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

十一、原初母性・双性同体・双重身份

　　引子

　　原初母性・双性同体・双重身份――从女性批评视野分析重庆抗战文学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中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谭言红

　　自1937年芦沟桥燃起战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就从一个边缘化的西部城市突转为全国的中心，在文学方面，也开始了她这段伴随着硝烟与战火的苦涩的书写历程。作家们纷纷汇聚这座山城，描绘抗战时期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世态百相。他们带着不同的思想感情，采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作品中塑造了抗战时期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在这幅女性群像中，有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路翎笔下的万同华，老舍笔下的吕以美，这些男性作家创作出的女性人物，或是有深厚的母性，或是有男性气质，或是承担着双重身份，她们作为不同人物类型的代表，体现出性别问题不只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在对人物性格的纵深挖掘中，凝聚着男性作家对于女性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在当今现实语境下又有了进行重新阐释的可能。本文从女性批评的角度切入，以新的视角来观照这些抗战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更好地理解抗战这个特殊时期所造就的特殊文学。

　　一。自我意识最小化与母亲身份最大化――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

　　随着五四运动对人的解放的宣扬，五四先驱也关注到妇女解放的问题，认为要使妇女具有独立价值和个人品格，前提是“使女子有了为人和为女的两重的自觉”（周作人《妇女运动与常识》）。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被唤起，但真正关注作为独特个体的自我，把自我命运与社会联系起来的只是少数知识女性。她们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处于古老传统和现实挑战的夹缝地位，“妻子或爱人即应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同时也应是他们精神上的扶助者和对话者。然而历史又没能为女性的这种双向发展提供足够的基本条件和可能，”因此知识女性徘徊在“回来”与“堕落”的交叉口上。而未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的底层妇女由于缺乏较清醒的自我意识，她们就少了这种犹豫和困惑。对于封建伦理道德，她们不经思考全盘接受，认为当然。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女人只有女儿性，母性，没有妻性，妻性是逼出来的”。（鲁迅《而已集》）艾芜笔下的石青嫂子就突出地显示了解放前中国妇女的这两种性格特征，她们生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丈夫和儿女，在她们身上，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已被降低至零。石青嫂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石青被抓壮丁后，她日夜等待他回到家中，“当家人给她一个渺茫的希望，如果她晓得石青在哪个地方，天远地远，她都愿意带着孩子去找。”时间长了，石青恐怕永远回不来了，石青嫂子“白天则痴痴地在河边站过，伸手摸过可以挂索子的树枝，”她所依附的当家人没有了，她就成了无根的藤蔓，失去了生存的心理基础，虽然凭她勤劳的双手她是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的，这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怎样辛勤劳作在田地里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然而经济上的自足不能改变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附处境，她处于真空的自我意识，是对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心理控制的有效说明。她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旧社会的压迫，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男权的从属心态。她对当家人有心理上的依附，“当家人”这个语言符号已明确地体现出她将自己置于从属地位。而她最终没有自绝的理由是“因了五个孩子的影子，掩映在眼前……使她一时忍不下心来”。

　　丈夫走后，顺理成章地，她的心理依赖从丈夫转向了孩子，生存意义的砝码全部加在了孩子身上，自我仍然是缺失的。这时母性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了。她的个人价值就在于把孩子们拉扯大。后来吴老爷强占土地，她不得不远走他乡，在无奈和凄凉中她痛苦的心在孩子们那里得到安慰“听见孩子们的一路满有生气的笑声，便又鼓起勇气，咬定牙巴地想‘不论啥子艰难困苦，我都要养大他们的！’”这是被不少研究者评论过的伟大的母性。她顽强的韧性和追求生命延续的意志，从女性批评的角度来说，来自于对母亲身份的无意识认同。母亲身份（motherhood）作为女性批评的术语，发端上世纪七十年代，指女性作母亲的经历和社会对女性做母亲的社会建构，也有人将它译为母性。艾德里安・里奇认为母亲身份一方面是对女性影响非常大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又是父权制界定和控制女性的社会机制。当石青嫂子全部的生存意义等同于对儿女的抚养，此时母亲身份达到了最大值，这其实也契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规范。而她的母性因她未接受过教育而显得坦率和毫无虚饰，也因此更纯粹，更完整，更富有牺牲精神，更接近于作为人类生命源泉的母性。汪树东指出“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她是人类最终生命的源泉，与大地、自然紧密相关；一是相对于男性的女性，她是人类生命中离原初的完整性更近的存在，同样与大地、大自然紧密相关。”石青嫂子应该属于第一类的范畴，作为母亲的女性，她是孩子们生命的源泉和生命得以延续的保证，是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责任承担者，她对土地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她健壮的身躯在未受污染的田地上劳作的身影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场景，而这幅场景的背后，是纯粹母性对个人品格和个体自由的完全淹没，是自我意识的失落。在她身上，也是在大多数旧社会的妇女身上，母性与女性自我意识成为相互对立的因素，非此即彼，要么服从男权社会的规范，要么成为一个极端的叛逆者，如安娜・卡列宁娜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而抛家弃子。对此，刘慧英形象地比喻为“在母性的泥泞中跋涉”，只是知识女性意识到了这一跋涉的艰辛与挣扎，而底层劳动妇女并不对此进行思考，她们把母性最大化作为伦理规范从而视为当然。也因此，在她们身上，作为母亲的坚韧与对丈夫和儿女的心理依附矛盾地统一起来，将自我意识。

