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传略”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传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南海康先生传》及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忠孝之道与儒家说教,但康有为并没有拘泥于效法祖宗与圣人的框子里而止步不前。当他从官舍里看到清廷发往各地官署的《邸报》时,知道了当今朝廷的腐败无能。康有为初识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从事的洋务运动后,似乎看到了奋发图强的一线希望,只有办洋务才能富国强兵的观念,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印记,从这时起他已“慷慨而有远志”了。光绪四年(1879),22岁的康有为到香港作短暂游历,开始阅读西学书籍,3年后又到达上海,广泛购求西学书籍,阅读之后,深感“西人治术之有本”,因此他抛弃中国传统故见而大讲西学,开始产生仿照西方进行变法维新的要求。西学对康有为的巨大吸引力,导引着他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法战争由于清廷腐败导致战胜而败,列强步步进逼,清廷妥协退让,国家民族危亡――激励着他从沉默中奋起,为救国救民而斗争。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康有为赴京应顺天乡试时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五六千言的奏折――《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罪己及时图活折》,此即《上清帝第一书》。书中指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迈出了呼吁变法的第一步。但是,他的奏折不可能到达光绪皇帝之手。为了制造声势培养变法维新之士,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士讲学,梁启超、陈千秋等人成了变法运动的骨干。1927年3月31日,在过完70大寿后仅22天,康有为就病逝于青岛。
“影响”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瓜分狂潮的风起,把中华民族推入亡国灭种的危境。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次上书虽未到达光绪帝之手,但起到了推动变法的积极作用,变法声势空前高涨。会试考中之后,康有为以进士授职工部主事,他又连续两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终使光绪帝见到了康有为的奏折。鉴于国家危亡和自己的傀儡地位,光绪也想通过变法来使中国走向强盛,摆脱危机,更想通过变法把最高统治权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来,因此他决定支持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强调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与此同时,又在他的联络下,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破例召见了康有为,君臣商量了变法的有关事宜。康有为的慷慨陈词终于使光绪帝下决心全面推行维新变法,就在召见康有为后不久,光绪帝颁布了推行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以诏书的形式把学习西方推行变法新政确定为基本国策。接着又在此后103天连续颁布100多道变法诏令,变法运动进入实际阶段。但就在这时,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在阻挠变法受到打击后,决定以政变来推翻光绪帝,重新控制全国局势。慈禧采取的政变筹划被变法派获悉后,光绪帝让杨锐带出密诏一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戊戌变法》(二)92页)康有为等人接到密诏商量对策,事情紧急,他们决定靠袁世凯提兵救驾。谭嗣同肩负重任前往袁府游说,袁世凯佯诺心违,不仅骗过谭嗣同而且骗过了光绪帝。当光绪帝向他部署派兵包围颐和园之后,他又将这一机密报告慈禧。慈禧当夜返驾紫禁城。光绪帝成了阶下囚,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潜逃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日本,戊戌变法失败了。
康有为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放眼世界,看到了中国不推行变法必然灭亡的趋势,把握时机,把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然而他毕竟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理想主义者,变法自上而下,而且把成败维系在一个无权无势的傀儡皇帝身上,这就埋下了失败的根子;变法是一场触及传统与旧制度的变革,既不能裹足不前畏手缩脚,也不可失之太骤,幻想一日之内把所有的改革进行完毕。康有为犯了“太骤”的错误,自光绪《明定国是诏》颁布后,推动光绪连颁诏令,一天一个或者几个诏令同日传出,令各部门都感到手足无措,所以干脆只听诏令而不执行,变法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再者,对于中央各部官员黜升无时,指斥太多,以至于使许多官僚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守旧势力的过分强大,乃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学习与借鉴西方经验要符合中国国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康有为在这一点上犯了照搬的错误,此也是失败之一因。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仍在为变法维新呐喊。出于对光绪知遇之恩的回报和对慈禧镇压变法派的愤恨,康有为把主要精力用在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和痛骂守旧派上。在辗转到达加拿大后,康有为联络华侨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保皇会发展迅速,自加拿大发展到美国、墨西哥、中美洲及南美洲各地,创立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达到100多万人。作为保皇会总会长的康有为,把忠君救国作为该会的宗旨,甚至把光绪皇帝复辟看成是忠君救国的重要手段。认为“我圣主一复位,则以中国之君权雷厉风行,期月三年,中国已可自立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正因为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一人,所以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且攻击民主革命会导致天下大乱、亡国灭种。康有为这位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变法派代表人物,又很快落于时代潮流之后。
“余论”康有为变法虽未成功,但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算得上是独领风骚的一代豪杰。此后慈禧太后推行所谓新政,也不过是将康有为制定的变法方案借来一用。至于民主革命兴起之后,他仍坚持保皇,足可见中国古老传统对人们的束缚。即使像康有为这样一位以革新自居的人,也难以冲破藩篱。
(左书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