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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陪都重庆的明定与宝岛台湾的光复
中国/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员
郝明工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宝岛台湾光复祖国这一全体中国人的强烈民族意愿，从历史的诉求转变为现实的行动，而在这一现实行动之中，国民政府西迁中国西部城市重庆，继而重庆被明定为中国的陪都，使陪都重庆在宝岛台湾的光伏之中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这就在于，陪都重庆不仅成为举国一体抗战的战时中心，而且成为大国形象重塑的现代起点，赖以推动宝岛台湾光复祖国运动的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为了宝岛台湾早日光复祖国，在全体中国人一致要求“收复台湾”的强烈呼声之中，在陪都重庆开始了达成国际共识的不懈外交努力，继而实施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相关举措，终于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迎来了宝岛台湾的光复。
一、国民政府的迁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日声明书》，其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而“中国政府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更为重要的是“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这就表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奋起抗战，既是为了保卫屡遭日本侵略的祖国，更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和平，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已经率先展开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
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指出：“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须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达重庆，十万民众齐集码头热烈欢迎。
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迁都中国西部城市的重庆，主要是因为重庆早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重庆已经成为地区内外贸易的主要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地区可以看做重庆的最大腹地”，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只要有可能总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
随着重庆的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发展，首先直接影响到重庆的城市政治功能相应增长。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重庆蜀军政府率全川之先，于1911年11月22日宣告独立，被各省军政府承认为“四川政治中心”。此后，重庆无论是在“二次革命”中，还是在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里，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后又成为地方军事势力眼中的政治基地，到1935年2月，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的不断上升，重庆又具备了现代城市的文化功能，来推动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为起点，不仅组织了重庆商学联合会来推进群众爱国运动的持久进行，而且成立了中国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以促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入。由此可见，重庆这一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基本功能，从而为重庆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势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中，就明确规划“将全国形成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为了实施这一纲要，1935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开始对重庆进行从行政、财政、军事到金融、交通诸多方面的整顿。3月2日，蒋介石首次飞抵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的重庆；4日，蒋介石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大会上，发表题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演讲，强调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方面讲，条件都很具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古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能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
1935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央地方划分权责纲领》；6月18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10月3日，驻川参谋团奉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1936年初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正式确立以四川为对日作战的总根据地，而重庆行营随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1937年3月21日，成渝铁路开工建筑；4月16日川军退出重庆，中央军随即进驻重庆。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以重庆为核心城市的战略大后方已经处于逐渐形成之中，重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迁都时所能选择的基本对象。
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重庆，促进了重庆的战时发展，通过战时体制下的全面指令性控制，促成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特别发展机制：在经济上，转向战时生产，保障经济建设的专门性与针对性，国民政府组建经济部主管战时工业生产，并将重庆定为抗战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点基地，从而确立了重庆作为大后方工业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重庆由四川省辖乙种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直接促进了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与督导，有利于市区的扩大与市政建设；在文化上，唤起民众觉醒，保持思想导向的主流性与及时性，国民精神动员总会在重庆成立，“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充实抗战国力”，使“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二、陪都重庆的明定
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不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如果从十九世纪来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应该始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宝岛台湾的沦陷；如果从二十世纪来看，就应该是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向着全面战争演变的可能性日渐突出而成为现实性的事实。
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日益逼近的态势之中，迫使中国的执政者不得不思考抗日大计，进行从政略到战略的全面筹措。从抗日的政略上来看，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认为：“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因而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一个陆都”。由此可见，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持久战具有着从政略到战略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因此，正是孙中山从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了持久战的远见卓识，并以在中国内地建立“陆都”的方式来予以实施的政治构想。
