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

八、抗战中的商务文化突生存

　　中国/四川宜宾师范学院讲师

　　陈传芝

　　一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等人以3750元的资本，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创办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民营出版企业，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兴起的时候，它实现了商业化与新文化的共生互涌，既带来了商务和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又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出版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经营，商务印书馆很快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两家是McMillan与McGraw-Hill）。16就在它不断兴盛的时，商务遇到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先后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两次空前的摧毁与洗劫。商务人开始了艰苦的生存突围。作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巨孽，商务突围更多的是文化抗战，在坚持商业化、通俗普及化的前提下，商务成功地实现了理想与商业的平衡：它既维持了自己的商业生存，又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启蒙民众、文化救国的使命。

　　商务印书馆的抗战应起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2300余人向上海闸北发动全面进攻。他们把目标局限在租界以外，商务的主要建筑和大多数车间正在目标内。他们轰炸的目的很明显。当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5091月29日凌晨4时40分，日本轰炸机从能登号航空母舰起飞，狂轰滥炸持续了10多个小时，闸北地区陷入一片火海。上午10时许，日机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馆厂投掷6枚炸弹，炸毁印刷所、制造总厂、栈房以及尚公小学。“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厂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3万余元。341-345当时的流动资金只有约200万，加上账款清还在即，为免拖累日后复业，同时为减省包袱，提出了停业和解雇上海所有职工的决定。335停业到1932年7月14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各大报刊出了复业启事：“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8月1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工厂，借以继续其36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复业那天，“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207的标语悬挂于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书店）发行所内。此时正赶学生开学之前，商务印书抓紧教科书的供应。王云五调动所有剩余资金，运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厂，集中精力赶印秋季教科书。1933年4月，出版了《复兴教科书》，接着又相继编印了大规模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中国文化丛书》、《世界各国经济史丛书》、《万有文库》第2辑、《幼童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因为沉痛的教训，商务在复业后有了自己的备战策略：分散经营、化整为零。第一，将厂房内移，印刷力量转移到香港和内地各工厂。第二，将总管理处暂迁长沙，同时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办事处，分散管理；总经理暂迁香港，主持业务。第三，在顾全全员工利益的前提下，全体职工可考虑在上海、香港和长沙三地留任。第四，因战时一般图书的购买下降，故减少书籍的出版量。除仍主要出教科书之外，特别着重加强国人的抗战意识，注重战时所需的各种出版。同时为了增长收入，印刷厂承印的外件――政府公债、纸币和邮票等业务方面逐年递增。这样，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1940年商务的总营业数字恢复到1400万至1500万左右。87商务由1932年8月1日的复业变为商务的“复兴”或“重生”。

　　可是，好景不长，商务又惨遭巨劫。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影写版车间、纸栈房及油墨间中弹燃烧，房屋全毁，物资全部化为灰烬。”“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分馆、西环栈房全被查封。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机器被运走120余台，铜模几十箱，铅字无算，栈房数百万册书籍和纸张一无遗存。”148香港、上海（租界也没法立足）、北京失守，意味着各个主要厂房、机器和原料不能再有效使用，商务的印刷和出版力量大大削弱。总经理王云五沉痛地说：“港沪所有资产损失殆尽”。香港沦陷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开会。在重庆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商务的“再次复兴”工作：将所有能调度的物质与人力，集中于重庆，并按照上海工厂的工作标准和方法，规定渝厂生产；同时又重新确定此段时期的出版策略，主要集中于教科书和编印部分丛书、文库等。当时的商务总管理处驻渝办事处和编审部只能暂且在简陋的重庆分馆后院办公，条件相当艰苦。“编审部设在一间统房里，除过道外，连接着七、八张桌子，编辑们就在这里工作。”总经理的工作室，“就分馆书栈房中以木版隔一小室，占地仅一方丈”，戏称为“方丈之地”。329其时，重庆分馆仅有13万元法币的现款，尚不足应付重庆分馆厂1个月的开销，整个商务岌岌可危。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扩张性的加剧，商务的境况愈来愈窘迫。生存的空间组建缩小到“方丈之地”，战前40多家分支馆，有34处分支馆和各地工厂被日军轰炸、查封，机器设备大部分被毁坏或被日军占用。除此外，还有大量的图书被日军洗劫。“一二八”中图书没收462万册。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出版记录卡片全部被毁，致使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同以前的印次衔接，于是用“国难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记录印次，在“‘一二八’后重印的书版权页上都印有‘国难后第几次’字样”。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上海和香港两地被没收的商务藏书就多达1520万册。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一律抄没。先后的两次国难，几乎将商务浩劫一空，毁于一旦。

