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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中国/西南大学副教授
张武军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党政西迁，定重庆为战时首都。不少作家也因为倾向政治中心而选择来到了重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虽不能完全疏离，但也无法彻底融入，尤其这个政府是由国民党一党专制。作家们到达重庆后一方面体现出对于政权的疏远和反抗，另一方面体现出对于重庆地域的无奈的或主动的认可。重庆的政治中心作用、重庆的地域文化同作家的生存体验及创作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对于这种关系微妙的理解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重庆意象说起，这就是重庆的雾，重庆别称“雾城”。人常有言“雾重庆”，或因重庆是战时陪都，也常称“雾都”。重庆的雾为作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极具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象，反复出现在作家笔下，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极其巨大的贡献，并见证着战时重庆文学的命运。
我们还是从后向前看，看看作家们后来怎样描绘重庆的雾。作家们离开重庆后，还一直念念不忘重庆的雾，很多人在撰写回忆录时，常用“雾重庆”的称呼。茅盾在他回忆录中，专门一章是记录在重庆的生活和写作，题目为《雾重庆的生活》；藏克家回忆重庆题目为《少见太阳多见雾》；臧运远也写了《雾茫茫山城诗话》；秦牧的回忆录题目为《战斗在雾重庆》。还有许多人虽没以“雾重庆”为题，但也在回忆录里对重庆的雾做了很多的表述。方敬回忆：“抗战开初，我在成都，后来跑昆明，走桂林，闯贵阳，八年来行踪不定，四方奔波。对重庆，它的阴与晴，爱与憎，笑与泪，直接体验少，缺乏亲身的感受。只听说雾重庆，一个雾都，笼罩着自然的雾，也笼罩这政治的雾。但是团结、抗战、进步、民主的光明力量总要拨云雾而见青天。”徐迟回忆说：“那时候，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它不特使人舒服，而且令人汗毛竖起，战栗不已。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迷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血腥勾当。那时的山城是个特务世界，有人在雾里永远消隐不见了。……1944年起雾时，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已经发展到了极度。”
正如方敬和徐迟所说，很多作家的回忆录用“雾重庆”只是因为“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雾”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解放后，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描述关于解放前的重庆时，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雾”总是必不可少。例如周而复的《雾重庆》、王火的《浓雾中的火花》、曾宪国的《雾都》，以及描写国共两党谈判的《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等；在影视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浓雾笼罩的重庆街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和特务在行动。与此相对的则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重庆的雾就仅仅象征着“黑暗”？到底是雾遮蔽了我们，还是我们遮蔽了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载中！
张恨水曾经多次记载了重庆的雾，“人或有言，贵阳乌烟瘴气，重庆暗无天日，谑语，亦事实也。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11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3月开始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混然无睹。故春夜月华，冬日朝曦，蜀人实所罕见。又此间无大风，亦鲜霜雪。草木昌茂，殆由是欤。”这是张恨水在他的《重庆旅感录》给别人介绍重庆雾的情形，而他在文章的末尾特别著明，“密雾笼山，寒窗酿雨，书于枣子岚公寓楼灯下。”在这篇文章的续篇中，张恨水仍用较多笔墨介绍了重庆的雾：“盆地多雾，入冬愈甚，就经历所得，雾可分为黑白两种。白者�涌，凝结较浓，十步之外，渺不见物。然天晓弥漫，午则渐消。残雾升空，遂成昙阴。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阳一瞥。黑者遮盖天地，颇似昼晦。近视之，楼阁烟笼，远视之，山川夜失，终朝阴郁，不辨旦暮。雾结过久，辄变为烟雨，烟雨不散，更降为巨霖，巨霖之后，蒸气入地，可得小晴。顾小晴不克重朝，浓雾又起矣。”
张恨水关于雾的描写不论其可喜还是可厌，都是雾的自然状态的呈现，都是从自己的日常生存生活对雾作出的评判。抗战期间，真要从人的生存出发，那么雾更多的就应收到人们的欢迎。
雾是天然的防空设施，浓雾笼罩就可不必担心敌机的轰炸。当日军相继攻克南京和武汉后，战时之都重庆就成为他们的重点攻击对象。日军为了一举解决中国战事，集中了开战以来最强的兵力，准备溯江而上，攻下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而重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军靠大兵团作战的计划受到严重阻碍。日军除了从空中用大规模的轰炸使重庆屈服外别无他途。
据日本研究抗战的历史学家调查统计，日军第一次轰炸重庆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这次轰炸并没有对重庆造成多大的损伤，原因就是浓厚的雾保护了重庆。后来日军的轰炸都是避开重庆雾季进行。
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宪光回忆重庆遭受轰炸的情形时写道：“零星的空袭整个夏天都在进行，当大雾迷漫的冬天到来时，重庆才松了一口气。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袭所破坏了。重庆虽然准备了避难所，但从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员却濒临生命的危险，在洞内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这就是日军得意的神经战的空袭。空袭常常一连持续三个小时，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他法。”
正如董宪光所说，在雾季，重庆可以松一口气，没有雾的日子，面对日军一次次猛烈的空袭，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任何办法。轰炸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员不仅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雾可以成为生命的保障时，大家能不喜盼雾的到来吗？
作家李又宁回忆在重庆的生活时说：“在张家花园的时候，生活在空袭的阴影下。众所周知，重庆是雾城。雾重或下雨的日子，敌机不会来；晴空或月夜，则反。因此，天气不好，人们比较心宽；天气好，心情沉重。”当时重庆的人们包括作家在内都是这样的心态。
沧一来到重庆就很有感慨：“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的重要的城市，几乎都遭到了敌人的铁鸟光顾。只有这重庆，在经年的多雾的万山丛中，市民至今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度着闲适的生活。无怪一般逃难来川的朋友们，一见面就惊异地说：‘你看，四川人的镇静多么有功夫！’前线战斗的那样激烈，战区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种情形，无论谁见了都要感动的流出眼泪！就是在后方的武汉、长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无日不在空袭警报中过着紧张的生活。然而一入夔门，正如进了桃花源一样，什么事都平静下来了！……”
在重庆生活的思红也对雾的到来表示了渴望和赞颂。“重庆最有名的雾罩，这几天应时光临了，永远昏昏沉沉的，抬头看不见晴天白日，俗语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重庆夏天的炎威，特别是今年，真晒得厉害极了。现在到了冬季，不要说‘负爆献枕’根本谈不到，简直自朝至暮谁也没有见过那太阳究竟丛什么地方升起来，什么地方落下去，这样闷人的环境，岂不叫人扫兴？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兴高彩烈，欢迎那厚重的雾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的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在上空盘旋了半天，始终找不到机场，竟飞到了成都才停了下来，那样的糊里糊涂，更加欢迎。究竟这种难得的天然消极防空设备，千载一时，岂能错过利用的机会。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庆的人不知为什么愈疏散愈多，马路上摩肩擦踵，推不完，挤不开；一天到晚，无时无刻不像戏院门口散场一般。最近受雾罩的吸引，情形更紧张了，大概这些人靠雾罩保险，自以为领过了安全证，名为疏散，暗实集中，重庆的人口密度怕离饱和量不远了。”
顾梦五谈到重庆的空袭情形时说道：“科学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发挥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学的猛攻。盆地气候的湿热，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雾笼罩着，大抵再过一个月，重庆城便要没入弥漫的白雾中，而日军空袭也相当的困难吧！”
