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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家

  顾炎武

  “传略”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又作炎午,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是我国17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

  顾炎武出身江东望族,其高、曾祖父为明廷仕宦,但至其父辈时,家道已中落。顾炎武7岁入家塾,14岁取得诸生(即秀才)资格后,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年轻的顾炎武性情豪放,敢作敢为,不拘于封建礼法,特别是加入“复社”后,极大地开阔了顾炎武的眼界,增强了顾炎武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虽然顾炎武愤世嫉俗,却未能摆脱科场制度的桎梏,到27岁,顾炎武连考14年,然而屡试不中。此时,国难当头,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他深感生在多事之秋,应该拿出真才实学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从此,顾炎武退而读书,不再参加科场角逐。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顾炎武在苏州、昆山两地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与归庄等结为惊隐诗社,纵论古今,砥砺气节。同时,一边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一边做学问。顺治十二年(1655),由于陆恩之狱,顾炎武被迫弃家北游。尔后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往返于山东、河北、山西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金石考古工作,著书立说。顾炎武一生铮铮硬骨,恪守嗣母不仕新朝,不做贰臣的遗训,多次拒绝清廷招聘。康熙二十一年(1682),溘然长逝于山西曲沃,享年70岁。

  “影响”顾炎武生活的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危机重重,剧烈动荡的时代。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一代知识分子从科举帖括之学中挣脱出来,顾炎武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早年的沉溺于科场到“经世致用”“引古筹今”治学方针的确立,顾炎武的学风,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努力实践、锲而不舍地长期探索和深化的过程。顾炎武的为学可以用“崇实致用”“崇实”即“修己治人之实学”致用即四个字概括,探寻“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崇实致用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构成了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以大量社会历史资料的排比,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的社会积弊进行了猛烈的鞭挞,充满了求实思想,对矫正明末清初的空疏不学之风,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断然弃绝了空谈心性的玄理,猛烈抨击超凡顿悟的禅学,不仅清算了陆王心学,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主张,客观上否定了理学,推进了清初的反理学运动。

  顾炎武的治学是与其社会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顾炎武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经历了国运存亡、家道盛衰、人生聚散等种种灾难和痛苦。在“哀其所败、原其所剧”之际,顾炎武愤发著述,以期“矫其所自失”,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正是由此形成。在《日知录》中,顾炎武结合晚明衰亡的历史,大胆地怀疑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进而提出了实行“众治”、反对“独治”的主张,将早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充满着极其宝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处渗透着“治世救民”的这股总精神。顾炎武不愿做一个“雕虫篆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文人,不屑于过“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生活,他说:以明通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君子为学,以救世也,益哉!”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进步观点,表达了改革弊政、、打击封建腐朽势力的强烈愿望。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顾炎武一再表白,他所著的《日知录》等书,不是为今人用的,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用的。他试图通过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能探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和措施。而且他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实现,“远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充满着乐观精神。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动荡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他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正视现实,并试图去改革它,这正是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卓越和可贵之处。顾炎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且还是古声韵学家。他编著的《音学五书》学术价值很高,开辟了清代音韵之学的蹊径。从此,人们把音韵学和文字学(字形学)结合在一起,对古代许多文献有了若干新的参悟、新的见解,这确有顾炎武的开创之功,顾炎武被推崇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当之无愧。

  顾炎武著述甚丰,今可考见者,大概有50种,累计400多卷。顾炎武的著书立说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中年以后的顾炎武即奔波四方、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但不管环境如何艰难,都没有折服这位伟大的学者,他始终安于清贫生活,勤奋地博采资料,孜孜不倦地探索问题。顾炎武把做学问比作“采铜于山”,反对急于成名、轻率著书的坏习气。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正因为顾炎武一生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才能成为名满天不书轻,下的大学者。

  “余论”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我国17世纪三大杰出思想家。顾炎武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把“古”与“今”、“学”和“用”、知识与现实紧密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毕生的学术活动,总是把有关民生利弊的实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顾炎武极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并为之奔走呼号,他这种以国事为己事、以国任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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