夫人（宋庆龄）开了两夜救援贫病作家的舞会，捐了70多万元（注18）。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女画家展，音乐会，戏剧公演，义卖绘画得到100万元（注19）。
小提琴家马思聪在昆明举行了3天演奏会，把所有的收入捐给了文协（注20）。
赵景深所说的款额，是整个抗战时期的款额呢，还是44年后半的款额呢，是总额呢，还是为了救援支出的直接款项呢，这还不明白。可是，就是考虑由于通货膨胀的价值减少，也还是庞大的款额。凑集的捐款，不问文协总会领受的，还是分会领受的，都一律委托于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关于基金的分配和运用，先由文协理事会决定，然后管理会执行了。管理委员，先选出老舍、孙伏园、华林这3名，接着加上茅盾、胡风、姚篷子、梅林、叶以群、王平林这6名，后来再加上冯乃超（注21）。
44年12月底，运动告了一段落的时候，已经为了救援，支出了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救援的对象是从桂林、柳州只身逃出，走到重庆一无所有的作家，没有旅费还在贵阳、遵义一带流浪的作家和剧团，苦于贫病的作家，去世的作家的遗属，等等。剩余的基金，除了继续用于救援以外，都留下来做文协文艺事业的基金。运动结束后，总会和分会肯定分别在报刊上报告收支结算、受援作家的名单和金额，可惜笔者还没有看过。得到广泛人们的强有力的支援，文协和一个一个的作家“所感到的应该不仅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同），就是说，深深感到了更大的责任。
战争的被害者是数不尽的。拒绝被占领而流浪在异乡的人，失家失父母而流浪街头的人，饥饿犯病而死去的人，那无数的被害者没有能够得到救援，没有力量申诉自己的苦境。作家因为拥有自己的组织文协，而且是拿笔为武器的战士，所以能够申诉苦境而得到支援。这次捐款支援作家的，一半是处在同样的苦境而没有申诉手段的人。穷困人们的捐款，或许不过是捐款总额的小小一部分，可是重要的不是款额的多少，而是救援运动能扩大到那么广泛，能得到穷苦人们的支援这事实。如果把那支援认为单单是对作家穷困生活的同情，那是很大的错误。应该理解为，人们除了同情以外，还对文艺界给以热烈评价的，是文艺界的活动抓住人们的心的。
投身抗日战争的文艺界，在这时期，自己饿着肚子，或发起几次出钱劳军运动，或为前线士兵编制通俗读物，或为民众举办文艺讲座，来进行了具体的服务活动。产生好多作品好多戏剧，不断供应精神食粮，来安慰人们饥渴的心。文艺界对抗战事业的贡献极大。人们是以响应运动参加救援，来表现对于文艺界的信赖和衷心的支持的。
（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7期。1981年12月。日文。2008年11月稍微修改。中文稿）
杉本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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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经济遭到溃灭性的打击，人们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就文艺界的人们来说，其活动领域在于离实业最远的地方，因此，经济崩溃带来的打击尤其严重，给他们带来了缓缓卡脖子的危险。暂且不提或跑到战场面临枪弹，或在城市遭到日军轰炸这种直接的危险，就不断威胁他们的另一种危机说，就是吃饭问题。本稿意图整理一下担任抗战文学运动的人们的经济环境，观察大后方作家的吃饭问题的一面。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简称）在抗战时期发起的很多运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和救援贫病作家与遗属的运动。后者的运动继承到抗战胜利以后，文协改称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同样简称文协）。
没有粮食就不能打仗，只喝西北风就不好上阵。文艺阵线的战士也很难饿着肚子产生精神食粮。文艺战士的收入，首先应该是稿费和版税。如要顺利得到这种收入，那么须要实现书籍报刊顺利出版、顺利支付报酬的社会环境。可是，支持现代文化活动的大城市陆续沦陷的情况下，那当然只能是梦想。作家、出版家都因迁居不能安心从事业务，印刷厂也或迁移或被炸坏了。
