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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松冈洋右与重庆的和平调停
日本／拓殖大学政经学院教授
�口裕子
前言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与中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蒋介石于7月19日发表声明称：一旦到了“最后关头”必定倾全体国民之力进行抗战。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前面的声明中，蒋介石提出：一旦抗战打响，则在时间与形势上“都将无法寻求和平解决方法”。但蒋介石本身并非完全不想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当时的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抱有�不信任和厌恶感，这成为他倾向对日和平调停的动机之一。在中国反日情绪日益激化的同时，日方则在中日战争开始后马上着手和平调停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有许多人物经由各种途径尝试参与了和平调停工作。但在这些人物之中，正式外交官主持的调停却非常罕见，可以说只有时任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参与调停，时任的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也参与了对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关于陶德曼的调停工作，由于近年来德国方面的资料公开，也开始备受人们关注。相比之下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受注目程度就非常低了，但毕竟是日本外务大臣亲自主持的罕见调停，同时也是有希望进入正式交涉和少数和平调停之一，因此应该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作为钱永铭调停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是松冈外交的一部分。我们从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入手，能够注意到以前并没有关注过的松冈外交的另一个侧面。虽然和平调停最终是失败了，但松冈当时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提到松冈外交，总会让人想到国际联盟的退出和三国同盟的缔结，使人们对他留下战争元凶的印象。如果要讨论松冈外交的真正意义，就有必要注意到他同时也参与过中日和平的调停工作。外务大臣松冈所期待的这次调停之所以没能成功，其背后隐约能看出松冈当时所处的状况，要分析这个状况，就要对当时想要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本身内部进行研究。本文将从以下几点问题出发，围绕松冈外相主持的对钱永铭调停工作，对松冈外交进行研究。
一、松冈洋右与中国
说到日本外交史上的松冈洋右，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在满洲事变后，以首席全权身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发表退出联盟宣言的政治家，也就是促成后来的德意日三国同盟签订的日本外务大臣。这些事件都是将日本导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换句话说，他的外交把日本带向了战争之路。就这几点来看，松冈外交无疑会遭到激烈的批判。由他带领日本走向战争这点来看，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好战的”，但在松冈身边的人们口中，他则更偏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本人申请外交官职务时的志愿是：“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来让日本走向发展的道路”，他在担任驻北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时，曾因为日本军队靠武力威胁中国而愤怒地对武官们大骂：“武力解决就是否定外交”。
松冈还给人有酷爱使用“满蒙乃日本生命线”一说的典型的“大陆派”外交官，有缔结三国同盟外相身份而得来的“枢纽派”等印象，但这些称呼都不足以概括松冈的全部。应该说，松冈外交的核心一直都是偏向日、中、美三国关系上的。这三个国家对松冈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美国是松冈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国家，为此松冈拥有同时代的日本人中，非常宝贵的留美经验和出色的英语能力，因此，他自然有一套对美国的独特见解。
另一方面，在松冈还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时，他就已经非常关心中国，在工作方面也与中国打得交道最多。松冈的外交官生涯从中国上海开始的，之后，他成为关东都督府第一代外事课长，这加深了他对满蒙的关心。他在这个时期的后藤新平与山本条太郎对后来“大陆派”外交官松冈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松冈本身似乎并没有一辈子做外交官的意思，1908年12月他被派往比利时任职，当时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到欧洲留学进修，但他却推辞了，选择留在中国任职。松冈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清末中国的前途抱有非同一般的关心，认为中国必定爆发革命，觉得中国的革命更值得学习。在他辞去外务省工作以后，以理事的身份进入满铁，曾经担任过满铁副总裁、总裁等职。也就是说，松冈的工作以中国为中心，而在中国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满洲问题，自称是中国通。而对与他有着最深渊源的满洲，他必定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思考。后来他在拿币原喜重郎与自己比较时说道：“币原先生是不了解支那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看过支那……，我的足迹几乎遍布支那全境……，我借助这些经验思考着支那，思考着满蒙……。在国家看来满蒙无疑是生命线……，对支那的贸易在国家的角度上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币原先生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说得难听点，就是做事情太贪心。就像俗话所说的，逐二兔者不得其一，支那问题变得完全无法解决了……。我认为应该专注满蒙问题，一心一意的努力，至于南支、中支的贸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掉。如果这十年间专注满蒙问题，而不顾及其它问题，那么有关支那的问题就会必然迎刃而解了”。
1925年直奉战争后，日本疲于对应奉系军阀的内部政治变动，其时已离开外务省成为满铁理事的松冈，给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立场的外务大臣币原递交了意见书。松冈在意见书中表明“支那问题可说是一个生命问题”，提出为了维护和发展在满蒙的权益，日本政府必须努力维持满蒙的秩序，而且这与干涉中国内政完全是两码事。在松冈看来，中国固然拥有满洲的主权，但日本政府也有必要尽力维持其秩序。松冈对满蒙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一生都没有改变过的。这样的想法与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的一般想法相近，而币原从不干涉中国脱内政的立场问题和满洲问题的想法，在当时反而是非常罕见的。但在研究之后的历史就会发现，不顾一切地推行松冈的想法带来了诸多问题。而每当日本政府企图改善这些问题，就越来越深陷入战争的泥潭当中，最终也就无法脱身了。
