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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主修四库全书的文献学家
纪昀
“传略”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别号观奕道人，谥文达，清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传见《清史稿》卷三百二十。
纪昀出生于“世为河间著姓”的家族，他“少而奇颖，读书过目不忘”。24岁顺天乡试第一。乾隆十九年（1754）成进士，选庶吉士。继任编修、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泄露禁中语于姻亲被革职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释还，以立成御试诗优奖，复授编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搜罗天下藏书，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开馆编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纪昀以“学问淹通”任总纂官，实际主持四库全书馆工作。他在馆13年，自始至终从事全书的编校、提要撰述、荟要选编和简明目录的工作，为《四库全书》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间，他的职务由侍读升至文渊阁直阁事兵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1786）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河间等府歉收，饥民拥入京师，纪昀请准截留南漕50万石备赈粮中数千石在京师设米厂赈饥，挽救了大量灾民的生命。当时，乡试《春秋》例用胡安国《传》，以至各省多有同出一题者，纪昀建议改以《左传》为主，参用《公羊》《�梁》，既可避免重复相同之题，又可督促士子研习《左传》。得旨允行。嘉庆四年（1799）任高宗纯皇帝实录馆副总裁。嘉庆十年（1805）正月，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当月病卒。
纪昀“学究天人，胸罗万象，所谓无书不窥，无技不绝”。他以主要精力尽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并先后主持《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等官书的编纂工作。个人著述有《纪文达公遗集》与《阅微草堂笔记》。
“影响”纪昀学问通达，识见高深，却懒于著述。他曾经说：“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由此，他的个人著述很少，而其对中华学术的最大贡献，是主持编纂成功《四库全书》。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搜集整理图籍之举，六朝隋代更有从藏书中精选编辑御用丛书之例。然唐宋以后，典籍浩繁，国家除仍坚持图书编目整理外，无人敢于作编辑全国综合性丛书的尝试。清乾隆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基础雄厚，而社会安定，政权巩固，又给学者提供了从容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氛围。清高宗弘历本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更好大喜功，故而其一生中组织了许多大型文化项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为《四库全书》的编撰。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从乾隆三十七年朱筠请求组织人力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失之书和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古今著作汇送京师开始的。次年，正式成立四库全书馆，以皇六子永�等亲贵为总裁，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姚鼐、俞大猷、翁方纲等分任校勘、分校，组织了360人的庞大机构，加上抄写者总数达4000余人，从事《四库全书》的编校眷正工作。作为总纂官，纪昀、陆锡熊、陆费墀在确定体例、组织编校、撰写提要等方面出力最大，而纪昀又是其中首席者，是综其成的人物，故而介绍《四库全书》，以纪昀作为编撰者的代表学者。
《四库全书》的编撰，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元月，主要是将各地搜集来的图书进行校阅、编写提要，并最终编出第一份《四库全书》，呈奏高宗。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至五十二年为第二阶段，一方面完成《四库全书》北四阁的缮写并赶办南三阁的三份书。另一方面，赶办出如《大清一统志》、“清三通”等大批官书，以收入《四库全书》中。又一方面，是核校抄写错误，检查禁书。这5年内，纪昀专心致志地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修改充实和整齐划一的工作。乾隆五十二年到五十八年为第三阶段，《四库全书》的七部抄本全部完成，工作人员逐渐散馆，只留下纪昀等少数人从事审阅七部钞本的差误和违碍字句，编纂《八旗通志》《南巡盛典》等官书，清除收入《四库全书》中的禁书和在全国搜查禁书。最终完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修改定稿，由武英殿刊版。
《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另有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其中包括了除戏曲、小说、佛经、道经以外，乾隆年间及其以前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共抄录，部7本正分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今沈阳）行宫文溯阁，热河（今承德）行宫文津阁，以上为北四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为南三阁。这样一下子建立了7个藏书数万卷的国家图书馆。其中南三阁书和翰林院底本都允许士人“到阁钞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对促进乾嘉学术，的兴盛，有一定作用。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产生了几部相关的著述。一为《四库全书荟要》，是从全书中再精选出来的一部卷帙较小的丛书。二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只著录四库书的书名，卷数，注明某朝某人撰的简目。四为《四库全书考证》，是将馆臣对各书的考订编成的书。
《四库全书》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价值。其一，对我国古代图书的保存、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四库全书》所收各书，是经过当时一批著名学者精选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典籍。其中有许多珍本；不少宋、元刻本和旧抄本，在编《全书》时已很罕见；不少失传很久的书籍，经多方征求重新发现，有的则是从古类书中辑录出来的。
这些书，都赖《四库全书》的收入而得以永远流传。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出版。这些，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文化学术的发展，有巨大价值。其二，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有重大影响。《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对传统四分法有继承，更有发展，四分法至此大备，为以后的目录家遵循。《提要》继承了自刘向以来的编写提要方法，又汲取了清代前期学者所写题跋记的方法，形成了新的提要形式，“将一书原委，撮其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不仅对其后各种藏书目录的编制有重大影响，而且为广大读者指导治学门径。直到今天，《提要》为文献学研究必读之书。其三，全书的校勘整理和提要对书的辨析，推动了清代辑佚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的发展。
“余论”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了约3000种书，即便收入全书的书籍也被删改了一些有“违碍”的内容。对此举，许多学者予以激烈的抨击，甚至以为罪大于功。我们对此论实在不敢苟同。试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政权不查禁对巩固其政权有碍的书籍呢？况且，清代禁毁之书至今多仍流传，可见其禁毁并非斩草除根。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四库全书》出于政治原因的删改，以及“提要”中的错误，因此翻阅时要利用《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加以纠正。所以，我们认为清修《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壮举。
