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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爸爸和大巴山

  邓元姝1

  罗燕 译

  如果要我脱口说出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会说他是个“慈爱的爸爸”,或者是“才华横溢但丢三忘四的学者”。稍加思忖之后,我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勇于开拓……慷慨大方、意志坚定、雄心勃勃、永不停息的人。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还可以罗列我爸爸的许多细节。例如,他最喜欢的颜色为什么是绿色,他最喜欢的数字为什么是二十等等。说实话,妈妈、我和妹妹常常觉得爸爸身上缺乏学者应有的“优雅”。显然,爸爸身上的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习惯,跟他年轻时在农村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有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要全面地描述我爸爸,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四川省东北边沿上的大巴山,说到大巴山里的万源县。在那里,他生活了14年。

  爸爸在万源的经历,我是一点一点地了解到的。好多年里,他的那段经历在我脑海里是一堆纷然杂陈的片段和印象。我知道,他曾经在梯田里栽秧挞谷、在学校教学生英语和音乐,甚至创作、编导文艺演出。他扒过行驶中的火车、到处游历……他跟个别的地方干部相处不好,但却和许多人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曾充满活力、乐观奋进,也曾经深深地为可能永远被困在大山里而感到忧郁。

  我的困惑多半归咎于爸爸和我自己的忙碌。爸爸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可是却只能偶尔抽出些时间吐出一鳞半爪。每当我因为体力活而叫苦的时候,爸爸就会提起他从前所干的繁重的田间劳动;每当我为了学中文而不高兴时,爸爸就会提起他年轻时闻鸡起舞、苦读英语的经历。黄昏时分,每当我们在林间小路上散步时……爸爸总会叨念他那些忠实的老朋友,还有他搭卡车和火车回重庆所经过的漫长旅程。这些故事让父女俩各得其所。爸爸偶尔还会提到他头天夜里所做的噩梦,说梦中他又被困在了山里,动弹不得。我不时回味爸爸的那些故事,始终不明白他究竟对万源怀有怎样的感情,是深深的恐惧呢,还是浓浓的乡思?

  两年前,爸爸大概觉得是让我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了。为了重拾往日的那段回忆,他带着我回到了万源。我很怀疑自己的一切所见所闻是否完全与爸爸所见到的相同,但那里的农村和人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爸爸的目的完全达到了,这次旅行帮助我理解爸爸为何对他的过去怀有复杂的感情,也帮助我理解爸爸的过去如何塑造出了他的今天。

  我永远忘不了站在大巴山的那一幕。我和爸爸、爸爸的老朋友刘定强叔叔和刘叔叔的儿子刘翼,乘坐一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三菱越野车,一大早从达州市出发,下午两三点钟到达万源县新店乡境内的姚家坪脚下。我们下了车,在耀眼的阳光下走了几里山路,重访爸爸曾经生活过的名叫挂鼓岩的地方。当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在烈日炎炎下跋涉又累又渴之时,突然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湾,几层梯田和一排苍翠的柏树前面,坐落着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爸爸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走进院子。听到爸爸的声音,屋里的男女老幼一拥而出,一看是我们,主人们喝三吆四地忙乱起来:端板凳、倒开水、拿毛巾,还给我们端来了新鲜的脆苹果。老人、孩子、猫咪都围坐在我们周围,耐心地等待我们缓过劲儿来(因为暑热和兴奋,爸爸当时的脸色苍白。然后互相亲切地聊起家常。我生性内向、腼腆,每次面对只说汉语的人时更是不自在,这已经无数次让爸爸感到不悦。但那天下午,不知是因为小院的清凉还是村民真诚好客的缘故,我感觉很轻松。到我们要离去的时候,除了带路的那个人之外,院子里的所有老小都站在台阶口为我们送行,那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这趟爬山对爸爸来说只不过是个热身。离开那个农家之后,我们又去了另一匹叫做青山子的山梁。山腰的一片缓坡就是爸爸当年农场的旧址。上山的路早已湮没在丛生的荆棘中,但爸爸却坚持说他认识路。他拨开树枝,奋力向前,就好像那块地方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我跟在后面集中精力小心自己的步伐……尽量避开荆棘,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退路。

