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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睁眼看世界的禁烟英雄
林则徐
“传略”林则徐（1785～1850），清朝大臣。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父是秀才，多年做教师。林则徐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他重视实际调查，在东河河道总督任内，徒步抽验秸料数千垛，尽力修治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疏陈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坚请缓征，并修白茆、浏河等水利。工作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初，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成效卓著。次年上奏道光帝，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集》等。传见《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
“影响”林则徐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时家境不很好，曾一度过着负债缺粮的生活，母亲和姐妹曾经从事剪纸花的手工艺劳动。在他读书期间和中举之后，曾几次因家庭经济困难，出外谋生，先后在闽县（今福州市）、厦门当过衙门的文书，在家乡和闽东北当过塾师。这使他较为接近民众，对民情有所了解。他勤奋好学，博览诸子百家，注意“经世致用”。他敬佩唐代柳宗元被流放后的斗争精神，称赞柳宗元的文章“言必己出”，有独特的见解；向往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物。他生长在较早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侵扰的对外贸易港口福州，目击鸦片在福州、厦门地区的流毒，较早感受到鸦片侵入的祸害，觉察英国侵略者的种种不法行径和罪恶，正如后来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时说的：于外夷一“本大臣家居闽海，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福建人民反抗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传统、郑成功父子火焚西方殖民者兵舰的事迹，都对他有过启发。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他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贪婪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商品市场，掠夺殖民地。他们发现鸦片既能获得高额利润，又容易找到销路。早在17世纪，他们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印度扩大鸦片生产，通过走私和贿赂清朝官吏，把鸦片运到中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复一年地增加，从1800年的4500箱增至1838年的4万箱。
英印政府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收入猛增，1835年，每年平均为白银500多万两，等于开始进行鸦片走私时的67倍。美国和沙皇俄国步英国资产阶级的后尘，也参与了贩卖鸦片的勾当。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吸食者大量增加，不仅统治阶级的成员及其依附者吸食，就连少数劳动人民也沾染了这种恶习。据1835年估计，全国鸦片吸食者达200万人以上。吸食鸦片的兵丁为数不少，他们随身带着两杆枪：一杆是当武器的枪，枪身生锈；一杆是烟枪，油光发亮。可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哪能打仗。由于鸦片走私，在中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对鸦片输入，中国人民深恶痛绝，坚决要求禁止。
1838年6月2日，在鸦片流毒“渐成病国之忧”的严重形势下，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他从挽救鸦片引起的财政危机和统治危机出发，针对当时鸦片泛滥的严重问题，奏请朝廷严禁鸦片，道光帝立即将他的奏章发给各地将军、总督、巡抚讨论，要他们各抒己见，拟出章程，迅速回报。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武昌接到奏章后，极表支持。他在回报道光帝的奏章里痛切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认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必须“审时势而权所重”，适应时代的变化，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改用严刑峻法。这一番对统治危机极表关切、对禁烟提出改革措施的言语，深深地触动了道光皇帝，于是，命林则徐入觐，召对19次，研讨禁烟问题，并特赐紫禁城乘骑，命他做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在，“中外柄臣有忌沮”“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的情况下，以天下为己任，感上殊遇，抱着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决心，奔赴反对鸦片侵略的最前线――广州。3月10日到达，18日会同邓廷桢坐堂传讯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洋行商人。即令外商“呈缴烟土”并毅然宣布：本大臣一，“若鸦片一日未绝，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警告说倘若“不知悔改，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他团结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共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40箱是美国贩的烟），计重23762斤，从6月3日至25日，在他的亲临监督下，全部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斗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殊勋。今天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浮雕所表现的就是当年虎门销烟的动人场面。
