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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中国佛教禅宗六祖

  慧能

  “传略”慧能(638~713),一作惠能,俗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唐代高僧,中国佛教禅宗六祖,禅宗“南宗顿派”的开山祖。《六祖坛经》是他讲法传道的语录。传见《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

  慧能3岁丧父,稍大就卖柴养母,生活贫苦。有一天,在砍柴回家的路上,他听人诵读《金刚经》,恍然有悟,便于龙朔元年(661),前往黄梅,投奔五祖弘忍为徒。慧能目不识丁,又初来乍到,只能干一些担水劈柴的粗活。后来,弘忍为选接班人,命寺僧各作一偈,弟子中最负众望的神秀作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慧能不以为然,“菩提本非树,本来无一便请人代笔作偈:明镜亦非台,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深得佛门真义,遂于夜半亲自为慧能讲《金刚经》,并密授衣钵,因为神秀羽翼已成,弘忍命慧能回岭南隐居,免遭迫害。16年后,慧能在南海法性寺遇见印宗法师,以真实身份相告,印宗法师为他落发,从此正式出家。慧能又回到韶州,住在曹溪宝林寺,开始弘扬他的“顿悟”成佛的法门,创立了南宗,与神秀的“北宗渐派”相对。禅宗经慧能的阐发从此深入人心,传播广泛,成为中国佛教的正宗。

  “影响”慧能说: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佛性”又叫自性、自心、本性、本心,或“正法眼藏”。“佛性”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它是永恒的生命本体。宇宙万物莫不是佛性的显现,任何一种生命形态都具足佛性,而任何一种生命形态又不是佛性本身。佛性,确乎是不可言说的,因为攀越它不能靠语言逻辑的阶梯,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语言一触及到它便只能制造如此悖论。对它的感悟乃是一种飞跃式的直觉灵感,这看似神秘,其实又不然。某个时候,当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深幽静谧又盎然生意的大自然当中,忘了何地何年,忘了自己。刹那间,无终无始的生命之流呈现眼前,上下四方,古往今来,无限的时间、空间凝结于一瞬。你仿佛感受着冥冥之中无限宇宙的“大心”,那是生命的全部真义和底蕴。你一任心灵沉入无言的感动,热烈以至渊静,痛切以至淡远。这其实是由感情的投射而制造的审美心境,佛家说这是“空”是“无念”,到了这种境界,便得到绝对的解脱,“涅�”了。慧能把这体悟佛性的大智慧叫“般若”。每一种生物都是平等的生命,每个人都能够参悟生命的真谛,自冗佛性。

  慧能说:不可说,不可说。人人都有清净的佛性。但由于有“妄念”的遮盖,佛性便显现不出来,好比清澈的天空,皎洁明亮的日月被浮云遮蔽一样。怎样才能“无念”呢?须得“不著一切法,不于外著境”,指的是不拘泥、执著于任何存在,因为将任何存在固定化、绝对化都是违反真实自性的。任何语言概念都只能把永恒无限的真实本体分割、僵化成有限时空的存在,语言是我们世界的界限,一“落入言筌”,正如束缚于有限的具体事物。所以,我们不要进行任何概念、逻辑的区分界定,不要作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慧能靠“破”来明心见性,“破”就是破除语言所制造的一切界限,常常故意用语言概念的冲突矛盾来达到。有个和尚请教马祖禅师:什么是解脱者,马祖划了一个圆圈,让和尚站在里面,没想和尚一进去,马祖便举棒痛打,和尚连忙往出跳,马祖却又挥棒打将过来。这左也不是,非左也不是,圈内不是,非圈内还不是。慧能临终前传授秘诀:如果有人问及真义,问到有就答无,问到无就答有,问到凡就答圣,问到圣就答凡。他一连举了阴阳、明暗、有为、无为等三十六对法,目的就是开悟世人对外界的看法不再总是以此为此,以彼为彼地执著绝对了。这样一来,整个世界都被否定了,“空”了。最后,连“空”也要被否定。因为本无所谓清净,烦恼,刻意去剔除妄念,追求虚空,意味着执著于虚空。肯定了虚空,虚空也就不空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才是“空”。否定一切的结果就是肯定一切,慧能见人坐禅入定,举杖就打,他说,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行走坐卧都是坐禅,都是悟道。坐禅是刻意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能超越。原来,不朽与永恒就在这变易不居的人世间。

  慧能说顿悟成佛。明心见性不靠刻意的苦行,特殊的修炼。它是瞬间与万物合一,刹那时得到永恒的直觉感受,其本质是一种审美体验。所以,禅宗总是靠诗歌来指向那神秘的领悟;第一境“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第二境“空出无人,水流花开”;第三境“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禅宗的“悟”正是我们民族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哲学思辨传统。“悟”是在具体特殊的直观感悟中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重感性、重直觉,直接居于事物“内心”,从而消除物我的界限,主客体的对立,其表述方式采用否定形式:“不是……不是……”,而西方哲学的思维路径恰恰与此相反:讲究分析,偏于抽象,重视理性,运用逻辑论证、形式推理以获取对于对象的确定性认识,这是主客体对立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其表述方式采用肯定判断。后来,禅宗的“明心见性”,都被宋儒拿了去,弄出一套“外儒内佛”的道德本体论――理学。

  “庄禅”相通,并称,都是在塑造一个坚实充足、自由博大的心灵化的“我”。这个“我”,不执著于“物”,就是说,在理智上、意志上、情感上不归属于不屈服于任何一种“存在”,不管它是家、是国、是祖宗、是君主、是神明、还是佛。怪不得反社会、反文化、惊世骇俗、放浪形骸的西方披头士们对禅宗大为着迷。也就是在启悟个体自我这一点上,它培育了我们民族的艺术心灵,它教人们忘怀得失、超脱利害,傲岸不拘、洒脱不羁,它使人们高蹈远慕、怡然自得,和自然万物打成一片,从中得到生活的意趣和动力。看历代的士大夫,经历痛苦失败之后,反而大彻大悟,参禅论道,逍遥于山水之间,诗酒娱性。中庸以后的诗歌理论讲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象外之象,感悟历史人生的诗歌日益追求意韵隽永、幽窈绵邈,这都是深得禅意道心。

  “余论”且将西才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誓言聊作结语:“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前者把自己对永恒的一致性感受所抱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推进到白痴的麻痹状态,后者把差异性、多样性的感受扩张到无边幻想的狂热地步。”

  (江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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