　　二。双性同体的乡下女儿――路翎笔下的万同华

　　与石青嫂子不同的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万同华。这部小说已有多人研究过，而其中的万同华是一个被研究者忽略的角色。我个人认为，万同华并不是有学者以为的“呆板，无可取之处”的人物，从整体看来，作者对这个人物是认同的，尤其肯定了她冷静，清醒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就较为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用西方女性批评术语来说，就是“双性同体（androgyny）”。“双性同体”是女权或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始见于英国早期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借“双性同体”探讨了创作问题。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在现代心理学理论中，荣格提出过“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原型概念。阿玛尼原形是男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是女人心理中男人的一面。荣格说“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特征”。由此可见，双性同体在心理上指的是人格中同时兼备强悍和温顺、果敢和细致等跨性别特征。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单一标准相对抗，也可看作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虽然这是一个西方文学批评术语，但汉语语境中花木兰等双性同体的文学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有不遵从男权社会权力话语的另类文本。

　　在这部小说中，路翎将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万同华置身于重庆乡下一个背景复杂，人口繁多的封建大家庭。她与妹妹和寡母是家族中最穷苦的，正是这样命运的训练，她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在张春田的资助下，她接受了教育，摆脱了头脑的混沌无知，从书本中收获了力量，理性还有独特的气质。生活的磨练与书本的熏陶，使她“诚实，勤劳，克己，使她在家庭里面获得了被尊敬的地位，她底母亲，妹妹和弟弟，无形中被她保护着了”，后来她妹妹读书和成婚都是靠了她的力量，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地位，待嫁的乡下女儿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被人保护的状态中，而她能够得到族人的认同甚至于被尊敬，是对传统女性历史的改写，也是对某些传统女性规范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她心里萌生了自由的意识“这个世界上，她得到了一种自由”，自由象征着独立，在那个落后的重庆乡场，女性是不懂得也不需要自由的，而她对于“自由”的醒悟，也是对她身上体现出的那个时代的男性气质的说明。如果说从她与族人的关系中还不是很明显地感受出她的男性气质，那么从蒋纯祖，孙松鹤，张春田等阅历丰富的乡场精英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判断这一点。“她底那种谦虚，严格，特别是，她底那种冷淡，常常使孙松鹤和蒋纯祖狼狈，由于她底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她是有着一种男性的气质的”在这里，路翎明确地点出了她身上与女性气质相对的男性气质，如严格，冷淡，以及她对家人的保护等，连顽劣，粗鲁的赵天知，也对她有一种严肃和神圣的景仰，“对于万同华底智慧和善心，他有无穷的信任”，智慧也是传统男权社会中对于男性品质的赞扬，而对于本书主人公蒋纯祖来说，“她的谦虚和严刻，是他底罪恶的性格底镜子”。对这些男性来说，反复出现的关于她的男性气质的显现，不是对她作为女性的否定，而是对她，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是这个环境中优秀的存在的说明。他们所缺乏的冷静的理性，她却具备了。正是她的独特气质――自持与清醒，才与蒋以前结识的女性区别开来，激起了蒋的征服的欲望。