于是，1932年的“1・28事变”无疑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从关外的沈阳燃烧到关内的上海，直接威胁着首都南京。在1932年1月29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发表了《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宣言》，明确指出“1・28事变”已经导致了“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这样的严重后果。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驻洛阳办公。2月1日，蒋中正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军事防御；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执政者不得不面对这一严酷的战争现实，而如何确立陪都，也就具有了从政略到战略的紧迫性。
1932年3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这一提议案，议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议决该提议案的同时，又通过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任命。这样，从抗日的战略角度来看，设置陪都的现实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持久抗战，并且一并具体体现在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巩固国防长期抗日案》之中。
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遵行总理遗训，为了抗日而制定持久抗战与设立陪都的国策，都显现出在政略与战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陪都重庆的出现，不仅是持久抗战的现实需要，而且更是抗战到底的历史选择。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初，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式，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
随着国民政府在政府令中明定重庆为陪都，每年的10月1日，也就被同时定为“陪都日”。1940年10月1日，在陪都重庆行了庆祝首届“陪都日”的盛大集会。当天陪都重庆各报纷纷发表社论，《新华日报》的社论首先指出“明定重庆为陪都，恢宏建置，一由于重庆在战时之伟大贡献，再鉴于重庆在战后之发展不可限量”；进而强调“重庆军民在敌机狂炸被毁的废墟瓦砾场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当然大家的心里都不须要是一种粉饰太平的点缀，而是要表现我们抗战不屈团结到底的铁的意志”；最后认为“把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精神发扬起来，这是我们庆祝陪都日最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从国民政府的政府令到《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切对于陪都与“陪都日”的重庆确认，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这就是，充分而客观地肯定了陪都重庆在抗战中的突出贡献与战后发展的不可限量，事实上确立了陪都重庆具有从全国性到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这样的双重地位，从而极大地有利于“把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精神发扬起来”。
三、举国一体的抗战
正是抗战到底的中国意志，将陪都重庆与宝岛台湾第一次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全体中国人，无论大陆同胞，还是台湾同胞，在同仇敌忾之中责无旁贷地积极投入反侵略的中国之战，共同承担起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据《大公报》1938年4月2日报道――3月29日在重庆开幕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第一次正式宣告：“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无疑说明，大陆同胞将与台湾同胞一起，为祖国宝岛的光复进行共同的斗争；而迁驻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势必在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舞台上，为宝岛台湾的光复祖国竭尽全力。
此时，已经坚持抗日42年的广大台湾同胞，对于来自祖国的战斗召唤，予以积极的回应，一方面在岛内组织反战暴动、发起抗日起义、发动反日罢工、编写反战歌曲；一方面纷纷渡海来到大陆参加抗日，尤其是组成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转战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各地的抗战前线，从而被视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代表，成为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适当补充有关资料）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战期间，在祖国大陆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已经超过了20万人，而台湾光复之时，岛内人口为600万，由此可见，台湾同胞每三十人中至少就有一个人直接投入了祖国大陆的抗战；而台湾同胞在长达50年的岛内抗日斗争之中，牺牲者与受害者则达到了65万人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台湾同胞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建立的各种抗日政治团体，也在不断扩大其政治影响，而影响较大的就有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台湾国民党、台湾光复团等组织。其中，以在台湾建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影响最大。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党将建党宗旨进行了修正――“为团结台湾民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台湾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国家”。从此，保卫祖国、光复台湾就成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直接政治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39年1月组建的台湾义勇队，不久之后就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1940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有关负责人的直接促动与具体筹划之下，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为核心，联合其他的台湾抗日政治团体，共同商议如何建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1941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陪都重庆正式成立，在积极组织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同时，努力协助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这无疑证实，从岛内而岛外，从大陆各地到陪都重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将完全有赖于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同心协力，要为抗战到底而共同奋斗。
四、大国形象的重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发布“向美国及英国宣战”的诏书，妄称“前以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生事，扰乱东亚之和平，终使帝国操持干戈，于兹已四年有余”，“美、英两国支援残存之政权，助长东亚之祸患，假和平之美名，逞制霸东洋之企望”，“事既至此，帝国视为自存自卫，惟有厥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在颠倒是非与混淆黑白之中，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美、英两国随即对日宣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国于12月9日，在陪都重庆正式对日宣战，指出“残暴成性之日本”侵略者，“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同时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就国际法而言，台湾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即已恢复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自动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法理束缚也就自动消失。这样，中国对日宣战向世界各国表明了全体中国人抗战到底、光复台湾的无比信心与坚强决心，开始进行大国形象的重塑。
随着美国、英国、中国先后对日宣战，一大批欧洲、美洲、非洲、大洋州国家也对日宣战或宣布断绝外交关系。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这一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战争”，就是一场“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的人权和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的世界之战。同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陪都重庆发表《元旦讲话》，指出“中日战争成为世界战争，两大阵营分明”，而“中、美、英、苏四强，国力雄厚”，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奋斗。