　　商务在抗日的炮火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日本的军事轰炸与文化围剿中，验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活力，这是商务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写照。厂馆被毁、经济损失惨重、通货膨胀，在商业方面使商务在死地而后生的情形下获得复兴。日本侵略者的图书焚烧与没收、查封和国民政府的图书出版检查，在文化方面更加促使商务人觉醒，同时也更靠近民众，更懂得文化救亡与文化建设的意义。

　　二

　　两次国难，虽然物质文化损失惨重，但在精神层面却激发了商务的活力，商务人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彻底的唤醒。“一・二八”在上海造成的停业与整顿，可以说是商务精神的转折点。国难前的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的现代出版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存在着很多封建保守滞后的因素。商务内部关系盘根错节，主要以“亲缘、地缘、学缘”为纽带的模式，其中又分“教会派”与“书生派”，“新人”与“旧人”。这种地域性的裙带关系和派系矛盾，使商务的人力资源内耗颇多且流失严重。就拿编译所来说，有些有后台的人，“长年既不编，也不译，只见他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或者与人咬耳说话”。这完全不利于商务的科学管理和进一步的发展，妨碍了商务的现代化进程。在“一・二八”后的停业与复业过程中，总经理王云五对此进行了改革。据王云五称，复业第一年商务员工总数是1048人，重新聘用的旧人有1030人，被解雇的旧有职工2000人。改革中取消了编译所，取消了商务在上海的印刷业务。取消编译所，改设编审委员会，意在集合全国著作家之作品而不专顾馆内同人之著作。将商务的“教会派”控制着的商务的印刷业务解体，借以削弱“教会派”的权利基础。这种人事部门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二八的国难，是很难彻底进行的。有了战争背景所产生的支持和谅解，既是国民精神的提升，在商务来看又表现为一次文化和企业现代化的进步。

　　商务复兴的过程，也是商务人精神境界提升的过程。商务人充分地意识到他们的精神与物质都是与商务息息相通的，与民族的兴衰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被轰炸之前，只是主要领导阶层和先觉者意识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从第一次国难到第二次国难，每一个商务人都拥有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认为保护商务与国家文化、传播文化、与敌人作战，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建辉在《文化的商务》中说，“一・二八”复兴过程中，商务职工在爱国热情激励下，不管是退休还是在职，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为同一个商务表现出积极的合作。87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商务的期刊）复刊词――《本刊的新生》中写道：“经过了一・二八的事变，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重炮与轰炸机的摧毁，经过了敌军硫磺弹连天不绝的焚烧，《东方杂志》从那残破凄恻的灰烬瓦堆中，竭力地挣扎着，现在居然又得和读者见面了――----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复业后的出版在此时具有了文化斗争的意义。商务人与中国知识者在这场文化浩劫，以及后来的再次国难中，越来越明白侵略不单单是表面军事打击，而且是文化的摧毁、掠夺。侵略者企图通过文化的洗劫与恐吓来洗白国民的头脑，征服民族精神。这压迫恰恰唤醒了国民的文化使命感和不屈的精神。