  一番不可思议的奋力跋涉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荆棘,来到了爸爸魂牵梦绕的青山茶场。当年的土墙房子已经坍塌大半,当年的篮球场也已经种上了玉米和我叫不出名的庄稼。从房子里走出一位老农,爸爸立即跟他打招呼。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能记起爸爸的名字。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记得自己、爸爸和他一起坐在一块特别的大石板上,爸爸和那人亲切地聊天,我坐在向日葵中间,望着山脚,看着美丽的日落。这时候,我忘记了自己的疲惫和周身大汗。当老农离开,只剩下我和爸爸坐在石头上时,爸爸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当年管我们坐的大石板叫“望乡石”,因为它微微向南倾斜,对着重庆方向。当年他在这里眺望绵绵青山,常常思念自己的老家和爷爷、奶奶。他知道自己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能回到老家重庆。

  果不其然,他在大巴山的乡下待了六年半,接着又在位于万源县境内的沙滩镇的万福铁厂待了似乎永无尽头的七年半时间。那个满是灰尘的地方自此便不停地出现在爸爸的梦魇中。我很清楚地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不经意地问爸爸是否害怕恐怖电影里的场面。爸爸说他从来不怕。这使我觉得爸爸很了不起。如今回想,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恐惧的话,恐怕就只有万福铁厂了。

  然而,对爸爸来说,那段要将他困缚而令他日夜不安的记忆,现在应该已经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回顾,因为他居然将万福铁厂的所在地沙滩也纳入了我们的行程之中。那天我们起得很早,乘车到沙滩,爸爸故意在离万福铁厂厂部两三公里的地方下了车,让我步行,一路上指点矿井、高炉,向我诉说往事。

  一路上爸爸告诉我,他当年万般无奈时曾想过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女人结婚,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沙滩这个小镇上安居乐业。他的故事让我觉得很难过,倒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他那样做我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因为想到眼前的学者很可能就此埋没、永无出头之日。整整七年半,爸爸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个既不能满足他的志向,又不能发挥他的才智的地方。这七年半足够磨灭许多人的雄心壮志。

  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听到的关于“万福”的故事都是负面的,所以行程一开始我就感到勉强。一想到爸爸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曾经被束缚在一个默默无闻的矿山里,沙滩之行就成了一桩苦差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我所想象的沙滩之行是令人沮丧的,但它却偏偏以其戏剧性成为我们万源之行中最有趣的一段。我和爸爸刚进入小镇的街口,就迎面撞上了他的一个老同事。那人看见我们,放慢了脚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确定不速之客是爸爸后,惊喜万分,握住爸爸的手久久不放。这之后的半天时间里,爸爸遇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熟人,不一会儿……爸爸就成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的一个老同事家里最尊贵的客人。爸爸已经多年未见这些人,但他们在给爸爸递烟和敬酒时丝毫不显得生疏。从爸爸的这位同事家里出来时我心满意足,而且对沙滩和万福铁厂产生了好感。

  刚到达沙滩时,由于爸爸曾经是那样希望离开这个深山里的小镇,因此我也想尽早结束在那里的逗留。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前途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那天下午遇到爸爸曾教过的两个学生时会有多么惊讶。他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沙滩镇上条件相对好些的一套公寓里。丈夫经营着一家还不错的水泥厂,妻子在家料理家务。两个人很满足地谈论着孩子学业以及他们舒适的生活。从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对沙滩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他们开心地回忆起当爸爸的学生时那些快乐的日子,言谈中流露出对爸爸的感激。

  这样看来,爸爸当时想要离开万福铁厂的强烈愿望就肯定有点令人费解。我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往往是其他很多人安居乐业的地方,沙滩也并不那么可怕。爸爸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万福铁厂曾经困锁爸爸而使他感到厌恶,但如果说他在那里没有过欢乐也言过其实。在万福铁厂子弟校工作期间,爸爸也影响了许多学生的未来,学生对此念念不忘。在我们往学校走的路上,爸爸指点着路边的一些低矮狭窄的职工宿舍,告诉我某人现在成都工作,还有某夫妇曾在那里住过……等等。当年,爸爸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常常去拜访那些朋友。在万福铁厂爸爸和一些曾经帮助他度过艰难岁月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我们回国时,这些老朋友总是邀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难怪尽管爸爸曾经受困沙滩,仍然坚持回来旧地重游。