二、外相的就任与对重庆和平调停
1939年3月，松冈辞去了满铁总裁一职，但他第二次就任近卫文�内阁的外务大臣已经是1940年7月22日的事情了。据说当时日本方面针对重庆的和平调停工作有17起之多，都缺乏统一性和确实性。当时在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参与了其中的几起和平调停工作。但因为日方的和平条件过于苛刻，再加上以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谈判方式，使得和平交涉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和平的实现越来越遥不可及。当时汪兆铭已经离开重庆，于同年的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汪兆铭政府。但非常明显的是，若要平息中日战争实现完全和平，需要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松冈充分理解了这个事实，把与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组阁之前，近卫在自己的私邸招待松冈外相、东条英机陆相、吉田善吾海相等各阁的候补成员进行了会谈（东京荻�会谈）。松冈在会谈上提出原案，与会成员进行了讨论。松冈在会谈中强调：在“支那事变的处理”和对应世界新形势等问题上，有必要让日本外交一元化。在经济活动等方面，除去为维持军队生存而必须由军队掌握的必要事务之外，“一切事物均由政府进行一元化管理”。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针对中国的和平调停工作，交由外务省进行一元化操作，陆军及其他军队的活动都划归外务省统一分配。松冈说：“不经我的手来做，本该实现的和平就无法实现。另外，即使派遣大军进入中国，日本政府不按照我的话来做，蒋介石肯定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陆军搞的肤浅外交必须要全面停止”。
但是，从东京荻�会谈决定来看，关于“支那事变处理”，要“把重点放在作战的全力支援和对各个势力的阻扰”上，为了扩大成果，必须执行“针对支那内部的各个政治方针”，日本政府仍旧采取支援南京政府的方针，而在重庆政府放弃战意，有意寻求和平之时，则规定了以下几个条件：
1、实现东亚共同防卫
2、确立东亚经济圈
3、禁止反日并做出对日不再战保证
4、排斥共产主义
重庆政府必须接受日方这几个要求，并在停战后新政府建立上尊重南京政府的意向，（将之作为内政问题），两政府间协商解决，必须为停战与和平调停留有余地。（为了促进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态势，重庆政府必须支持南京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以上括号内的部分是在松冈原案的基础上新加入的内容。在细节上，松冈原案提出的是“日中保证不再战”，这里被改成了“对日保证不再战”，括号内的“将之作为内政问题”在原案中并没有附加。这一时期，松冈同意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也尽力寻求与重庆的和平调和的方针，成为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主要方针。但对于松冈极力推崇的外交一元化，从第二天的会议上，东条提出的包括与外交政策相关的二十余项协议条款中可以看出，是无法实现的。近卫首相基本上采取了把外交问题交由松冈全权负责的方针，但对军队介入的抵抗，近卫还是欠缺了一点气魄。无疑，这让松冈不得不在军队干涉外交的状态下，让自己的主张显得尽可能的鲜明。
就任外相以后，松冈马上从人事着手，把大使、公使等驻外人员一一替换，其就职一个月，到8月22号为止，他已经向40名驻外外交官发出了归国命令。在外务省内部更是大举进行众多局长的更迭。外务省内部对这样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自然有着很大的抵触，但松冈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这种人事变动是松冈一心想要彻底改善派阀抗争激烈的外务省之弊害的主张的具体化表现。他的目的还包括：对外国，特别是对正在加强对日压迫的英美，表明日本政府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以此让他们改变对日态度；抢在干涉外务省人事的陆军之前占下先机；从外务省外部导入人才增加外务省内部活力等。
松冈虽然做出了堪称荒诞的行为，但他的构想是“就算暂时停职，但有能力的人也是会尽快让其复职的”，但在这个构想完全实现之前他就辞去了外相的职务。结果，经过这次野蛮的人事大变动，外务省失去了很多老练的外交官，而只留下了僵硬尴尬的气氛。后来有人评价道：“除了松冈担任外相期间，还从来没见过局和省员会如此合不来”。这样的状态再加上松冈本身的秘密主义，导致德意日三国同盟交涉开始时仅有极少一部分省内官员知情。“协议的签订是在大臣的孤立无援中瞬间完成的”。
1940年8月1日，在松冈就任外相不久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到，目前的方针是“效仿天皇政道大精神，首先考虑由日、满、支为其中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当天傍晚他与德国驻日大使奥特进行会谈，打探德国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态度，并提出了缔结三国同盟的想法。在三国同盟开始交涉的同时，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也有了新的进展，中日战争爆发后，曾经尝试过不同方法的和平调停工作最终都难再进展。1940年值得关注的调停有：从2月持续到9月的宋子良调停工作（桐调停工作）和8月起正式启动的钱永铭调停工作。据传桐调停工作中的宋子良只是幌子，在背后直接操作的是蒋介石和戴笠。而钱的调停工作，是重庆和平交涉中送到蒋介石手中仅有的调停方案，而外务大臣直接参与其中也是本次调停值得关注的一点。
在之前，由松冈授意开始探索日中和平交涉道路的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1940年1月与张竞立会晤，开始讨论“第二期和平工作”。西义显参与日中和平调停工作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宋武与蒋介石和汪兆铭会谈，提出了要求近卫首相下令日军从华北全面撤离。为了说服近卫，他找到了当时的满铁总裁松冈请求协助，当时还是满铁职员的西义显负责向松冈提出这一请求。得到这个消息的松冈当即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日常业务，明确表示他可以自由地进行和平调停工作。得到松冈许可后，西义显继续与高宋武等人进行和平调停工作，培养汪兆铭等人成为第三势力，并以此跟蒋介石斡旋，引导其同意对日全面和平。1938年12月汪兆铭逃离重庆以后，近卫首相发表了声明，提出了包括承认满洲国在内的日中国外交调整三原则：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帮助中国完成独立”、“迈向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汪兆铭向蒋介石及国民党本部提议，要求讨论通过近卫声明，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但汪兆铭的计划最终无人支持，汪政权逐渐变成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在此时，周佛海提出了以汪兆铭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来进行对日和平调停工作的“周佛海行程计划”。高宋武退出和平调停，第一次近卫内阁也于1939年初瓦解，西义显等人进行的调停也被迫中断。