　　商务两次国难造成的文化巨劫，不仅让商务人沉痛，也让社会各界和商务的广大读者群愤慨和同情，并且获得了有力地支持。商务编译所取消后，部分的编译人员失业，蔡元培为此写信给胡适，让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设编译委员会中安排他们。“一二八”国难之后，政府在商务的重建中也给予帮助，1932年8月17日教育部发出批示要求各学校采用商务出版的课本，10月12日的另一份指示，则呈请各地方和城市当局置备一套商务的《万有文库》。政府曾经表示由四大银行提供500万元资金信贷给商务，用于商务解决经费困难谋求在重庆的战时发展。当时商务没有足够的担保，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变通办法，这笔信贷无须保证金，而由王云五个人担保，三年内还清。总经理王云五感慨地说，商务是国家的公器，社会的公益，当受国家与社会的维护与支持，我借大债还小债，策商务的复兴，今适其时。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著作界同仁广发信函，信中说：“现当总馆复业之始，不能不仰赖全国著作界念其以往之成绩，悯其遭遇之困难，加以扶持指导。敝馆原有出版图书八千余种一万八千余册，劫余所有各种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今后自当竭其全力，亟待恢复。惟是学术之日新月异，旧出版物顾当重视，新著作亦宜广印。窃不自揣摄于近期内每日出版新书一种，顾此事体大，非集全国著作界之力，不足以期成。――--一切计划咸属草创，组织较前简单，――今后出版方针知如何决定，出版业务之如何兴革，非集全国著作界之意见不足以臻完善。夙仰先生学术精湛，――--爱护敝馆不遗余力――务祈时赐南针匡我不逮。如承以大作委托印行，当视能力所及，次第出版。关于出版期限，事前不敢轻诺，事后必求守约，一洗前此出版衍期之弊。”350-351由此看出，在“一・二八”之后的抗战中，商务人之间在和商务与社会之间的共生互通意识空前的强烈。其间渗透的真诚，具有民族意义的特征。他们共同关注着文化灾难后的复兴，共同探讨商务浴血后的变革与新生以及整个出版界的发展。两次国难后的复兴，具有拯亡继绝的文化抗日意义。商务惨遭浩劫后的复兴，向世人表明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展示了全民族不屈的精神风貌。

　　三

　　出版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置身于两个社群――“读者、社会民众――作者、学者、知识分子”的中端，扮演着知识“中介人”的角色。13中介的载体则是出版发行的书刊。

　　商务不单是一个出版机构，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机构。因为出版反映了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事业的进程。一个重要的、值得我们回忆的是：商务印书馆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为时代服务，影响着时代。商务的影响与文化辐射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这既体现了它的文化先锋作用，又体现了它的普及作用。

　　近现代的中国处于文化转型期，这时的出版业，商业化以及通俗化的色彩逐渐加强，正呈现一种趋势。如果没有一个主导的价值判断，普通读者的需求往往只是追求通俗性、刺激性。抗战时期，因为出版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商业通俗化程度极端恶化。不少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书刊一味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浅薄无聊的小册子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到处风行”。这种现象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出版业的一种通病。这时，处于极端困境的商务，不管复兴如何艰难，同样作为民营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它却始终不改“振新吾国民之精神”的初衷。虽然，“劫余所有各种底板不及十分之一”，仍坚持原有的丛书、文库出版。这些丛书、文库以新知为内容，以商业为前提，以通俗化、系统化的方式刊行。它们在教育、文化普及方面和学术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抗战时期，民族意识和救亡意识高涨的情形下，商务与广大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在极端困难的八年抗战期间，商务自1936年起分80个分科题目陆续出版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0多种，“擎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把火炬。”丛书中多数具有开创性意义，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等。1937年出版的金岳霖的《逻辑》则是该学科领域中国人独自撰写的第一部较有分量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性哲学著作《论道》也由商务印书馆于1941年出版。陈寅格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5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1944年）、吕淑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年）、郑听的《康德学述》（1946年）等则是中国现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经典。此外，容庚的《金文编》（1939年）、周祖漠的《广韵校勘记》（1939年）、冯友兰的《新理学》（1939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1940年）、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43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43年）等均是学术精湛、功力深厚之作。这些著作，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术的基础，为我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库和丛书都是系列的出版物形式，但与丛书相比，文库的出版规模一般较大，多以普及本和廉价本的形式出版。“万有文库”，是沿着王云五的“百科小丛书”、“千种丛书”发展而来的。“百、千、万”和“丛书”、“文库”，显示了商务规划者从事文化普及建设的气魄和雄心。这套由多种小丛书组合的大丛书，是一套组合丛书，分为传统文化书系，近代文化书系、外国文化书系三部分。战前第一集售出约8000套，第二集约6000套。1938年，在战乱中又在香港加印第一、二集简编。这套丛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以全面而通俗的方式传播文化知识，尤其受中学生和知识青年的喜爱。作为地方图书馆的基本库藏，因购买“万有文库”而建立图书馆的有2000余家。从机关、学校到家庭，都能以很便宜的价钱得到“人人当读之书”。就是当时的延安，也得到了一套“万有文库”，一位宁毅侯老先生听说延安缺书，把自己收藏的“万有文库”全集，装成40箱，用20头骡子送了过去。

