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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家
顾炎武
“传略”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又作炎午，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是我国17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
顾炎武出身江东望族，其高、曾祖父为明廷仕宦，但至其父辈时，家道已中落。顾炎武7岁入家塾，14岁取得诸生（即秀才）资格后，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年轻的顾炎武性情豪放，敢作敢为，不拘于封建礼法，特别是加入“复社”后，极大地开阔了顾炎武的眼界，增强了顾炎武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虽然顾炎武愤世嫉俗，却未能摆脱科场制度的桎梏，到27岁，顾炎武连考14年，然而屡试不中。此时，国难当头，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他深感生在多事之秋，应该拿出真才实学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从此，顾炎武退而读书，不再参加科场角逐。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顾炎武在苏州、昆山两地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与归庄等结为惊隐诗社，纵论古今，砥砺气节。同时，一边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一边做学问。顺治十二年（1655），由于陆恩之狱，顾炎武被迫弃家北游。尔后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往返于山东、河北、山西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金石考古工作，著书立说。顾炎武一生铮铮硬骨，恪守嗣母不仕新朝，不做贰臣的遗训，多次拒绝清廷招聘。康熙二十一年（1682），溘然长逝于山西曲沃，享年70岁。
“影响”顾炎武生活的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危机重重，剧烈动荡的时代。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一代知识分子从科举帖括之学中挣脱出来，顾炎武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早年的沉溺于科场到“经世致用”“引古筹今”治学方针的确立，顾炎武的学风，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努力实践、锲而不舍地长期探索和深化的过程。顾炎武的为学可以用“崇实致用”“崇实”即“修己治人之实学”致用即四个字概括，探寻“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崇实致用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了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以大量社会历史资料的排比，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的社会积弊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充满了求实思想，对矫正明末清初的空疏不学之风，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断然弃绝了空谈心性的玄理，猛烈抨击超凡顿悟的禅学，不仅清算了陆王心学，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主张，客观上否定了理学，推进了清初的反理学运动。
顾炎武的治学是与其社会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顾炎武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经历了国运存亡、家道盛衰、人生聚散等种种灾难和痛苦。在“哀其所败、原其所剧”之际，顾炎武愤发著述，以期“矫其所自失”，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正是由此形成。在《日知录》中，顾炎武结合晚明衰亡的历史，大胆地怀疑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进而提出了实行“众治”、反对“独治”的主张，将早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充满着极其宝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处渗透着“治世救民”的这股总精神。顾炎武不愿做一个“雕虫篆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文人，不屑于过“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生活，他说：以明通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君子为学，以救世也，益哉！”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进步观点，表达了改革弊政、、打击封建腐朽势力的强烈愿望。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顾炎武一再表白，他所著的《日知录》等书，不是为今人用的，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用的。他试图通过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能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和措施。而且他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实现，“远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充满着乐观精神。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动荡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他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正视现实，并试图去改革它，这正是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卓越和可贵之处。顾炎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且还是古声韵学家。他编著的《音学五书》学术价值很高，开辟了清代音韵之学的蹊径。从此，人们把音韵学和文字学（字形学）结合在一起，对古代许多文献有了若干新的参悟、新的见解，这确有顾炎武的开创之功，顾炎武被推崇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当之无愧。
顾炎武著述甚丰，今可考见者，大概有50种，累计400多卷。顾炎武的著书立说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中年以后的顾炎武即奔波四方、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没有折服这位伟大的学者，他始终安于清贫生活，勤奋地博采资料，孜孜不倦地探索问题。顾炎武把做学问比作“采铜于山”，反对急于成名、轻率著书的坏习气。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正因为顾炎武一生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才能成为名满天不书轻，下的大学者。
“余论”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我国17世纪三大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古”与“今”、“学”和“用”、知识与现实紧密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毕生的学术活动，总是把有关民生利弊的实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顾炎武极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并为之奔走呼号，他这种以国事为己事、以国任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蔡华）
