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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创编年通史以资鉴的历史学家
司马光
“传略”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谥文
正，传见《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司马光出生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父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7岁时学《左传》，就能理解其大意。20岁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历任苏州签判、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知谏院等职。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上疏论修心三要：仁、明、武；治国三要：官人、信赏、心罚。谏张方平不宜任参知政事，忤神宗，还任翰林兼侍读学士。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多次争辩，被称为旧党的一面“赤帜”。神宗任其为枢密副使，要他不再发表反变法的意见，他坚持不就，自请做外官。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马光改为权判西京御史台。以后，司马光六任冗官，住洛阳15年，集中精力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同时，组织富弼、文彦博等参加的“洛阳耆英会”，聚集力量，继续攻击新法，“天下以为真宰相”。宋神宗大力支持《资治通鉴》的编纂，为之赐序、赐书名，赠以颍邸旧书2400卷供其使用，供给纸笔，允许司马光自荐助手且以书局自随。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撰成，加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死，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政治形势大变。司马光赴京吊丧，时人多期其为相，以“活百姓”。高氏立意罢黜新法，遣使问首先要抓何事，司马光答以“开言路”。元�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从陈州知州拔为门下侍郎，旋即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相八个月，尽废王安石新政，“天下人心，翕然向治”（《宋史》卷十八《哲宗本纪二》），人称为“元�更化”。是年九月初一日卒，谥文正，封赠太师温国公，哲宗赐碑额“忠清粹德”。哲宗亲政，重新重用新党，夺去给司马光的赠谥，仆倒哲宗赐碑。徽宗继位，蔡京当政，撰《元�党人碑》，对旧党进行严厉的打击。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才恢复司马光的赠官和谥号。
“影响”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页。此后历代对司
马光反对变法的评价从来众说纷纭，是之者以为，中国情况复杂，因循渐变才能解决问题；否之者认为，不采用激烈变革手段，社会痼疾无法根治。孰是孰非，殊难骤定。至少，司马光上台后，将变法之一切措施――包括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律革除，犹如泼洗澡水将盆里的孩子也泼出去一样，实在有偏激之嫌。
司马光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编成了《资治通鉴》这部网罗弘富，体大思精，前所未有的历史巨著。
他编写这部书的直接动因，是为了给帝王提供系统而简明的历史教科书。早在仁宗嘉�年间，他就编成了一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年表式著述《历年图》5卷。在此基础上，又仿《左传》体裁，撰写了一部起三家分晋终秦二世三年的编年史《通志》8卷，进呈英宗。英宗对该书深为赏识，于治平三年（1066）诏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选请刘�、刘恕、范祖禹为助手，正式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神宗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修成了这部上起战国（前403）下迄五代（959），包括1362年史事，共294卷的编年史巨著。
《通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丰碑，清代学者王鸣盛言：“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资治通鉴》的优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1362年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历史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过于分散，开创了编年史体的新纪元。使读者可以用较少的时间，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教训。
第二，它创造的三步成书和对史事考异的编纂方法，对历史编纂学有突出贡献。
《通鉴》是由司马光与其助手刘�、刘恕、范祖禹志同道合，通力协作的产物。三大助手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统一要求，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充分发挥了集体修书的优越性。其严密的编写程序为：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各人按照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顺序，列出标题，围绕标题，剪粘排列有关史料，称为丛目。第二步，做长编。分修者将丛目中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史实抵触之处，加以考订，作为附注。这样写出来的，称长编，长编要“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第三步，删成定稿。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保证了全书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手，克服了历来官修书相互抵牾的缺点。编撰《通鉴》参考了359种史籍。编纂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事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正史中的错误。其鉴别史料，主要是博稽典籍，加以分析，决定取舍，既有归纳法，又有反证法、推历法、择优法、推理法、常识判断法等。司马光把对《通鉴》中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汇集到一起，编成《通鉴考异》30卷。这种做法，增强了《通鉴》所载史事的真实性，更对以后的史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历代史家运用司马光的方法，编写出许多质量较好的史书。
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残存的墨迹第三，从史学思想上，《通鉴》反映出作者主张据事直书，不取正闰之说；破除迷信，反对神鬼怪异之说；崇尚进步，记史略古详今。书中对古代的符瑞、灾异和荒诞无稽的传说，一律加以摒弃，减少了常见于史书中的种种迷信色彩和无根之说。
第四，它文笔卓绝，行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历史文学的楷模。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成功，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仿效该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注释和研究该书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司马光的史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媲美，两司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位史家。
“余论”司马光治国三要中的第一点是官人，就是任用合适的人为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司马光的特点，一是爱史，二是博学，三是踏实，四是倔犟。以这种特性去处理国政，鲜有创造而易于守成。以这种特性去从事历史著述，却可以获得成功。宋神宗是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坚决支持勇于革新的王安石进行变法，又坚决支持长于史学拙于政务的司马光编纂史书，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都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功业。倘若当时宋神宗用司马光主持政务，国家还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历史地位，恐怕还得感谢宋神宗的知人之明。