（汪受宽）
“传略”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别号观奕道人，谥文达，清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传见《清史稿》卷三百二十。
纪昀出生于“世为河间著姓”的家族，他“少而奇颖，读书过目不忘”。24岁顺天乡试第一。乾隆十九年（1754）成进士，选庶吉士。继任编修、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泄露禁中语于姻亲被革职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释还，以立成御试诗优奖，复授编修。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搜罗天下藏书，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开馆编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纪昀以“学问淹通”任总纂官，实际主持四库全书馆工作。他在馆13年，自始至终从事全书的编校、提要撰述、荟要选编和简明目录的工作，为《四库全书》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间，他的职务由侍读升至文渊阁直阁事兵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1786）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河间等府歉收，饥民拥入京师，纪昀请准截留南漕50万石备赈粮中数千石在京师设米厂赈饥，挽救了大量灾民的生命。当时，乡试《春秋》例用胡安国《传》，以至各省多有同出一题者，纪昀建议改以《左传》为主，参用《公羊》《�梁》，既可避免重复相同之题，又可督促士子研习《左传》。得旨允行。嘉庆四年（1799）任高宗纯皇帝实录馆副总裁。嘉庆十年（1805）正月，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当月病卒。
纪昀“学究天人，胸罗万象，所谓无书不窥，无技不绝”。他以主要精力尽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并先后主持《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等官书的编纂工作。个人著述有《纪文达公遗集》与《阅微草堂笔记》。
“影响”纪昀学问通达，识见高深，却懒于著述。他曾经说：“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由此，他的个人著述很少，而其对中华学术的最大贡献，是主持编纂成功《四库全书》。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搜集整理图籍之举，六朝隋代更有从藏书中精选编辑御用丛书之例。然唐宋以后，典籍浩繁，国家除仍坚持图书编目整理外，无人敢于作编辑全国综合性丛书的尝试。清乾隆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基础雄厚，而社会安定，政权巩固，又给学者提供了从容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氛围。清高宗弘历本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更好大喜功，故而其一生中组织了许多大型文化项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为《四库全书》的编撰。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从乾隆三十七年朱筠请求组织人力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失之书和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古今著作汇送京师开始的。次年，正式成立四库全书馆，以皇六子永�等亲贵为总裁，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姚鼐、俞大猷、翁方纲等分任校勘、分校，组织了360人的庞大机构，加上抄写者总数达4000余人，从事《四库全书》的编校眷正工作。作为总纂官，纪昀、陆锡熊、陆费墀在确定体例、组织编校、撰写提要等方面出力最大，而纪昀又是其中首席者，是综其成的人物，故而介绍《四库全书》，以纪昀作为编撰者的代表学者。
《四库全书》的编撰，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元月，主要是将各地搜集来的图书进行校阅、编写提要，并最终编出第一份《四库全书》，呈奏高宗。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至五十二年为第二阶段，一方面完成《四库全书》北四阁的缮写并赶办南三阁的三份书。另一方面，赶办出如《大清一统志》、“清三通”等大批官书，以收入《四库全书》中。又一方面，是核校抄写错误，检查禁书。这5年内，纪昀专心致志地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修改充实和整齐划一的工作。乾隆五十二年到五十八年为第三阶段，《四库全书》的七部抄本全部完成，工作人员逐渐散馆，只留下纪昀等少数人从事审阅七部钞本的差误和违碍字句，编纂《八旗通志》《南巡盛典》等官书，清除收入《四库全书》中的禁书和在全国搜查禁书。最终完成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修改定稿，由武英殿刊版。
《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另有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其中包括了除戏曲、小说、佛经、道经以外，乾隆年间及其以前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共抄录，部7本正分藏于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今沈阳）行宫文溯阁，热河（今承德）行宫文津阁，以上为北四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为南三阁。这样一下子建立了7个藏书数万卷的国家图书馆。其中南三阁书和翰林院底本都允许士人“到阁钞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对促进乾嘉学术，的兴盛，有一定作用。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产生了几部相关的著述。一为《四库全书荟要》，是从全书中再精选出来的一部卷帙较小的丛书。二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只著录四库书的书名，卷数，注明某朝某人撰的简目。四为《四库全书考证》，是将馆臣对各书的考订编成的书。
《四库全书》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价值。其一，对我国古代图书的保存、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四库全书》所收各书，是经过当时一批著名学者精选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典籍。其中有许多珍本；不少宋、元刻本和旧抄本，在编《全书》时已很罕见；不少失传很久的书籍，经多方征求重新发现，有的则是从古类书中辑录出来的。
这些书，都赖《四库全书》的收入而得以永远流传。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出版。这些，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文化学术的发展，有巨大价值。其二，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有重大影响。《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对传统四分法有继承，更有发展，四分法至此大备，为以后的目录家遵循。《提要》继承了自刘向以来的编写提要方法，又汲取了清代前期学者所写题跋记的方法，形成了新的提要形式，“将一书原委，撮其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不仅对其后各种藏书目录的编制有重大影响，而且为广大读者指导治学门径。直到今天，《提要》为文献学研究必读之书。其三，全书的校勘整理和提要对书的辨析，推动了清代辑佚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的发展。
“余论”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了约3000种书，即便收入全书的书籍也被删改了一些有“违碍”的内容。对此举，许多学者予以激烈的抨击，甚至以为罪大于功。我们对此论实在不敢苟同。试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政权不查禁对巩固其政权有碍的书籍呢？况且，清代禁毁之书至今多仍流传，可见其禁毁并非斩草除根。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四库全书》出于政治原因的删改，以及“提要”中的错误，因此翻阅时要利用《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加以纠正。所以，我们认为清修《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壮举。
（汪受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