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论文集

三、战时多中心区域文学和现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

　　中国/山东大学教授

　　黄万华

　　在外来影响下催生的五四新文学，在其运行机制上形成了一种“本土”自足体系。它分别以20年代的北京和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感应着中国内地社会的变动，吸引着作家，输出着文学。而这种吸纳和输出，不仅明显有着“中心”和“边缘”之分，而且都基本运行在中国大陆本土。虽然间或也有新文学作品被译成外文“输出”，但新文学对于自身如何“走向”世界并不十分关心，跟世界文学的关系还停留于单向的吸纳上。

　　然而，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打破了上述文学本土自足体系。从传播空间上讲，五四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这样单一的文化中心已不复存在（也应该看到，战时的北平、上海还是构成了华北、华中地区文学的某种中心）。早在1939年2月，郁达夫在给柯灵的一封信中就指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点，是分散在西南、西北的各地了；譬如重庆、昆明、成都、延安、兰州、迪化、贵阳、西康等地，都有大批的工作者及机关团体，在那里辟荒开路，预将19个月中被外来刽子手所毁灭的诸种文化种子和果实，重新栽培发扬起来。”这种多个文化中心的建立，是一种文化迁徙中的播传过程。北平、上海沦陷，武汉、广州取而代之；武汉、广州沦陷，重庆、桂林、香港取而代之，甚至福建永安那样的偏僻小城也承担起某种中心的任务。在一站一站的传递中，“外来”文化和地域文化进行着多重叠合，共同完成着民族文化的战时积累。到战争中后期，文化多中心机制得到了较平衡的运行，多中心以多种形态存在于战争环境中。

　　一种是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成的文化中心，例如延安地区。毛泽东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结合，聚合起众多外来作家、本土作家的创作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构筑了一种在权力体制内运行，并有效地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建制。在这种文学建制内，作家第一次得到了“党的工作者”的身份确认；工农兵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被确认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而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源，则被确认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泉源；报刊、出版社（新华书店）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党的文艺政策的亲民性和文学建制各构成因素在党的文艺政策上的一致性，使延安文学建制的运行极其顺畅、有效，尤其是农村民间文化资源有效开掘而导致的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使延安成为战时中国最富活力的文化中心。

　　另一种是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跟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这自然是指重庆、成都等地。战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使陪都重庆有可能容纳进步的，乃至左翼的文学力量，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均有所调整，大体上都关注民族文化的重建。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到中后期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步的左翼的文化人士对文化权力资源还是有着一定的掌握。但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决定了它跟追求思想、心灵自由的作家主体总处在紧张对峙的状态。这种抗衡性的存在和它的限度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文学建制的空间，暴露讽刺创作、历史题材创作各有其栖身之地，国统区文学由此成为战时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

　　再一种是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当时内迁的高校采取战时联合办学的形式，又吸纳四方人士，将原先文化背景各异的高校学术力量聚合在一起，战时环境又削弱了政府体制化力量对高校的箝制。“新移民”的生活姿态、“书说”的人生方式，“哲思”的创作走向在相对稳定的大后方环境中结合而产生深厚的文学力量，而学院探求学理（真理）的精神内核使这种文学力量得以充分发挥。西南联大师生相承的创作取向及其业绩远甚于五四时期和30年代一些高校作家群，成为最有世界视野同时传承中国文化最用力的创作存在。而且跟五四时期，30年代校园文化与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联系密切的情况有所不同，西南联大等战时高校学术力量雄厚，却未处于战时政治的中心地区，这使其更注意文化的传承，而其创作也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别有文化意味。

　　还有一种则是在战前文化积累上重新构建的中心，如北平、上海。战争使北平、上海的文学元气大伤。沦陷之初，有人在指出“如果文坛从前真存在于上海，则‘八一三’后分而至于香港、广西、云南、四川、陕西……这是文坛的大迁移，是向前跑的”时，就悲叹“孤岛”（上海）和“古城”（北平）却“有的只是保守，甚至落后”。事实也确如此。例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所列作家142人，留在沦陷区的仅有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周毓英、张资平、陈大悲、陶晶孙、傅东华、樊仲云等9人，不及十五分之一。但新文学传统力量削弱，异族统治的环境造成的文学的政治所指不能指等情况，却使得通俗文学力量、后起新文学力量得到扩展，加上北平、上海原先的传播机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使北平、上海在以下意义上再度成为一北一南两个文化中心：一是以在通俗小说传统文体（社会言情、武侠会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幽默滑稽等类型）上的成熟形态和旺盛的创作势头，使通俗文学创作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某个地区文学的中心，二是新文学得以在思想启蒙、救亡图存两种五四“模式”之外开掘地域文化资源，使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海派文化）在文学中得到更深的认同。