（汪受宽）
“传略”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谥文
正，传见《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司马光出生于官僚士大夫家庭，父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司马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7岁时学《左传》，就能理解其大意。20岁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历任苏州签判、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知谏院等职。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上疏论修心三要：仁、明、武；治国三要：官人、信赏、心罚。谏张方平不宜任参知政事，忤神宗，还任翰林兼侍读学士。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与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多次争辩，被称为旧党的一面“赤帜”。神宗任其为枢密副使，要他不再发表反变法的意见，他坚持不就，自请做外官。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马光改为权判西京御史台。以后，司马光六任冗官，住洛阳15年，集中精力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同时，组织富弼、文彦博等参加的“洛阳耆英会”，聚集力量，继续攻击新法，“天下以为真宰相”。宋神宗大力支持《资治通鉴》的编纂，为之赐序、赐书名，赠以颍邸旧书2400卷供其使用，供给纸笔，允许司马光自荐助手且以书局自随。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撰成，加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死，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政治形势大变。司马光赴京吊丧，时人多期其为相，以“活百姓”。高氏立意罢黜新法，遣使问首先要抓何事，司马光答以“开言路”。元�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从陈州知州拔为门下侍郎，旋即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相八个月，尽废王安石新政，“天下人心，翕然向治”（《宋史》卷十八《哲宗本纪二》），人称为“元�更化”。是年九月初一日卒，谥文正，封赠太师温国公，哲宗赐碑额“忠清粹德”。哲宗亲政，重新重用新党，夺去给司马光的赠谥，仆倒哲宗赐碑。徽宗继位，蔡京当政，撰《元�党人碑》，对旧党进行严厉的打击。直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才恢复司马光的赠官和谥号。
“影响”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页。此后历代对司
马光反对变法的评价从来众说纷纭，是之者以为，中国情况复杂，因循渐变才能解决问题；否之者认为，不采用激烈变革手段，社会痼疾无法根治。孰是孰非，殊难骤定。至少，司马光上台后，将变法之一切措施――包括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一律革除，犹如泼洗澡水将盆里的孩子也泼出去一样，实在有偏激之嫌。
司马光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编成了《资治通鉴》这部网罗弘富，体大思精，前所未有的历史巨著。
他编写这部书的直接动因，是为了给帝王提供系统而简明的历史教科书。早在仁宗嘉�年间，他就编成了一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年表式著述《历年图》5卷。在此基础上，又仿《左传》体裁，撰写了一部起三家分晋终秦二世三年的编年史《通志》8卷，进呈英宗。英宗对该书深为赏识，于治平三年（1066）诏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选请刘�、刘恕、范祖禹为助手，正式开始该书的编撰工作。神宗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修成了这部上起战国（前403）下迄五代（959），包括1362年史事，共294卷的编年史巨著。
《通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丰碑，清代学者王鸣盛言：“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资治通鉴》的优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1362年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历史事件，必交待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过于分散，开创了编年史体的新纪元。使读者可以用较少的时间，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教训。
第二，它创造的三步成书和对史事考异的编纂方法，对历史编纂学有突出贡献。
《通鉴》是由司马光与其助手刘�、刘恕、范祖禹志同道合，通力协作的产物。三大助手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统一要求，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充分发挥了集体修书的优越性。其严密的编写程序为：第一步，做丛目。由分修各人按照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顺序，列出标题，围绕标题，剪粘排列有关史料，称为丛目。第二步，做长编。分修者将丛目中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史实抵触之处，加以考订，作为附注。这样写出来的，称长编，长编要“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第三步，删成定稿。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保证了全书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手，克服了历来官修书相互抵牾的缺点。编撰《通鉴》参考了359种史籍。编纂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事据三四种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正史中的错误。其鉴别史料，主要是博稽典籍，加以分析，决定取舍，既有归纳法，又有反证法、推历法、择优法、推理法、常识判断法等。司马光把对《通鉴》中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汇集到一起，编成《通鉴考异》30卷。这种做法，增强了《通鉴》所载史事的真实性，更对以后的史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历代史家运用司马光的方法，编写出许多质量较好的史书。
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残存的墨迹第三，从史学思想上，《通鉴》反映出作者主张据事直书，不取正闰之说；破除迷信，反对神鬼怪异之说；崇尚进步，记史略古详今。书中对古代的符瑞、灾异和荒诞无稽的传说，一律加以摒弃，减少了常见于史书中的种种迷信色彩和无根之说。
第四，它文笔卓绝，行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历史文学的楷模。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成功，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仿效该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注释和研究该书也成为专门的学问。司马光的史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可以媲美，两司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位史家。
“余论”司马光治国三要中的第一点是官人，就是任用合适的人为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司马光的特点，一是爱史，二是博学，三是踏实，四是倔犟。以这种特性去处理国政，鲜有创造而易于守成。以这种特性去从事历史著述，却可以获得成功。宋神宗是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坚决支持勇于革新的王安石进行变法，又坚决支持长于史学拙于政务的司马光编纂史书，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都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功业。倘若当时宋神宗用司马光主持政务，国家还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历史地位，恐怕还得感谢宋神宗的知人之明。
（汪受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