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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客观主义理学家
朱熹
“传略”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传见《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朱熹出生于一个衰落下来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好学深思，曾受学于理学家李侗，为二程的四传弟子。18岁中举，次年登进士第，历任各种官职达20余次，主张抗金，并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但由于时运衰乱，奸佞当道，故终生在政治上难遂其志。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其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门人弟子遍布朝野。他凝毕生心血于儒家经典的注释与阐发，（全祖望语），于《四书》《五经》用力最勤，集后期儒学之大成，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正宗，甚至在日本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和后人编纂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
“影响”朱熹从二程那里继承了“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同时又吸收了唯物主义哲学关于“气”的思想资料，通过对理和理气关系的阐发，建立了自己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又称“太极”“天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万物的根据，它本身是一个超时空、超动静、唯一的、绝对的存在，在没有宇宙万物之前，就先有宇宙万物之理，宇宙万物都是从理中派生出来的，都是被理所决定的。朱熹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性的“理”，加以绝对化，把它说成是独立于万物、先于万物、产生万物并决定万物的绝对的存在，这个“理”无疑是一个虚构的客观精神本体。朱熹又认为，理派生万物离不开“气”这个中间环节，宇宙之内有理也有气，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在万物形成的过程中，理和气都是不可缺少的，气不仅把理和物联系、沟通起来，使理借助于气而派生万物，而且使理有了“挂搭处”和“安顿处”，不至于悬在半空而无着落。由于有了“气”这个范畴，使得朱熹的哲学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如果穷究理与气即精神与物质的先后本末，他便明确地肯定“理在先、气在后”（《朱文公文集》，下同），“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并形象地把理与气比喻为人骑马的关系，“理终为主”理是主宰者和决定者。可见，朱熹坚持的仍是一条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基本路线。朱熹的哲学体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他给予“气”以重要地位，使得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因而他的宇宙本体论后来受到了来自唯物主义和比较彻底的唯心主义两个方面的批判。然而这正表明了朱熹哲学的重大价值，他丰富了古代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内容，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无论是后来的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从朱熹这里吸取了理论养料和经验教训。朱熹的理气关系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逻辑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积极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同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一样，朱熹的学说也是以改善政治，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的。他主张通过强化纲常礼教、注重伦理道德修养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谓“天理”即指“三纲五常”朱熹说：复是何物？仁、义、礼、君，“所谓天理，智岂不是天理？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把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为其永恒性找到了宇宙论方面的根据，又把天理说成是“心之本然”“未有不善者”，从而又为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找到了人性论方面的根据。所谓“人欲”即指一切违背三纲五常的动机与行为，朱熹说，人欲是“恶底心”，是人心为“嗜欲所述”而出现的毛病，它是万恶的渊源，必须坚决地予以抵制和铲除。“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关系，朱熹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学习和修养的目的，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他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叫人明天理、灭人欲”，并认为“明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的功夫，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反对的“人欲”，并不是指人类求生的一切物质欲望，这是对二程学说的一个重要修正，比如他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把饮食等正当的日常生活要求看成是符合天理的，只有“要求美味”等不合理的欲望才是人欲。因而朱熹并不是禁欲主义者，而只是反对纵欲，主张寡欲。诚然，朱熹“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有麻痹劳动人民的一面，但也具有限制统治者不断膨胀私欲的进步一面。这一主张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进步人士要求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改革时弊的愿望，这不仅符合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而且对于劳动人民也是有好处的，因而对于这一口号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朱熹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某些不顾人民死活，只知一味穷奢极欲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大胆地揭露和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并提出某些改革主张，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贬黜，他的学说也一度被朝廷指名为“伪学”而被禁，直到他辞世，“理学”还处于被排斥、打击的地位。
“余论”朱熹生前并不得志，死后却备受尊崇。朱熹死后9年，宁宗便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理宗又“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同上，卷一六四）。此后，朱熹的学说越来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其理论价值日益显示出对维护封建统治长远利益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指定为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清圣祖康熙甚至以朱熹的“一字一句”为真理，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非议朱熹被视为离经叛道，朱熹被当做圣贤受到人们的礼拜，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巨由此可见。除孔子之外，朱熹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了。
（白奚）