  大巴山区和万福铁厂都对爸爸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那里的经历可以解释他今天的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万源的14年,包括在沙滩的那些不愉快的时光……其实成就了爸爸。

  大巴山区依然是那么质朴,那里的人依然是那么诚恳,一如爸爸当时离开的样子……尽管爸爸当年在这里劳其筋骨,这里的经历归根到底在爸爸的心中留下了美好光明的记忆。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在地球的另一面,农田、绿野以及辽阔的土地仍然对爸爸有着无穷的魅力。我们家的影集里的许多美国农村的照片就足以证明爸爸的偏好。几年前,我跟爸爸去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镇上的一年一度的“夏收节”观光,在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和爸爸大概是唯一的东方人。

  尽管爸爸在我眼里是个第一流的学者,他依然喜欢和“老百姓”聊天,例如,每次我们乘坐出租车,他都会跟司机聊个没完,直到下车“拜拜”。爸爸对此解释说,他在大巴山区的时候,在最简单的农民中遇到过一些最好的人,他也因此很愿意亲近那些依靠诚实、辛勤的劳动而谋生的人。

  爸爸比普通人更具冒险精神。他时刻准备冒险涉足不熟悉的领域,这并非因为所谓的“中年危机”,而是因为他在只有16岁的时候就离家到了万源,而且为了可以回家,在卡车和火车上干过各种玩儿命的勾当。大巴山区的田间劳动所需的体力塑造了爸爸今天的好身体,让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不是因为他在山区的那些经历,我对世界的了解将会比现在少得多。

  就连沙滩这个老让爸爸做噩梦的地方,也铸就了爸爸许多最优秀的品质。爸爸在那些年里成长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教师,学生的成功给爸爸深深的满足。“万福”也是人格的一块试金石,爸爸从那里脱颖而出。当从各方来的信息都在告诉他“知识无用”的时候,他坚持了自学,并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终于走出了大山,获得了自由。而正是那个地方所给他带来的持久影响,才使他今天能面对逆境保持泰然自若。爸爸已经从困苦中走了出来,他最终可以不带任何怨恨地亲切地回忆在沙滩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光和那里的善良的人民。

  坦白地说,当我们的越野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行驶,当我坐在车里摇晃折腾时,我觉得万源让我的中国之旅绕了一个大弯。我无法想象十四年对爸爸来说是人生旅途中怎样的一段弯路。显然,爸爸自己也难料想如果没有在万源的经历,他后来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今天,他老是忙这忙那,总是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来追回那段蹉跎中度过的岁月。他老早就在计划编写大巴山老知青的回忆录,现在他终于要如愿以偿了。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偶尔我也会想,如果爸爸没有将生命中的那些年头耗在万源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凭他的才干,我相信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取得成功。然而,我不能肯定,如果爸爸没有在大巴山区劳动过或在万福铁厂教过书,他会比现在更好。我喜欢那段艰苦和欢乐交织的年代所塑造出的爸爸。爸爸是那种可以激发耐心、勇气、慷慨。

  宽容及坚韧的人。他可以更全面地看待生活。当我感觉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的要求太苛刻、自己负荷太重的时候,我经常会提醒自己:爸爸曾经多次被抛出人生的轨道,但他却恰恰因此获得了更美好的人生。

  1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文革”前老知青邓鹏的长女。

  俄罗斯书简

  通江黄良

  邓鹏:

  你好。在重庆你几次提到,希望我能在莫斯科对知青问题作些回忆思考。分别以来虽然俗务繁多,此事一直记在心上。刚安顿,即提笔,不敢稍有怠慢。

  “知青”这个词,在汉语系统中有其特殊的历史时代内涵。对应于俄语,可以粗略地译为“青年知识分子”或者“有知识的青年人”。这些译法具有普遍能指性……却失去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特定所指。我用这种译法去问俄国学者,他们也觉得茫然。听我解释之后则表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青年知识者到边远贫瘠的地区去建设农村”的大规模运动。