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财务司司长的张竞立，与西义显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西前往南京赴任的时。张有日本留学的经验，跟满铁的关系也很深。曾在重庆逗留的张为了实行中日全面和平工作，于1939年11月前往香港，后又来到上海，并与西义显会面。因为张的动员，对蒋介石有着潜在影响力的钱永铭终于出山，钱曾历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是浙江财阀的领袖。从1940年7月到8月，西义显都在香港与钱会面并劝说他。当时在背后支持西义显和平调停工作的松冈就任外相，也多少对此事起到了推进作用。8月24日，钱向西义显表明同意担任中介调停一职。不久后，钱提出了担任中介调停的三个条件：第一，合并重庆、南京政府，成立统一政府；第二，日军从中国全面撤离；第三，日本政府与新统一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
西义显与南京的汪兆铭会见以后，再与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会面，请他起草了一份送交松冈外相的文件，其内容是从南京政府的立场上，推荐钱永铭作为中介调停与重庆进行和平交涉。9月1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与松冈见面，并报告了全部经过，劝说松冈采纳钱永铭的方案，推进重庆、南京两政府的合并与日中全面和平。次日，以钱永铭的代表身份，与西同行的张竞立及副代表盛沛东与松冈会面，向他提出钱永铭中介调停一事。松冈当时不断进行单方面的讲话，不给张竞立等人开口的机会，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关键的钱永铭中介调停一事，就此消磨时间，张竞立等人最终窥探不到松冈的真意，只得退出。后来分析松冈当时的言行，可以猜测他那时已经真心准备和重庆进行和平交涉了。只是那时松冈为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之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三国同盟于9月27日在柏林签订，而松冈终于开始进行针对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工作，已经是同年10月的事情了。
三国同盟成立的同时，支那派遣军与重庆的和平交涉却被迫中止。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为同盟，而中国则倾向英美一方，在这种状态下日中单独和平是不可能之事，双方只得做出耐心等待时机的判断。最终日本政府与南京政府结成了日华基本条约，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同时阿部信行也作为特派大使被遣往南京。松冈正式决定与重庆进行和平调停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期。
三、交涉的拖延与中断
1940年10月1日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松冈外相、东条陆相、吉川海相三人决定中止之前各方面进行中的重庆调停，归由外务省统一处理，和平条件则以同南京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为基础制定。同时还决定让这项工作预期在本月内出现实效，按照预定方案得到南京政府的认可。次日，外务省按照《对重庆和平交涉准备要纲》文件，通过南京政府与重庆展开直接交涉，提出了：同时通过德国的中介调停机构与重庆接触；让苏联也有一定的了解；视情况利用德国施加压力；让南京政府的代表加入和平协议；考虑召开有汪兆铭出席的会议“从形式上决定交涉内容”；目标是在11月中旬之前签订停战协议等内容。松冈对德国中介调停这一条并不太热心。按照松冈的构想，应该是用三国同盟来与英美对峙，借助这个势头与重庆完成和平调停。后来在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时，松冈有日本借助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让英美感到其威胁之时，日中间的和平交涉才能有所成效的想法。
10月上旬，张竞立一行终于得到了第二次与松冈会面的机会。松冈在此次会面中初步明确了对钱永铭中介调停工作的许可，并在钱永铭的中介调停条件上签字同意，交给了张竞立。还附加道：“我无条件信任钱永铭”，他还吩咐西义显：“务必在两周内完成交涉”。张竞立对松冈外相提出的和平条件有：
1、新国民政府的健全统一（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汪兆铭辞去代理主席一职，主席林森颁布国民政府改组令）。
2、实现停战，逐步撤回卢沟桥事变之后派遣入境的日本军队，中国的统治权归还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日本无条件归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财产。
3、在中日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并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
4、停战后召开东洋兴隆会议，审议善邻友好、经济提携等事务（经济提携具体为：在资本、机械、技术的供给上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若日本无法供给则转为接受第三国供给，资源由中国供给，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给日本，现存的合资公司全部解散）。
5、缔结防共协定（驻兵及军用品的供给由军队代表协定）。
这些条件不但包括了钱永铭所提出的所有中介条件，从“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的条款还能看出它也考虑到了日本方面的主张。松冈之所以对交涉抱有很大期待，主要也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能共同时吸引两方面的方案。
松冈从外务省派遣了参事官田尻爱义到实地进行交涉，并指示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船津辰一郎到香港与钱永铭联络。10月17日，船津接到转达松冈的要求，翌日，他前往南京会见阿部大使，当晚还与汪兆铭进行了详谈。汪表示自己渴望日中全面和平的成功，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终止重庆方面承认南京政府的缓兵之计。他还说，这次的提案虽然对重庆方面有利，但重庆若要与日本进行和平调停，必须得到英、美、苏的默许，若美国或苏联反对的话，这次的调停恐怕会以失败告终。次日，船津访问了支那派遣军参谋今井武夫，今井的见解是：“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这次跟重庆的和平调停前景渺茫”。
而就在这时，接到钱永铭的委托，浙江财阀巨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作为说服重庆张群的人物加入了工作中。劝说周加入的是张竞立，在费了一番周折，终于让参与交涉的相关人物聚集在香港时，已经是10月26日了。而在11月30日，离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政府日华基本条约的签订，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担任中介人的钱永铭也以错过了时机为理由，称自己“没有了说服重庆的自信”而失去了工作意愿。通过西义显、田尻、船津的劝说，钱再次决定担任中介调停工作，这时东京方面给出的事变解决条件，已经比以前提出的和平交涉条件显得更加宽容了，主要内容包括“日支事变之前未发布开战宣言，以实际停战为理由宣布终结；日本军队将全面撤退；日中之间缔结永久友好亲善、互惠平等的经济提携与相互防卫同盟新条约，相互防卫为：在日华任意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将竭尽全力给予援助，因此须从平时加以重视；把满洲国作为现实问题进行处理；把南京政府的将来作为中国国内问题处理”。钱永铭等人被这个日本的提案的内容所吸引，并以这提案为中心起草了报告和意见书，更让周作民给张群写劝告信，并给吴鼎昌（贵州省首席，浙江财阀，周的旧僚）写求助信，于10月31日将这几份文件书信交给了前往重庆的特使。