于是，在1942年2月3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发表的公告之中，宣布以蒋中正为战区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成立，正式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就极大地推进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的进程。
进入1942年4月，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陪都重庆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光复宝岛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强调自古以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血肉关系，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母亲是台湾同胞的最大心愿。4月5日，陪都重庆的诸多政治、文化团体联合举行了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大会主题就是台湾“解放已在目前了”；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约国耻日，陪都重庆再一次举行集会，号召全体中国人都来思考“我们应如何认识台湾”这一重大的抗战现实问题。
台湾革命同盟会不仅积极促进陪都重庆这一声势浩大的光复宝岛台湾运动的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式呈请国民政府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发出了收复台湾的热烈之声，引起了强烈的国际舆论反响。
1942年8月，美国《时代》、《生活》、《幸福》等杂志起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其中就提出鉴于台湾在太平洋中的位置极为重要，可以作为国家舰队的停泊之处，因而提出对日战争胜利后台湾不应归还中国，而要由国际共管。此文11月在陪都重庆的《中央日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警觉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强调“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1943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强调“台湾为中国重要失地之一，应由中国收复”。在陪都重庆出版的《大公报》，随即发表题为《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社论，指出“根据国际公法，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日本从中国手里夺去台湾，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根据大西洋宪章，台湾也该归还中国”，建议“中央对台湾问题最好即作具体的措置，以沦陷省区待遇台湾”。
这不仅是依据国际公法对《太平洋关系备忘录》中提出的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而且也同时为台湾省政府的早日成立提供了国内法律根据。由此可见，宝岛台湾的光复，在合理合情合法之中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五、国际共识的达成
随着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之一，国民政府随即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根据《联合国家宣言》的精神，向美国等同盟国成员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1942年10月10日，美国与英国同时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随后加拿大、巴西、挪威、荷兰等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它们的在华治外法权。以此为起点，经过三个月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在首都华盛顿，中国与英国在陪都重庆，同时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国家关系的新约，由此而促成中国与其他有关国家陆续签订新约，从而在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所有这一切，为宝岛台湾早日光复祖国而达成国际共识，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1942年11月底，赴美治病的宋美龄积极开展了国民外交。1943年1月7日，宋美龄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提出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一问题。一个月之后，罗斯福的回答，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国民政府：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这就表明，光复宝岛台湾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当务之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应有之事，从而由此开始达成中国收复台湾的国际共识。
1943年11月，应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邀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飞离陪都重庆前往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临行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关于开罗会议的中国草案，明确提出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群岛归还中国。11月23日，蒋中正在与罗斯福商谈之中，就提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而罗斯福当即同意“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
11月24日，美方在《开罗宣言》草案中正式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归还中国。”经中方核定后，认为将美方草案中“小笠原”更正为澎湖后即可同意这一草案。然而，一天之后，英方却提出一份针对美方草案的修改案，其中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将“归还中国”改为“日本放弃”的英方修改案，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认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因而坚持美方草案之中的“归还中国”。中方的这一坚持，得到了美方的全力支持，美方指出“吾人如措词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家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
1943年11月26日，经过彼此之间的激烈辩论，中美双方主张不变，最后英方同意维持美方草案，然后据此进行定稿，由中、美、英三方签署了《开罗宣言》。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在举国一片欢腾之中，在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欣喜若狂，台湾革命同盟会致电国民政府――“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而在岛内的台湾同胞，不久之后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归还中国”的空前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随着“归还中国”这一国际共识的最终达成，并且在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并予以实施。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已经成长为大国之民的中国人民所看到的就是：宝岛台湾光复祖国已经是指日可待。
六、国民政府的举措
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收复台湾一直就是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心愿，早在1914年，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指出：“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尽管在此后的岁月里，国民政府也曾进行过种种外交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中日之间不平等条约的实际限制，其结果总是使中国收复台湾成为一时间难以实现的全国心愿。正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收复台湾得以从可能的心愿逐步成为可行的现实。
1944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之后，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于4月17日在陪都重庆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组建了直属中央组织部的台湾党部筹备处，并在一个月之内正式成立台湾党部（1945年9月之后改为台湾省党部），以配合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4年6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批示――台湾克复后军事及行政之负责管理问题，可根据开罗会议时我方提出之原建议，先向美国商洽，俟有相当结果，再与英国商洽；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拟设的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当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基础上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并派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参加，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不必另设机构，以免骈枝之弊――随即进行调整充实。