凯礼记述了1940年元旦重庆的情形，尽管这年夏天，重庆遭受了日机的猛烈轰炸。但到冬季，重庆终于恢复了活力。元旦热闹非凡，有舞狮子的、耍龙灯的、有体育游行等等各种活动。“将近傍晚的时候，人行道上站满了男女老幼，尤其妇孺们。因为有天然的防空网（浓雾），四乡赶来看热闹的人特多。”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了整整3天，这样的情形自民国以来在重庆还从未有过。
看来因为有浓雾的保护，大家都安心地尽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当中。作家们也是如此，在日军轰炸最疯狂的时候，大家都四散到乡下躲命，雾季到来时，才集中到城里，安心写作和参加文协各种活动。
老舍回忆在重庆的生活时说道：“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时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轰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者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必须预备下乡。”老舍的很多文章、戏剧、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都是在雾季写成的。巴金说：“我能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的‘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说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到，夏天敌机轰炸不停，几乎无法看书写作；夏天天气炎热，黑蚊常袭，难以安心写作；夏秋雨多，屋漏影响写作。他的作品虽几乎都为连载，但基本起于雾季，主要写成部分也在雾季，可见重庆雾对于张恨水写作的重要性。
不单老舍、巴金、张恨水如此，几乎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如此，他们大都在雾季完成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作品。40年代在文学史上被公认是中国长篇小说繁荣昌盛的时期，实际上，重庆的雾为此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假如作家们一直像抗战初在上海南京武汉时期那样，整天躲命，又怎么能静下心来构思，安下心来写作呢？这也许是为什么抗战初期几乎没有长篇小说问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雾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它促成了中国40年代戏剧的大繁荣。中国现代戏剧自五四前后开始兴起，直到40年代才发展到顶峰，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而现代戏剧之所以能在40年代达到顶峰是与重庆、与重庆的雾分不开的。
1937年12月28日，集中在武汉的十多个戏剧团体和戏剧界的广大人士洪深、田汉、余上沅、陈白尘等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戏剧节虽然诞生于武汉，但第一届戏剧节并没有在武汉举行。因为1938年10月，日军的炮火已经在武汉三镇燃起。著名的戏剧团体上海业余剧作人协会、怒潮剧社、国立戏剧学校等先后到了重庆，大批戏剧界人士也荟萃雾都。因而第一届戏剧节的纪念活动就在雾都重庆展开，“活动共持续22天，500余名话剧和戏曲工作者，上千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此后到1941年10月前，聚集在重庆的广大戏剧界人士共演出话剧100多出，如《保卫卢沟桥》、《卢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全民总动员》、《蜕变》、《雾重庆》等等。这些戏剧大都在先年秋末到次年夏初间进行，因为这段时间重庆上空为浓雾所笼罩，大可不必担心敌机来袭。
戏剧界逐渐意识到应该利用雾季这难逢的大好时机多上演话剧，由此形成了史上著名的“雾季演出”。1941年10月11日，雾季演出开始，在中国万岁剧团的号召和提倡下，演剧单位常是公演，也被称为雾季公演。
法西斯丧钟响了
对于雾季演出的地位，胡润森先生总结说：“陪都雾季公演连办4年，堪称优秀剧本联袂而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厚重一页。”
同时因为有每年昌盛的雾季演出，很多作家开始致力于戏剧写作。郭沫若的剧作几乎都是在重庆写成并上演，这被公认为是郭沫若艺术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庆完成并上演了他的名剧《家》、《蜕变》、《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戏剧，为他带来极大声誉并为他后来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茅盾也在重庆完成了他的唯一的一部戏剧《清明前后》。同时重庆的雾季舞台也培养了诸多的优秀演员如赵丹、白杨、张瑞芳等等。
如果说北京故都和高校氛围为“京派”提供了必要条件，上海的租界和商业气息造就了“海派”的产生；那么，重庆的山和雾为“渝派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雾为作家生存和创作提供了保障，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的繁荣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们大都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对雾以及雾都的文学都只承认其批判性立场。这很显然前后矛盾。事实上，雾保障了作家的生存和创作，成就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繁荣。但当雾真正进入作家创作内部时，极少有人会赋予雾以美好的情感色彩。当然冰心是个例外，冰心曾写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很多人都不喜欢雾，认为雾有损人的健康。王西彦写到：“一个弥漫混沌的世界，雾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边，我迎着那细小的，隐约的，执拗的，损人健康的雾雨，我冲破着它。”（王西彦《山中文札》）包白痕认为浓雾造成了忧郁的山城：“正日云雾弥漫，很难见到红嫩嫩的太阳，住在这里，像住在牢狱里一样，没有光亮也没有热力，冷酷、阴森、沉闷，紧压在人们的心头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已有一年了，从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压着一块铅石，是那么沉重。”“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忧郁，没有光亮，没有热力，有的只是灰暗的雾，乌黑的云，蒙蔽着山，遮蔽着山城。”（包白痕：《忧郁的山城》）司马�也说：“在冬季，人们生活在雾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司马吁《重庆客》）
雾在诗人笔下也只是让人感到沉重、烦闷和讨厌。任均在1941年1月23日在浓雾的山城中写了《雾》，他把雾比作“一只惨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雾――白茫茫的雾/雾，盖住了树林、房屋、山岗、河流……/雾/遮断了璀璨的阳光/人们的视线/所有的道路……/这时候/许多人/都感到了/极端的迷惘/无限的焦躁/难堪的苦闷……/像居住在深海的鱼类/变成了一个谜/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找/前路/正有什么东西在等待/在埋伏。”（任均：《雾》）江村把雾比作灰色的囚衣：“雾/昏暗而浓重的雾/弥漫在山林，迷漫在山谷/像一副苍白的纱幕/隐蔽了凋零，残朽了景物。天/扳着死灰的脸/挂下绵绵的语丝/像无数根铁柱/围成了人间的囚室/雨声/滴出深深的厌烦/像一个年老的狱吏/叨叨的吐着怨言。葱郁的茂林晦暗了/碧绿的山岩霉湿了/广阔的田野/在死寂的雾层里沉沉的睡了。生活在山国里的人们/坚强的在苦难里煎熬/千万只炽烈的心/是千万只向往自由的鸟/它将突破这灰色的笼啊！……（江村：《灰色的囚衣》）邹绛展示了在浓雾中城市的破碎与压抑：趁着傍晚我攀上这城头上面的/楼阁/但对着这云雾低漫的宇宙/我却无法唱出我悦意的歌/……/浓重的云雾压着对河的山/压着没有钟声的庙宇，压着/蛰伏在每个屋脊下面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着热烈与光明的/歌，但对着这云雾迷漫的宇宙/我却无法调整我自己的音律。”（邹绛《破碎的城市》）丹茵写了《重庆的雾》，认为雾把重庆一切都遮蔽，把一切都变成灰暗。艾玲离开重庆时，因为受够了重庆的雾而对重庆没有一点留恋：“让灵魂在屈辱里哭泣/让雾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这里/只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别了，你古老的山城/别了，你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艾玲：《没有留恋》）郭沫若认为雾掩盖了罪恶：“雾期早过了/是的/炎热的太阳在山城上燃烧/水成岩都鼓暴着眼睛/在做着白灼的梦/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万亿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亲眼看见的/雾从千万个孔穴中涌出/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掩盖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吴视把山城比作破烂的船“正迷失在雾海里/正靠近险滩里/……我向你沉重的呼喊――山城你醒来哟。”（吴视：《山城的侧面》）
对于小说和戏剧来说，雾更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母题。张恨水对于重庆的乌烟瘴气的社会氛围强烈不满，也催生出他重庆创作的一个最大主题：对于“雾重庆”的批判。重庆雾在张恨水作品中如《八十一梦》、《傲霜花》、《纸醉金迷》、《魍魉世界》等大量出现，雾是重庆黑暗、污浊不堪的现实的隐喻，也是知识分子艰难处境的象征，象征他们生活的贫困、内心的压抑、灵魂的扭曲，以及浓雾中迷失人生方向的焦灼与彷徨。巴金《寒夜》中的冷雨冷风、天寒雾浓的铺陈，让人有如掉入冰窟，作品中的人物沟通的无望、前途的渺茫、挣扎的心酸，无不让读者品味到作品的“寒夜”叙述和悲凉的美学风格。“重庆和冬雾倒几乎成了入蜀作家一个最大的‘母题’，围绕它们诞生了蔚为壮观的大后方小说和大后方戏剧，仅题目与之相关的戏剧就有《雾重庆》（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残雾》（老舍）、《重庆屋檐下》（徐昌霖），小说《雾城秋》（艾明之）、《雾都》（李辉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重庆城及其挥之不去的浓雾常常成了腐败、空虚的背景或者象征，它们共同组成了那黑暗的大后方。”
