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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后记（《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
2005年春节，是一个属于我的节日。
北方小城的节日是由鞭炮噼啪声的逐渐密集，烟花绚烂色彩的日见浓郁召唤而来的。
我在泰山西麓叫做肥城的老家温暖的房间里，看着漫天飞舞的“如席”雪花在盘旋卷动。它已经将大地与房舍化为白色，变成为最好的布景。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场场的大戏将要上演。
就在大雪织成的无尽白幕中，我的学生刘卫东从济南专程开车给我送来了最好的年礼：由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尤汪洋先生从郑州特快专递发来的、由我主编的“中国画学丛书”，它们分别是：
《中国画论体系》
《中国绘画美学》
《中国山水画学》
《中国花鸟画学》
《中国人物画学》
《现代国画形态》
《中西绘画比较》
这套书除《中国花鸟画学》、《中西绘画比较》系分别由傅京生、孔新苗教授完成，我个人完成了其余五卷的110万字。
而尤其令我感慨的是，这五卷书中的《中国绘画美学》一书，是我21-23岁之间，在这个小城担任中学美术老师的工作间隙中完成的。它在1996年获得山东省文化厅颁发的“山东省艺术科学研究一等奖”。
而其中我在32岁时完成的《中国画论体系》一书，1996年被文化部列入了“九五规划——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研究生通用教材”，2000年获得山东省委宣传部颁发的“刘勰文艺评论奖”。
而以上工作对于“中国画学”这个概念而言，不过是局部的工作而已。直到2001年底，五部书全部完成并交稿后，从此也就成了悬置起来的学术理想，成为我时刻挂念的一件未了事情。
2005年这个时段，似乎也是属于我的年份。
每年的两个假期，如无意外的事情需要处理，我照例是要回山东度过的。我执意于这样的感觉与信念，这种重复的回返的本身已经不是那种朴素的故乡之怀恋，而被转化为一种人文之旅了。因为它使我已经不自觉地迷恋于在巴蜀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时空隧道之中穿梭了。巨大的文化反差，使我的大脑中逐渐沉睡的记忆不断被转化性地激活着。
春节后在济南滞留一段时间后，我依旧选择乘火车返回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的工作岗位。我每次踏上这个漫漫旅途之前，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在这个极端无聊的过程中，恰恰是最容易产生学术创意的时候。
当我长久地面对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这些学术著作的时候，它们之间在学术逻辑上的关联性不断地开始昭显着，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插入我的脑海：如果将它们重新打造出一套丛书，该当焕发出如何的学术力量啊。
于是，在旅途的终点，我形成了如是的学术谋划：“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化丛书”：
《书法文化：形态描述与经典图释》
《现代主义书法论纲》
《后现代书法的文化逻辑》
《现代艺术与中国文化视点》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这是另一套包含了五册以上，100余万字的学术工程。
不过，我更愿意形象地比喻为是在“中国画学”学术舰队之外的、我的另外一列学术舰队。
不过，有时候我反观自己的心态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将这个舰队激发出它的攻击性。甚或相反，我自己倒经常产生错觉，好像是儿时钟爱玩具的那种心态：狂热地为每天增加数量而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地守护打磨。
随着完成并出版著作数量的递增，我不断地遭受着如此的质疑：你写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多了就滥了，就不再神圣了！而且你早就不需要为评职称而增加砝码了嘛！
另外的一种声音更具颠覆性：其实，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就一两册而已，多了就会有副作用。
这些质疑其实更多地来自于我的朋友，他们的善意是不容怀疑的。况且，有时候这些疑惑也会从我的心底升腾。
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会浮现在我的面前——那是在80年代上半叶偶然在小说刊物上看到的：
有两个年轻时留学国外的同学，他们在分开了整整30年的“文革”浩劫之后重逢了。现在一位是国外名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国际著名学者；另外一位则留在国内某高校做教授。见面时的激动不言而喻，临分别时，国外的同学送给了国内的同学一套精装的十几部厚厚的巨著，殷切地请老同学指教，同时告诉老同学的儿子，他的父亲当年是何样的风流倜傥，何等的才华横溢。而这位国内的同学回到家翻箱倒柜，只找到一本小册子。他的儿子说，你的这部小书也送得出手？
其实，这个故事极具象征性，在我看来，这对老同学的会面，预示着不同学术生命的终极审定。
这个事情留给我长久的警觉是：当外在的文化政治风暴已经不存在时，而由个人内心卷起的浮躁的欲望风暴，是不是还悬荡在我们的心头呢？
它也包括对于你所做工作意义的追问。如果这种追问被情绪化、长期化，也会形成自我的颠覆。
而检验的标准非常简单，看你是不是有持续工作的结果。
我经常对那些指责别人著述太多的人如此回应：如果你无法用五千言写出《道德经》那样的文字，你就必须有数量。
于是，我不再从研究方法、基础准备、资料占有这些极易被诟病、继而会被转化为逃避工作的借口而烦恼。
于是，一切可能的想象被焕发出来。而伴随这种想象的落实，就是非常繁琐而细致的文字工作。由于秉持了激发创造的信念，所以，繁琐也就成了通往欣喜成果的有趣阶梯。
于是，逾越以往在“美术学”范畴中的工作，走向了“视觉文化”概念，也就成为必然。
于是，本书《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的集结，也同时成为必然。
“2005年属于我的年份”的含义，也就不再局限于所谓的清理中的收获，更重要的是：《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如同一份学术策划的概念书，指向了新的学术起点：另一个学术、艺术天地注定要被打开！