于是，9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并准派台籍人士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为委员。随着大量台籍委员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收复台湾工作展开了艰巨而辛苦的准备工作。首先，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其次，培训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最后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草案。
仅就资料搜集整理而言，到1945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就编写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约40多万字；分类翻译了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万字。
而在接受人员培训方面，1944年8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特别批示：“所有台湾所需党务与行政之高级及中级干部应即一并统筹训练。同时注意现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湾籍专门人才，以适应将来建设之需要。”9月1日，蒋中正又下令“会同中央警官学校办理台湾警察干部训练”，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次年在福建设立第二分校，共训练各级警务人员932名。与此同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之下，由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从1944年12月开学至1945年4月结业；并由四联总处的银行训练班训练银行业务人员40名。
至于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当时在陪都重庆的台籍人士，进行了积极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在1944年8月，拟成《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拟在台建立特别省制，经过一再审核修改，到1945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核定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规定“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
1945年4月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党政军各机关主管人员每月开一次联席会议，会商接收台湾事宜。5月，在陪都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代表全党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湾，重归祖国，始为我抗战彻底之胜利”。大会期间，蒋中正会见台湾沦陷50年来第一位台籍中国国民党代表谢东闵，向其询问台湾的情况，并请谢东闵尽快转告所有台湾同胞――“台湾的光复快要到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投降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并签署无条件投降书；9月3日，国民政府定该日为抗战胜利日。
1945年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进驻台湾，30万台北市民夹道欢迎，放声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生平，仰见青天白日亲”，“六百万民众多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10月25日，中国台湾地区日军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该日被国民政府定为收复台湾的光复节。
历经了8年的全民抗战，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挣扎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终于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浴血奋战之中，迎来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的这一天。从此以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行霸占的台湾，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之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走向大国的现代道路上实现了中华一统。
郝明工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宝岛台湾光复祖国这一全体中国人的强烈民族意愿，从历史的诉求转变为现实的行动，而在这一现实行动之中，国民政府西迁中国西部城市重庆，继而重庆被明定为中国的陪都，使陪都重庆在宝岛台湾的光伏之中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这就在于，陪都重庆不仅成为举国一体抗战的战时中心，而且成为大国形象重塑的现代起点，赖以推动宝岛台湾光复祖国运动的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为了宝岛台湾早日光复祖国，在全体中国人一致要求“收复台湾”的强烈呼声之中，在陪都重庆开始了达成国际共识的不懈外交努力，继而实施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相关举措，终于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迎来了宝岛台湾的光复。
一、国民政府的迁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8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日声明书》，其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而“中国政府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更为重要的是“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这就表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奋起抗战，既是为了保卫屡遭日本侵略的祖国，更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和平，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已经率先展开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
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指出：“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须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达重庆，十万民众齐集码头热烈欢迎。
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迁都中国西部城市的重庆，主要是因为重庆早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重庆已经成为地区内外贸易的主要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地区可以看做重庆的最大腹地”，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只要有可能总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
随着重庆的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发展，首先直接影响到重庆的城市政治功能相应增长。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重庆蜀军政府率全川之先，于1911年11月22日宣告独立，被各省军政府承认为“四川政治中心”。此后，重庆无论是在“二次革命”中，还是在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里，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后又成为地方军事势力眼中的政治基地，到1935年2月，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的不断上升，重庆又具备了现代城市的文化功能，来推动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为起点，不仅组织了重庆商学联合会来推进群众爱国运动的持久进行，而且成立了中国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以促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入。由此可见，重庆这一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基本功能，从而为重庆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势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中，就明确规划“将全国形成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为了实施这一纲要，1935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开始对重庆进行从行政、财政、军事到金融、交通诸多方面的整顿。3月2日，蒋介石首次飞抵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的重庆；4日，蒋介石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大会上，发表题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演讲，强调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方面讲，条件都很具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古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能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
