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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
黄宗羲
“传略”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他本身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黄宗羲父为东林党著名领袖黄尊素，为权宦魏忠贤陷害而死。他继承父辈遗志，成为“复社”领袖，同阉党余孽继续斗争。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黄宗羲激于民族义愤，招募义兵进行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失败后，长期过政治流亡生活，四处奔走。曾亡命舟山群岛，远赴日本。1656年才返居家乡，重办学院，进行讲学，从事学术研究。隐居后，清政府屡次征召，他坚辞不出。1662年（康熙元年）写出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书中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充分反映了早期市民运动影响下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可称作17世纪的中国民权宣言。黄宗羲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法、数学等都有研究，他特别重视史学，开辟了清代史学研究的风气，其学术思想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与其子黄百家和学生全祖望共同完成）开断代思想史的先河。
“影响”黄宗羲总结民族败亡的教圳，十分注意政治改革问题。《明夷待访录》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讨社会治乱的根源，针对社会现实，提出改革主张，旨在批判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深入揭露了封建末世的社会矛盾。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一种以封建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搞愚民政策。这种专制制度在其发展初期，对于统一中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到他生活的明清之际，它已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君臣、君民关系，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君臣关系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在君民关系中，应“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要为人民办事，而秦汉以来的君主却都是害民而自利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为了争夺或享受这产业，用尽一切凶残的手段，其所谓大公只是为一人私利而已。对君臣关系，黄宗羲认为，知识分子为官从政，应为民办事，不应专为君主服务。他严格地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以天下为事”，为君之“师友”，而非君之仆妾；“君之仆妾”则仅是君主的私仆。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为臣应力求天下之治，而所谓“治”，则主要是谋求人民的安乐。他以人民生活的安乐与否作为治乱标准，而把“一姓之兴亡”看做不重要的事情。他还对“杀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批驳，认为臣非“为君而设”，所以不必为君而死，臣所追求的应是人民的利益。
黄宗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区别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立的，是为解决人民生养教化而立，而“三代以下”的法，则是为保持私家政权，独占一切利益而设的，这种法是有害于天下人民的，他希望废除专制主义的“一家之法”，而恢复“天下之法”，否则社会状况无从变好。
黄宗羲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关，主张扩大学校的职能，以学校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他的所谓学校，有议政权力，有监督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并能进退官吏，可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政的机构。
黄宗羲的民主观念，反映了当时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愿望。他要求改变君臣、君民关系，也就是主张废除专制主义，政府应为人民谋利益，应听从公众舆论，应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封建社会末期所可能产生的民主思想。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从邓牧而来的，但比邓牧进了一步，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黄宗羲的两部学案，开创了系统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例。他认为学术思想是复杂的，对于这些渊源不同、水平不一的学术思想，必须如实加以介绍、评论，反映其真实面貌，即要尊重史实。再者，要把握住各学派的“宗旨”，因“宗旨”是体系的要领，有了它就能以之展开哲学思辨，运用哲学范畴，形成哲学体系。所以，“宗旨”是学派思想精华之所在，把握“宗旨”既是学派创立者的“得力处”，也是学术研究者的“入门处”。但一个学派的“宗旨”不是不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就可轻易抓住的，也不是可以随便从现存的“语录”中摘抄出来的，研究者要从“微言”中看出“大义”，必须“功夫积久”，才“能见本体”。一个学派的宗旨不是孤立静止地形成的，而是在学术思想的交流中逐步形成的，虽因理论水平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即使同一宗旨，也有浅有深，或醇或疵，但这都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竭其心之万殊”，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加工的结果。因而比较“宗旨”的异同就可以“分源别派”，清理学脉的线索，也可以看出理论宗旨的历史发展。同时，对于研究哲学史的人说，不能从固定的框框出发，哲学家本来是富有创见的，哲学和历史发展本来是极其生动的，但由于研究者缺乏创新的眼光，习惯于用固定框框来看待古人思想，就使活生生的哲学发展史成为僵死的“焦芽”，陷入枯竭的“绝港”。为此，他把发展创新之见作为编写哲学史的重要原则，以使哲学史成为“一本而万殊”，主线虽一而形态万殊的认识发展史。
“余论”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卓越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立志改造社会，大胆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清算宋明理学的流毒，开创一代史学务实新风。其思想和著作，对近代启蒙思潮起过积极作用。