重庆的雾尽管在当时为作家们的生存和写作提供了保证和依赖，但在作品中多被作家批判，就如重庆的国民党政治中心身份一样，后来进步作家只是检讨自身“左”的不够，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样的结论是否过于简单了呢？实际上，依赖于雾的保障而又批判雾，正如依赖体制的保障而又不断批判它，这不正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么？然而在阳光与雾中，我们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当太阳升起来时，雾就被无情的驱散，或者仅仅承认对雾只能是以一种批判立场来表现对阳光的呼唤。对于发生在以“雾都”为中心的“战时重庆文学”，人们也常持同样的观点。从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雾的丰富，也会发现战时重庆文学的丰富。
雾确实应该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代表着重庆的地域特色，象征着作家在重庆的生活和体验。我们对雾、对重庆、对当时在重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一种简单的二元论：要么坏，要么好；要么黑暗，要么光明；要么反动，要么革命。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其实都是政治决定论在文学评价上的体现，重庆文学成也是战时政治中心地位，衰同样也是因此，当政治中心不再，作家们像曾经潮水一样来又如潮水一般回，同时本该留存的积淀也因其国民党政治中心受批判，戛然而止。今天我们的研究如果仍不重视重庆地域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重庆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将会被我们遗忘，对于中国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无疑也会是一种缺失。
前言
本文重点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人口变迁。人口变迁问题的研究，是分析某个社会时代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基础性的研究课题。对抗日战争时代的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战时重庆社会人口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1.因为不好找到第一手史料`，所以严重地制约了这个领域方面的研究。本文利用整理的重庆市政府及市警察局的一些第一手史料，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首先，与重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其它一级行政区进行比较，重庆市的人口变迁，有以下特征：根据表一的资料显示，大后方许多的一级行政区人口减少了。可是，在重庆抗战期间的人口却显著地增加了。根据表一显示，调查期间的重庆人口增加到47%。大后方的其它省市里面，广西、贵州两省也增加了，不过广西是5%，贵州是3%，而其它的省却减少了。战争地区各省的人口也减少了大半，许多人集聚到了重庆，这是战时作为首都重庆的特征。那么，人们集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
一、战时首都重庆市的人口变迁
从表二，可看出重庆市每月户数、人口的变动。同表的数据，是原重庆市警方负责调查的家庭登记的数据。本文尽量避免间接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数据，尽可能利用原始档案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在找不到原有史料时，尽可能从可靠的史料集引用第一手史料。因为在有些月份里历史数据有所不同，所以会发生取舍选择史料比较难的情况，不得不同时罗列一些不同的数值。
1、常住人口与现住人口
重庆市警察局在户口调查时，实施调查的对象有下面三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常住人口”，记载了“原籍之人口”、“现住人口”（下述）、“迁出后未变更原籍之人口”、“居住满一年取得寄籍之人口”；“现住人口”，记载了“调查日所居住的人口”；“流动人口”，记载了‘调查日内在所查地居住未满一个月来去无定之人口’2.也就是说，调查时在被调查地点居住的人，被统计“现住人口”中。“常住人口”是指“现住人口”、“在重庆居住1年以上，寄居在有居住权的人家中之人”、“从重庆调往外地工作，但原籍未变更之人”的总括。
其实，有关人口、户口的公布数据，是指“常住人口”，还是指“现住人口”史料中没写明。“现住人口”其中是不是包括“流动人口”也不明确。笔者认为，人口统计记载的“现住人口”中，没包括流动人口。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重庆市公安处（抗战期改为警察局），公布了1936年2月份人口统计，在10区的户口里有74398户，总人口328805人，其中男性195720人。但是，同表的附记里“尚有流动人口约七万人未列入”3.还有1938年11月13日，重庆市警察局公布的总人口为49.68万人，但附记里“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共约60万人”。
1939年8月17、18日，警察局进行了“户口总检查”，其结果如下：“据警察局长，统计本市无证居民共有157101人”5.就是说，人口统计中包含了因无居住证明而未获得居住权的居民157101人。由此可知，人口和户口统计记载的基本上是在调查当日查到的数据，即“现住人口”的数据。而1939年8月的居民人口是380276人，所以当时“无证居民”人口所占比率为41.3%，有证居民人口所占比率为58.7%。
2、当时人口变化的区分
从表二来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但在此先指出，该表的问题是1942年以后每月的数据并不完整。这一点留作今后的课题，来讨论关于人口动向的情况。
分期情况如下：
第1期：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4月。1938年2月18日，日军对重庆市内进行了最初的空袭。同年10月4、8日也进行了轰炸，这一年轰炸次数不多，只是“试探性攻击”的性质9.所以国民政府和普通居民的警惕一直不高，这一时期的市区人口大体上持续增加。
第2期：从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1939年5月，重庆遭受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7月至9月也连续遭到了轰炸。1940年也从4月下旬开始了大轰炸，特别是5、6月实施的所谓“101号作战”，重庆遭受到了激烈的轰炸。第2期的人口，在反反复复的增减。第2期当初的总人口为54万人（1939年4月），以后锐减为28万人（1939年5月），此后的1940年2月，又恢复到42万人了。但是，1940年8月再次发生的轰炸又使人口减少到36万，到1941年1月才总算恢复到了42万。当时的国民政府，通过事先预测春季以后的轰炸，每年2、3月份对居民实行“疏散政策”。对第2期、第3期所执行的强制性“疏散政策”，从表二来看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不少“疏散”去的居民和难民们，又重新流入市区。关于“疏散政策”，以后别稿论述。
第3期：1941年3月后到抗战结束。同年的3月，市区大幅度扩大。人口从约43万，增加了18万，达到61万。1941年6月的轰炸，导致了“大隧道惨案”的发生。同年8月，日军反复进行了所谓“疲劳式空袭”。到9月底，对重庆市内的轰炸基本结束。同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夏天的战局对日军来说很不利，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制控权慢慢丧失。至此，对重庆市的轰炸事实上已经停止。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市郊外的轰炸，是最后的轰炸10.到第3期，重庆市内人口连续且显著地增加，总人口在战后的1945年12月达到124万，之后的一年间减少了24万人左右。
笔者在上面指出，市区的大幅度扩大是人口和户口的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再具体说明一下，当时的重庆市警察局，于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进行每月三次的人口调查。1941年3月，到中旬为止，警察局一直对扩大以前的市区作统计工作，同月下旬就开始对扩大的市区作统计工作。笔者在这里将3月上旬与市区扩大后4月上旬的户口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表四的数据。据表四显示：该期间增加了户口26350户，人口182999人。人口变动原因中，（1）~（3）是迁移、流动方面的原因，（4）~（8）是营业、雇佣等经济方面的原因，（9）~（12）是出生、死亡、婚姻、养育等原因，（13）以下是其它原因。而该期间的这些原因中，“迁入”（往市内的迁移）导致的人口变动的数值最大，有1572人“迁入”。但在该期间总人口增加了182999人，迁入人口的数量仅占了总人口增加量的不到0.86%。因此，按笔者的理解来说，该时期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由于市区的扩大而产生的。被编作重庆市第13―17区的巴县和江北县管辖的地区，许多人早就向这些地区迁移了。从1939―1941年的春季到夏季，由于日军轰炸，很多人被炸死。但是，在1941年的这个时期，除了3月18日的轰炸以外没有其它受害者11.所以，当时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减少很小这一事实也可以从表四中体现出来。
二、从户口类别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