“传略”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传见《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
朱熹出生于一个衰落下来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好学深思，曾受学于理学家李侗，为二程的四传弟子。18岁中举，次年登进士第，历任各种官职达20余次，主张抗金，并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但由于时运衰乱，奸佞当道，故终生在政治上难遂其志。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其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门人弟子遍布朝野。他凝毕生心血于儒家经典的注释与阐发，（全祖望语），于《四书》《五经》用力最勤，集后期儒学之大成，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正宗，甚至在日本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和后人编纂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
“影响”朱熹从二程那里继承了“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同时又吸收了唯物主义哲学关于“气”的思想资料，通过对理和理气关系的阐发，建立了自己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又称“太极”“天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万物的根据，它本身是一个超时空、超动静、唯一的、绝对的存在，在没有宇宙万物之前，就先有宇宙万物之理，宇宙万物都是从理中派生出来的，都是被理所决定的。朱熹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性的“理”，加以绝对化，把它说成是独立于万物、先于万物、产生万物并决定万物的绝对的存在，这个“理”无疑是一个虚构的客观精神本体。朱熹又认为，理派生万物离不开“气”这个中间环节，宇宙之内有理也有气，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在万物形成的过程中，理和气都是不可缺少的，气不仅把理和物联系、沟通起来，使理借助于气而派生万物，而且使理有了“挂搭处”和“安顿处”，不至于悬在半空而无着落。由于有了“气”这个范畴，使得朱熹的哲学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如果穷究理与气即精神与物质的先后本末，他便明确地肯定“理在先、气在后”（《朱文公文集》，下同），“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并形象地把理与气比喻为人骑马的关系，“理终为主”理是主宰者和决定者。可见，朱熹坚持的仍是一条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基本路线。朱熹的哲学体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他给予“气”以重要地位，使得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因而他的宇宙本体论后来受到了来自唯物主义和比较彻底的唯心主义两个方面的批判。然而这正表明了朱熹哲学的重大价值，他丰富了古代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内容，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无论是后来的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从朱熹这里吸取了理论养料和经验教训。朱熹的理气关系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逻辑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积极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同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一样，朱熹的学说也是以改善政治，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最终目的的。他主张通过强化纲常礼教、注重伦理道德修养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此，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提出了“明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谓“天理”即指“三纲五常”朱熹说：复是何物？仁、义、礼、君，“所谓天理，智岂不是天理？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把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为其永恒性找到了宇宙论方面的根据，又把天理说成是“心之本然”“未有不善者”，从而又为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找到了人性论方面的根据。所谓“人欲”即指一切违背三纲五常的动机与行为，朱熹说，人欲是“恶底心”，是人心为“嗜欲所述”而出现的毛病，它是万恶的渊源，必须坚决地予以抵制和铲除。“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关系，朱熹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学习和修养的目的，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他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叫人明天理、灭人欲”，并认为“明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的功夫，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反对的“人欲”，并不是指人类求生的一切物质欲望，这是对二程学说的一个重要修正，比如他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把饮食等正当的日常生活要求看成是符合天理的，只有“要求美味”等不合理的欲望才是人欲。因而朱熹并不是禁欲主义者，而只是反对纵欲，主张寡欲。诚然，朱熹“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有麻痹劳动人民的一面，但也具有限制统治者不断膨胀私欲的进步一面。这一主张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进步人士要求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改革时弊的愿望，这不仅符合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而且对于劳动人民也是有好处的，因而对于这一口号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朱熹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某些不顾人民死活，只知一味穷奢极欲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大胆地揭露和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并提出某些改革主张，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贬黜，他的学说也一度被朝廷指名为“伪学”而被禁，直到他辞世，“理学”还处于被排斥、打击的地位。
“余论”朱熹生前并不得志，死后却备受尊崇。朱熹死后9年，宁宗便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理宗又“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同上，卷一六四）。此后，朱熹的学说越来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其理论价值日益显示出对维护封建统治长远利益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指定为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清圣祖康熙甚至以朱熹的“一字一句”为真理，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非议朱熹被视为离经叛道，朱熹被当做圣贤受到人们的礼拜，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巨由此可见。除孔子之外，朱熹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了。
（白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