北方小城的节日是由鞭炮噼啪声的逐渐密集，烟花绚烂色彩的日见浓郁召唤而来的。
我在泰山西麓叫做肥城的老家温暖的房间里，看着漫天飞舞的“如席”雪花在盘旋卷动。它已经将大地与房舍化为白色，变成为最好的布景。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场场的大戏将要上演。
就在大雪织成的无尽白幕中，我的学生刘卫东从济南专程开车给我送来了最好的年礼：由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尤汪洋先生从郑州特快专递发来的、由我主编的“中国画学丛书”，它们分别是：
《中国画论体系》
《中国绘画美学》
《中国山水画学》
《中国花鸟画学》
《中国人物画学》
《现代国画形态》
《中西绘画比较》
这套书除《中国花鸟画学》、《中西绘画比较》系分别由傅京生、孔新苗教授完成，我个人完成了其余五卷的110万字。
而尤其令我感慨的是，这五卷书中的《中国绘画美学》一书，是我21-23岁之间，在这个小城担任中学美术老师的工作间隙中完成的。它在1996年获得山东省文化厅颁发的“山东省艺术科学研究一等奖”。
而其中我在32岁时完成的《中国画论体系》一书，1996年被文化部列入了“九五规划——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研究生通用教材”，2000年获得山东省委宣传部颁发的“刘勰文艺评论奖”。
而以上工作对于“中国画学”这个概念而言，不过是局部的工作而已。直到2001年底，五部书全部完成并交稿后，从此也就成了悬置起来的学术理想，成为我时刻挂念的一件未了事情。
2005年这个时段，似乎也是属于我的年份。
每年的两个假期，如无意外的事情需要处理，我照例是要回山东度过的。我执意于这样的感觉与信念，这种重复的回返的本身已经不是那种朴素的故乡之怀恋，而被转化为一种人文之旅了。因为它使我已经不自觉地迷恋于在巴蜀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时空隧道之中穿梭了。巨大的文化反差，使我的大脑中逐渐沉睡的记忆不断被转化性地激活着。
春节后在济南滞留一段时间后，我依旧选择乘火车返回到重庆四川美术学院的工作岗位。我每次踏上这个漫漫旅途之前，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在这个极端无聊的过程中，恰恰是最容易产生学术创意的时候。
当我长久地面对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这些学术著作的时候，它们之间在学术逻辑上的关联性不断地开始昭显着，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插入我的脑海：如果将它们重新打造出一套丛书，该当焕发出如何的学术力量啊。
于是，在旅途的终点，我形成了如是的学术谋划：“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化丛书”：
《书法文化：形态描述与经典图释》
《现代主义书法论纲》
《后现代书法的文化逻辑》
《现代艺术与中国文化视点》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这是另一套包含了五册以上，100余万字的学术工程。
不过，我更愿意形象地比喻为是在“中国画学”学术舰队之外的、我的另外一列学术舰队。
不过，有时候我反观自己的心态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将这个舰队激发出它的攻击性。甚或相反，我自己倒经常产生错觉，好像是儿时钟爱玩具的那种心态：狂热地为每天增加数量而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地守护打磨。
随着完成并出版著作数量的递增，我不断地遭受着如此的质疑：你写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多了就滥了，就不再神圣了！而且你早就不需要为评职称而增加砝码了嘛！
另外的一种声音更具颠覆性：其实，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就一两册而已，多了就会有副作用。
这些质疑其实更多地来自于我的朋友，他们的善意是不容怀疑的。况且，有时候这些疑惑也会从我的心底升腾。
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会浮现在我的面前——那是在80年代上半叶偶然在小说刊物上看到的：
有两个年轻时留学国外的同学，他们在分开了整整30年的“文革”浩劫之后重逢了。现在一位是国外名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国际著名学者；另外一位则留在国内某高校做教授。见面时的激动不言而喻，临分别时，国外的同学送给了国内的同学一套精装的十几部厚厚的巨著，殷切地请老同学指教，同时告诉老同学的儿子，他的父亲当年是何样的风流倜傥，何等的才华横溢。而这位国内的同学回到家翻箱倒柜，只找到一本小册子。他的儿子说，你的这部小书也送得出手？
其实，这个故事极具象征性，在我看来，这对老同学的会面，预示着不同学术生命的终极审定。
这个事情留给我长久的警觉是：当外在的文化政治风暴已经不存在时，而由个人内心卷起的浮躁的欲望风暴，是不是还悬荡在我们的心头呢？
它也包括对于你所做工作意义的追问。如果这种追问被情绪化、长期化，也会形成自我的颠覆。
而检验的标准非常简单，看你是不是有持续工作的结果。
我经常对那些指责别人著述太多的人如此回应：如果你无法用五千言写出《道德经》那样的文字，你就必须有数量。
于是，我不再从研究方法、基础准备、资料占有这些极易被诟病、继而会被转化为逃避工作的借口而烦恼。
于是，一切可能的想象被焕发出来。而伴随这种想象的落实，就是非常繁琐而细致的文字工作。由于秉持了激发创造的信念，所以，繁琐也就成了通往欣喜成果的有趣阶梯。
于是，逾越以往在“美术学”范畴中的工作，走向了“视觉文化”概念，也就成为必然。
于是，本书《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的集结，也同时成为必然。
“2005年属于我的年份”的含义，也就不再局限于所谓的清理中的收获，更重要的是：《视觉文化：从艺术经验到学科体系》如同一份学术策划的概念书，指向了新的学术起点：另一个学术、艺术天地注定要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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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小说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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