表五是按照户口类别来表示人口变化的。从这个表可以知道，随着时期变化编制户口的基本想法也发生一些变化。1940―1941年之户口类别方面没有学校、部队、船户三种户口。按笔者的估计，这个时期的户口编制，公共处所（政府的事业所和政府下属的公益团体・工商团体等）里面包含了学校、部队两种户口，因为以后这两种户口猛增所以从公共处所分离了。虽然在1941年3月的市区扩大时就设置了船户户口，但据笔者考�，实际上“水上区”居民的户口被列入统计表是从1943年6月份的统计开始的12.乐户，是“妓馆”的意思。以前向乐户征收“乐户捐”，向乐女（娼妓）征收“乐女捐”之类的捐税，但金额很少，查重庆市的该项捐税“民国30年度岁入概算共计四千二百元，数字不大”13.重庆市从1941年12月1日开始，取消了对乐女捐的征收14，1942年以后，乐户从户口表上消失了。据史料，1946年不少贫民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河边上占地建筑棚户居住，他们成为重庆市公产管理处（现在的城管部门）的整顿对象15.但是从表五所显示，棚户户口从1945年户口表上消失了，尽管它是行政管理上必查的项目，而其消失理由不详。
从表五分析大轰炸与户口变化的关系。1940年4月至8月份之间，日军从5月18日开始实施“101号作战”计划，6月12日、16~24日也进行了轰炸，一直持续到8月份，期间尤数8月19日的轰炸最为惨重16.1941年5月至9月份之间，在旧市区发生了悲惨的“六・五大隧道惨案”，死者约1000人左右17.1942年以后，国民政府强化了防空体制，而事实上在1941年9月1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市内进行轰炸后，空袭就基本结束了18.虽然在1943年8月23日，日军飞机又对重庆市进行了最后的轰炸，但1941年9月以后，重庆市就基本上恢复了平静，往市区的人口流入也在增加。
以上简单地叙述了轰炸的经过。那么各种户口的变化情况怎么样呢1940年4月至8月，总人口减少了4.4万，其中普通住户减少了2.4万人，商店减少了2.2万人，但棚户住户只减少了1800人左右。该期间有坚固防空设施的公共处所增加了3400人，工厂增加了1800人。为了实证这个情况，必须考察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建设，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进一步考察。
当时防空设施的利用极为不公平。1941年10月，有1296处防空洞，可收容445048人。1943年11月，有1811处，可收容420018人19.据谢世廉等的共同研究，防空洞的利用情况如下：“当时的重庆市有1800余处防空洞，按使用人员的不同身分和职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政府首脑、国民党高官及财界大亨个人专用。第二类是各机关和公司等事业单位的专用洞，称为民间防空洞。第三类才是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不分对象、不定人数、设备不齐、当然内部条件差、环境劣恶。第一、第二类高级防空洞，门口有卫兵严密把守，须凭证进入、设施齐备、防护坚固、非常安全”20.从这个记述也可以看出，在大轰炸中最严重的受难者就是普通平民百姓。
在1941年6月，发生了“六・五大隧道惨案”。这件惨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941年5月至9月期间，总人口还是增加了5.1万余人，其中工厂户口增加了6.5万人，普通住户增加了2.5万人，公共处所增加了1.2万人。不过另一方面棚户住户却锐减4.9万人，商店户口也减少了3200人。这些事表明，下层平民与跟他们作买卖的小商人们是空袭的最严重受害者。
从1941年9月空袭基本上结束后的3年半时间里，总人口从68万人猛增到126万人。特别显著的是工厂户口的增加，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增加了8.3倍。该期间的商店户口增加3.0倍，普通住户增加2.1倍，这样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随着国防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工业化发展也很快。在抗战时期，有400多家工厂迁渝，加上为适应战争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厂，使重庆的工业企业增加到1690家。工业职工占当时“国统区”工厂（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21.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详述了。
1945年4月的户籍表统计显示，棚户住户被撤除了。笔者推测，如果将应该存在的数万棚户住户算进来的话，到战争结束时重庆市总人口超过130万人。
其次，要分析关于性别比的问题，表六是1940年和1941年户口类别的性别比。现阶段，由于找到的史料不多，不能制出完整的统计表，所以尚不能深刻地了解有关性别比的问题。户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共同生活户”（按照血缘关系等共同生活的户口），另外一种叫“共同事业户”（以经济活动作为主体有共同事业，而一起生活的户口）。普通住户、棚户住户属于前者，公共处所、工厂、商店、旅栈、乐户、寺庙属于后者。另外商店中的小家庭经营者以及与亲戚共同生活的外侨也属于前者。共同生活户反映了当时的家庭情况。普通住户和棚户住户里，男性比女性多。性别比差最大的是共同事业户工作的公共处所（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和工厂这两种单位，其次是商店和旅栈。在共同事业户中，由于事业的特殊性，只有乐户的性别比差很小。这反映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现象，在重庆大都会中，女性在公共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被排除。有人在文章中分析性别比差大的原因时说，“在大轰炸中，妇女和儿童由于体力原因，在逃跑的过程中处於劣势，是最容易受伤和死亡的。”但“体力原因”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是男性占优势的社会，这一现实才是总人口中性别比差很大的根本原因。
三、从职业类别来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
1941年1月以前的数据是市区扩大以前的数据，1941年12月以后的数据是市区扩大以后的数据。关于1945年12月的数据，由于资料的取舍有困难，同时附上两种数据（引用自同一文献，其资料都来源于警察局，但是数据构成有很大的差异）。1941年1月，从《重庆市警察局工作报告（民国29年9月至30年2月）》。1941年12月，从《重庆市警察局民国三十年统计年鉴》，（《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3卷战时社会）》，来自7页的再引）。1945年1月，从重庆市政府编《重庆要览》1945年4月刊，17页，学生人数是同一资料，70页。1945年12月左面表（a），，从《重庆市人口职务分析统计表（民国34年12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48、49页）。1945年12月右面表（b），，从《陪都全市人口职业统计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17页）、但从人口总计来判断，原表写《（民国）三十五年》是《（民国）三十四年》的误记而引用它。
第一、一直占很大比例的是人事服务业、商业和无职业者。人事服务业占的比例比较大，1941年12月占23.4%、1945年1月占17.5%。商业占15.1%，18.6%。人事服务业里面占最大比例的是家庭管理（当时被称为“理家”），1941年1月占76%。无职业者里面，学生所占的比例较大，1945年1月，22万人中的9万人（占41%）是学生。这三种范畴的比例从抗战初期就开始居高。据张瑾的分析，1937年家庭管理职业占28.08%、商业占13.70%、无职业者占29.01%22.
第二、工业和公务员的比例显著增大。工业的比例1940年8月9.9%，1945年1月14.6%。同期的公务员从4.5%增长到6.4%。这反映当重庆地区工业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
第三、交通运输就业人员的比例，1940年8月占9.2%，但1945年1月下降到7.0%。在交通运输业中，由“挑夫”和“滑杆”为带表的传统性的运输工具占的比例很大，1941年1月占66%。这显示了当时交通运输的落后。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从1941年12月的14.6%，下降到1945年1月的7.7%。
表八是根据表七归纳出的数据，更明显的显示出了各时期各领域就业人员的增减情况。表八显示：（A）期，即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期间，市外人口“迁入定居”效果显著；（B）期，即1941年1月至1941年12月期间，“迁入定居”和“市区扩大”效果显著；（C）期即，1941年12月至1945年1月期间，“迁入定居”效果显著。在（A）期和（B）期大轰炸一直持续发生。（A）期工业部门的工人、公务员、交通运输工人、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有所减少，商业者、人事服务工人、无职业者增加的幅度很大。这个时期尽管总人口增加了，但各社会阶层的人们迁入、迁出现象发生频繁。（B）期除无职业者以外，其他职业领域的人口都在增加。至于这种增加，“迁入定居”与“市区扩大”哪个效果大呢？对1941年3月上旬和4月上旬人口变动原因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市区扩张比“迁入”（移居市内）导致的人口增加更为显著。（C）期除农业劳动者以外，其他领域的人口都有显著增加。可以确定“迁入定居”在当时对人口增加的效果是相当大的。据1945年2月的重庆《中央日报》的报道，笔者分析了“内迁难民”的身份，主要有以下7种：（1）交通及产业工人；（2）城市手工业者及商人；（3）学生；（4）公务员及公营、民营事业的职员；（5）教职员及文化工作者；（6）上述各类亲属；（7）投靠后方亲属之无业者23.（C）期就业人员的陡增，证实了以上的分析。
结束语
本文考察的重点如下：第一，尽可能详细地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每月的人口变迁进行研究；第二，对户口类别的变迁进行研究；第三，对职业类别的变迁进行研究。并分3期对人口变迁进行了分析。第1期：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4月；第2期：从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第3期：1941年3月以后到抗战的结束。第1期，人口“迁入定居”效果显著；第2期其效果不稳定；在第3期初期，尽管“市区扩大”效果比“迁入定居”效果更为显著，但“迁入定居”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的。学者公认，随着抗战的展开，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文从户口类别及职业构成这一角度，再次考证了这一史实。