1935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央地方划分权责纲领》；6月18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10月3日，驻川参谋团奉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1936年初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正式确立以四川为对日作战的总根据地，而重庆行营随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1937年3月21日，成渝铁路开工建筑；4月16日川军退出重庆，中央军随即进驻重庆。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以重庆为核心城市的战略大后方已经处于逐渐形成之中，重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迁都时所能选择的基本对象。
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重庆，促进了重庆的战时发展，通过战时体制下的全面指令性控制，促成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特别发展机制：在经济上，转向战时生产，保障经济建设的专门性与针对性，国民政府组建经济部主管战时工业生产，并将重庆定为抗战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点基地，从而确立了重庆作为大后方工业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重庆由四川省辖乙种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直接促进了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与督导，有利于市区的扩大与市政建设；在文化上，唤起民众觉醒，保持思想导向的主流性与及时性，国民精神动员总会在重庆成立，“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充实抗战国力”，使“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二、陪都重庆的明定
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不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如果从十九世纪来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应该始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宝岛台湾的沦陷；如果从二十世纪来看，就应该是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向着全面战争演变的可能性日渐突出而成为现实性的事实。
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日益逼近的态势之中，迫使中国的执政者不得不思考抗日大计，进行从政略到战略的全面筹措。从抗日的政略上来看，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认为：“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因而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一个陆都”。由此可见，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持久战具有着从政略到战略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因此，正是孙中山从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了持久战的远见卓识，并以在中国内地建立“陆都”的方式来予以实施的政治构想。
于是，1932年的“1・28事变”无疑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从关外的沈阳燃烧到关内的上海，直接威胁着首都南京。在1932年1月29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发表了《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宣言》，明确指出“1・28事变”已经导致了“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这样的严重后果。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驻洛阳办公。2月1日，蒋中正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军事防御；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执政者不得不面对这一严酷的战争现实，而如何确立陪都，也就具有了从政略到战略的紧迫性。
1932年3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这一提议案，议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议决该提议案的同时，又通过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任命。这样，从抗日的战略角度来看，设置陪都的现实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持久抗战，并且一并具体体现在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巩固国防长期抗日案》之中。
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遵行总理遗训，为了抗日而制定持久抗战与设立陪都的国策，都显现出在政略与战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陪都重庆的出现，不仅是持久抗战的现实需要，而且更是抗战到底的历史选择。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初，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式，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
随着国民政府在政府令中明定重庆为陪都，每年的10月1日，也就被同时定为“陪都日”。1940年10月1日，在陪都重庆行了庆祝首届“陪都日”的盛大集会。当天陪都重庆各报纷纷发表社论，《新华日报》的社论首先指出“明定重庆为陪都，恢宏建置，一由于重庆在战时之伟大贡献，再鉴于重庆在战后之发展不可限量”；进而强调“重庆军民在敌机狂炸被毁的废墟瓦砾场中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当然大家的心里都不须要是一种粉饰太平的点缀，而是要表现我们抗战不屈团结到底的铁的意志”；最后认为“把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精神发扬起来，这是我们庆祝陪都日最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从国民政府的政府令到《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切对于陪都与“陪都日”的重庆确认，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这就是，充分而客观地肯定了陪都重庆在抗战中的突出贡献与战后发展的不可限量，事实上确立了陪都重庆具有从全国性到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这样的双重地位，从而极大地有利于“把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精神发扬起来”。
三、举国一体的抗战
正是抗战到底的中国意志，将陪都重庆与宝岛台湾第一次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全体中国人，无论大陆同胞，还是台湾同胞，在同仇敌忾之中责无旁贷地积极投入反侵略的中国之战，共同承担起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据《大公报》1938年4月2日报道――3月29日在重庆开幕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第一次正式宣告：“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无疑说明，大陆同胞将与台湾同胞一起，为祖国宝岛的光复进行共同的斗争；而迁驻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势必在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舞台上，为宝岛台湾的光复祖国竭尽全力。