“传略”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又作炎午，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是我国17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
顾炎武出身江东望族，其高、曾祖父为明廷仕宦，但至其父辈时，家道已中落。顾炎武7岁入家塾，14岁取得诸生（即秀才）资格后，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年轻的顾炎武性情豪放，敢作敢为，不拘于封建礼法，特别是加入“复社”后，极大地开阔了顾炎武的眼界，增强了顾炎武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虽然顾炎武愤世嫉俗，却未能摆脱科场制度的桎梏，到27岁，顾炎武连考14年，然而屡试不中。此时，国难当头，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他深感生在多事之秋，应该拿出真才实学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从此，顾炎武退而读书，不再参加科场角逐。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顾炎武在苏州、昆山两地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与归庄等结为惊隐诗社，纵论古今，砥砺气节。同时，一边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一边做学问。顺治十二年（1655），由于陆恩之狱，顾炎武被迫弃家北游。尔后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往返于山东、河北、山西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金石考古工作，著书立说。顾炎武一生铮铮硬骨，恪守嗣母不仕新朝，不做贰臣的遗训，多次拒绝清廷招聘。康熙二十一年（1682），溘然长逝于山西曲沃，享年70岁。
“影响”顾炎武生活的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危机重重，剧烈动荡的时代。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一代知识分子从科举帖括之学中挣脱出来，顾炎武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早年的沉溺于科场到“经世致用”“引古筹今”治学方针的确立，顾炎武的学风，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努力实践、锲而不舍地长期探索和深化的过程。顾炎武的为学可以用“崇实致用”“崇实”即“修己治人之实学”致用即四个字概括，探寻“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崇实致用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了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以大量社会历史资料的排比，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的社会积弊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充满了求实思想，对矫正明末清初的空疏不学之风，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断然弃绝了空谈心性的玄理，猛烈抨击超凡顿悟的禅学，不仅清算了陆王心学，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主张，客观上否定了理学，推进了清初的反理学运动。
顾炎武的治学是与其社会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顾炎武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经历了国运存亡、家道盛衰、人生聚散等种种灾难和痛苦。在“哀其所败、原其所剧”之际，顾炎武愤发著述，以期“矫其所自失”，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正是由此形成。在《日知录》中，顾炎武结合晚明衰亡的历史，大胆地怀疑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进而提出了实行“众治”、反对“独治”的主张，将早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充满着极其宝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处渗透着“治世救民”的这股总精神。顾炎武不愿做一个“雕虫篆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文人，不屑于过“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生活，他说：以明通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君子为学，以救世也，益哉！”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进步观点，表达了改革弊政、、打击封建腐朽势力的强烈愿望。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顾炎武一再表白，他所著的《日知录》等书，不是为今人用的，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用的。他试图通过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能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和措施。而且他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实现，“远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充满着乐观精神。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动荡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他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正视现实，并试图去改革它，这正是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卓越和可贵之处。顾炎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且还是古声韵学家。他编著的《音学五书》学术价值很高，开辟了清代音韵之学的蹊径。从此，人们把音韵学和文字学（字形学）结合在一起，对古代许多文献有了若干新的参悟、新的见解，这确有顾炎武的开创之功，顾炎武被推崇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当之无愧。
顾炎武著述甚丰，今可考见者，大概有50种，累计400多卷。顾炎武的著书立说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中年以后的顾炎武即奔波四方、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没有折服这位伟大的学者，他始终安于清贫生活，勤奋地博采资料，孜孜不倦地探索问题。顾炎武把做学问比作“采铜于山”，反对急于成名、轻率著书的坏习气。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正因为顾炎武一生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才能成为名满天不书轻，下的大学者。
“余论”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我国17世纪三大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古”与“今”、“学”和“用”、知识与现实紧密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毕生的学术活动，总是把有关民生利弊的实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顾炎武极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并为之奔走呼号，他这种以国事为己事、以国任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蔡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