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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

  “传略”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西南高门村)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耕读于故里。19岁时家徙茂陵,入京师长安。20岁时壮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入仕初为郎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为郎中将,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7年后,即天汉三年(前98),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而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轻生之念萌生,司马迁耳边就回响起父亲临终时的遗训,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同时眼前展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从古以来,权贵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

  受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尊宠任职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传见《汉书》卷六十三。

  “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评价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通史,即纪传体《史记》,在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开创了一个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嗣后作史,踵其遗轨修成蝉联而下的列朝正史积数有26种之多,即世所谓“二十四史”加《新元史》与《清史稿》,共26种,4042卷,洋洋数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大清,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司马迁的首创之功可与日月并垂悬。

  作为一个文学家,司马迁是无与伦比的人物传记作家。《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首尾3000年间各色各样人物活动的历史,展示一长卷光彩夺目的历史形象,篇篇传记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史记》的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影响了历代文学大家的成就。唐宋以来古文大家无不熟读《史记》,吸取营养,号称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等在古文运动中,就把《史记》作为一面旗帜。在散文发展史上,《史记》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作为一个思想家,司马迁最可贵的精神境界和崇高人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断地勇于探索和创新,创造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肃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

  这三个方面的合一,铸成了司马迁的才、学、识。下面着重谈谈司马迁的创新与实录。

  二者既有区别而又统一。

  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可用四字简评,曰“体大思精”。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俱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所以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缪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

  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明”。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余论”司马迁集史学、文学、思想于一身,是一位难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马迁不仅仅是学问家,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觉者。他创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勾勒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先觉,乃是以英雄史观取代天命史观,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场大变革。司马迁并非“人民歌手”,但司马迁又有别于封建正统史家,他突破了愚忠思想的束缚,敢于发挥揭示客观真理的异端思想,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暴君污吏的丑恶,使《史记》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华。

  (张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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