林则徐十分重视了解外国情况，他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外情，知其虚实，才能找到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为了探求新知，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把它编成《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地理知识的专著，后来由好友魏源在此基础上编成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将英国人德庇时著的《中国人》一书的摘译，辑成《华事夷言》，以了解外国对中国事情的看法；组织编译了瑞士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以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又组织翻译了大炮瞄准法等，以了解外国的军事技术。他接触西学，调查研究西方各国情况，冲破因循守旧，愚昧保守，闭目塞听的传统观念，睁眼看世界，主张改革开放，对外商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方针，从而有效地孤立和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1840年初，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闽浙总督。6月，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厦门防范严密，被击退。遂北上攻定海，陈兵大沽，8月直逼天津。因投降派乘机诬陷，道光帝惊恐变计，将林、邓革职，改派琦善赴广东“议抚”。次年5月，林则徐复受命往镇海军营帮办事务，又遭谗言，不久被流放新疆，曾在该地勘垦屯田，兴办水利，推广先进技术。1845年起被起用为陕甘总督。1849年，因病退职返乡。时英国侵略者强占福州城内名胜古迹乌石山积翠寺，他联合爱国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主张严厉交涉，把侵略者驱逐出城。他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所察觉，晚年曾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50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同年11月在广东湖州普宁县逝世。临终时连声疾呼：“星斗南！”据后人考证，林则徐是被暗害致死的。“星斗南”是福建方言，与洋人住地的广州“新豆栏”街发音相同，由于洋商害怕林则徐东山再起，遂用重金贿赂其厨师，林则徐喝了厨师放入泄药巴豆的早餐，泄泻不止而亡。
“余论”林则徐在告别家人赴伊犁的一首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若对国家有利，无论生死祸福他都不在乎。充分表达了他不顾个人安危，忘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也是他一生忠贞爱国的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他提倡改革开放，发展正当的对外贸易；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倡导新学的先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看到沿海人民群众对英国侵略者“皆动公愤”，认识到“民心可用”，如果人民起来反抗，定可把侵略者打败。他的业绩，特别是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一直鼓舞着全国爱国的人民，只要一提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人们就自然地怀念起他来，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寸崇德）
“传略”林则徐（1785～1850），清朝大臣。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父是秀才，多年做教师。林则徐嘉庆九年（1804）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他重视实际调查，在东河河道总督任内，徒步抽验秸料数千垛，尽力修治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疏陈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坚请缓征，并修白茆、浏河等水利。工作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初，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成效卓著。次年上奏道光帝，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著作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集》等。传见《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
“影响”林则徐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时家境不很好，曾一度过着负债缺粮的生活，母亲和姐妹曾经从事剪纸花的手工艺劳动。在他读书期间和中举之后，曾几次因家庭经济困难，出外谋生，先后在闽县（今福州市）、厦门当过衙门的文书，在家乡和闽东北当过塾师。这使他较为接近民众，对民情有所了解。他勤奋好学，博览诸子百家，注意“经世致用”。他敬佩唐代柳宗元被流放后的斗争精神，称赞柳宗元的文章“言必己出”，有独特的见解；向往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物。他生长在较早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侵扰的对外贸易港口福州，目击鸦片在福州、厦门地区的流毒，较早感受到鸦片侵入的祸害，觉察英国侵略者的种种不法行径和罪恶，正如后来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时说的：于外夷一“本大臣家居闽海，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福建人民反抗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传统、郑成功父子火焚西方殖民者兵舰的事迹，都对他有过启发。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他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贪婪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商品市场，掠夺殖民地。他们发现鸦片既能获得高额利润，又容易找到销路。早在17世纪，他们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印度扩大鸦片生产，通过走私和贿赂清朝官吏，把鸦片运到中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复一年地增加，从1800年的4500箱增至1838年的4万箱。