南京沦陷，中央政府西迁重庆以后，武汉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在1938年3月，成立了文协。可是武汉成为中心的时期极短，同年夏天，各家机关、企业、团体早就开始准备搬到下一个地方（主要是重庆）。国统区的作家比较能够稳定活动的，是中央政府搬到重庆来了以后的事。除了重庆以外，还有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香港也搬来了好多知识人，在各地展开了可看的文化活动。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地还是重庆。文协总会也一直设在重庆。重庆虽说是中心地，可是不断遭受日军轰炸，只在雾浓的季节才能安心活动。为了避免轰炸的危险，也因为市街炸坏以后生活不方便，作家们不能不搬到近郊，以致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发行的文艺报刊很多。仅看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至少有80几种，包括诗刊、戏剧刊的话，就有140余种。加上香港发行的，那么数目更大了。可是那报刊的一大半是夭折的。我们所谓的“三期刊物”占一半。（孤岛上海也发行了90余种，可是这里的报刊看来也一样短命）。如果考虑那些报刊每期印数极少、流通范围极小，那么发行报刊远远不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例如武汉时期的《大公报》，说是顾虑移住过来的作家生活，多付稿费来谋他们经济上的便宜（注1），但是这是特殊个别的例子，那样的厚遇总不可能广泛地施行于全体文艺界。相反，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出版经费也天天高腾。出版家方面为了削减成本，实行了抑制稿费和版税。部分出版家甚至以成本高腾为理由，一文也不付报酬。版权往往被忽视了。对文化的经济压迫，最后挤到作家来，使出版家竟敢闭眼不顾道义了。
只靠写作维持生活，就是在平时也很困难，何况在非常时期呢。而且，要找别的生活之资，那更不容易的了。就收入途径说，如能在政府机关找到职位或在学校教书的话，那还算可以过比较稳定的生活。如果担任报纸文艺副刊或文艺刊物的编辑，那虽然地位不安定，工资也会不理想，可是到底是文艺领域里的工作，能够经过文艺参与抗战事业，也会感到相应的满足。可是，这种职位并不多，找不到比较安定的收入途径的话，吃饭问题就可严重。穷困很容易招病，许多作家被逼面对死亡的威胁。
不论作家个体的活动还是集体的活动，妨碍他们文艺活动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制定各种法规来严厉制约出版事业、企图统制言论的政治，但是，攻击作家粮道的叫做“贫穷”的压力，并不亚于来自政治的压力。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文协，说起钱包，也轻得实在可怜，其前途暗得可怕了。
2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物价急剧地高涨了。这里有一些表示通货膨胀进行过程的统计数目。表一表示全国范围零售物价指数的变迁。
这里提示的数字都是由政府机关调查整理的统计。在战时混乱的时代，统计怎样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实际，当然有怀疑的余地。而且，应该考虑政府的统计往往会脱离民众的生活实感。可是现在不必问这统计怎样正确，要紧的是这些数字表明的通货膨胀的事实。物价从1939年开始急剧上涨，42年以后只能说涨得疯狂。
那么，就着表三，试试看物价急剧上涨时期的每个月的物价动态。
这里提示的不过是极少一部分的物品。人要在城市里维持生活，总得交房租，吃药，看病，用肥皂，有时还得去理发。带家属的话，生活费不会微小。本来缺乏实利才智的作家们，在这种经济情况下面过活，他们的穷困穷到再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了。要为寻找一天之粮而奔跑，那当然制约写作活动，很难产生好作品。
这不只是个别作家的问题，情况对文协也很严重。文协根本没有钱，缺乏必要的活动费，组织的专任干事只有梅林一个人。组织里头虽然嘴多，手却极少，加之缺乏活动资金，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计划，能够实现的还是少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为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民众供给又多又好的文艺作品，供给各种服务才能成立的文艺阵线，不但不能打定地基，相反，却面临丧失自己存立的地盘。
3
文艺界带着深刻的危机意识面对这种现实，以文协为主，开始防卫作家生活的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之一，是作家叶紫之死。叶紫（1910-39）是中共党员，本来是左联的成员。过去在上海，耐着极端的贫穷和病苦（肺结核）从事创作活动，抗战开始以后，回到湖南省益阳县的家乡，在农村，在人所不能想象的困境中继续写作，而在1939年夏天，病情更重，10月5日结束了29年的生涯。其后不久，叶紫夫人汤味兰寄给住在桂林的叶紫之友邝达芳的信，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同仁们的泪。汤味兰在信里说：