本文分期分析了抗战时重庆人口变迁的经过。但人口是怎样变迁的，还有待以后再作考察。从收集到的史料来看，还遗留下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1，1942年以后每月的数据不完整；第2，对1938年至1939年户口、人口构成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还不充分。仍需继续收集材料。
张武军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党政西迁，定重庆为战时首都。不少作家也因为倾向政治中心而选择来到了重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虽不能完全疏离，但也无法彻底融入，尤其这个政府是由国民党一党专制。作家们到达重庆后一方面体现出对于政权的疏远和反抗，另一方面体现出对于重庆地域的无奈的或主动的认可。重庆的政治中心作用、重庆的地域文化同作家的生存体验及创作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对于这种关系微妙的理解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重庆意象说起，这就是重庆的雾，重庆别称“雾城”。人常有言“雾重庆”，或因重庆是战时陪都，也常称“雾都”。重庆的雾为作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极具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象，反复出现在作家笔下，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极其巨大的贡献，并见证着战时重庆文学的命运。
我们还是从后向前看，看看作家们后来怎样描绘重庆的雾。作家们离开重庆后，还一直念念不忘重庆的雾，很多人在撰写回忆录时，常用“雾重庆”的称呼。茅盾在他回忆录中，专门一章是记录在重庆的生活和写作，题目为《雾重庆的生活》；藏克家回忆重庆题目为《少见太阳多见雾》；臧运远也写了《雾茫茫山城诗话》；秦牧的回忆录题目为《战斗在雾重庆》。还有许多人虽没以“雾重庆”为题，但也在回忆录里对重庆的雾做了很多的表述。方敬回忆：“抗战开初，我在成都，后来跑昆明，走桂林，闯贵阳，八年来行踪不定，四方奔波。对重庆，它的阴与晴，爱与憎，笑与泪，直接体验少，缺乏亲身的感受。只听说雾重庆，一个雾都，笼罩着自然的雾，也笼罩这政治的雾。但是团结、抗战、进步、民主的光明力量总要拨云雾而见青天。”徐迟回忆说：“那时候，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它不特使人舒服，而且令人汗毛竖起，战栗不已。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迷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血腥勾当。那时的山城是个特务世界，有人在雾里永远消隐不见了。……1944年起雾时，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已经发展到了极度。”
正如方敬和徐迟所说，很多作家的回忆录用“雾重庆”只是因为“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雾”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解放后，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描述关于解放前的重庆时，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雾”总是必不可少。例如周而复的《雾重庆》、王火的《浓雾中的火花》、曾宪国的《雾都》，以及描写国共两党谈判的《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等；在影视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浓雾笼罩的重庆街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和特务在行动。与此相对的则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
重庆的雾就仅仅象征着“黑暗”？到底是雾遮蔽了我们，还是我们遮蔽了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载中！
张恨水曾经多次记载了重庆的雾，“人或有言，贵阳乌烟瘴气，重庆暗无天日，谑语，亦事实也。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11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3月开始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混然无睹。故春夜月华，冬日朝曦，蜀人实所罕见。又此间无大风，亦鲜霜雪。草木昌茂，殆由是欤。”这是张恨水在他的《重庆旅感录》给别人介绍重庆雾的情形，而他在文章的末尾特别著明，“密雾笼山，寒窗酿雨，书于枣子岚公寓楼灯下。”在这篇文章的续篇中，张恨水仍用较多笔墨介绍了重庆的雾：“盆地多雾，入冬愈甚，就经历所得，雾可分为黑白两种。白者�涌，凝结较浓，十步之外，渺不见物。然天晓弥漫，午则渐消。残雾升空，遂成昙阴。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阳一瞥。黑者遮盖天地，颇似昼晦。近视之，楼阁烟笼，远视之，山川夜失，终朝阴郁，不辨旦暮。雾结过久，辄变为烟雨，烟雨不散，更降为巨霖，巨霖之后，蒸气入地，可得小晴。顾小晴不克重朝，浓雾又起矣。”
张恨水关于雾的描写不论其可喜还是可厌，都是雾的自然状态的呈现，都是从自己的日常生存生活对雾作出的评判。抗战期间，真要从人的生存出发，那么雾更多的就应收到人们的欢迎。
雾是天然的防空设施，浓雾笼罩就可不必担心敌机的轰炸。当日军相继攻克南京和武汉后，战时之都重庆就成为他们的重点攻击对象。日军为了一举解决中国战事，集中了开战以来最强的兵力，准备溯江而上，攻下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而重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军靠大兵团作战的计划受到严重阻碍。日军除了从空中用大规模的轰炸使重庆屈服外别无他途。
据日本研究抗战的历史学家调查统计，日军第一次轰炸重庆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这次轰炸并没有对重庆造成多大的损伤，原因就是浓厚的雾保护了重庆。后来日军的轰炸都是避开重庆雾季进行。
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宪光回忆重庆遭受轰炸的情形时写道：“零星的空袭整个夏天都在进行，当大雾迷漫的冬天到来时，重庆才松了一口气。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袭所破坏了。重庆虽然准备了避难所，但从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员却濒临生命的危险，在洞内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这就是日军得意的神经战的空袭。空袭常常一连持续三个小时，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他法。”
正如董宪光所说，在雾季，重庆可以松一口气，没有雾的日子，面对日军一次次猛烈的空袭，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任何办法。轰炸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官员不仅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雾可以成为生命的保障时，大家能不喜盼雾的到来吗？
作家李又宁回忆在重庆的生活时说：“在张家花园的时候，生活在空袭的阴影下。众所周知，重庆是雾城。雾重或下雨的日子，敌机不会来；晴空或月夜，则反。因此，天气不好，人们比较心宽；天气好，心情沉重。”当时重庆的人们包括作家在内都是这样的心态。
沧一来到重庆就很有感慨：“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的重要的城市，几乎都遭到了敌人的铁鸟光顾。只有这重庆，在经年的多雾的万山丛中，市民至今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度着闲适的生活。无怪一般逃难来川的朋友们，一见面就惊异地说：‘你看，四川人的镇静多么有功夫！’前线战斗的那样激烈，战区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种情形，无论谁见了都要感动的流出眼泪！就是在后方的武汉、长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无日不在空袭警报中过着紧张的生活。然而一入夔门，正如进了桃花源一样，什么事都平静下来了！……”
在重庆生活的思红也对雾的到来表示了渴望和赞颂。“重庆最有名的雾罩，这几天应时光临了，永远昏昏沉沉的，抬头看不见晴天白日，俗语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重庆夏天的炎威，特别是今年，真晒得厉害极了。现在到了冬季，不要说‘负爆献枕’根本谈不到，简直自朝至暮谁也没有见过那太阳究竟丛什么地方升起来，什么地方落下去，这样闷人的环境，岂不叫人扫兴？但是一般人的心理正兴高彩烈，欢迎那厚重的雾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的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在上空盘旋了半天，始终找不到机场，竟飞到了成都才停了下来，那样的糊里糊涂，更加欢迎。究竟这种难得的天然消极防空设备，千载一时，岂能错过利用的机会。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庆的人不知为什么愈疏散愈多，马路上摩肩擦踵，推不完，挤不开；一天到晚，无时无刻不像戏院门口散场一般。最近受雾罩的吸引，情形更紧张了，大概这些人靠雾罩保险，自以为领过了安全证，名为疏散，暗实集中，重庆的人口密度怕离饱和量不远了。”
顾梦五谈到重庆的空袭情形时说道：“科学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发挥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学的猛攻。盆地气候的湿热，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雾笼罩着，大抵再过一个月，重庆城便要没入弥漫的白雾中，而日军空袭也相当的困难吧！”
