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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的民主革命家
邓演达
“传略”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创始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895年3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墟鹿颈村。父亲邓镜人为光绪年间秀才，热心教育事业，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信仰进化论，他据《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为两个儿子命名，长子取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取名演达，字择生。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邓演达立志学习军事，报效国家。1909年，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年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邓演达经香港到潮汕参加起义，随广东北伐军北伐。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任福建漳州援闽粤军宪兵营营长，后在粤军第一师任师部编练参谋、步兵独立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邓演达受第一师革命军官的推荐派遣，秘密到上海谒见孙中山，按孙中山指示，回粤秘密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6月，大元帅府所辖的滇军两个师叛变，邓演达被急调回广州拱卫大元帅府，孙中山授予其少将参军职务，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
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稍后，又被委任为教育长。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期间，他不仅领导总政治部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担任北伐前锋的第四军的军事指挥。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除了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外，还先后担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愤然辞职出国。1930年，邓演达回国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出路，史称“第三党”。邓演达领导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密谋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复兴中国革命，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军人准备起义，建立第三势力的政权。邓演达的活动严存生者适，重动摇了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基础，1931年8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同年11月29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终年仅36岁。
“影响”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是大无畏的反帝勇士。1926年9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不到三天，邓演达就以“壮如山”的豪气，端坐在一辆小汽车内，汽车两旁的踏板上各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江汉关英租界，经过法租界、日租界，兜了一个大圈子。当时汉口租界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武装部队及武装军人进入的，这条载入不平等条约的禁令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邓演达这一闪电般的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武汉地区的民心和士气，压倒了帝国主义的气焰。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举行集会，英帝国主义公然指使大批武装水兵用刺刀驱赶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1月5日，武汉数十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缴夺了英国巡捕的枪械，占领了英国租界。停泊在长江江面的英舰脱去炮衣，炮口指向武汉，情形万分紧急。当时，邓演达在九江参加军务善后会议，他接到总政治部的急电报告后，即向会议宣读，并慷慨陈词，要求立即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和邓演达的建议，派军队进驻租界，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中国以前历届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都唯命是从，武汉国民政府敢于收回租界，一洗积辱，大快人心，写下了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
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斗士。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他认为，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才能把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彻底摧毁。在攻下武昌的第二天，邓演达在总政治部部务会议上，提出总政治部以后的工作应是偏重农民运动，并决定通知各军将前方所缴获的敌人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邓演达提议下，成立了由他和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土地问题，拟定解决办法。邓演达和毛泽东、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并由大会通过了《对农民宣言》，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也有着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见解。他不同意按苏俄的方式，立即没收土地实行国有。他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分两步走。第一步政治解决，农民不受压迫。这施行于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的地区。第二步，经济解决，使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施行于革命政权巩固，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当时指的是两湖地区。经济解决的办法是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保护中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用赎买的办法征收土地，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国有的过渡阶段。邓演达的这些主张，既要革命政权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要尽力避免过激的对抗矛盾，分阶段推进，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邓演达的主张未及施行，而思想光芒却是闪亮的。
邓演达是优秀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他治军严格，英勇善战。在粤军第一师时，他协助师长邓铿整饬军纪、训练军官，彻底改变部队气质，提高官兵军事学术知识，使能负担革命的职责，成为粤军的模范。在黄埔军校期间，邓演达特别重视对学生革命思想教育，每星期都要做时事政治讲话，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阐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教育学生做一个革命军人；他同学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恪守军纪，精力充沛，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经常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走起路来挺身昂首，每当开会总是正襟危坐，在小节上也一丝不苟。邓演达的品德、学识和风度，深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有些学生甚至以他的举止动作当做规范，加以仿效，被称为“邓演达式”学生。在北伐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邓演达担任攻城司令，指挥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围攻武昌城，他以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亲临城下，与士卒同生死，枪林弹雨，屹立不动，经过40天的艰苦奋战，终于破城。武昌一役，第四军共俘敌军军官1000多人，士兵20000多人，缴获山炮10多门，机关枪100多挺，步枪15000枝，威震全国，被誉为“铁军”。