（吕敏）
“传略”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他本身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黄宗羲父为东林党著名领袖黄尊素，为权宦魏忠贤陷害而死。他继承父辈遗志，成为“复社”领袖，同阉党余孽继续斗争。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黄宗羲激于民族义愤，招募义兵进行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失败后，长期过政治流亡生活，四处奔走。曾亡命舟山群岛，远赴日本。1656年才返居家乡，重办学院，进行讲学，从事学术研究。隐居后，清政府屡次征召，他坚辞不出。1662年（康熙元年）写出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书中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充分反映了早期市民运动影响下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可称作17世纪的中国民权宣言。黄宗羲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法、数学等都有研究，他特别重视史学，开辟了清代史学研究的风气，其学术思想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与其子黄百家和学生全祖望共同完成）开断代思想史的先河。
“影响”黄宗羲总结民族败亡的教圳，十分注意政治改革问题。《明夷待访录》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探讨社会治乱的根源，针对社会现实，提出改革主张，旨在批判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深入揭露了封建末世的社会矛盾。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一种以封建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搞愚民政策。这种专制制度在其发展初期，对于统一中国，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到他生活的明清之际，它已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君臣、君民关系，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君臣关系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在君民关系中，应“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要为人民办事，而秦汉以来的君主却都是害民而自利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为了争夺或享受这产业，用尽一切凶残的手段，其所谓大公只是为一人私利而已。对君臣关系，黄宗羲认为，知识分子为官从政，应为民办事，不应专为君主服务。他严格地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以天下为事”，为君之“师友”，而非君之仆妾；“君之仆妾”则仅是君主的私仆。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为臣应力求天下之治，而所谓“治”，则主要是谋求人民的安乐。他以人民生活的安乐与否作为治乱标准，而把“一姓之兴亡”看做不重要的事情。他还对“杀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批驳，认为臣非“为君而设”，所以不必为君而死，臣所追求的应是人民的利益。
黄宗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区别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立的，是为解决人民生养教化而立，而“三代以下”的法，则是为保持私家政权，独占一切利益而设的，这种法是有害于天下人民的，他希望废除专制主义的“一家之法”，而恢复“天下之法”，否则社会状况无从变好。
黄宗羲提出以学校为议政机关，主张扩大学校的职能，以学校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他的所谓学校，有议政权力，有监督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并能进退官吏，可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政的机构。
黄宗羲的民主观念，反映了当时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愿望。他要求改变君臣、君民关系，也就是主张废除专制主义，政府应为人民谋利益，应听从公众舆论，应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封建社会末期所可能产生的民主思想。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从邓牧而来的，但比邓牧进了一步，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黄宗羲的两部学案，开创了系统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例。他认为学术思想是复杂的，对于这些渊源不同、水平不一的学术思想，必须如实加以介绍、评论，反映其真实面貌，即要尊重史实。再者，要把握住各学派的“宗旨”，因“宗旨”是体系的要领，有了它就能以之展开哲学思辨，运用哲学范畴，形成哲学体系。所以，“宗旨”是学派思想精华之所在，把握“宗旨”既是学派创立者的“得力处”，也是学术研究者的“入门处”。但一个学派的“宗旨”不是不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就可轻易抓住的，也不是可以随便从现存的“语录”中摘抄出来的，研究者要从“微言”中看出“大义”，必须“功夫积久”，才“能见本体”。一个学派的宗旨不是孤立静止地形成的，而是在学术思想的交流中逐步形成的，虽因理论水平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即使同一宗旨，也有浅有深，或醇或疵，但这都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竭其心之万殊”，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加工的结果。因而比较“宗旨”的异同就可以“分源别派”，清理学脉的线索，也可以看出理论宗旨的历史发展。同时，对于研究哲学史的人说，不能从固定的框框出发，哲学家本来是富有创见的，哲学和历史发展本来是极其生动的，但由于研究者缺乏创新的眼光，习惯于用固定框框来看待古人思想，就使活生生的哲学发展史成为僵死的“焦芽”，陷入枯竭的“绝港”。为此，他把发展创新之见作为编写哲学史的重要原则，以使哲学史成为“一本而万殊”，主线虽一而形态万殊的认识发展史。
“余论”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卓越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立志改造社会，大胆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清算宋明理学的流毒，开创一代史学务实新风。其思想和著作，对近代启蒙思潮起过积极作用。
（吕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