凯礼记述了1940年元旦重庆的情形，尽管这年夏天，重庆遭受了日机的猛烈轰炸。但到冬季，重庆终于恢复了活力。元旦热闹非凡，有舞狮子的、耍龙灯的、有体育游行等等各种活动。“将近傍晚的时候，人行道上站满了男女老幼，尤其妇孺们。因为有天然的防空网（浓雾），四乡赶来看热闹的人特多。”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了整整3天，这样的情形自民国以来在重庆还从未有过。
看来因为有浓雾的保护，大家都安心地尽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当中。作家们也是如此，在日军轰炸最疯狂的时候，大家都四散到乡下躲命，雾季到来时，才集中到城里，安心写作和参加文协各种活动。
老舍回忆在重庆的生活时说道：“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时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轰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者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必须预备下乡。”老舍的很多文章、戏剧、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都是在雾季写成的。巴金说：“我能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的‘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说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到，夏天敌机轰炸不停，几乎无法看书写作；夏天天气炎热，黑蚊常袭，难以安心写作；夏秋雨多，屋漏影响写作。他的作品虽几乎都为连载，但基本起于雾季，主要写成部分也在雾季，可见重庆雾对于张恨水写作的重要性。
不单老舍、巴金、张恨水如此，几乎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如此，他们大都在雾季完成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作品。40年代在文学史上被公认是中国长篇小说繁荣昌盛的时期，实际上，重庆的雾为此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假如作家们一直像抗战初在上海南京武汉时期那样，整天躲命，又怎么能静下心来构思，安下心来写作呢？这也许是为什么抗战初期几乎没有长篇小说问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雾对中国现代文学起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它促成了中国40年代戏剧的大繁荣。中国现代戏剧自五四前后开始兴起，直到40年代才发展到顶峰，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而现代戏剧之所以能在40年代达到顶峰是与重庆、与重庆的雾分不开的。
1937年12月28日，集中在武汉的十多个戏剧团体和戏剧界的广大人士洪深、田汉、余上沅、陈白尘等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戏剧节虽然诞生于武汉，但第一届戏剧节并没有在武汉举行。因为1938年10月，日军的炮火已经在武汉三镇燃起。著名的戏剧团体上海业余剧作人协会、怒潮剧社、国立戏剧学校等先后到了重庆，大批戏剧界人士也荟萃雾都。因而第一届戏剧节的纪念活动就在雾都重庆展开，“活动共持续22天，500余名话剧和戏曲工作者，上千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此后到1941年10月前，聚集在重庆的广大戏剧界人士共演出话剧100多出，如《保卫卢沟桥》、《卢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全民总动员》、《蜕变》、《雾重庆》等等。这些戏剧大都在先年秋末到次年夏初间进行，因为这段时间重庆上空为浓雾所笼罩，大可不必担心敌机来袭。
戏剧界逐渐意识到应该利用雾季这难逢的大好时机多上演话剧，由此形成了史上著名的“雾季演出”。1941年10月11日，雾季演出开始，在中国万岁剧团的号召和提倡下，演剧单位常是公演，也被称为雾季公演。
法西斯丧钟响了
对于雾季演出的地位，胡润森先生总结说：“陪都雾季公演连办4年，堪称优秀剧本联袂而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厚重一页。”
同时因为有每年昌盛的雾季演出，很多作家开始致力于戏剧写作。郭沫若的剧作几乎都是在重庆写成并上演，这被公认为是郭沫若艺术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庆完成并上演了他的名剧《家》、《蜕变》、《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戏剧，为他带来极大声誉并为他后来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茅盾也在重庆完成了他的唯一的一部戏剧《清明前后》。同时重庆的雾季舞台也培养了诸多的优秀演员如赵丹、白杨、张瑞芳等等。
如果说北京故都和高校氛围为“京派”提供了必要条件，上海的租界和商业气息造就了“海派”的产生；那么，重庆的山和雾为“渝派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雾为作家生存和创作提供了保障，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的繁荣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们大都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对雾以及雾都的文学都只承认其批判性立场。这很显然前后矛盾。事实上，雾保障了作家的生存和创作，成就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繁荣。但当雾真正进入作家创作内部时，极少有人会赋予雾以美好的情感色彩。当然冰心是个例外，冰心曾写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很多人都不喜欢雾，认为雾有损人的健康。王西彦写到：“一个弥漫混沌的世界，雾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边，我迎着那细小的，隐约的，执拗的，损人健康的雾雨，我冲破着它。”（王西彦《山中文札》）包白痕认为浓雾造成了忧郁的山城：“正日云雾弥漫，很难见到红嫩嫩的太阳，住在这里，像住在牢狱里一样，没有光亮也没有热力，冷酷、阴森、沉闷，紧压在人们的心头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已有一年了，从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压着一块铅石，是那么沉重。”“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忧郁，没有光亮，没有热力，有的只是灰暗的雾，乌黑的云，蒙蔽着山，遮蔽着山城。”（包白痕：《忧郁的山城》）司马�也说：“在冬季，人们生活在雾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司马吁《重庆客》）
雾在诗人笔下也只是让人感到沉重、烦闷和讨厌。任均在1941年1月23日在浓雾的山城中写了《雾》，他把雾比作“一只惨白而又巨大的魔手”，“雾――白茫茫的雾/雾，盖住了树林、房屋、山岗、河流……/雾/遮断了璀璨的阳光/人们的视线/所有的道路……/这时候/许多人/都感到了/极端的迷惘/无限的焦躁/难堪的苦闷……/像居住在深海的鱼类/变成了一个谜/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找/前路/正有什么东西在等待/在埋伏。”（任均：《雾》）江村把雾比作灰色的囚衣：“雾/昏暗而浓重的雾/弥漫在山林，迷漫在山谷/像一副苍白的纱幕/隐蔽了凋零，残朽了景物。天/扳着死灰的脸/挂下绵绵的语丝/像无数根铁柱/围成了人间的囚室/雨声/滴出深深的厌烦/像一个年老的狱吏/叨叨的吐着怨言。葱郁的茂林晦暗了/碧绿的山岩霉湿了/广阔的田野/在死寂的雾层里沉沉的睡了。生活在山国里的人们/坚强的在苦难里煎熬/千万只炽烈的心/是千万只向往自由的鸟/它将突破这灰色的笼啊！……（江村：《灰色的囚衣》）邹绛展示了在浓雾中城市的破碎与压抑：趁着傍晚我攀上这城头上面的/楼阁/但对着这云雾低漫的宇宙/我却无法唱出我悦意的歌/……/浓重的云雾压着对河的山/压着没有钟声的庙宇，压着/蛰伏在每个屋脊下面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着热烈与光明的/歌，但对着这云雾迷漫的宇宙/我却无法调整我自己的音律。”（邹绛《破碎的城市》）丹茵写了《重庆的雾》，认为雾把重庆一切都遮蔽，把一切都变成灰暗。艾玲离开重庆时，因为受够了重庆的雾而对重庆没有一点留恋：“让灵魂在屈辱里哭泣/让雾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这里/只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别了，你古老的山城/别了，你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艾玲：《没有留恋》）郭沫若认为雾掩盖了罪恶：“雾期早过了/是的/炎热的太阳在山城上燃烧/水成岩都鼓暴着眼睛/在做着白灼的梦/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万亿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亲眼看见的/雾从千万个孔穴中涌出/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掩盖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吴视把山城比作破烂的船“正迷失在雾海里/正靠近险滩里/……我向你沉重的呼喊――山城你醒来哟。”（吴视：《山城的侧面》）
对于小说和戏剧来说，雾更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母题。张恨水对于重庆的乌烟瘴气的社会氛围强烈不满，也催生出他重庆创作的一个最大主题：对于“雾重庆”的批判。重庆雾在张恨水作品中如《八十一梦》、《傲霜花》、《纸醉金迷》、《魍魉世界》等大量出现，雾是重庆黑暗、污浊不堪的现实的隐喻，也是知识分子艰难处境的象征，象征他们生活的贫困、内心的压抑、灵魂的扭曲，以及浓雾中迷失人生方向的焦灼与彷徨。巴金《寒夜》中的冷雨冷风、天寒雾浓的铺陈，让人有如掉入冰窟，作品中的人物沟通的无望、前途的渺茫、挣扎的心酸，无不让读者品味到作品的“寒夜”叙述和悲凉的美学风格。“重庆和冬雾倒几乎成了入蜀作家一个最大的‘母题’，围绕它们诞生了蔚为壮观的大后方小说和大后方戏剧，仅题目与之相关的戏剧就有《雾重庆》（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残雾》（老舍）、《重庆屋檐下》（徐昌霖），小说《雾城秋》（艾明之）、《雾都》（李辉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重庆城及其挥之不去的浓雾常常成了腐败、空虚的背景或者象征，它们共同组成了那黑暗的大后方。”