英印政府向中国走私鸦片的收入猛增，1835年，每年平均为白银500多万两，等于开始进行鸦片走私时的67倍。美国和沙皇俄国步英国资产阶级的后尘，也参与了贩卖鸦片的勾当。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吸食者大量增加，不仅统治阶级的成员及其依附者吸食，就连少数劳动人民也沾染了这种恶习。据1835年估计，全国鸦片吸食者达200万人以上。吸食鸦片的兵丁为数不少，他们随身带着两杆枪：一杆是当武器的枪，枪身生锈；一杆是烟枪，油光发亮。可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哪能打仗。由于鸦片走私，在中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对鸦片输入，中国人民深恶痛绝，坚决要求禁止。
1838年6月2日，在鸦片流毒“渐成病国之忧”的严重形势下，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他从挽救鸦片引起的财政危机和统治危机出发，针对当时鸦片泛滥的严重问题，奏请朝廷严禁鸦片，道光帝立即将他的奏章发给各地将军、总督、巡抚讨论，要他们各抒己见，拟出章程，迅速回报。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武昌接到奏章后，极表支持。他在回报道光帝的奏章里痛切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认为“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必须“审时势而权所重”，适应时代的变化，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改用严刑峻法。这一番对统治危机极表关切、对禁烟提出改革措施的言语，深深地触动了道光皇帝，于是，命林则徐入觐，召对19次，研讨禁烟问题，并特赐紫禁城乘骑，命他做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在，“中外柄臣有忌沮”“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的情况下，以天下为己任，感上殊遇，抱着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决心，奔赴反对鸦片侵略的最前线――广州。3月10日到达，18日会同邓廷桢坐堂传讯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洋行商人。即令外商“呈缴烟土”并毅然宣布：本大臣一，“若鸦片一日未绝，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警告说倘若“不知悔改，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他团结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广大人民积极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共收缴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40箱是美国贩的烟），计重23762斤，从6月3日至25日，在他的亲临监督下，全部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斗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殊勋。今天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浮雕所表现的就是当年虎门销烟的动人场面。
林则徐十分重视了解外国情况，他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外情，知其虚实，才能找到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为了探求新知，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把它编成《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地理知识的专著，后来由好友魏源在此基础上编成百卷巨著《海国图志》；将英国人德庇时著的《中国人》一书的摘译，辑成《华事夷言》，以了解外国对中国事情的看法；组织编译了瑞士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以了解外国的法律制度；又组织翻译了大炮瞄准法等，以了解外国的军事技术。他接触西学，调查研究西方各国情况，冲破因循守旧，愚昧保守，闭目塞听的传统观念，睁眼看世界，主张改革开放，对外商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方针，从而有效地孤立和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1840年初，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闽浙总督。6月，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厦门防范严密，被击退。遂北上攻定海，陈兵大沽，8月直逼天津。因投降派乘机诬陷，道光帝惊恐变计，将林、邓革职，改派琦善赴广东“议抚”。次年5月，林则徐复受命往镇海军营帮办事务，又遭谗言，不久被流放新疆，曾在该地勘垦屯田，兴办水利，推广先进技术。1845年起被起用为陕甘总督。1849年，因病退职返乡。时英国侵略者强占福州城内名胜古迹乌石山积翠寺，他联合爱国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主张严厉交涉，把侵略者驱逐出城。他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所察觉，晚年曾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850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同年11月在广东湖州普宁县逝世。临终时连声疾呼：“星斗南！”据后人考证，林则徐是被暗害致死的。“星斗南”是福建方言，与洋人住地的广州“新豆栏”街发音相同，由于洋商害怕林则徐东山再起，遂用重金贿赂其厨师，林则徐喝了厨师放入泄药巴豆的早餐，泄泻不止而亡。
“余论”林则徐在告别家人赴伊犁的一首诗中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若对国家有利，无论生死祸福他都不在乎。充分表达了他不顾个人安危，忘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也是他一生忠贞爱国的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他提倡改革开放，发展正当的对外贸易；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倡导新学的先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看到沿海人民群众对英国侵略者“皆动公愤”，认识到“民心可用”，如果人民起来反抗，定可把侵略者打败。他的业绩，特别是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一直鼓舞着全国爱国的人民，只要一提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人们就自然地怀念起他来，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寸崇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