“先生，他还未绝气之前心事很明白的，知道他自己不能有希望了，拿住我的手伤心痛哭地对我说：一个人死是不要紧的，我虽死了我精神不死，不过有许多心事未了，儿女又太小不能放心。我死后你和孩子都要饿死的！长篇小说还未写出来啊！并且朋友们都一个个在望我快好啊！先生，叶紫说了这几句后，他更痛心地叫着‘朋友们！朋友们快来救救我吧！快快救济我的孤儿女吧！’要我写信通知各朋友与他作主想办法来救济我们的生活，在阴司里都感谢永记不忘！唉！先生，我的心如快刀在割呢！你看伤心不伤心啊！孩子们每天不住叫爸爸要爸爸呀！我几次要自杀的，眼看孩子太小太可怜了，想了又想我如果杀死了那他们又去依靠何人呢？那我的罪过不是更重吗？而且又无人处理叶紫丧事，我也不得主张，钱又没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费一百二十余元，这钱都是向左右贷用的，现在又要吃用，没有办法，先生，你接到这信后，请你在报纸上登个启事说叶紫死了，不过孤儿女请朋友们来救济我们吧！”
据夏明〈叶紫之死〉（《文艺阵地》第4卷第3起。1939年12月1日号）所说，叶紫在病卧时，连1分钱1个的鸡蛋也买不起。因为连1分钱都找不到。在那样的窘况中而又没有可靠的亲属，妻子抱着幼儿女孤单留下来，他的心情多么凄惨呢。10月11日深夜写的这封信，10月23日寄到桂林，大约即刻登在《救亡日报》上。接着就转载在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刊）的〈文艺简报〉栏上。众所周知，《救亡日报》先在上海发刊后，迁到广州，再迁到桂林来复刊的报。由郭沫若任名义上的社长，夏衍任总主编，林林担任主任编辑，以地下党员为核心力量，实际上带有共产党机关报的性格。
聚集在《救亡日报》的同仁们，收到汤味兰的信后，立即呼吁广泛的友人们都向叶紫遗属捐款救援。以夏衍、艾芜、新波、周立波、廖沫沙、吴奚如、邝达芳、芦荻、叶灵凤、郁风、林林、黄苗子、杨刚、戴望舒、楼适夷等共15名为发起人的〈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登在《文艺阵地》（第4卷第3期）、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343期）、上海《文艺新闻》（第6号）。募捐的收款处是《救亡日报》社。捐款都经该社转到叶紫家属手里了。另外，据说，还有江西上饶《前线日报》的副刊〈战地〉、福建永安的《联合周报》，也呼吁过为了葬送叶紫和养育儿女的捐款（注5）
叶紫之死，对于文艺界的作家们，并不是别人的事，他的命运可能是自己明天的命运。文艺界的同仁们惋惜叶紫这位富有才华的作家的夭折，同时，把他的死认为是殉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死，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所带来的必然的命运。重庆的文协总会，掀起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来唤起了社会舆论。具体方策首先是高喊要求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在《抗战文艺》上，由姚篷子、孔罗荪领先发言展开辩论，也在《新蜀报》副刊〈蜀道〉上，开了有26名作家参加的座谈会。在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老舍出面发表〈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向社会申诉了作家在怎样悲惨的条件下产生精神食粮，并提出（1）提高稿费，（2）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3）修正出版法，（4）文艺贷金，（5）救济金这5项的意见（注6）。文协的地方分会也呼应总会开始运动。例如在昆明，以雷石榆所编的《云南日报》副刊为基地，积极呼吁支持（注7）。姚篷子是文协总会的理事、出版部主任，即是《抗战文艺》的负责人。孔罗荪这时身为新办的杂志《文学月报》（1940年1月15日创刊。读书出版社）的编辑，同时是《抗战文艺》的武汉时期以来的编辑部员。他们在《抗战文艺》上的主张，形式上是以个人名义发言的，可是实质上可以说是代表全体会员的声音。
姚篷子在〈争取作家的生活保障―纪念叶紫先生和季希达先生―〉（《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里，先谈起他们感到的苦恼：穷困不是作家的罪过，然而客观上造成了罪过，就是文艺战士一个个落荒逃走了，文艺界的战斗效力减少了。接着他说：
“可是责难却纷纷地来了：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千篇一律的抗战八股！艺术的水准比战前更加低落！明明暗暗向作家暗射着讽嘲的冷箭，仿佛趁火打劫发着国难财的没有良心的糊涂蛋倒是作家了。同时，另外还有一种更毒辣的手段，把作家的责任捧得天一样高，把作品的效力捧得比炮火还要大，仿佛抗战的成败全系于作家的笔，而最后胜利今天尚未到来也就是作家没有尽责的证明。”
这种声音不管从社会的那个角落来，既然向作家提出这么大的要求，那么应该向作家供应相应的物质条件才算公平吧。即使这种声音是极小一部分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可是对于在恶劣环境里刻苦奋斗的作家来说，还是沉重的打击，以致促使感到更大的焦躁。姚篷子接着说：