11月6日，船津与张竞立、盛沛东、西义显等人共进晚餐，席上，张要求船津在第二天电请日本政府将对汪政权的承认推迟到12月10日，船津回答说，待重庆传来可靠的消息再议也不迟。众人等待多时由张群代笔的蒋介石回信，于11月12日被送到钱手中。信的内容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但其中写道：至今的多起和平交涉中，送达蒋介石手中的仅此一封，由外务当局者授意的更是史无前例。也就是说，该回信在透露了至今多起和平交涉的信件，都未能送达蒋介石手中事实的同时，也再次确认了钱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让人期待的是，信中还表明也许正是从外务大臣的立场进行交涉，才能让蒋介石有所动摇。11月13日，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该纲要与10月上旬的三相决定内容基本相同，声明在年末之前若未能与重庆达成和平调停，日本将进入长期战态势。
11月17日，蒋介石派遣的重要人物到达香港。日本方面曾猜测该人物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但根据西义显的说法，后来该人是张季鸾。该人带来的蒋介石的备忘录中列出了无法实现中日和平的理由，但钱永铭从其中读出了蒋介石有意接受中介调停的潜在真意，并称蒋介石有两个接受中介调停的条件。第一是汪政权承认一事无限延期，第二是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若日本方面接受以上两个条件，蒋介石将同意开始和平交涉。11月18日田尻向东京发出电报，内容如下：“一是原则上接受日军从中国全面撤离；二是取消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认事宜。日本政府若同意以上条款，则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而就在相关人员焦急等待东京回电的时候，重庆的使者已经难以挽留，11月24日，使者乘飞机返回重庆。而日本方面的回电也在同一天送达了。11月23日在东京首相官邸，松冈外务大臣在五相会议上提出同意重庆的条件。但也必须附加一个条件：重庆政府必须尽快派遣正式代表进行交涉，日本政府方可将南京政府承认一事延期。
使者的离开与回电的送达中间仅相差了半日，而待到回电的内容转到重庆方面已然是数日之后的事情了。钱永铭让杜月笙作为使者飞往重庆，但由于没有前往重庆的定期航班等原因而使行程延误，杜真正前往重庆时已是11月27日了。杜所转交的信件中写有钱想让前驻日大使许世英担任重庆政府正式代表的请求。但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的日子――11月30日已经近在眼前。东京方面虽然在等待重庆的正式代表任命通知，但陆军的官员们都在谴责松冈，说钱永铭的中介调停交涉，是重庆让日本推迟南京政府承认的“诡计”，松冈中了他们的缓兵之计。而阿部大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30日的日华基本条件批准，及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的工作。以陆军为中心的和平交涉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对松冈的直接交涉也不抱有好感。田尻透露，在接到松冈授意前往进行交涉时，曾有军队的相关人员找到他说：“这关系到军队的面子。若让外务省实现了和平，军队的脸就丢大了，所以你此次不必过于尽职”。在针对重庆和平交涉问题这一决定日本前进方向的重要问题上，日本的陆军和外务省的部门之间还在勾心斗角。
11月28日，近卫首相、松冈外相、东条陆相、吉川海相等人出席了政府的大本营联络恳谈会，讨论了与重庆的和平调停问题。其结果是，和平交涉被中止，于30日按照预定计划签署日华基本条约。根据出席会议的东亚第一课长太田一郎回忆，他在说明了大概经过后，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兴亚院政务部部长铃木贞一发言：“若在搞这个不明不白的交涉之时，汪精卫不愿意逃掉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又是一阵沉默后，近卫首相发言：“各位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意见了，那么和平交涉就到此中止，我们按照预定计划签署基本条约吧”，会议就此结束。据称，会议其间松冈一言未发。11月28日深夜，会议结果送到田尻处。田尻马上向钱永铭汇报此事，同时也请求重庆方面速发急电表示：
1、重庆马上同意和平原则。
2、已经任命正式代表，以求东京改变决定。
这是已有消息称重庆有意任命原驻日大使许世英为正式代表，所以田尻判断重庆有尽快开始交涉的意向。因此给东京发电，称非正式联络已经大有进展，不该在此时中途放弃，请再次考虑延缓汪政权的承认。他还给陆军南京政府军事顾问影佐发去电报，请他设法向东京表示汪自身对正式条约签订的延期并无意见。他发给东京的最后一封电报透露出他对此事极其重视。电报内容为：离政权承认尚有数小时，挥泪拜求朝议再行商榷。
11月29日深夜，重庆方面发来任命许世英为首席代表的电报。许世英计划在12月5日到达香港，因此田尻请求将南京政府的承认推迟到12月5日以后。但东京、南京、重庆都对此没有任何回复。而针对田尻之前诚恳的电报，东京的回复只有一句：于国际信义之上不可行。影佐接到田尻的电报后回答：比人与汪无甚往来，周围情势亦不允许，因不可行。30日深夜，松冈高烧卧床中仍唤来东亚局第一课长太田一郎，口述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并指示香港方面转交给蒋。其内容为：今次交涉虽不得已而中断，但与阁下商谈日华百年大计之机必将再临。
虽说如此，但日本已经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此时再想让重庆出面进行和平交涉已是不可能之事。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当天，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日本政府与汪政权的激烈批判，声称要“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蒋介石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近卫无知无能，承认汪政权，使中日两国结下不可化解之仇敌关系，这在敌国（日本）而言也甚为遗憾，在东亚而言更是危机四伏。至此，钱永铭工作宣告失败。
四、结束语
钱永铭的调停工作，是日本政府的外交官与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的唯一案例。也是在以往诸多和平调停工作中，日本政府方面的意见被直接送达蒋介石手中的少有案例，但最终未能正式达成和平协议。本文旨在分析其中原因，再次思考松冈外交的整个过程。
本文已介绍过，之所以在即将正式交涉之前终告失败，是因为时间紧迫以及多次的阴差阳错。仔细分析当时的状况，这些“阴差阳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松冈决心与重庆进行和平调停，是在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以后。他的构想是借助三国同盟给英美施压，以此引导重庆同意和平调停，但英美反而更加确认日本是敌对势力，重庆也与美国更加加深了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蒋介石期望对日和平，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表示。交涉人同样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窥其真意”的行动，但松冈本身应该是希望和平交涉成立的。但是11月13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纲要”，同钱工作交涉案的内容相去甚远，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国内的准备不足。再有就是11月28日的会议，在决定是否于30日承认南京政权这一关键时刻，松冈却一言未发。松冈当时必定受到了军队相关人员相当的压力。例如，儿玉誉士夫就曾接受南京支那派遣军的委托去劝说松冈。日军千方百计组织了这次调停，加紧承认南京政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军队与外务省历来都存在部门间的争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松冈在自己的地盘――外务省内部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可以说松冈外交是在孤立无援中实行的。另一方面，松冈曾借德国为中介调停和重庆探讨和平之路，但这一条线最终也没有任何成果。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只得屈服于军队的压力。