重庆的雾尽管在当时为作家们的生存和写作提供了保证和依赖，但在作品中多被作家批判，就如重庆的国民党政治中心身份一样，后来进步作家只是检讨自身“左”的不够，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样的结论是否过于简单了呢？实际上，依赖于雾的保障而又批判雾，正如依赖体制的保障而又不断批判它，这不正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么？然而在阳光与雾中，我们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当太阳升起来时，雾就被无情的驱散，或者仅仅承认对雾只能是以一种批判立场来表现对阳光的呼唤。对于发生在以“雾都”为中心的“战时重庆文学”，人们也常持同样的观点。从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雾的丰富，也会发现战时重庆文学的丰富。
雾确实应该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代表着重庆的地域特色，象征着作家在重庆的生活和体验。我们对雾、对重庆、对当时在重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一种简单的二元论：要么坏，要么好；要么黑暗，要么光明；要么反动，要么革命。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其实都是政治决定论在文学评价上的体现，重庆文学成也是战时政治中心地位，衰同样也是因此，当政治中心不再，作家们像曾经潮水一样来又如潮水一般回，同时本该留存的积淀也因其国民党政治中心受批判，戛然而止。今天我们的研究如果仍不重视重庆地域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重庆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将会被我们遗忘，对于中国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无疑也会是一种缺失。
前言
本文重点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人口变迁。人口变迁问题的研究，是分析某个社会时代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基础性的研究课题。对抗日战争时代的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战时重庆社会人口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1.因为不好找到第一手史料`，所以严重地制约了这个领域方面的研究。本文利用整理的重庆市政府及市警察局的一些第一手史料，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首先，与重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其它一级行政区进行比较，重庆市的人口变迁，有以下特征：根据表一的资料显示，大后方许多的一级行政区人口减少了。可是，在重庆抗战期间的人口却显著地增加了。根据表一显示，调查期间的重庆人口增加到47%。大后方的其它省市里面，广西、贵州两省也增加了，不过广西是5%，贵州是3%，而其它的省却减少了。战争地区各省的人口也减少了大半，许多人集聚到了重庆，这是战时作为首都重庆的特征。那么，人们集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
一、战时首都重庆市的人口变迁
从表二，可看出重庆市每月户数、人口的变动。同表的数据，是原重庆市警方负责调查的家庭登记的数据。本文尽量避免间接引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数据，尽可能利用原始档案的数据来进行分析。在找不到原有史料时，尽可能从可靠的史料集引用第一手史料。因为在有些月份里历史数据有所不同，所以会发生取舍选择史料比较难的情况，不得不同时罗列一些不同的数值。
1、常住人口与现住人口
重庆市警察局在户口调查时，实施调查的对象有下面三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常住人口”，记载了“原籍之人口”、“现住人口”（下述）、“迁出后未变更原籍之人口”、“居住满一年取得寄籍之人口”；“现住人口”，记载了“调查日所居住的人口”；“流动人口”，记载了‘调查日内在所查地居住未满一个月来去无定之人口’2.也就是说，调查时在被调查地点居住的人，被统计“现住人口”中。“常住人口”是指“现住人口”、“在重庆居住1年以上，寄居在有居住权的人家中之人”、“从重庆调往外地工作，但原籍未变更之人”的总括。
其实，有关人口、户口的公布数据，是指“常住人口”，还是指“现住人口”史料中没写明。“现住人口”其中是不是包括“流动人口”也不明确。笔者认为，人口统计记载的“现住人口”中，没包括流动人口。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重庆市公安处（抗战期改为警察局），公布了1936年2月份人口统计，在10区的户口里有74398户，总人口328805人，其中男性195720人。但是，同表的附记里“尚有流动人口约七万人未列入”3.还有1938年11月13日，重庆市警察局公布的总人口为49.68万人，但附记里“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共约60万人”。
1939年8月17、18日，警察局进行了“户口总检查”，其结果如下：“据警察局长，统计本市无证居民共有157101人”5.就是说，人口统计中包含了因无居住证明而未获得居住权的居民157101人。由此可知，人口和户口统计记载的基本上是在调查当日查到的数据，即“现住人口”的数据。而1939年8月的居民人口是380276人，所以当时“无证居民”人口所占比率为41.3%，有证居民人口所占比率为58.7%。
2、当时人口变化的区分
从表二来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但在此先指出，该表的问题是1942年以后每月的数据并不完整。这一点留作今后的课题，来讨论关于人口动向的情况。
分期情况如下：
第1期：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4月。1938年2月18日，日军对重庆市内进行了最初的空袭。同年10月4、8日也进行了轰炸，这一年轰炸次数不多，只是“试探性攻击”的性质9.所以国民政府和普通居民的警惕一直不高，这一时期的市区人口大体上持续增加。
第2期：从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1939年5月，重庆遭受到“五・三”、五・四大轰炸，在7月至9月也连续遭到了轰炸。1940年也从4月下旬开始了大轰炸，特别是5、6月实施的所谓“101号作战”，重庆遭受到了激烈的轰炸。第2期的人口，在反反复复的增减。第2期当初的总人口为54万人（1939年4月），以后锐减为28万人（1939年5月），此后的1940年2月，又恢复到42万人了。但是，1940年8月再次发生的轰炸又使人口减少到36万，到1941年1月才总算恢复到了42万。当时的国民政府，通过事先预测春季以后的轰炸，每年2、3月份对居民实行“疏散政策”。对第2期、第3期所执行的强制性“疏散政策”，从表二来看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不少“疏散”去的居民和难民们，又重新流入市区。关于“疏散政策”，以后别稿论述。
第3期：1941年3月后到抗战结束。同年的3月，市区大幅度扩大。人口从约43万，增加了18万，达到61万。1941年6月的轰炸，导致了“大隧道惨案”的发生。同年8月，日军反复进行了所谓“疲劳式空袭”。到9月底，对重庆市内的轰炸基本结束。同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夏天的战局对日军来说很不利，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制控权慢慢丧失。至此，对重庆市的轰炸事实上已经停止。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市郊外的轰炸，是最后的轰炸10.到第3期，重庆市内人口连续且显著地增加，总人口在战后的1945年12月达到124万，之后的一年间减少了24万人左右。
笔者在上面指出，市区的大幅度扩大是人口和户口的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再具体说明一下，当时的重庆市警察局，于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进行每月三次的人口调查。1941年3月，到中旬为止，警察局一直对扩大以前的市区作统计工作，同月下旬就开始对扩大的市区作统计工作。笔者在这里将3月上旬与市区扩大后4月上旬的户口变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表四的数据。据表四显示：该期间增加了户口26350户，人口182999人。人口变动原因中，（1）~（3）是迁移、流动方面的原因，（4）~（8）是营业、雇佣等经济方面的原因，（9）~（12）是出生、死亡、婚姻、养育等原因，（13）以下是其它原因。而该期间的这些原因中，“迁入”（往市内的迁移）导致的人口变动的数值最大，有1572人“迁入”。但在该期间总人口增加了182999人，迁入人口的数量仅占了总人口增加量的不到0.86%。因此，按笔者的理解来说，该时期人口的增加，基本上是由于市区的扩大而产生的。被编作重庆市第13―17区的巴县和江北县管辖的地区，许多人早就向这些地区迁移了。从1939―1941年的春季到夏季，由于日军轰炸，很多人被炸死。但是，在1941年的这个时期，除了3月18日的轰炸以外没有其它受害者11.所以，当时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减少很小这一事实也可以从表四中体现出来。
二、从户口类别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
表五是按照户口类别来表示人口变化的。从这个表可以知道，随着时期变化编制户口的基本想法也发生一些变化。1940―1941年之户口类别方面没有学校、部队、船户三种户口。按笔者的估计，这个时期的户口编制，公共处所（政府的事业所和政府下属的公益团体・工商团体等）里面包含了学校、部队两种户口，因为以后这两种户口猛增所以从公共处所分离了。虽然在1941年3月的市区扩大时就设置了船户户口，但据笔者考�，实际上“水上区”居民的户口被列入统计表是从1943年6月份的统计开始的12.乐户，是“妓馆”的意思。以前向乐户征收“乐户捐”，向乐女（娼妓）征收“乐女捐”之类的捐税，但金额很少，查重庆市的该项捐税“民国30年度岁入概算共计四千二百元，数字不大”13.重庆市从1941年12月1日开始，取消了对乐女捐的征收14，1942年以后，乐户从户口表上消失了。据史料，1946年不少贫民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河边上占地建筑棚户居住，他们成为重庆市公产管理处（现在的城管部门）的整顿对象15.但是从表五所显示，棚户户口从1945年户口表上消失了，尽管它是行政管理上必查的项目，而其消失理由不详。
