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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吸收西学的先驱者
徐光启
“传略”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
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传见《明史》卷二五一。
徐光启出生于一个家境已开始衰落的商人兼小地主家庭里。他从小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干些农话，对农学的兴趣正是从此开始的。20岁（1581）考中秀才后乡试不第，就在家乡教书养家，甚至不远千里到广东和广西等地去教书谋生。科举在明代是做官的正途，八股取士是其特点。尽管徐光启蔑视其为“爬烂路”，然而在那个时代里要想做官，又能有几个文人不去爬这条“烂路”呢？徐光启也不例外，而且他的“烂路”比别人爬得更艰难，更坎坷。经过多次的失败之后，徐光启终于在36岁（1597）中举，43岁（1604）中进士。在23年与泥和水的较量中他终于跻身仕林了！不过43岁的进士，比起解缙19岁中进士来说，不能不说是大器晚成。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已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了。1600年他在东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3年加入天主教，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钻研于天文、历法、数学、水利等学科中，而他的农学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过。
和他的科举之路一样，徐光启的仕途也是那么崎岖不平。从1604年到1629年，虽先后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但由于阉党的排挤和与官僚的不合，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实际上是在天津和家乡进行农学研究和实验，并进行翻译工作。著名的《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就是在这时译成和开始撰写的。直到1629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主持礼部事务起，徐光启才真正当上了有权的大官，这时他已68岁了。以后他又历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然而正如《明史・徐光启传》所言，“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虽有满腹经纶，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主持编修的《崇祯历书》就是因为他的死而搁浅。
1633年，72岁的徐光启卒于北京。赠少保，谥文定。
“影响”徐光启生活在明王朝急剧崩溃的前夕，外有西方殖民者和倭寇的侵扰，内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促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主旨――“富国强兵”。为此，他倾力钻研农学，引进、宣传西学，在科学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光辉的遗迹。
徐光启极力推崇“农本思想”，认为农业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因此毕生用力最勤的便是农学研究，《农政全书》就是这方面研究与实践的结晶。这部60卷的巨著，广泛吸收借鉴了传统农学成就，通过徐光启个人的研究与实验，总结出许多农学经验，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的特点，并且第一次对开垦、水利和农政等项目进行了系统、详细的叙述，在农学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徐光启通过查阅史料与实际调查，第一次写下了完整的“蝗虫生活史”，然后“对症下药”，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的治蝗方案。针对当时阻碍农业发展的“风土说”，徐光启以实践来证明它的错误。甘薯原产美洲，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福建。这是一种简单易种的高产作物，具有重大的救荒意义。徐光启成功地从福建引种甘薯到上海，还想往北方推广，他大力宣传种植甘薯的意义，为甘薯在我国的推广普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证明，甘薯在我国的引进及推广，不仅在农史上是一场变革，而且对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有“北方不宜种稻”的说法，徐光启经过在天津的亲自实验，终于将南稻北移，为改变我国粮食生产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迈出了第一步。这种勇于革新和勤于实践的作风，正是徐光启科学精神的极好体现。
明代中后期至清初，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封建制度走向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兴起，其科学文化的发展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大批传教士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发生，史称“西学东渐”。徐光启是这场西学输入中国的积极接受者和宣传者，被后人视为“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徐光启发现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即“度数旁通十事”。因此他首先与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其中许多数学名词都是徐光启首次定出的，如平行线、多边形、曲线、锐角、外切等，十分贴切，一直沿用至今。以后他还与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与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把西方测量学和水利学引入我国。还重用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协助修《崇祯历书》，使之成为“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徐光启对待西学并不是盲目地简单移植，而是要求超胜。他说：欲求超胜，会通之前，必“必须会通；须翻译”。即通过翻译来消化西学，然后才能融会贯通，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梁启超说，中西文化的接触，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晋、唐间佛学的传入，另一次便是明末历算学的东来，而且这场“西学东渐”是应该“特笔大书”的。在他看来，清代学者之师以“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玛窦）徐（光启）诸人影响不小”。的确，后人在谈及经世致用思想时多想到清初的顾炎武等人，殊不知明末的徐光启早就“开风气之先”了。林则徐无愧为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那时毕竟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徐光启作为“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在中国落后西方还不算太远、强盛的封建帝国的灵光还能闪烁的时候，就已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于是身体力行，并大声疾呼学习西方，以求超胜。可以说在林则徐200多年以前的徐光启就已经放眼世界了。
“余论”徐光启曾对1384～1594年210年间皇族人口作过统计，从中得出“人生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的结论。这一惊人的推论竟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的观点极为相近，而徐氏的结论要比马氏的观点早了160多年。
徐光启不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更不是一个普通的封建文人。就他的个人理想而言，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的“富国强兵”的梦想终未成真，明朝很快就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中覆灭了。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悲剧才刚刚启幕。“西学东渐”是落后的中国赶上西方的一次机遇，徐光启等人倡导了，它曾影响到清初的经世致用之风气。不幸的是1720年康熙帝下令驱逐传教士，关闭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中国科技的发展因此而窒息。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有人设想过，假如没有康熙年间的“关门”，或许中国就不会有那段痛苦屈辱的近代史。然而历史发展不容假设！面对如此沉痛的教训，难道不足以令国人深思吗？