邓演达是“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人物。他集军机政务于一身，用当时的苏联顾问巴库林的话说，他是武汉的实际统治者。这一时期，邓演达改革吏制，支持群众革命运动，筹建武汉军校，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领导反蒋斗争，力劝汪精卫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是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对立的武汉革命政府中所剩的最后一个左派。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演达出走，终于导致武汉政府解体。由于邓演达在武汉政府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由于他在大革命失败时与共产党共进退的态度，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把他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南昌起义时，他与宋庆龄一起，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名单。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及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还提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邓演达不为所动，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感到邓演达对黄埔学生影响太大，是分散黄埔力量、动摇政府根基的危险人物，最终下决心将其秘密杀害。
“余论”英年早殇的邓演达，未达人生事业的顶点，而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立于100名人之列，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邓演达的个人业绩、先进思想的创始意义、人格修养的浩然正气、悲剧结局的警世意义，都将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
具体说，邓演达入选本书――《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有着三个方面的历史依据，也是我们评价邓演达历史地位的价值尺度：一、邓演达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斗士，他短短一生的业绩，同时代的人，无人可与之伦比。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造就了一代革命军人，演出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活剧。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和影响，除蒋介石外，无人能居其右。
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大革命时代，从1926年7月广东出师，到1927年7月宁汉合流，前后仅仅一年时间。国民革命军以弱胜强，以少胜众，扫荡军阀如摧枯拉朽，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是最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一员战将，他与蒋介石的斗争最能体现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因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灵魂和支柱。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创世人物，少壮有成如邓演达者实不多见，而在邓氏当世，无人可与之伦比。二、邓演达以超凡卓识的政治思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的土地革命思想与平民革命理论是值得研究的宝贵财富。三、邓演达的人格魅力，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精神遗产。所谓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品德修养以及行为风范，可为世人楷模。孟子有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试问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修身养志达到这样的境界？邓演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丈夫。孟子又说，人生品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养浩然之气，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至大”指人生大志有极伟大的目标，具有气吞宇宙、气贯长虹的气概；“至刚”，是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为实现“至大”的目标而奋斗，及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邓演达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文天祥写《正气歌》，赴难于前，谭嗣同杀身成仁，邓演达倡平民革命，两人就义于后以唤醒民众，前仆后继，交相辉映，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李小宁）
“传略”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创始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895年3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墟鹿颈村。父亲邓镜人为光绪年间秀才，热心教育事业，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信仰进化论，他据《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为两个儿子命名，长子取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取名演达，字择生。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富国强兵思想的影响下，邓演达立志学习军事，报效国家。1909年，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年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邓演达经香港到潮汕参加起义，随广东北伐军北伐。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任福建漳州援闽粤军宪兵营营长，后在粤军第一师任师部编练参谋、步兵独立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离粤赴沪。邓演达受第一师革命军官的推荐派遣，秘密到上海谒见孙中山，按孙中山指示，回粤秘密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6月，大元帅府所辖的滇军两个师叛变，邓演达被急调回广州拱卫大元帅府，孙中山授予其少将参军职务，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
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稍后，又被委任为教育长。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期间，他不仅领导总政治部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担任北伐前锋的第四军的军事指挥。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除了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外，还先后担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愤然辞职出国。1930年，邓演达回国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出路，史称“第三党”。邓演达领导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密谋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复兴中国革命，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军人准备起义，建立第三势力的政权。邓演达的活动严存生者适，重动摇了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基础，1931年8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同年11月29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终年仅36岁。
“影响”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是大无畏的反帝勇士。1926年9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不到三天，邓演达就以“壮如山”的豪气，端坐在一辆小汽车内，汽车两旁的踏板上各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江汉关英租界，经过法租界、日租界，兜了一个大圈子。当时汉口租界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武装部队及武装军人进入的，这条载入不平等条约的禁令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邓演达这一闪电般的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武汉地区的民心和士气，压倒了帝国主义的气焰。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举行集会，英帝国主义公然指使大批武装水兵用刺刀驱赶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1月5日，武汉数十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缴夺了英国巡捕的枪械，占领了英国租界。停泊在长江江面的英舰脱去炮衣，炮口指向武汉，情形万分紧急。当时，邓演达在九江参加军务善后会议，他接到总政治部的急电报告后，即向会议宣读，并慷慨陈词，要求立即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和邓演达的建议，派军队进驻租界，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中国以前历届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都唯命是从，武汉国民政府敢于收回租界，一洗积辱，大快人心，写下了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