  俄罗斯人(年长一些的)也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国家历史上某些类似的经济开发活动……参与这些边远地区的开发活动的多为青年人。他们印象较深的有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发展开垦,建设者们修建起了若干新的居民聚集地,这些集居地以后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新兴城市,俄罗斯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卡姆萨莫斯基城(共青城)等城市都是那时奠定下的基础。碰巧手边有当时著名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诗人对这些新城市作了美好的展望:

  经过四个

  年头,

  在这里,

  将出现一座花园城市

  ……

  我相信,

  城市

  将出现;

  我相信,

  花园里

  会盛开鲜花!

  (1927年作)

  读到这些诗,那内在的激情总会令我想到知青们身上当年的某些激情。要知道,在严寒的远东地区建“鲜花城市”是何等艰难!而无独有偶,我们通江知青中也有首歌唱道:“让大巴山开遍映山红哟……”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前苏联政府认为西伯利亚大片荒芜的土地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于是继续组织年轻人往西伯利亚开垦冻土处女地。

  我记起小时曾翻读过家里书架上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是前苏联一位女作家写的《勇敢》。这部小说写了一群各具个性、各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从城市来到陌生的边远地区垦荒,其间演绎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位小伙子(主角之一)瘦瘦的个子,在学校数理化成绩好,好穷根究底钻研,富于想象力,在艰苦的冻土地带森林里,他发明了许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他为人善良、忠厚,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小说充满了浪漫想象和那时作品中常见的英雄主义色彩。20世纪70年代前后(包括勃列日涅夫当政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开发,这次活动成果集中在一条新的铁路干线上。这项铁路工程量大,施工环境艰苦,许多年轻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这条铁路同早先修建的莫斯科――海参崴铁路线被称为远东两大铁路干线。

  这几批“支边”(此处“支边”一词乃我杜撰)的人群,后来有的留在了新开发的城市和新铁路干线沿线,在当地扎了根;有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

  虽然我用“支边人群”这个词来勉为其难地称谓前苏联的边疆建设者,但与中国1960-1970年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相比,他们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前苏联的边疆建设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如修铁路等)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人口多方面的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对此也有他们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汉学家说,当时,俄罗斯青年人去开发西伯利亚完全由于热情的驱使;中国的知识青年也有热情,但“文革”时期安排红卫兵们就业实在不容易。言下之意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也有些不得已。

  显然,俄国的学者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失,仍然记得中国的学校纷纷关门、整整一代人失学的历史教训。

  回想当年下乡之际,我们多多少少都憋着一股劲,想到艰苦之地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证明能力的冲动在青年人身上都有。往小处说是为生存,往宏大叙事处说是改变山区一穷二白的面貌乃至惠及普天下穷人的壮举等等。这种豪情背后,其实是某种文化状况。在这点上,我以为中国当时的文化状态同俄罗斯文化似乎还有某种可比之处。在莫斯科,我得以静下心来细读俄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他谈到俄罗斯宗教,谈到东正教对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分析了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弥赛亚意识是一种文化心理情结,其核心是广博的普济救世情怀和对他人乃至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和解救之愿,其实也就是“救世主心态”。应该承认,这种对他者的救赎也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救努力,只是我们下乡时尚不明白这个道理。

  别尔嘉耶夫称俄罗斯“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一般说来我们置身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现实、重现世的文化,并无明显的彼岸关注和强烈的宗教情怀。但在儒家传统的训诫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平天下”同“弥赛亚”两个命题、两种文化情怀,相映成趣。虽然二者在表层都有开阔的人文视野和某些普济天下的内涵,但内在差异又很明显,也很深刻。我想,若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解读我们当年的“热情”,很可能会得出某些新意的结论。

  莫斯科的秋天颇有凉意,阵阵朔风扑面,同时又阳光灿烂。我喜欢在外面走,在阳光下、在凉风中欣赏俄罗斯的秋天那飘零的美。

  即叩

  教安

  黄良9月25日

  匆匆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黄良,1965年重庆市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务农。1977年考进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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