对曾经表示中国问题是自己的“生命”的松冈来说，针对重庆和平调停工作的挫败让他追悔莫及。松冈在日苏中立条约缔结前，前往欧洲时叫来田尻，令他“再次开始调停工作，在我归国前务必要准备完成”。但自那以后，和平调停面临的状况已经愈发的严峻。
�口裕子
前言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与中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蒋介石于7月19日发表声明称：一旦到了“最后关头”必定倾全体国民之力进行抗战。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前面的声明中，蒋介石提出：一旦抗战打响，则在时间与形势上“都将无法寻求和平解决方法”。但蒋介石本身并非完全不想与日本建立和平关系。当时的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抱有�不信任和厌恶感，这成为他倾向对日和平调停的动机之一。在中国反日情绪日益激化的同时，日方则在中日战争开始后马上着手和平调停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有许多人物经由各种途径尝试参与了和平调停工作。但在这些人物之中，正式外交官主持的调停却非常罕见，可以说只有时任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参与调停，时任的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也参与了对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关于陶德曼的调停工作，由于近年来德国方面的资料公开，也开始备受人们关注。相比之下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受注目程度就非常低了，但毕竟是日本外务大臣亲自主持的罕见调停，同时也是有希望进入正式交涉和少数和平调停之一，因此应该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作为钱永铭调停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是松冈外交的一部分。我们从钱永铭的调停工作入手，能够注意到以前并没有关注过的松冈外交的另一个侧面。虽然和平调停最终是失败了，但松冈当时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提到松冈外交，总会让人想到国际联盟的退出和三国同盟的缔结，使人们对他留下战争元凶的印象。如果要讨论松冈外交的真正意义，就有必要注意到他同时也参与过中日和平的调停工作。外务大臣松冈所期待的这次调停之所以没能成功，其背后隐约能看出松冈当时所处的状况，要分析这个状况，就要对当时想要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本身内部进行研究。本文将从以下几点问题出发，围绕松冈外相主持的对钱永铭调停工作，对松冈外交进行研究。
一、松冈洋右与中国
说到日本外交史上的松冈洋右，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在满洲事变后，以首席全权身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发表退出联盟宣言的政治家，也就是促成后来的德意日三国同盟签订的日本外务大臣。这些事件都是将日本导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换句话说，他的外交把日本带向了战争之路。就这几点来看，松冈外交无疑会遭到激烈的批判。由他带领日本走向战争这点来看，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好战的”，但在松冈身边的人们口中，他则更偏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本人申请外交官职务时的志愿是：“不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来让日本走向发展的道路”，他在担任驻北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时，曾因为日本军队靠武力威胁中国而愤怒地对武官们大骂：“武力解决就是否定外交”。
松冈还给人有酷爱使用“满蒙乃日本生命线”一说的典型的“大陆派”外交官，有缔结三国同盟外相身份而得来的“枢纽派”等印象，但这些称呼都不足以概括松冈的全部。应该说，松冈外交的核心一直都是偏向日、中、美三国关系上的。这三个国家对松冈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美国是松冈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国家，为此松冈拥有同时代的日本人中，非常宝贵的留美经验和出色的英语能力，因此，他自然有一套对美国的独特见解。
另一方面，在松冈还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时，他就已经非常关心中国，在工作方面也与中国打得交道最多。松冈的外交官生涯从中国上海开始的，之后，他成为关东都督府第一代外事课长，这加深了他对满蒙的关心。他在这个时期的后藤新平与山本条太郎对后来“大陆派”外交官松冈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松冈本身似乎并没有一辈子做外交官的意思，1908年12月他被派往比利时任职，当时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到欧洲留学进修，但他却推辞了，选择留在中国任职。松冈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清末中国的前途抱有非同一般的关心，认为中国必定爆发革命，觉得中国的革命更值得学习。在他辞去外务省工作以后，以理事的身份进入满铁，曾经担任过满铁副总裁、总裁等职。也就是说，松冈的工作以中国为中心，而在中国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满洲问题，自称是中国通。而对与他有着最深渊源的满洲，他必定也有着特别深刻的思考。后来他在拿币原喜重郎与自己比较时说道：“币原先生是不了解支那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看过支那……，我的足迹几乎遍布支那全境……，我借助这些经验思考着支那，思考着满蒙……。在国家看来满蒙无疑是生命线……，对支那的贸易在国家的角度上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币原先生试图将二者调和起来，说得难听点，就是做事情太贪心。就像俗话所说的，逐二兔者不得其一，支那问题变得完全无法解决了……。我认为应该专注满蒙问题，一心一意的努力，至于南支、中支的贸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牺牲掉。如果这十年间专注满蒙问题，而不顾及其它问题，那么有关支那的问题就会必然迎刃而解了”。
1925年直奉战争后，日本疲于对应奉系军阀的内部政治变动，其时已离开外务省成为满铁理事的松冈，给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立场的外务大臣币原递交了意见书。松冈在意见书中表明“支那问题可说是一个生命问题”，提出为了维护和发展在满蒙的权益，日本政府必须努力维持满蒙的秩序，而且这与干涉中国内政完全是两码事。在松冈看来，中国固然拥有满洲的主权，但日本政府也有必要尽力维持其秩序。松冈对满蒙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一生都没有改变过的。这样的想法与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的一般想法相近，而币原从不干涉中国脱内政的立场问题和满洲问题的想法，在当时反而是非常罕见的。但在研究之后的历史就会发现，不顾一切地推行松冈的想法带来了诸多问题。而每当日本政府企图改善这些问题，就越来越深陷入战争的泥潭当中，最终也就无法脱身了。
二、外相的就任与对重庆和平调停