从表五分析大轰炸与户口变化的关系。1940年4月至8月份之间，日军从5月18日开始实施“101号作战”计划，6月12日、16~24日也进行了轰炸，一直持续到8月份，期间尤数8月19日的轰炸最为惨重16.1941年5月至9月份之间，在旧市区发生了悲惨的“六・五大隧道惨案”，死者约1000人左右17.1942年以后，国民政府强化了防空体制，而事实上在1941年9月1日、9月24日，日军飞机对重庆市内进行轰炸后，空袭就基本结束了18.虽然在1943年8月23日，日军飞机又对重庆市进行了最后的轰炸，但1941年9月以后，重庆市就基本上恢复了平静，往市区的人口流入也在增加。
以上简单地叙述了轰炸的经过。那么各种户口的变化情况怎么样呢1940年4月至8月，总人口减少了4.4万，其中普通住户减少了2.4万人，商店减少了2.2万人，但棚户住户只减少了1800人左右。该期间有坚固防空设施的公共处所增加了3400人，工厂增加了1800人。为了实证这个情况，必须考察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建设，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进一步考察。
当时防空设施的利用极为不公平。1941年10月，有1296处防空洞，可收容445048人。1943年11月，有1811处，可收容420018人19.据谢世廉等的共同研究，防空洞的利用情况如下：“当时的重庆市有1800余处防空洞，按使用人员的不同身分和职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政府首脑、国民党高官及财界大亨个人专用。第二类是各机关和公司等事业单位的专用洞，称为民间防空洞。第三类才是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洞。公共防空洞不分对象、不定人数、设备不齐、当然内部条件差、环境劣恶。第一、第二类高级防空洞，门口有卫兵严密把守，须凭证进入、设施齐备、防护坚固、非常安全”20.从这个记述也可以看出，在大轰炸中最严重的受难者就是普通平民百姓。
在1941年6月，发生了“六・五大隧道惨案”。这件惨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941年5月至9月期间，总人口还是增加了5.1万余人，其中工厂户口增加了6.5万人，普通住户增加了2.5万人，公共处所增加了1.2万人。不过另一方面棚户住户却锐减4.9万人，商店户口也减少了3200人。这些事表明，下层平民与跟他们作买卖的小商人们是空袭的最严重受害者。
从1941年9月空袭基本上结束后的3年半时间里，总人口从68万人猛增到126万人。特别显著的是工厂户口的增加，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增加了8.3倍。该期间的商店户口增加3.0倍，普通住户增加2.1倍，这样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随着国防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工业化发展也很快。在抗战时期，有400多家工厂迁渝，加上为适应战争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厂，使重庆的工业企业增加到1690家。工业职工占当时“国统区”工厂（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21.关于这个问题，这里不详述了。
1945年4月的户籍表统计显示，棚户住户被撤除了。笔者推测，如果将应该存在的数万棚户住户算进来的话，到战争结束时重庆市总人口超过130万人。
其次，要分析关于性别比的问题，表六是1940年和1941年户口类别的性别比。现阶段，由于找到的史料不多，不能制出完整的统计表，所以尚不能深刻地了解有关性别比的问题。户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共同生活户”（按照血缘关系等共同生活的户口），另外一种叫“共同事业户”（以经济活动作为主体有共同事业，而一起生活的户口）。普通住户、棚户住户属于前者，公共处所、工厂、商店、旅栈、乐户、寺庙属于后者。另外商店中的小家庭经营者以及与亲戚共同生活的外侨也属于前者。共同生活户反映了当时的家庭情况。普通住户和棚户住户里，男性比女性多。性别比差最大的是共同事业户工作的公共处所（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和工厂这两种单位，其次是商店和旅栈。在共同事业户中，由于事业的特殊性，只有乐户的性别比差很小。这反映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现象，在重庆大都会中，女性在公共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被排除。有人在文章中分析性别比差大的原因时说，“在大轰炸中，妇女和儿童由于体力原因，在逃跑的过程中处於劣势，是最容易受伤和死亡的。”但“体力原因”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是男性占优势的社会，这一现实才是总人口中性别比差很大的根本原因。
三、从职业类别来看重庆市的人口变化
1941年1月以前的数据是市区扩大以前的数据，1941年12月以后的数据是市区扩大以后的数据。关于1945年12月的数据，由于资料的取舍有困难，同时附上两种数据（引用自同一文献，其资料都来源于警察局，但是数据构成有很大的差异）。1941年1月，从《重庆市警察局工作报告（民国29年9月至30年2月）》。1941年12月，从《重庆市警察局民国三十年统计年鉴》，（《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3卷战时社会）》，来自7页的再引）。1945年1月，从重庆市政府编《重庆要览》1945年4月刊，17页，学生人数是同一资料，70页。1945年12月左面表（a），，从《重庆市人口职务分析统计表（民国34年12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48、49页）。1945年12月右面表（b），，从《陪都全市人口职业统计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17页）、但从人口总计来判断，原表写《（民国）三十五年》是《（民国）三十四年》的误记而引用它。
第一、一直占很大比例的是人事服务业、商业和无职业者。人事服务业占的比例比较大，1941年12月占23.4%、1945年1月占17.5%。商业占15.1%，18.6%。人事服务业里面占最大比例的是家庭管理（当时被称为“理家”），1941年1月占76%。无职业者里面，学生所占的比例较大，1945年1月，22万人中的9万人（占41%）是学生。这三种范畴的比例从抗战初期就开始居高。据张瑾的分析，1937年家庭管理职业占28.08%、商业占13.70%、无职业者占29.01%22.
第二、工业和公务员的比例显著增大。工业的比例1940年8月9.9%，1945年1月14.6%。同期的公务员从4.5%增长到6.4%。这反映当重庆地区工业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
第三、交通运输就业人员的比例，1940年8月占9.2%，但1945年1月下降到7.0%。在交通运输业中，由“挑夫”和“滑杆”为带表的传统性的运输工具占的比例很大，1941年1月占66%。这显示了当时交通运输的落后。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从1941年12月的14.6%，下降到1945年1月的7.7%。
表八是根据表七归纳出的数据，更明显的显示出了各时期各领域就业人员的增减情况。表八显示：（A）期，即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期间，市外人口“迁入定居”效果显著；（B）期，即1941年1月至1941年12月期间，“迁入定居”和“市区扩大”效果显著；（C）期即，1941年12月至1945年1月期间，“迁入定居”效果显著。在（A）期和（B）期大轰炸一直持续发生。（A）期工业部门的工人、公务员、交通运输工人、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有所减少，商业者、人事服务工人、无职业者增加的幅度很大。这个时期尽管总人口增加了，但各社会阶层的人们迁入、迁出现象发生频繁。（B）期除无职业者以外，其他职业领域的人口都在增加。至于这种增加，“迁入定居”与“市区扩大”哪个效果大呢？对1941年3月上旬和4月上旬人口变动原因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市区扩张比“迁入”（移居市内）导致的人口增加更为显著。（C）期除农业劳动者以外，其他领域的人口都有显著增加。可以确定“迁入定居”在当时对人口增加的效果是相当大的。据1945年2月的重庆《中央日报》的报道，笔者分析了“内迁难民”的身份，主要有以下7种：（1）交通及产业工人；（2）城市手工业者及商人；（3）学生；（4）公务员及公营、民营事业的职员；（5）教职员及文化工作者；（6）上述各类亲属；（7）投靠后方亲属之无业者23.（C）期就业人员的陡增，证实了以上的分析。
结束语
本文考察的重点如下：第一，尽可能详细地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每月的人口变迁进行研究；第二，对户口类别的变迁进行研究；第三，对职业类别的变迁进行研究。并分3期对人口变迁进行了分析。第1期：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4月；第2期：从1939年5月到1941年2月；第3期：1941年3月以后到抗战的结束。第1期，人口“迁入定居”效果显著；第2期其效果不稳定；在第3期初期，尽管“市区扩大”效果比“迁入定居”效果更为显著，但“迁入定居”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的。学者公认，随着抗战的展开，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本文从户口类别及职业构成这一角度，再次考证了这一史实。
本文分期分析了抗战时重庆人口变迁的经过。但人口是怎样变迁的，还有待以后再作考察。从收集到的史料来看，还遗留下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1，1942年以后每月的数据不完整；第2，对1938年至1939年户口、人口构成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还不充分。仍需继续收集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