大革命时期的邓演达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斗士。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他认为，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才能把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彻底摧毁。在攻下武昌的第二天，邓演达在总政治部部务会议上，提出总政治部以后的工作应是偏重农民运动，并决定通知各军将前方所缴获的敌人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邓演达提议下，成立了由他和毛泽东、谭平山等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土地问题，拟定解决办法。邓演达和毛泽东、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并由大会通过了《对农民宣言》，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邓演达也有着符合中国国情的深刻见解。他不同意按苏俄的方式，立即没收土地实行国有。他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分两步走。第一步政治解决，农民不受压迫。这施行于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的地区。第二步，经济解决，使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施行于革命政权巩固，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当时指的是两湖地区。经济解决的办法是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保护中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用赎买的办法征收土地，解决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国有的过渡阶段。邓演达的这些主张，既要革命政权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要尽力避免过激的对抗矛盾，分阶段推进，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邓演达的主张未及施行，而思想光芒却是闪亮的。
邓演达是优秀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他治军严格，英勇善战。在粤军第一师时，他协助师长邓铿整饬军纪、训练军官，彻底改变部队气质，提高官兵军事学术知识，使能负担革命的职责，成为粤军的模范。在黄埔军校期间，邓演达特别重视对学生革命思想教育，每星期都要做时事政治讲话，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阐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教育学生做一个革命军人；他同学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恪守军纪，精力充沛，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经常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走起路来挺身昂首，每当开会总是正襟危坐，在小节上也一丝不苟。邓演达的品德、学识和风度，深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有些学生甚至以他的举止动作当做规范，加以仿效，被称为“邓演达式”学生。在北伐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邓演达担任攻城司令，指挥第四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围攻武昌城，他以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亲临城下，与士卒同生死，枪林弹雨，屹立不动，经过40天的艰苦奋战，终于破城。武昌一役，第四军共俘敌军军官1000多人，士兵20000多人，缴获山炮10多门，机关枪100多挺，步枪15000枝，威震全国，被誉为“铁军”。
邓演达是“艰苦卓绝、忠勇奋发”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人物。他集军机政务于一身，用当时的苏联顾问巴库林的话说，他是武汉的实际统治者。这一时期，邓演达改革吏制，支持群众革命运动，筹建武汉军校，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领导反蒋斗争，力劝汪精卫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是与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对立的武汉革命政府中所剩的最后一个左派。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邓演达出走，终于导致武汉政府解体。由于邓演达在武汉政府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由于他在大革命失败时与共产党共进退的态度，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把他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南昌起义时，他与宋庆龄一起，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名单。1931年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及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还提出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邓演达不为所动，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感到邓演达对黄埔学生影响太大，是分散黄埔力量、动摇政府根基的危险人物，最终下决心将其秘密杀害。
“余论”英年早殇的邓演达，未达人生事业的顶点，而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立于100名人之列，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邓演达的个人业绩、先进思想的创始意义、人格修养的浩然正气、悲剧结局的警世意义，都将对历史产生很大影响。
具体说，邓演达入选本书――《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有着三个方面的历史依据，也是我们评价邓演达历史地位的价值尺度：一、邓演达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无畏斗士，他短短一生的业绩，同时代的人，无人可与之伦比。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造就了一代革命军人，演出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活剧。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和影响，除蒋介石外，无人能居其右。
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大革命时代，从1926年7月广东出师，到1927年7月宁汉合流，前后仅仅一年时间。国民革命军以弱胜强，以少胜众，扫荡军阀如摧枯拉朽，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是最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一员战将，他与蒋介石的斗争最能体现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因而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灵魂和支柱。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创世人物，少壮有成如邓演达者实不多见，而在邓氏当世，无人可与之伦比。二、邓演达以超凡卓识的政治思想，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的土地革命思想与平民革命理论是值得研究的宝贵财富。三、邓演达的人格魅力，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精神遗产。所谓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品德修养以及行为风范，可为世人楷模。孟子有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试问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修身养志达到这样的境界？邓演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丈夫。孟子又说，人生品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养浩然之气，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至大”指人生大志有极伟大的目标，具有气吞宇宙、气贯长虹的气概；“至刚”，是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为实现“至大”的目标而奋斗，及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在邓演达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文天祥写《正气歌》，赴难于前，谭嗣同杀身成仁，邓演达倡平民革命，两人就义于后以唤醒民众，前仆后继，交相辉映，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李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