　　香港在1941年前，由于港英当局出于尊重本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支持现有文化建制中的传统势力的同时，也给新思潮、新文化提供了较宽容的公共空间，因而成为大批内地作家的避乱之地。加上香港新文化跟海派文化一直联系密切等原因，香港在陷于日寇之手前一直也是一个文化中心。东北自1931年沦陷后，跟关内新文学的联系被强行割断，其文学主要以向五四文学的回归，汲取俄、日文学营养，开掘关东地域特色，在日积月累中自成一体。福建永安、甘肃兰州等地，则是在当地政府开明政策的容纳下，以卓有成效、富有特色的刊物出版、文体创作，成为僻远地区的文学亮点。对所在地区而言，它们也不失为一种中心。总之，这些地方的文学形态，都有其独立性，而形成的原因是各自相异的。

　　文化（文学）多中心格局的存在，表明五四到30年代那种单一中心自足机制已被打破，战时中国文学在播散衍生中形成着“多价文学成规”，这对充分开掘各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地域文化资源以丰富文学自身显然大有益处。

　　文化（文学）多中心格局的存在，实际上提供了汉语文学创作、传播机制的一种雏型。从日后形成的汉语文学格局来看，它区别于传统观念上的中国文学，就是其各为中心、各行其是的创作、传播机制。在文学母题、原型等层面上，各地区的汉语文学仍有着内在的相通相应，但在其创作、传播机制上，各地区汉语文学却都力求自成一脉，自行其是。为此，它们都致力于文学的“本土化”。抗日战争期间，爱国主义一直在其内在层次上沟通着各地区的文学，但同时，地区间的阻隔也使得各地区文学事实上进入一种“自成中心”的创作运行。甚至可以说，20世纪民族新文学史上多地区多中心格局中的多元并立状态出现于这一时期，这就沟通了日后汉语文学生存发展的基本形态。

　　战时中国文学多地区多中心格局的形成，使民族性文化资源得到了远较五四时期、30年代充分的开掘。民间的、地域的文化语言的广泛启用，摇撼了在政治大一统和权力格局多倾向于北方的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白话正宗形态，使民族新文学有可能获得多种语言原生态的活力。日后苏童在谈及张爱玲时所言，“极具有中国文学的腔调”、“微妙而精彩”的“标准中国的”作品，正是由战时中国文学（如老舍、师陀、萧红、赵树理、毕基初、吴兴华、钱钟书等的作品）提供的。通俗小说的重归也丰富了民族性的格局，之后，毛泽东《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层面上构建的民族文化观更密切联系着战时中国文学的历史。战时中国文学一方面提供了民族文学形态成熟的创作，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乡土情怀的本土性之间的互动，这在此时期的台湾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战前中国文学的基本生存形态是一种“播散”，这种“播散”甚至向海外繁衍，从而促进了跨国别的汉语文学创作传播机制的初步运行。在这方面，林语堂的海外创作是最有文学史意义的，即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提供了一种独异文本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新文学播传到海外的一个新时期。这些都促使我们的民族新文学开始打破在祖国内地孕育发展的生存格局，其本土自足性第一次有可能代之以跨国别、跨地区的开放性。

　　事实上，战时文学在形成中国本土多地区格局的同时，的确第一次同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了强劲的呼应。1995年，我参与了台湾师大郑明俐教授主持的《二次大战期间世界华文文学档案》研究，涉及包括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婆罗洲等在内的东南亚地区，日本、朝鲜、琉球等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和广大的欧美各国，这些地区的华文文学此时还属于华侨文学范畴，完全可视为中国文学在海外地区的延伸。整个抗战期间，海外各国华侨社会参与中国抗日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及被动员的程度，毫不亚于国内人民。在这种认同中国的爱国主义情境中的海外各国华侨文学在创作题旨上强烈呼应于中国抗日文学，但又各自有依托于海外宗亲、文化团体的创作传播机制，它们的存在，也大大拓展了战时中华民族文学的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世界华文文学”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空前认同中国的起点上。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从古典的一统性向现代的分合性的过渡。一统性导致文学生存环境的封闭，而文学形态的分合则反映出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孕育和形成。当战时中国文学突破了本土自足状态，而呈现向外播射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开始思考：我们民族的新文学可以在一个多大的空间获得生存？而这对于编撰20世纪中国文学史、20世纪汉语文学史都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