此时，已经坚持抗日42年的广大台湾同胞，对于来自祖国的战斗召唤，予以积极的回应，一方面在岛内组织反战暴动、发起抗日起义、发动反日罢工、编写反战歌曲；一方面纷纷渡海来到大陆参加抗日，尤其是组成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转战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各地的抗战前线，从而被视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代表，成为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适当补充有关资料）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战期间，在祖国大陆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已经超过了20万人，而台湾光复之时，岛内人口为600万，由此可见，台湾同胞每三十人中至少就有一个人直接投入了祖国大陆的抗战；而台湾同胞在长达50年的岛内抗日斗争之中，牺牲者与受害者则达到了65万人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台湾同胞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建立的各种抗日政治团体，也在不断扩大其政治影响，而影响较大的就有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台湾国民党、台湾光复团等组织。其中，以在台湾建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影响最大。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党将建党宗旨进行了修正――“为团结台湾民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台湾一切势力；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其统治，而返归祖国，以共同建立三民主义之新国家”。从此，保卫祖国、光复台湾就成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直接政治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1939年1月组建的台湾义勇队，不久之后就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1940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有关负责人的直接促动与具体筹划之下，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为核心，联合其他的台湾抗日政治团体，共同商议如何建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1941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陪都重庆正式成立，在积极组织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同时，努力协助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这无疑证实，从岛内而岛外，从大陆各地到陪都重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将完全有赖于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同心协力，要为抗战到底而共同奋斗。
四、大国形象的重塑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发布“向美国及英国宣战”的诏书，妄称“前以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生事，扰乱东亚之和平，终使帝国操持干戈，于兹已四年有余”，“美、英两国支援残存之政权，助长东亚之祸患，假和平之美名，逞制霸东洋之企望”，“事既至此，帝国视为自存自卫，惟有厥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在颠倒是非与混淆黑白之中，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美、英两国随即对日宣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国于12月9日，在陪都重庆正式对日宣战，指出“残暴成性之日本”侵略者，“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同时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就国际法而言，台湾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即已恢复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自动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法理束缚也就自动消失。这样，中国对日宣战向世界各国表明了全体中国人抗战到底、光复台湾的无比信心与坚强决心，开始进行大国形象的重塑。
随着美国、英国、中国先后对日宣战，一大批欧洲、美洲、非洲、大洋州国家也对日宣战或宣布断绝外交关系。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展开，这一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战争”，就是一场“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的人权和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的世界之战。同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陪都重庆发表《元旦讲话》，指出“中日战争成为世界战争，两大阵营分明”，而“中、美、英、苏四强，国力雄厚”，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奋斗。
于是，在1942年2月3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发表的公告之中，宣布以蒋中正为战区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成立，正式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就极大地推进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的进程。
进入1942年4月，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陪都重庆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光复宝岛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强调自古以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血肉关系，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母亲是台湾同胞的最大心愿。4月5日，陪都重庆的诸多政治、文化团体联合举行了台湾光复运动宣传大会，大会主题就是台湾“解放已在目前了”；4月17日是《马关条约》签约国耻日，陪都重庆再一次举行集会，号召全体中国人都来思考“我们应如何认识台湾”这一重大的抗战现实问题。
台湾革命同盟会不仅积极促进陪都重庆这一声势浩大的光复宝岛台湾运动的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式呈请国民政府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发出了收复台湾的热烈之声，引起了强烈的国际舆论反响。
1942年8月，美国《时代》、《生活》、《幸福》等杂志起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其中就提出鉴于台湾在太平洋中的位置极为重要，可以作为国家舰队的停泊之处，因而提出对日战争胜利后台湾不应归还中国，而要由国际共管。此文11月在陪都重庆的《中央日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警觉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强调“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1943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强调“台湾为中国重要失地之一，应由中国收复”。在陪都重庆出版的《大公报》，随即发表题为《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社论，指出“根据国际公法，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日本从中国手里夺去台湾，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根据大西洋宪章，台湾也该归还中国”，建议“中央对台湾问题最好即作具体的措置，以沦陷省区待遇台湾”。
这不仅是依据国际公法对《太平洋关系备忘录》中提出的谬论进行了有力驳斥，而且也同时为台湾省政府的早日成立提供了国内法律根据。由此可见，宝岛台湾的光复，在合理合情合法之中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五、国际共识的达成
随着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强之一，国民政府随即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根据《联合国家宣言》的精神，向美国等同盟国成员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1942年10月10日，美国与英国同时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随后加拿大、巴西、挪威、荷兰等国家相继宣布放弃它们的在华治外法权。以此为起点，经过三个月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国在首都华盛顿，中国与英国在陪都重庆，同时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国家关系的新约，由此而促成中国与其他有关国家陆续签订新约，从而在根本上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所有这一切，为宝岛台湾早日光复祖国而达成国际共识，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1942年11月底，赴美治病的宋美龄积极开展了国民外交。1943年1月7日，宋美龄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提出中国必须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一问题。一个月之后，罗斯福的回答，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国民政府：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这就表明，光复宝岛台湾不仅是中国抗战的当务之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应有之事，从而由此开始达成中国收复台湾的国际共识。