“然而作家却要反问一句了：一个三等兵也还有七元五角的国难饷，今天的精神战士的生活保障在哪里呢？即使拿作品作为一种战争所需要的商品吧，我们来计算它的物质的成本已经贵到怎样可怕的程度？墨水涨到七八块钱一瓶，原稿纸卖到四五块钱一百张，一支钢笔更不是一二十元所能买到。今天重庆印刷所里的排字价格：每千字从三元五角到五元。排字果然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可是比较从脑汁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绞出文章来，究竟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现在文章本身的价格竟赶不了排字的价格！”
那么，作家的稿费有多少钱呢。据后述的孔罗荪〈提高稿费运动〉所提及，当时，虽有部分刊物以成本上涨为理由，根本不付稿费，可是一般的稿费是千字2~3元，罕见的稿酬超过了千字5元。老舍说自七七事变以后，他自己的“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开战以前，稿费水平高的《申报》《文学》等支付了千字4~5元。所以，这个时期的稿费标准，可以说跟开战以前差不多没有变动，或稍微低下。开战前一般的排字工钱是千字6角。开战以后经过两年半之间，排字工钱涨到七八倍，稿费却不变或减少了。
要求提高稿费的话，那么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支付稿费的出版家方面。孔罗荪也发表〈提高稿费运动〉（《抗战文艺》第5期第4・5期）主张提高稿费运动的必要性，同时，他进一步要求改善环境，使作家能够扩大活动领域和生活范围，并能够得到休息、研究、学习的机会。他呼吁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文艺界以外的写作家来共同行动。他提倡下面的三条。
（一）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提高稿费运动，发表宣言，进行全体作家（包括一切作家）的签字运动。
（二）规定文字稿酬的最低数字，要求出版家必须履行。
（三）要求政府当局及宣传文化机关予这一运动以实际上的帮助。
他的主张补充姚篷子的主张，提示了具体的运动方法。他企图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写作家，来使运动带有更大的社会性，并促使行政当局参与，多少给运动带来一点实际效果。可是孔罗荪另外还写〈保障作家与宪政运动〉（《抗战文艺》第5卷第2・3期）、〈再论保障作家生活〉（《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提起这运动的另一个观点。他说作家生活保障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权的保障问题。他说，五五宪章和抗战建国纲领上明明写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正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权利，也是国家发扬民族文化的最低的原则。因此，“今天提出保障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意义，必然是与保障文化的民主有着密切关联的。因为一个作家之成为人类精神领域的领导者，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创造者，是必须在保证文化运动的民主性的基础上，在言论出版发行的合理的原则上，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得到进步，才能使作家成为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技师。也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完成保障作家生活的意义”。
他说作家希求的不只是收入增多，作家更深切希求自由，希求在民主环境中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这种主张，不必说，无非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向政府严厉限制言论出版的政策提出抗议的。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日益加强，经过对《新华日报》的严重警告（39年7月）、《异党活动防止办法》等等反共法规的制定（39年2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竟发展到皖南事件（41年1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行的《取缔书刊一览》，从38年1月到41年6月的3年半之间，受过禁止发行处分的图书杂志有961种（注8）。许多作家在这样的言论出版限制下面，过着沉闷窒息的生活，孔罗荪的发言代表着许多作家们的心情。孔罗荪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
