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
> 061 第一个疑古问孔的思想家
061 第一个疑古问孔的思想家
王充
“传略”王充（27～约97），东汉著名思想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传见《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王充出生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本传）曾受学于名儒班彪。王充一生淡泊功名，正气浩然，勇于坚持真理，不肯向权贵折腰，故而终生被排挤压抑，仕途蹇滞。曾做过几任小吏，后退而教书维持生计。但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刻苦著述，可惜大部分著作久已散佚，所幸的是，他的扛鼎之作《论衡》得以保存下来。《论衡》是王充积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惊世骇俗的力作，其中对当时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符命之说和世俗迷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开创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影响”王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神学和迷信的时代。自董仲舒以后，儒家经学被神学化，天人感应目的论、谶纬迷信之说和各种鬼神迷信观念泛滥成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出现了王充这位第一个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伟大思想家。他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元气自然论”，锋芒首先指向作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之理论基础的、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针对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有目的、有意志的“天”，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也”（《论衡》，下同）的论点，把“天”还原为自然物体，认为天地同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并没有任何人格与意志目的，“元气”是和烟云相似的原始物质，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元气”范畴的提出和“元气自然论”的建立，是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它赋予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以新的形态，开创了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新阶段。王充还对元气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如元气是无限的，它不生不灭，不需借助外力而永恒地运动，这种运动就表现为聚散分合，由此造成了万物的生灭变化，元气有厚薄精粗之分，由此决定了禀受元气而生的万物的千差万别。王充对元气性质的这些阐述奠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王充还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因气而生”，禀受元气而成，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长而贵于物，是因为人有知识智慧，而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所禀受的是元气中最精微细致的部分，即“精气”。精气本身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并无知觉的性质，它必须依赖人的形体才能发生知觉作用。王充用物质性的精气解释人的精神现象，虽然缺乏科学根据，但这种解释肯定了精气必须依赖形体才能产生知觉作用，这就唯物地回答了形神关系问题，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关于形神关系这一古代哲学的重大原则问题，王充还有更精彩的论述，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一命题深刻地阐明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武器，对谶纬迷信思想的理论基础――神学目的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天有意识地降生了万民和治理他们的君主，还有目的地生了万物供人使用。王充对这些“虚妄之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他质问目的论者：“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他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和人类完全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气化的自然过程。王充用自然论和偶然论批判了目的论，从而把董仲舒等强加于自然界的那个人格之“天”，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变化中驱逐了出去。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天能赏善罚恶，决定人事的吉凶，人也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天地，致福消灾，这种观念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首先驳斥了天生圣人的神怪传说。纬书上说，尧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在梦中与蛟龙交感而生刘邦，王充则指出，异类不能相交，帝王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统治者为了显示其高贵，故意把自己的祖先说得神奇，其实龙不过是兽类，并没有人高贵。纬书上说，圣君受命于天，天降祥瑞以示嘉许，如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鱼之瑞等，王充则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这就否定了君权天授之说，击中了天人感应论的要害。天人感应论还宣扬“谴告说”，认为君主若是违背天的意志办事，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以示警告和惩罚，王充斥责“谴告说”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诡谲之言”，并运用当时具备的科学知识对种种怪异的自然现象进行了解释，对当时流传的谶纬迷信一一进行了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同起来，以证明封建统治秩序是天意决定的，是合理合法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和偶然论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严格区分开来，否定了二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从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神学基础，王充的思想因之长期被视为异端，为历代卫道之士所不容。
“余论”两汉时期，神学泛滥，谶纬迷信横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遂成为两汉人的思维方式。时代也造就了正统思想的叛逆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他以批判的战斗精神，高举“疾虚妄”“求实诚”的旗帜，从理论上对谶纬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给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王充思想的影响下，东汉末年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荒诞、烦琐、丧失了生命力的神学日渐为人们所厌弃，一种轻慢礼法、蔑视名教的思潮勃然兴起，从而结束了两汉神学经学统治的时代。王充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封建社会异端思想的先驱，其作用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把火炬，在历史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
（白奚）