1943年11月，应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邀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飞离陪都重庆前往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临行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关于开罗会议的中国草案，明确提出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琉球群岛归还中国。11月23日，蒋中正在与罗斯福商谈之中，就提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而罗斯福当即同意“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
11月24日，美方在《开罗宣言》草案中正式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归还中国。”经中方核定后，认为将美方草案中“小笠原”更正为澎湖后即可同意这一草案。然而，一天之后，英方却提出一份针对美方草案的修改案，其中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将“归还中国”改为“日本放弃”的英方修改案，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认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因而坚持美方草案之中的“归还中国”。中方的这一坚持，得到了美方的全力支持，美方指出“吾人如措词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家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
1943年11月26日，经过彼此之间的激烈辩论，中美双方主张不变，最后英方同意维持美方草案，然后据此进行定稿，由中、美、英三方签署了《开罗宣言》。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其中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在举国一片欢腾之中，在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欣喜若狂，台湾革命同盟会致电国民政府――“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而在岛内的台湾同胞，不久之后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归还中国”的空前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随着“归还中国”这一国际共识的最终达成，并且在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并予以实施。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已经成长为大国之民的中国人民所看到的就是：宝岛台湾光复祖国已经是指日可待。
六、国民政府的举措
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收复台湾一直就是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心愿，早在1914年，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指出：“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尽管在此后的岁月里，国民政府也曾进行过种种外交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中日之间不平等条约的实际限制，其结果总是使中国收复台湾成为一时间难以实现的全国心愿。正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收复台湾得以从可能的心愿逐步成为可行的现实。
1944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之后，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于4月17日在陪都重庆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组建了直属中央组织部的台湾党部筹备处，并在一个月之内正式成立台湾党部（1945年9月之后改为台湾省党部），以配合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工作。
1944年6月2日，根据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批示――台湾克复后军事及行政之负责管理问题，可根据开罗会议时我方提出之原建议，先向美国商洽，俟有相当结果，再与英国商洽；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拟设的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当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基础上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并派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参加，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不必另设机构，以免骈枝之弊――随即进行调整充实。
于是，9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并准派台籍人士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为委员。随着大量台籍委员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收复台湾工作展开了艰巨而辛苦的准备工作。首先，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其次，培训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最后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草案。
仅就资料搜集整理而言，到1945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就编写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约40多万字；分类翻译了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万字。
而在接受人员培训方面，1944年8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特别批示：“所有台湾所需党务与行政之高级及中级干部应即一并统筹训练。同时注意现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湾籍专门人才，以适应将来建设之需要。”9月1日，蒋中正又下令“会同中央警官学校办理台湾警察干部训练”，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次年在福建设立第二分校，共训练各级警务人员932名。与此同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之下，由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从1944年12月开学至1945年4月结业；并由四联总处的银行训练班训练银行业务人员40名。
至于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当时在陪都重庆的台籍人士，进行了积极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在1944年8月，拟成《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拟在台建立特别省制，经过一再审核修改，到1945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核定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规定“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
1945年4月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与党政军各机关主管人员每月开一次联席会议，会商接收台湾事宜。5月，在陪都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代表全党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湾，重归祖国，始为我抗战彻底之胜利”。大会期间，蒋中正会见台湾沦陷50年来第一位台籍中国国民党代表谢东闵，向其询问台湾的情况，并请谢东闵尽快转告所有台湾同胞――“台湾的光复快要到了！”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发表；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表投降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并签署无条件投降书；9月3日，国民政府定该日为抗战胜利日。
1945年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进驻台湾，30万台北市民夹道欢迎，放声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生平，仰见青天白日亲”，“六百万民众多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10月25日，中国台湾地区日军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该日被国民政府定为收复台湾的光复节。
历经了8年的全民抗战，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挣扎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终于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浴血奋战之中，迎来了宝岛台湾光复祖国的这一天。从此以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行霸占的台湾，从与祖国分离的状态之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走向大国的现代道路上实现了中华一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