（梁志胜）
“传略”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
人。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传见《明史》卷二五一。
徐光启出生于一个家境已开始衰落的商人兼小地主家庭里。他从小一边读书，一边帮助父亲干些农话，对农学的兴趣正是从此开始的。20岁（1581）考中秀才后乡试不第，就在家乡教书养家，甚至不远千里到广东和广西等地去教书谋生。科举在明代是做官的正途，八股取士是其特点。尽管徐光启蔑视其为“爬烂路”，然而在那个时代里要想做官，又能有几个文人不去爬这条“烂路”呢？徐光启也不例外，而且他的“烂路”比别人爬得更艰难，更坎坷。经过多次的失败之后，徐光启终于在36岁（1597）中举，43岁（1604）中进士。在23年与泥和水的较量中他终于跻身仕林了！不过43岁的进士，比起解缙19岁中进士来说，不能不说是大器晚成。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已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了。1600年他在东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3年加入天主教，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钻研于天文、历法、数学、水利等学科中，而他的农学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过。
和他的科举之路一样，徐光启的仕途也是那么崎岖不平。从1604年到1629年，虽先后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但由于阉党的排挤和与官僚的不合，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实际上是在天津和家乡进行农学研究和实验，并进行翻译工作。著名的《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就是在这时译成和开始撰写的。直到1629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主持礼部事务起，徐光启才真正当上了有权的大官，这时他已68岁了。以后他又历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然而正如《明史・徐光启传》所言，“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虽有满腹经纶，此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主持编修的《崇祯历书》就是因为他的死而搁浅。
1633年，72岁的徐光启卒于北京。赠少保，谥文定。
“影响”徐光启生活在明王朝急剧崩溃的前夕，外有西方殖民者和倭寇的侵扰，内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自然灾害不断发生。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促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主旨――“富国强兵”。为此，他倾力钻研农学，引进、宣传西学，在科学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光辉的遗迹。
徐光启极力推崇“农本思想”，认为农业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因此毕生用力最勤的便是农学研究，《农政全书》就是这方面研究与实践的结晶。这部60卷的巨著，广泛吸收借鉴了传统农学成就，通过徐光启个人的研究与实验，总结出许多农学经验，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的特点，并且第一次对开垦、水利和农政等项目进行了系统、详细的叙述，在农学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徐光启通过查阅史料与实际调查，第一次写下了完整的“蝗虫生活史”，然后“对症下药”，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有价值的治蝗方案。针对当时阻碍农业发展的“风土说”，徐光启以实践来证明它的错误。甘薯原产美洲，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福建。这是一种简单易种的高产作物，具有重大的救荒意义。徐光启成功地从福建引种甘薯到上海，还想往北方推广，他大力宣传种植甘薯的意义，为甘薯在我国的推广普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历史证明，甘薯在我国的引进及推广，不仅在农史上是一场变革，而且对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有“北方不宜种稻”的说法，徐光启经过在天津的亲自实验，终于将南稻北移，为改变我国粮食生产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迈出了第一步。这种勇于革新和勤于实践的作风，正是徐光启科学精神的极好体现。
明代中后期至清初，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后期，欧洲封建制度走向解体，资本主义迅速兴起，其科学文化的发展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大批传教士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发生，史称“西学东渐”。徐光启是这场西学输入中国的积极接受者和宣传者，被后人视为“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徐光启发现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即“度数旁通十事”。因此他首先与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梁启超誉之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其中许多数学名词都是徐光启首次定出的，如平行线、多边形、曲线、锐角、外切等，十分贴切，一直沿用至今。以后他还与利玛窦合译了《测量法义》，与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把西方测量学和水利学引入我国。还重用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协助修《崇祯历书》，使之成为“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徐光启对待西学并不是盲目地简单移植，而是要求超胜。他说：欲求超胜，会通之前，必“必须会通；须翻译”。即通过翻译来消化西学，然后才能融会贯通，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梁启超说，中西文化的接触，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晋、唐间佛学的传入，另一次便是明末历算学的东来，而且这场“西学东渐”是应该“特笔大书”的。在他看来，清代学者之师以“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玛窦）徐（光启）诸人影响不小”。的确，后人在谈及经世致用思想时多想到清初的顾炎武等人，殊不知明末的徐光启早就“开风气之先”了。林则徐无愧为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那时毕竟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徐光启作为“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在中国落后西方还不算太远、强盛的封建帝国的灵光还能闪烁的时候，就已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于是身体力行，并大声疾呼学习西方，以求超胜。可以说在林则徐200多年以前的徐光启就已经放眼世界了。
“余论”徐光启曾对1384～1594年210年间皇族人口作过统计，从中得出“人生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的结论。这一惊人的推论竟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的观点极为相近，而徐氏的结论要比马氏的观点早了160多年。
徐光启不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更不是一个普通的封建文人。就他的个人理想而言，他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的“富国强兵”的梦想终未成真，明朝很快就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中覆灭了。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悲剧才刚刚启幕。“西学东渐”是落后的中国赶上西方的一次机遇，徐光启等人倡导了，它曾影响到清初的经世致用之风气。不幸的是1720年康熙帝下令驱逐传教士，关闭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中国科技的发展因此而窒息。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史上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有人设想过，假如没有康熙年间的“关门”，或许中国就不会有那段痛苦屈辱的近代史。然而历史发展不容假设！面对如此沉痛的教训，难道不足以令国人深思吗？
（梁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