　　她与蒋纯祖之间的爱情是一个被研究者们遗忘的意义单元。作者为何要在那个偏僻落后的重庆郊区，在蒋患病死亡之前，安排一段似乎偶然其实必然的恋爱呢？蒋为了寻求内心真理，同家庭绝裂，又失落了爱情，并对友情产生怀疑。漂泊的经历不仅没有使自我冲突得到缓解，反而更加剧了冲突，使他渴望单纯的完整。而他对自我的过于关注，使他忽略了时代与他人，更深地导致自我的悲剧。他与万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他身上的传统女性气质极为明显：多元，不稳定，神经质，经常歇斯底里的发作，他时刻处于自我搏斗的漩涡中，在欲望的自我和革命的自我这两者之间不停地挣扎，不停地进行着自我的剖析和建构。越是处于变动不居的价值当中，他就越想寻求稳定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精神困惑中，具有男性气质的万同华带着她明确的理性的价值取向出现在他的面前。这种稳定，健康的心理与蒋神经质的精神冲突构成鲜明对比。二者之间存在力的对抗：冷静的理性与精神的优越感之间的对抗，而这两种力又互相吸引。这二者的对抗与吸引在文本中清楚地表现出了，“他顽强地，猛烈地要求万同华放弃一切来跟随他；万同华顽强地，冷静地要求他放弃一点点――对于蒋纯祖，一点点，就是一切――来顺从他”“多变的，猛烈的蒋纯祖常常地迷惑，动摇了冷静的万同华”“万同华以她底无比的冷静的力量挣持着”’正如萨特所说“恋爱者不想像占有一个物件那样占有被爱者，他祈求一种特殊方式的化归己有，他想占有一个作为自由的自由”，这里蒋对她所蕴含的自由的渴盼，更确切地说，是对她具有他所缺乏的男性气质的占有。最后，“（蒋纯祖）因失望而痛苦，在一切欲念之中，得到万同华底身体，就成了主要的欲念了。”蒋在试图同化她的自由时又转变为情欲，在情欲中，“我变成面对他人的肉体，以便把他人的肉体化归已有。”她同蒋纯祖不同的是，她生活在时代之外，与时代保持一种超然的距离，因此她才能冷静地审视世界，而蒋深陷其中，带着他所谓的时代精神四处漂泊，正因此，他才需要一个精神的救赎者，这个救赎者既不是朴素无知的普通乡下女孩，也不是美丽而浅溥的高韵，而是有男性气质的冷静的万同华。当然，路翎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完美的人物，她由于智识有限，蒋对她始终保持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她也把他当作一个高超的不能理解的英雄。因此，她对蒋纯祖的爱恋既有母性对于孩子的，也有对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的迷惑，因而她的爱情是矛盾的，对能否获得他的爱情是不确定的“对这个单纯的小孩底刁顽、自私、热爱，她能够承担；对那个说着痛苦、毁灭、黑暗等等的高超的英雄，她感到迷惑”。然而这个英雄的弱点正是她的长处：冷静与自持。蒋丰富的感情与激荡的思想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或是说一个寄托，而在这个偏僻的乡场，她，一个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冷静的倾听者，正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她的清醒的理性可以化解蒋对自我的拷问和折磨，在男女个性特征寻求互补的基础上，她的冷静的男性气质激发出这段必然的爱情。最后，当蒋纯祖逃离这个乡场，她家人又逼迫她嫁给一个科长时，她本来对于无爱的婚姻是极不情愿的，但在思考了两天后“豪爽地答应了”，这个词语精妙地道出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对于家人的牺牲式的妥协，与传统女性的软弱划开了界线。但她对时代始终保持一种距离的态度，使得她在反抗上是无力的，她没有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更接近于一个超然的隐世者。这也正是蒋纯祖对她加以批判之处。

　　因此，同石青嫂子相比，双性同体的万同华虽然有了自我意识，有了对自由的追求，却仍然缺少自觉的反抗精神，缺乏一种主动的对社会的参与。

　　三。双重身份的双重反抗――老舍笔下的吕以美

　　老舍剧作《归去来兮》的吕以美则更进一步体现出女性的反抗精神。现在评论界对老舍的研究更倾向于从小说方面，其实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也创作了不少优秀话剧，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归去来兮》“……这个剧本，在我自己看，是相当完整的……单以一篇文艺作品说，我觉得它是我最好的东西”。老舍原想把这个剧本叫做《新罕默列特》，但“写来写去，倒把别人写得比他更有劲，他倒退居副位了”，这个“别人”有老舍自己比较喜欢的老画家（吕以美的父亲），疯妇李颜，还有与五四时期老舍笔下的“悲情女性”截然不同的反抗者――吕以美。她同万同华一样，冷静，理性，她的精明连男人也佩服，在反抗之路上比万同华走得更远，她自觉地将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统一起来，突破了从封建人伦层次反抗命运的传统女性形象。