可是，自由的要求不管怎样迫切，还是不直接结合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保卫。这种主张为团结写作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号召力还是可疑。而且，直接迫使改变政策的要求，一提起来，运动就带上明显的政治色彩，不但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可能引起加强干涉的结果，以至使文协本身可能失去存立的基础。文协是各种立场不同、党派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同甘共苦的组织，而况在理事会里包含着张道藩和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在内，而且，文协经费的一大半是依靠党政机关的补助金（注9）。国民党方面因为掌握不了文协的领导权而一直感到不愉快，所以，如要得到运动的具体成果，就应该尽量避开刺激党政机关。公民权的保障、民主的保证这种要求，看来，文协到底没有做为全体的要求来强调。后述的42年文协发表的意见书，也没有提起这方面的要求。
《新蜀报》的〈蜀道〉是姚篷子编辑的文艺副刊。〈蜀道〉在1940年1月27日举办了座谈会，出席了老舍、阳翰笙、孔罗荪、王亚平、陈纪滢、胡风等等26名文协会员，讨论了提高稿费、保障版税和其他的问题。座谈会的纪录在《新蜀报》上报道以后，重庆的各家报纸都表示同情，《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中央日报》等都登了评论来响应（注10）。据《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的〈文艺简报〉，老舍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的〈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更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闻政府文化当局对于这一运动甚为关怀，目前正在商讨具体办法，至作家方面之共同意见，消极方面希望能做到提高稿费，保障版权和版税，设立作家贷金和作家救济金，积极方面，希望能在出版法上附加保障作家权益部分”。
保障版权和版税专依靠出版家的道义。早在1928年，制定了著作权法，版权版税虽然在法律上应当被保护，但是实际上一直被忽视了，所以才有这次的保障运动。要使出版家遵守法律上的义务，到底还是需要行政机关的干预（只要行政机关认真尽职）。在当时的环境里，贷款和救济金的基金，也没有政府的补助金就不能成立。所以，影响作家经济生活的运动，总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援，尤其是修正出版法（1930年制定，37年修正一次），完全是政府的事。那么，政府文化当局商讨怎样的具体办法呢。至少没有考虑保障公民权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走向更恶劣化。
文协的申诉得到了广泛社会的同情，可是怎样具体进行运动，怎样得到实效，这才是难题。文协理事会选出王平陵、姚篷子、阳翰笙、孙师毅、老舍这5名，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怎样活动，笔者还未了解。可是肯定还是老舍最出力，对官方，对民间，对八方作工作了。运动的成果，大约是他们工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到40年5月之前，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和有关机关合作，成立了“文艺作家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是郭沫若、张道藩、老舍、华林、姚篷子、王平陵、胡风、李抱忱、程沧波、王云生、林风眠，共11名。由吴云峰担任秘书）（注11）。文协的机关杂志《抗战文艺》，一向是没有稿费的，会员写稿都是义务行为，可是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以后，《抗战文艺》自第6卷第3期（总第51期）起，得到该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因而能够对所有的撰稿人，普遍付每千字6元至12元的稿费了。《抗战文艺》每期得到多少钱的帮助，是不详的。
除了帮助稿费以外，政府当局还做过什么支援呢。当局如果要做有实效的支援，那应该叫机关直辖的或官民合营的报刊，提高稿费领先示范。处处有优越条件的那些公司不答应的话，作家们的运动只能落空。国民党设立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将过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行的检阅更加强，是38年10月。接着，41年制定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到皖南事件以后，陆续制定〈杂志送审须知〉（41年）、〈图书送审须知〉（42年）等等法规。42年，还设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公布了〈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这一连串法规的主旨在于监视言论活动和出版事业，远远不是为了保障作家权益或推进出版事业的措施。这意味着行政方面宁可帮助作家的生活保卫运动，还更热心于加强统制。
