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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
“传略”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西南高门村）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耕读于故里。19岁时家徙茂陵，入京师长安。20岁时壮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入仕初为郎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为郎中将，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7年后，即天汉三年（前98），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而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轻生之念萌生，司马迁耳边就回响起父亲临终时的遗训，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同时眼前展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从古以来，权贵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
受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尊宠任职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传见《汉书》卷六十三。
“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评价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通史，即纪传体《史记》，在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开创了一个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嗣后作史，踵其遗轨修成蝉联而下的列朝正史积数有26种之多，即世所谓“二十四史”加《新元史》与《清史稿》，共26种，4042卷，洋洋数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大清，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司马迁的首创之功可与日月并垂悬。
作为一个文学家，司马迁是无与伦比的人物传记作家。《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首尾3000年间各色各样人物活动的历史，展示一长卷光彩夺目的历史形象，篇篇传记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史记》的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影响了历代文学大家的成就。唐宋以来古文大家无不熟读《史记》，吸取营养，号称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等在古文运动中，就把《史记》作为一面旗帜。在散文发展史上，《史记》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作为一个思想家，司马迁最可贵的精神境界和崇高人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断地勇于探索和创新，创造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肃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
这三个方面的合一，铸成了司马迁的才、学、识。下面着重谈谈司马迁的创新与实录。
二者既有区别而又统一。
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可用四字简评，曰“体大思精”。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俱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所以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缪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
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明”。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余论”司马迁集史学、文学、思想于一身，是一位难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马迁不仅仅是学问家，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觉者。他创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勾勒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先觉，乃是以英雄史观取代天命史观，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场大变革。司马迁并非“人民歌手”，但司马迁又有别于封建正统史家，他突破了愚忠思想的束缚，敢于发挥揭示客观真理的异端思想，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暴君污吏的丑恶，使《史记》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华。
（张大可）
“传略”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西南高门村）人。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耕读于故里。19岁时家徙茂陵，入京师长安。20岁时壮游大江南北，考察风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入仕初为郎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为郎中将，奉使西南夷设郡置吏。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并加紧了《史记》的撰述。7年后，即天汉三年（前98），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而下狱，惨遭腐刑，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痛不欲生。但每当轻生之念萌生，司马迁耳边就回响起父亲临终时的遗训，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同时眼前展现了一幅幅古人发愤著述的画面。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从古以来，权贵生时显赫，死而名灭，多到不可胜记，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崇高品格而做出了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后世。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一唱三叹，反复申说的“发愤著书”说。
受李陵之祸，使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发愤撰述。出狱后任中书令，虽尊宠任职而心如冷灰。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史记》中，成为“一家之言”，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他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司马迁自题其书曰《太史公书》，东汉末通称《史记》。传见《汉书》卷六十三。
“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史记》。司马迁和《史记》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字。评价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史记》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名著，自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文化巨人，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通史，即纪传体《史记》，在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开创了一个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嗣后作史，踵其遗轨修成蝉联而下的列朝正史积数有26种之多，即世所谓“二十四史”加《新元史》与《清史稿》，共26种，4042卷，洋洋数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迄大清，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司马迁的首创之功可与日月并垂悬。
作为一个文学家，司马迁是无与伦比的人物传记作家。《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它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首尾3000年间各色各样人物活动的历史，展示一长卷光彩夺目的历史形象，篇篇传记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的活动场面及细节描写，生动活泼的口语化语言，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史记》的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影响了历代文学大家的成就。唐宋以来古文大家无不熟读《史记》，吸取营养，号称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等在古文运动中，就把《史记》作为一面旗帜。在散文发展史上，《史记》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作为一个思想家，司马迁最可贵的精神境界和崇高人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不断地勇于探索和创新，创造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肃地忠实于信实可靠的历史不与圣人同是非。
这三个方面的合一，铸成了司马迁的才、学、识。下面着重谈谈司马迁的创新与实录。
二者既有区别而又统一。
创新既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可用四字简评，曰“体大思精”。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俱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所以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司马迁所以能够创新，主要是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大儒都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这种创新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缪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
此其所敝也。（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敝”，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明”。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这些思想正体现了《史记》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是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余论”司马迁集史学、文学、思想于一身，是一位难得的全才和奇才。但司马迁不仅仅是学问家，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觉者。他创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勾勒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先觉，乃是以英雄史观取代天命史观，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场大变革。司马迁并非“人民歌手”，但司马迁又有别于封建正统史家，他突破了愚忠思想的束缚，敢于发挥揭示客观真理的异端思想，反对暴政，同情人民的苦难，并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暴君污吏的丑恶，使《史记》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精华。
（张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