1939年3月，松冈辞去了满铁总裁一职，但他第二次就任近卫文�内阁的外务大臣已经是1940年7月22日的事情了。据说当时日本方面针对重庆的和平调停工作有17起之多，都缺乏统一性和确实性。当时在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参与了其中的几起和平调停工作。但因为日方的和平条件过于苛刻，再加上以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谈判方式，使得和平交涉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和平的实现越来越遥不可及。当时汪兆铭已经离开重庆，于同年的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了汪兆铭政府。但非常明显的是，若要平息中日战争实现完全和平，需要的不是南京政府，而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松冈充分理解了这个事实，把与蒋介石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
在组阁之前，近卫在自己的私邸招待松冈外相、东条英机陆相、吉田善吾海相等各阁的候补成员进行了会谈（东京荻�会谈）。松冈在会谈上提出原案，与会成员进行了讨论。松冈在会谈中强调：在“支那事变的处理”和对应世界新形势等问题上，有必要让日本外交一元化。在经济活动等方面，除去为维持军队生存而必须由军队掌握的必要事务之外，“一切事物均由政府进行一元化管理”。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针对中国的和平调停工作，交由外务省进行一元化操作，陆军及其他军队的活动都划归外务省统一分配。松冈说：“不经我的手来做，本该实现的和平就无法实现。另外，即使派遣大军进入中国，日本政府不按照我的话来做，蒋介石肯定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陆军搞的肤浅外交必须要全面停止”。
但是，从东京荻�会谈决定来看，关于“支那事变处理”，要“把重点放在作战的全力支援和对各个势力的阻扰”上，为了扩大成果，必须执行“针对支那内部的各个政治方针”，日本政府仍旧采取支援南京政府的方针，而在重庆政府放弃战意，有意寻求和平之时，则规定了以下几个条件：
1、实现东亚共同防卫
2、确立东亚经济圈
3、禁止反日并做出对日不再战保证
4、排斥共产主义
重庆政府必须接受日方这几个要求，并在停战后新政府建立上尊重南京政府的意向，（将之作为内政问题），两政府间协商解决，必须为停战与和平调停留有余地。（为了促进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态势，重庆政府必须支持南京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以上括号内的部分是在松冈原案的基础上新加入的内容。在细节上，松冈原案提出的是“日中保证不再战”，这里被改成了“对日保证不再战”，括号内的“将之作为内政问题”在原案中并没有附加。这一时期，松冈同意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也尽力寻求与重庆的和平调和的方针，成为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的主要方针。但对于松冈极力推崇的外交一元化，从第二天的会议上，东条提出的包括与外交政策相关的二十余项协议条款中可以看出，是无法实现的。近卫首相基本上采取了把外交问题交由松冈全权负责的方针，但对军队介入的抵抗，近卫还是欠缺了一点气魄。无疑，这让松冈不得不在军队干涉外交的状态下，让自己的主张显得尽可能的鲜明。
就任外相以后，松冈马上从人事着手，把大使、公使等驻外人员一一替换，其就职一个月，到8月22号为止，他已经向40名驻外外交官发出了归国命令。在外务省内部更是大举进行众多局长的更迭。外务省内部对这样大规模的人事变动自然有着很大的抵触，但松冈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这种人事变动是松冈一心想要彻底改善派阀抗争激烈的外务省之弊害的主张的具体化表现。他的目的还包括：对外国，特别是对正在加强对日压迫的英美，表明日本政府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以此让他们改变对日态度；抢在干涉外务省人事的陆军之前占下先机；从外务省外部导入人才增加外务省内部活力等。
松冈虽然做出了堪称荒诞的行为，但他的构想是“就算暂时停职，但有能力的人也是会尽快让其复职的”，但在这个构想完全实现之前他就辞去了外相的职务。结果，经过这次野蛮的人事大变动，外务省失去了很多老练的外交官，而只留下了僵硬尴尬的气氛。后来有人评价道：“除了松冈担任外相期间，还从来没见过局和省员会如此合不来”。这样的状态再加上松冈本身的秘密主义，导致德意日三国同盟交涉开始时仅有极少一部分省内官员知情。“协议的签订是在大臣的孤立无援中瞬间完成的”。
1940年8月1日，在松冈就任外相不久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到，目前的方针是“效仿天皇政道大精神，首先考虑由日、满、支为其中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当天傍晚他与德国驻日大使奥特进行会谈，打探德国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态度，并提出了缔结三国同盟的想法。在三国同盟开始交涉的同时，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也有了新的进展，中日战争爆发后，曾经尝试过不同方法的和平调停工作最终都难再进展。1940年值得关注的调停有：从2月持续到9月的宋子良调停工作（桐调停工作）和8月起正式启动的钱永铭调停工作。据传桐调停工作中的宋子良只是幌子，在背后直接操作的是蒋介石和戴笠。而钱的调停工作，是重庆和平交涉中送到蒋介石手中仅有的调停方案，而外务大臣直接参与其中也是本次调停值得关注的一点。
在之前，由松冈授意开始探索日中和平交涉道路的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1940年1月与张竞立会晤，开始讨论“第二期和平工作”。西义显参与日中和平调停工作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宋武与蒋介石和汪兆铭会谈，提出了要求近卫首相下令日军从华北全面撤离。为了说服近卫，他找到了当时的满铁总裁松冈请求协助，当时还是满铁职员的西义显负责向松冈提出这一请求。得到这个消息的松冈当即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日常业务，明确表示他可以自由地进行和平调停工作。得到松冈许可后，西义显继续与高宋武等人进行和平调停工作，培养汪兆铭等人成为第三势力，并以此跟蒋介石斡旋，引导其同意对日全面和平。1938年12月汪兆铭逃离重庆以后，近卫首相发表了声明，提出了包括承认满洲国在内的日中国外交调整三原则：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帮助中国完成独立”、“迈向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汪兆铭向蒋介石及国民党本部提议，要求讨论通过近卫声明，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但汪兆铭的计划最终无人支持，汪政权逐渐变成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在此时，周佛海提出了以汪兆铭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来进行对日和平调停工作的“周佛海行程计划”。高宋武退出和平调停，第一次近卫内阁也于1939年初瓦解，西义显等人进行的调停也被迫中断。
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财务司司长的张竞立，与西义显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西前往南京赴任的时。张有日本留学的经验，跟满铁的关系也很深。曾在重庆逗留的张为了实行中日全面和平工作，于1939年11月前往香港，后又来到上海，并与西义显会面。因为张的动员，对蒋介石有着潜在影响力的钱永铭终于出山，钱曾历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和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是浙江财阀的领袖。从1940年7月到8月，西义显都在香港与钱会面并劝说他。当时在背后支持西义显和平调停工作的松冈就任外相，也多少对此事起到了推进作用。8月24日，钱向西义显表明同意担任中介调停一职。不久后，钱提出了担任中介调停的三个条件：第一，合并重庆、南京政府，成立统一政府；第二，日军从中国全面撤离；第三，日本政府与新统一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