42年10月底，文协理事会通过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注12），向出版家建议协商，并向各家报刊请求合作。从运动开始以来将近3年，在这3年间，排字工钱涨到千字40~60元，而稿费还没到千字30元。〈意见书〉共有3节，第1节〈缘起〉里说“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经营出版事业者，其艰难并不减于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权益问题之提出，并非与出版家处对立之地位，而系以妥适之原则，及出版家之协助，以期获得合理之结果而已”，表示对出版家苦境的理解，并建议做为从事同一文化事业的同仁，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第2节〈办法〉包括，甲：关于稿费之项，乙：关于版税之项的两项，除了具体提示稿费金额、版税比率和支付日期以外，还加进了稿费按照生活指数递增的措施和版权保护的措施。可是文协的意见到底有多少出版家接受了，这还很可疑。因为，比如43年3月召开的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取缔擅自编作品集并不得作家同意而出版（注13），所以可以推想，忽视作家权益的出版仍旧常见。
〈意见书〉的〈缘起〉还说“同人等并愿竭尽微薄，向政府机关恳请，尽量减少出版物审查与寄递之困难，以利图书杂志之出版与远销；同舟共济之谊，谅亦为出版界之所乐许”，来呼吁出版界，为了排除共同的障碍一起行动。出版物不问思想内容如何，单单为了事务性手续，须要走过以检阅为首的各种各样的关，致使浪费好大的时间和劳力，好多作品白白逝去了。这是作家和出版家的共同的灾难，正是应该携手努力排斥的目标。当然，这种恳请也只能请求缓和手续。时代环境根本不许正面要求其撤销或扩大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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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推进保障作家权益运动时，文协自己内藏着有点自我矛盾的因素，就是，文协有很多会员一身兼任作家和出版家。不论被雇工作还是自己办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的立场来说，出版成本总得努力节约，不能不按着世上通例控制稿费。在作家的立场来说，当然愿意得到与劳苦相应的稿酬。稿酬低了，那么生活费自然得从出版家的工作拿来，为拿出版家的工资，稿酬却要维持低低的水平。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如果优先出版事业的继续存在，那只能贯彻出版家的立场。如不解决这种矛盾，文协运动的脚底下等于开着个大窟窿。所以文协开始运动的时候，“至于提高稿费，我们主张在会员所主编刊物内首先实行”（注14）。运动开始将近3年以后通过的〈意见书〉，可以推想是经过好多个别谈判和各种尝试以后，好容易统一为一个共同意见，但是这〈意见书〉表明运动的成果很不理想。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拉了运动的后腿，会员自己不能实行，那当然对于会员以外的出版家缺乏说服力。
那么，文协的《抗战文艺》付了多少稿费呢。该杂志在武汉时期，每期印了7~8千部，转重庆以后，每期印了5千部（注15），从38年5月创刊以来到第6卷第2期（40年5月15日刊）之间，没有稿费，只对完全依靠写作过活的作家，才送微小的纸墨费。第6卷第3期以后，由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这样才决定向所有的撰稿者付千字6-12元的稿费。（在该杂志第6卷第4期，登了鲁迅夫人许景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文协理事会决定给她千字200元的稿费。从这个标准看来，明显看得出来给她怎样破格的优待）。这稿费水平维持到第7卷第6期（42年6月15日刊），从第8卷第1期起提高到千字20-35元，可是物价的急剧上涨，使该杂志不能预示搞费标准，跨进第9卷，杂志的投稿规定里也只能写“照文协规定稿费致酬”。44年11月的规定是千字300元。
这里顺便看看《抗战文艺》每期价钱的变迁。