“传略”王充（27～约97），东汉著名思想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传见《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王充出生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本传）曾受学于名儒班彪。王充一生淡泊功名，正气浩然，勇于坚持真理，不肯向权贵折腰，故而终生被排挤压抑，仕途蹇滞。曾做过几任小吏，后退而教书维持生计。但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刻苦著述，可惜大部分著作久已散佚，所幸的是，他的扛鼎之作《论衡》得以保存下来。《论衡》是王充积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惊世骇俗的力作，其中对当时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符命之说和世俗迷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开创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影响”王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神学和迷信的时代。自董仲舒以后，儒家经学被神学化，天人感应目的论、谶纬迷信之说和各种鬼神迷信观念泛滥成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出现了王充这位第一个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伟大思想家。他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元气自然论”，锋芒首先指向作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之理论基础的、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针对董仲舒哲学的最高范畴――有目的、有意志的“天”，王充提出了“天道，自然也”（《论衡》，下同）的论点，把“天”还原为自然物体，认为天地同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并没有任何人格与意志目的，“元气”是和烟云相似的原始物质，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原。“元气”范畴的提出和“元气自然论”的建立，是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它赋予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以新的形态，开创了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新阶段。王充还对元气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如元气是无限的，它不生不灭，不需借助外力而永恒地运动，这种运动就表现为聚散分合，由此造成了万物的生灭变化，元气有厚薄精粗之分，由此决定了禀受元气而生的万物的千差万别。王充对元气性质的这些阐述奠定了之后整个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王充还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因气而生”，禀受元气而成，在这一点上，人与万物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夫倮虫三百，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长而贵于物，是因为人有知识智慧，而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所禀受的是元气中最精微细致的部分，即“精气”。精气本身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并无知觉的性质，它必须依赖人的形体才能发生知觉作用。王充用物质性的精气解释人的精神现象，虽然缺乏科学根据，但这种解释肯定了精气必须依赖形体才能产生知觉作用，这就唯物地回答了形神关系问题，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关于形神关系这一古代哲学的重大原则问题，王充还有更精彩的论述，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一命题深刻地阐明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充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武器，对谶纬迷信思想的理论基础――神学目的论和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天有意识地降生了万民和治理他们的君主，还有目的地生了万物供人使用。王充对这些“虚妄之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他质问目的论者：“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他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和人类完全是无目的、无意志的，万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气化的自然过程。王充用自然论和偶然论批判了目的论，从而把董仲舒等强加于自然界的那个人格之“天”，从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变化中驱逐了出去。神学目的论者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天能赏善罚恶，决定人事的吉凶，人也能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天地，致福消灾，这种观念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对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首先驳斥了天生圣人的神怪传说。纬书上说，尧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在梦中与蛟龙交感而生刘邦，王充则指出，异类不能相交，帝王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统治者为了显示其高贵，故意把自己的祖先说得神奇，其实龙不过是兽类，并没有人高贵。纬书上说，圣君受命于天，天降祥瑞以示嘉许，如文王有赤雀之瑞，武王有白鱼之瑞等，王充则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这就否定了君权天授之说，击中了天人感应论的要害。天人感应论还宣扬“谴告说”，认为君主若是违背天的意志办事，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以示警告和惩罚，王充斥责“谴告说”是人们杜撰出来的“诡谲之言”，并运用当时具备的科学知识对种种怪异的自然现象进行了解释，对当时流传的谶纬迷信一一进行了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同起来，以证明封建统治秩序是天意决定的，是合理合法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和偶然论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严格区分开来，否定了二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从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神学基础，王充的思想因之长期被视为异端，为历代卫道之士所不容。
“余论”两汉时期，神学泛滥，谶纬迷信横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遂成为两汉人的思维方式。时代也造就了正统思想的叛逆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他以批判的战斗精神，高举“疾虚妄”“求实诚”的旗帜，从理论上对谶纬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批判，给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王充思想的影响下，东汉末年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荒诞、烦琐、丧失了生命力的神学日渐为人们所厌弃，一种轻慢礼法、蔑视名教的思潮勃然兴起，从而结束了两汉神学经学统治的时代。王充的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国封建社会异端思想的先驱，其作用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把火炬，在历史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
（白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