　　在先行出版的小丛书基础上，做出整合与集中，推陈出新，成为新的大丛书。“万有文库”既体现了文化大整合，又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效地占领了市场。对出版者来说，小丛书具有广告效应，再次被整合时又节约了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钱的可买单行本或小丛书，对于具有购买文库能力的人来说，整套文库与单行本、小丛书相比，同样的书，价钱要便宜得多。这样既照顾了各个层面的消费者，又提高了出版者的经济效益。真可谓实现了“商业”与“文化”的理想平衡。

　　商务人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诗）的理想来经营商务印书馆。它由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起家，教科书不仅成为主营业务，也成为其主持人强国富民的理想所寄，商务的教育扶助，不仅针对中小学，而且还关注大学。1932年，商务组成“大学丛书编委会”，集结了当时中国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拟编印《大学丛书》。从1933年到1937年，已出版各种教材230种，抗战到1941年又出版了50种，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了很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金岳霖的《逻辑》、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等。这套丛书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时代，而且也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

　　“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我们因以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的文化，并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或成为自己文化创造力的触媒。”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封闭性所造成的文化惰性急需改变，这是新文化，创建与时俱进的优秀文化的呼声。商务人张元济曾说：“欲取泰西之种种学说，以与吾国民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从此，世界名著的译介一直是商务人传播文化的最高目的。在当时，能成创造力的触媒的新知更多的来源于国外的科学文化。为了更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化，在译介方面，商务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一直发行《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虽然有“百科小丛书”“万有文库”，还依然不能体现译介外国名著的广泛性和系统性。1928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1929年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两套丛书的问世，表明中国人引进西学已不仅是为了民族救亡，还有建立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层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类共通的对知识思想的汲取，对真理的追求。《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取材广泛，有目的、有系统地全面译介东西方文学，文学趣味和审美水准都大大超过既往，涉及世界主要国家一系列著名作家的作品。体裁从评论、小说到诗歌、戏剧兼有各种形式，所选各家作品也多为代表性著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成书于1929年，包括215种世界名著，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教育、自然科学、历史、地理、艺术、文学、人物传记。不管抗战如何艰苦，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始终没有间断过。商务人一直铭记“取泰西之种种学说，振新吾国民之精神”，一直保持与国际文化的接轨之姿。

　　商务印书馆还荟萃了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精英，他们整理古籍，翻译西方著作，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形态，我们很难估计他们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心，时刻希望为社会提供道德的标准。他们在民族危亡时期的文化反思，文化救亡行动，对道德文化建构与理想社会的设想，都通过商务刊发的书刊为当时的大众指引了方向，起到了主导作用。

　　抗战时期的商务，在日军军事和文化围剿中的艰难突围中，多层次地积极传播和普及大众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同时又积极提升和展示了自身的精神与民族精神。因为民族救亡、文化的理想与使命同商业的调和程度极高，战时商务获得了精神与文化的历史意义。对其战时的文化突围的追怀，有利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图书出版的发展。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考验、竞争和挑战。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外国出版集团的介人，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形势十分严峻。这种竟争是全方位的、前所未遇的，既有经济上的竟争，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竟争。处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图书发行也面临着突围的任务。商务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毫不动摇的文化使命感，励精图治的奋斗的精神，是我们文化人、图书出版业人的精神标杆。商务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下，集思广益、关注时局与市场，以主导之姿引导社会价值判断的先锋作用，对于当前的文化突围来说，尤其具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