　　吕以美的父亲（老小孩似的画家）欠了乔家的债，她只得在乔家无偿做工以抵债。她出场的道具总少不了一个算盘，提示这是一个勤劳，精明的工作女性。她的母亲在她刚出生时就去世，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处于缺席状态。吕在这个家里具有着双重身份――生物学意义上的女儿，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当家人。既然她的父亲是个热爱自由，无拘无束，将艺术视为生命的画家，她就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如何维持家庭，担负起传统上由父亲担负的责任，让父女二人能够生存下去。当她负起养家重任时，她就已经对父权作了家庭内的消解，后又反抗东家的婚姻安排，更直接地同旧势力进行对抗。在她身上，形成了个人的话语权，体现出自觉的反抗意识。当然，老舍在描述她反抗的过程时用了层层推进的方法，她是为了抗婚而上了前线，情节发展相当自然。吕以美作为一个女儿，她坚决拒绝与乔家联姻，形成了一重反抗；作为一个家庭的当家人，她的身份就消解了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形成了又一重反抗，从反抗中她确立了她的主体性。与主体性互为因果的是独立性，体现在她的个性：她是她自己。她既不是封建社会标准中的贤良女性，她有文化，有理性，有鲜明的反抗意识；她也不是将自我利益作为头等原则的所谓时代新女性，她愿意为了父亲而受乔家驱使，亲情和伦理仍然决定着她的行动和选择。她独特的个性可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拉康认为，同母亲紧密相关的是想象界，代表女性的想象界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对称的特征；同父亲紧密相关的是象征界，代表男权的象征界意味着线性，理性，对称，统一；性别认同是在从想象层次进入象征层次后，男孩和女孩都渴望获得与母亲原初的认同，但相对男孩，女孩更显示出对想象界，这个女性的领域的忠诚。吕以美由于母亲的缺席，想象界缺少了载体而减少了对想象界的依赖，而父亲对父权的主动放弃，使她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性格中理性发展强过了感性发展，由此性别身份开始向象征界延伸，并形成了她个人的话语权；同时，与她的理性，坚毅共存的，是她对父亲的孝，这是由她自身的善良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所造成的。除了性格的独立，她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她的工作能力上。她的理事才能得到了众人的公认：乔绅认为“凭我的头脑，影秋的腿，你的手，咱们的钱就会一倍，两倍三倍十倍的增多起来”，正是对她的能力的看重，他才会逼迫她嫁进乔家；连流氓影秋都说“以美很精明”“吕老头儿好说话，以美可不是好惹的”；乔妻也说“她是多么有本事，有心路的一个好姑娘啊！”。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她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只是因为父亲所欠债务而不得不在乔家做工。离开乔家，她又在前线恩施找到了工作并带着父亲前往。正如鲁迅所说妇女解放首先必须争得经济权，她独立的经济地位，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她获得了一定范围的话语权和解放自身的基础，也催生了她的主体意识。有了主体意识的她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从反抗婚姻开始，她就走上了抗日保国的道路，以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妇女的主体性、话语权，只有在社会参与、历史创造暗合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她个人主体性和有限话语权的实现是以她“当家人”的身份为基础，以她经济上的独立为保障的。正因为有了这些，她才可能向代表旧势力的乔绅提出挑战。

　　但要指出的是，她更多体现出的是主体意识而不是女性主体意识，是作为人的反抗而不是作为女人的反抗，这一方面是限于对作品主题的服从，另一方面从这个形象本身来说，她的双重身份导致了性别意识的模糊，有限的篇幅中体现出的女性特征不够明显，如果换成一个男性，似乎会有相同的反抗历程。相对于老舍小说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她身上少了悲情意识，多了进步性，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及社会历史语境有关，在此不赘述。

　　从纯粹母性的石青嫂子，到双性同体的万同华，再到双重身份的吕以美，重庆抗战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寻到一条从心理依从到自觉反抗的递进的踪迹。这条踪迹不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女性自我意识的蒙昧和觉醒为两端。从这条踪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抗战的特定历史时期，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里逐步解放出来，性别偏见逐渐消融，更自由，更理性的女性形象正诞生于作家（并不限于女作家）的笔下，也活跃在现实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