这样看，原稿一千字的报酬能买几本《抗战文艺》呢。何况跟表一~表四比较的时候，听得到作家痛苦的呻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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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稿费、保障权益的运动以外，文协还竭尽全力进行了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这是文协在抗战后期的特别要紧的运动。文协早在43年3月的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决议救援贫病作家，到了44年7月~12月之间才高声呼吁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是“由于看到了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注16））。正式发起这次运动的时候，文协“认为这个运动是为了测量而且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同）。对运动，社会各处的广泛人们，经过广泛的方法，提供了远远超过预测的支援和合作。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成果，证明了文协意图之正确。
这一年，随着日军大陆打通作战的进展，桂林、柳州也沦陷了。尤其是桂林，本来离战火比较远，一直过了平稳的时间，便形成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一大基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从事文艺活动，文协分会也充满生机极其活跃的。因此，突然的沦陷，迫使许多作家放弃生活基地，开始流亡生活。他们需要紧急救援。文协这时因为有了对运动的捐款，所以能够及时救援那些流亡的作家。
响应文协，伸出合作之手的，是“有尽忠民族解放斗争的耆宿，有盟国的友人，有热情的儿童，有勤苦的教师，有先进的工人，有舆论灵魂的新闻记者，有将赴战场的忠勇将士，空军人员，有清贫的公务员，从业员，有广大的年青的文艺爱好者，有与作家同声同气的美术家，音乐家，科学家，戏剧工作者”（同）。合作的方法是“有的写专论，有得出壁报，有的出特刊，有的举行讲演会，座谈会，音乐会，展览会，义卖，戏剧公演，”（同）。捐来的款“有的是从节约得来的，有的是从变卖用品得来的，有的是从减食得来的，甚至有的是从绝食得来的，”（同）。
有名的和无名的无数人们的捐款凑在一起，扩大了基金。这次的捐款，据赵景深，一共达到5~6百万元（注17）。其中规模大的，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其一端。
孙夫人（宋庆龄）开了两夜救援贫病作家的舞会，捐了70多万元（注18）。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女画家展，音乐会，戏剧公演，义卖绘画得到100万元（注19）。
小提琴家马思聪在昆明举行了3天演奏会，把所有的收入捐给了文协（注20）。
赵景深所说的款额，是整个抗战时期的款额呢，还是44年后半的款额呢，是总额呢，还是为了救援支出的直接款项呢，这还不明白。可是，就是考虑由于通货膨胀的价值减少，也还是庞大的款额。凑集的捐款，不问文协总会领受的，还是分会领受的，都一律委托于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关于基金的分配和运用，先由文协理事会决定，然后管理会执行了。管理委员，先选出老舍、孙伏园、华林这3名，接着加上茅盾、胡风、姚篷子、梅林、叶以群、王平林这6名，后来再加上冯乃超（注21）。
44年12月底，运动告了一段落的时候，已经为了救援，支出了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救援的对象是从桂林、柳州只身逃出，走到重庆一无所有的作家，没有旅费还在贵阳、遵义一带流浪的作家和剧团，苦于贫病的作家，去世的作家的遗属，等等。剩余的基金，除了继续用于救援以外，都留下来做文协文艺事业的基金。运动结束后，总会和分会肯定分别在报刊上报告收支结算、受援作家的名单和金额，可惜笔者还没有看过。得到广泛人们的强有力的支援，文协和一个一个的作家“所感到的应该不仅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同），就是说，深深感到了更大的责任。
战争的被害者是数不尽的。拒绝被占领而流浪在异乡的人，失家失父母而流浪街头的人，饥饿犯病而死去的人，那无数的被害者没有能够得到救援，没有力量申诉自己的苦境。作家因为拥有自己的组织文协，而且是拿笔为武器的战士，所以能够申诉苦境而得到支援。这次捐款支援作家的，一半是处在同样的苦境而没有申诉手段的人。穷困人们的捐款，或许不过是捐款总额的小小一部分，可是重要的不是款额的多少，而是救援运动能扩大到那么广泛，能得到穷苦人们的支援这事实。如果把那支援认为单单是对作家穷困生活的同情，那是很大的错误。应该理解为，人们除了同情以外，还对文艺界给以热烈评价的，是文艺界的活动抓住人们的心的。
投身抗日战争的文艺界，在这时期，自己饿着肚子，或发起几次出钱劳军运动，或为前线士兵编制通俗读物，或为民众举办文艺讲座，来进行了具体的服务活动。产生好多作品好多戏剧，不断供应精神食粮，来安慰人们饥渴的心。文艺界对抗战事业的贡献极大。人们是以响应运动参加救援，来表现对于文艺界的信赖和衷心的支持的。
（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7期。1981年12月。日文。2008年11月稍微修改。中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