西义显与南京的汪兆铭会见以后，再与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会面，请他起草了一份送交松冈外相的文件，其内容是从南京政府的立场上，推荐钱永铭作为中介调停与重庆进行和平交涉。9月17日，西义显回到东京与松冈见面，并报告了全部经过，劝说松冈采纳钱永铭的方案，推进重庆、南京两政府的合并与日中全面和平。次日，以钱永铭的代表身份，与西同行的张竞立及副代表盛沛东与松冈会面，向他提出钱永铭中介调停一事。松冈当时不断进行单方面的讲话，不给张竞立等人开口的机会，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关键的钱永铭中介调停一事，就此消磨时间，张竞立等人最终窥探不到松冈的真意，只得退出。后来分析松冈当时的言行，可以猜测他那时已经真心准备和重庆进行和平交涉了。只是那时松冈为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之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三国同盟于9月27日在柏林签订，而松冈终于开始进行针对重庆政府的和平调停工作，已经是同年10月的事情了。
三国同盟成立的同时，支那派遣军与重庆的和平交涉却被迫中止。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为同盟，而中国则倾向英美一方，在这种状态下日中单独和平是不可能之事，双方只得做出耐心等待时机的判断。最终日本政府与南京政府结成了日华基本条约，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同时阿部信行也作为特派大使被遣往南京。松冈正式决定与重庆进行和平调停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期。
三、交涉的拖延与中断
1940年10月1日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松冈外相、东条陆相、吉川海相三人决定中止之前各方面进行中的重庆调停，归由外务省统一处理，和平条件则以同南京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为基础制定。同时还决定让这项工作预期在本月内出现实效，按照预定方案得到南京政府的认可。次日，外务省按照《对重庆和平交涉准备要纲》文件，通过南京政府与重庆展开直接交涉，提出了：同时通过德国的中介调停机构与重庆接触；让苏联也有一定的了解；视情况利用德国施加压力；让南京政府的代表加入和平协议；考虑召开有汪兆铭出席的会议“从形式上决定交涉内容”；目标是在11月中旬之前签订停战协议等内容。松冈对德国中介调停这一条并不太热心。按照松冈的构想，应该是用三国同盟来与英美对峙，借助这个势头与重庆完成和平调停。后来在签订日苏中立条约时，松冈有日本借助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让英美感到其威胁之时，日中间的和平交涉才能有所成效的想法。
10月上旬，张竞立一行终于得到了第二次与松冈会面的机会。松冈在此次会面中初步明确了对钱永铭中介调停工作的许可，并在钱永铭的中介调停条件上签字同意，交给了张竞立。还附加道：“我无条件信任钱永铭”，他还吩咐西义显：“务必在两周内完成交涉”。张竞立对松冈外相提出的和平条件有：
1、新国民政府的健全统一（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汪兆铭辞去代理主席一职，主席林森颁布国民政府改组令）。
2、实现停战，逐步撤回卢沟桥事变之后派遣入境的日本军队，中国的统治权归还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日本无条件归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财产。
3、在中日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并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
4、停战后召开东洋兴隆会议，审议善邻友好、经济提携等事务（经济提携具体为：在资本、机械、技术的供给上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若日本无法供给则转为接受第三国供给，资源由中国供给，用最优惠的价格出售给日本，现存的合资公司全部解散）。
5、缔结防共协定（驻兵及军用品的供给由军队代表协定）。
这些条件不但包括了钱永铭所提出的所有中介条件，从“通过秘密协定承认满洲国”的条款还能看出它也考虑到了日本方面的主张。松冈之所以对交涉抱有很大期待，主要也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能共同时吸引两方面的方案。
松冈从外务省派遣了参事官田尻爱义到实地进行交涉，并指示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船津辰一郎到香港与钱永铭联络。10月17日，船津接到转达松冈的要求，翌日，他前往南京会见阿部大使，当晚还与汪兆铭进行了详谈。汪表示自己渴望日中全面和平的成功，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不要终止重庆方面承认南京政府的缓兵之计。他还说，这次的提案虽然对重庆方面有利，但重庆若要与日本进行和平调停，必须得到英、美、苏的默许，若美国或苏联反对的话，这次的调停恐怕会以失败告终。次日，船津访问了支那派遣军参谋今井武夫，今井的见解是：“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这次跟重庆的和平调停前景渺茫”。
而就在这时，接到钱永铭的委托，浙江财阀巨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作为说服重庆张群的人物加入了工作中。劝说周加入的是张竞立，在费了一番周折，终于让参与交涉的相关人物聚集在香港时，已经是10月26日了。而在11月30日，离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政府日华基本条约的签订，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担任中介人的钱永铭也以错过了时机为理由，称自己“没有了说服重庆的自信”而失去了工作意愿。通过西义显、田尻、船津的劝说，钱再次决定担任中介调停工作，这时东京方面给出的事变解决条件，已经比以前提出的和平交涉条件显得更加宽容了，主要内容包括“日支事变之前未发布开战宣言，以实际停战为理由宣布终结；日本军队将全面撤退；日中之间缔结永久友好亲善、互惠平等的经济提携与相互防卫同盟新条约，相互防卫为：在日华任意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将竭尽全力给予援助，因此须从平时加以重视；把满洲国作为现实问题进行处理；把南京政府的将来作为中国国内问题处理”。钱永铭等人被这个日本的提案的内容所吸引，并以这提案为中心起草了报告和意见书，更让周作民给张群写劝告信，并给吴鼎昌（贵州省首席，浙江财阀，周的旧僚）写求助信，于10月31日将这几份文件书信交给了前往重庆的特使。
11月6日，船津与张竞立、盛沛东、西义显等人共进晚餐，席上，张要求船津在第二天电请日本政府将对汪政权的承认推迟到12月10日，船津回答说，待重庆传来可靠的消息再议也不迟。众人等待多时由张群代笔的蒋介石回信，于11月12日被送到钱手中。信的内容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但其中写道：至今的多起和平交涉中，送达蒋介石手中的仅此一封，由外务当局者授意的更是史无前例。也就是说，该回信在透露了至今多起和平交涉的信件，都未能送达蒋介石手中事实的同时，也再次确认了钱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让人期待的是，信中还表明也许正是从外务大臣的立场进行交涉，才能让蒋介石有所动摇。11月13日，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该纲要与10月上旬的三相决定内容基本相同，声明在年末之前若未能与重庆达成和平调停，日本将进入长期战态势。
