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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近代通才文史大家
郭沫若
“传略”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曾用笔名麦克昂、高汝鸿、郭鼎堂、易坎人、石沱等。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传颇多，主要有孙党伯的《郭沫若评传》，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等。
青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大多数时间是在风景秀美的乐山县度过的。他天资聪颖，不到5岁就开始读书识字，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为他后来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想学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使他弃医从文。他积极筹建进步文学团体，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积极进行文艺创作，诗集《女神》和《星空》就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情感。1921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国，投身于创造社的活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等原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前茅》《水平线下》《塔》等集子中都有反映。1926年，郭沫若亲身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的时候，他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他的《恢复》被誉为无产阶级的第一部诗集。1928年旅居日本，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十年中他潜心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十几种专著，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此间他还写了《我的童年》等自叙传及历史小说集《蹄》。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成为国统区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一时期除了诗集《战声》《蜩螗集》外，郭沫若的突出成就是创作了配合现实斗争的六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历史研究方面，有论文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担任着国家事务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公务繁忙中，他却仍然坚持创作，写有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潮汐集》等，以及剧作《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1978年6月，郭沫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郭沫若献给读者的文学样式是丰富多彩的，有诗歌、戏剧，也有小说、杂文。其中给读者印象最深刻，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首先是他的诗歌，是他诗歌中洋溢着的革命浪漫主义。郭沫若是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敏感而易冲动，观察和评价事物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喜欢庄子、陶渊明、李白、王维等人的豪放不羁和洒脱自然，也欣赏惠特曼、歌德、海涅诗中冲决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偶像的精神。他主张诗是自我的表现，要在诗中充分彻底地表现人的个性。种种原因使他走上了浪漫主义创作之路。他的《女神》以火山爆发式的情感、大胆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宏伟的构思和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和急骤的旋律构成了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冲击了当时萎靡不振的诗坛，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直接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在革命队伍和新中国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用来宣传革命”。他的诗歌是浪漫的，但也是爱国的，战斗的。这一点在其历史剧中表现尤其突出。他的历史剧取材于历史服务于现实，歌颂了屈原、信陵君、夏完淳等爱国爱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英雄人物，批判了那些认贼作父、卖国投敌的暴君佞臣，这样“把古代善良的人类来鼓励现代人物的善良，表现过去的丑恶而使目前警惕”。甚至研究历史，他也抱着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古人说：后事之师。认清楚过・中说‘前事不忘，’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为了做到这一点，郭沫若有时会在论述史实的过程突发直刺现实的议论，如他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批判秦始皇时说：“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显然，是针对现实而言的。
作为一名史学家，郭沫若以崭新的方法和见解开辟了一代新史学。他是中国古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社会的第一人。他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状况来说明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事变，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运用。他还把历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力求通过古文字的阐述了解整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以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成果为根据，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反驳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方向上独树一帜。
“余论”郭沫若也曾有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行。如创作初期他流露出艺术至上的倾向，后期他又矫枉过正，出现单纯为政治服务、片面强调思想性的倾向。他也没能及时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跟着说了一些错话。但是我们不应苛求，而必须知道人无完人。郭沫若的错误似乎也跟其成就一样，是热情的产物。瑕不掩瑜，郭沫若终究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张奇虹）
§§第七编
“传略”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曾用笔名麦克昂、高汝鸿、郭鼎堂、易坎人、石沱等。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传颇多，主要有孙党伯的《郭沫若评传》，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等。
青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大多数时间是在风景秀美的乐山县度过的。他天资聪颖，不到5岁就开始读书识字，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为他后来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想学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使他弃医从文。他积极筹建进步文学团体，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积极进行文艺创作，诗集《女神》和《星空》就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情感。1921年，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国，投身于创造社的活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等原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前茅》《水平线下》《塔》等集子中都有反映。1926年，郭沫若亲身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的时候，他给予了坚决的回击。他的《恢复》被誉为无产阶级的第一部诗集。1928年旅居日本，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十年中他潜心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十几种专著，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此间他还写了《我的童年》等自叙传及历史小说集《蹄》。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成为国统区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一时期除了诗集《战声》《蜩螗集》外，郭沫若的突出成就是创作了配合现实斗争的六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历史研究方面，有论文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担任着国家事务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公务繁忙中，他却仍然坚持创作，写有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潮汐集》等，以及剧作《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1978年6月，郭沫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郭沫若献给读者的文学样式是丰富多彩的，有诗歌、戏剧，也有小说、杂文。其中给读者印象最深刻，使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首先是他的诗歌，是他诗歌中洋溢着的革命浪漫主义。郭沫若是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敏感而易冲动，观察和评价事物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喜欢庄子、陶渊明、李白、王维等人的豪放不羁和洒脱自然，也欣赏惠特曼、歌德、海涅诗中冲决一切束缚、破除一切偶像的精神。他主张诗是自我的表现，要在诗中充分彻底地表现人的个性。种种原因使他走上了浪漫主义创作之路。他的《女神》以火山爆发式的情感、大胆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宏伟的构思和浓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和急骤的旋律构成了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冲击了当时萎靡不振的诗坛，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直接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在革命队伍和新中国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肯定“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用来宣传革命”。他的诗歌是浪漫的，但也是爱国的，战斗的。这一点在其历史剧中表现尤其突出。他的历史剧取材于历史服务于现实，歌颂了屈原、信陵君、夏完淳等爱国爱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英雄人物，批判了那些认贼作父、卖国投敌的暴君佞臣，这样“把古代善良的人类来鼓励现代人物的善良，表现过去的丑恶而使目前警惕”。甚至研究历史，他也抱着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古人说：后事之师。认清楚过・中说‘前事不忘，’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为了做到这一点，郭沫若有时会在论述史实的过程突发直刺现实的议论，如他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批判秦始皇时说：“而有钱的人却依然有钱，并乘着这纷扰的时候而大发其国难财”，这显然，是针对现实而言的。
作为一名史学家，郭沫若以崭新的方法和见解开辟了一代新史学。他是中国古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社会的第一人。他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状况来说明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事变，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运用。他还把历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力求通过古文字的阐述了解整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以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成果为根据，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反驳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方向上独树一帜。
“余论”郭沫若也曾有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行。如创作初期他流露出艺术至上的倾向，后期他又矫枉过正，出现单纯为政治服务、片面强调思想性的倾向。他也没能及时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跟着说了一些错话。但是我们不应苛求，而必须知道人无完人。郭沫若的错误似乎也跟其成就一样，是热情的产物。瑕不掩瑜，郭沫若终究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张奇虹）
§§第七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