11月17日，蒋介石派遣的重要人物到达香港。日本方面曾猜测该人物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但根据西义显的说法，后来该人是张季鸾。该人带来的蒋介石的备忘录中列出了无法实现中日和平的理由，但钱永铭从其中读出了蒋介石有意接受中介调停的潜在真意，并称蒋介石有两个接受中介调停的条件。第一是汪政权承认一事无限延期，第二是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若日本方面接受以上两个条件，蒋介石将同意开始和平交涉。11月18日田尻向东京发出电报，内容如下：“一是原则上接受日军从中国全面撤离；二是取消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认事宜。日本政府若同意以上条款，则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而就在相关人员焦急等待东京回电的时候，重庆的使者已经难以挽留，11月24日，使者乘飞机返回重庆。而日本方面的回电也在同一天送达了。11月23日在东京首相官邸，松冈外务大臣在五相会议上提出同意重庆的条件。但也必须附加一个条件：重庆政府必须尽快派遣正式代表进行交涉，日本政府方可将南京政府承认一事延期。
使者的离开与回电的送达中间仅相差了半日，而待到回电的内容转到重庆方面已然是数日之后的事情了。钱永铭让杜月笙作为使者飞往重庆，但由于没有前往重庆的定期航班等原因而使行程延误，杜真正前往重庆时已是11月27日了。杜所转交的信件中写有钱想让前驻日大使许世英担任重庆政府正式代表的请求。但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的日子――11月30日已经近在眼前。东京方面虽然在等待重庆的正式代表任命通知，但陆军的官员们都在谴责松冈，说钱永铭的中介调停交涉，是重庆让日本推迟南京政府承认的“诡计”，松冈中了他们的缓兵之计。而阿部大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30日的日华基本条件批准，及正式承认南京政府的工作。以陆军为中心的和平交涉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对松冈的直接交涉也不抱有好感。田尻透露，在接到松冈授意前往进行交涉时，曾有军队的相关人员找到他说：“这关系到军队的面子。若让外务省实现了和平，军队的脸就丢大了，所以你此次不必过于尽职”。在针对重庆和平交涉问题这一决定日本前进方向的重要问题上，日本的陆军和外务省的部门之间还在勾心斗角。
11月28日，近卫首相、松冈外相、东条陆相、吉川海相等人出席了政府的大本营联络恳谈会，讨论了与重庆的和平调停问题。其结果是，和平交涉被中止，于30日按照预定计划签署日华基本条约。根据出席会议的东亚第一课长太田一郎回忆，他在说明了大概经过后，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兴亚院政务部部长铃木贞一发言：“若在搞这个不明不白的交涉之时，汪精卫不愿意逃掉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又是一阵沉默后，近卫首相发言：“各位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意见了，那么和平交涉就到此中止，我们按照预定计划签署基本条约吧”，会议就此结束。据称，会议其间松冈一言未发。11月28日深夜，会议结果送到田尻处。田尻马上向钱永铭汇报此事，同时也请求重庆方面速发急电表示：
1、重庆马上同意和平原则。
2、已经任命正式代表，以求东京改变决定。
这是已有消息称重庆有意任命原驻日大使许世英为正式代表，所以田尻判断重庆有尽快开始交涉的意向。因此给东京发电，称非正式联络已经大有进展，不该在此时中途放弃，请再次考虑延缓汪政权的承认。他还给陆军南京政府军事顾问影佐发去电报，请他设法向东京表示汪自身对正式条约签订的延期并无意见。他发给东京的最后一封电报透露出他对此事极其重视。电报内容为：离政权承认尚有数小时，挥泪拜求朝议再行商榷。
11月29日深夜，重庆方面发来任命许世英为首席代表的电报。许世英计划在12月5日到达香港，因此田尻请求将南京政府的承认推迟到12月5日以后。但东京、南京、重庆都对此没有任何回复。而针对田尻之前诚恳的电报，东京的回复只有一句：于国际信义之上不可行。影佐接到田尻的电报后回答：比人与汪无甚往来，周围情势亦不允许，因不可行。30日深夜，松冈高烧卧床中仍唤来东亚局第一课长太田一郎，口述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并指示香港方面转交给蒋。其内容为：今次交涉虽不得已而中断，但与阁下商谈日华百年大计之机必将再临。
虽说如此，但日本已经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此时再想让重庆出面进行和平交涉已是不可能之事。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当天，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对日本政府与汪政权的激烈批判，声称要“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蒋介石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近卫无知无能，承认汪政权，使中日两国结下不可化解之仇敌关系，这在敌国（日本）而言也甚为遗憾，在东亚而言更是危机四伏。至此，钱永铭工作宣告失败。
四、结束语
钱永铭的调停工作，是日本政府的外交官与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的唯一案例。也是在以往诸多和平调停工作中，日本政府方面的意见被直接送达蒋介石手中的少有案例，但最终未能正式达成和平协议。本文旨在分析其中原因，再次思考松冈外交的整个过程。
本文已介绍过，之所以在即将正式交涉之前终告失败，是因为时间紧迫以及多次的阴差阳错。仔细分析当时的状况，这些“阴差阳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松冈决心与重庆进行和平调停，是在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以后。他的构想是借助三国同盟给英美施压，以此引导重庆同意和平调停，但英美反而更加确认日本是敌对势力，重庆也与美国更加加深了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即使蒋介石期望对日和平，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表示。交涉人同样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窥其真意”的行动，但松冈本身应该是希望和平交涉成立的。但是11月13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纲要”，同钱工作交涉案的内容相去甚远，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国内的准备不足。再有就是11月28日的会议，在决定是否于30日承认南京政权这一关键时刻，松冈却一言未发。松冈当时必定受到了军队相关人员相当的压力。例如，儿玉誉士夫就曾接受南京支那派遣军的委托去劝说松冈。日军千方百计组织了这次调停，加紧承认南京政府。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军队与外务省历来都存在部门间的争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松冈在自己的地盘――外务省内部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可以说松冈外交是在孤立无援中实行的。另一方面，松冈曾借德国为中介调停和重庆探讨和平之路，但这一条线最终也没有任何成果。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只得屈服于军队的压力。
对曾经表示中国问题是自己的“生命”的松冈来说，针对重庆和平调停工作的挫败让他追悔莫及。松冈在日苏中立条约缔结前，前往欧洲时叫来田尻，令他“再次开始调停工作，在我归国前务必要准备完成”。但自那以后，和平调停面临的状况已经愈发的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