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31、大巴山诗话

　　吴波

　　2005年10月7日，我们一群当年上山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盐井乡的重庆知青聚在一起，纪念大家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共同回忆起那长达14年的艰辛岁月，那与共和国命运一起沉浮的惨痛经历，那知青们因同病相怜而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我们都禁不住欷�不已。

　　回到家里，大巴山的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幕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欢离合，像江潮一样汹涌澎湃，在脑海里翻腾，一股强烈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却又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经过几个辗转难眠的长夜，我想起当知青时曾有过以诗词为日记的习惯，于是翻箱倒柜，搜出幸存的残篇，以诗词的形式，把几个生活片断缀成一篇，作为对青春的纪念和对穷哥们的怀念。

　　一、菩萨蛮・第一次背米掉队有感

　　负重跋涉意气扬，背米如同上战场。气喘汗如雨，衣背湿如洗。斗志不可松，攀爬过陡峰。莫嫌路途长，人人盼口粮。

　　我下乡时不足17岁，在通江的艰苦条件下，过生活关、过劳动关自然是非常吃力的。初下乡时是集体生活，36个知青在一起，号称社办林场。第一年口粮由国家供应，但林场离买米的区场有四十多里路，来回九十里。通江的山路实在不能叫“路”，连挑担的条件都没有，山高路险，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悬崖，中间一线……放得下脚就叫“路”。所以一切东西，包括水、粪、日用品、农产品都靠人背……“巴山背二哥”天下闻名，就是这山水磨出来的。

　　第一次背米，可是苦了个够。背上的米越背越重，脚下的路越走越长，只走得全身发软，气喘如牛，心虚胆寒。眼看太阳越落越低，心里慌得不知怎么好。但米还得背回去，否则第二天口粮断顿，大家要饿饭。正在跌跌撞撞，高一脚低一脚往回摸，场里老场员打火把来接，走出五里多路把我找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全身湿透，真不知还能活多久。

　　二、五言古诗・打猪草

　　偶尔受轻伤，重活不能派。大家照顾我，让我打猪草。一筐“贼耳根”，全成下饭菜。授我芙娘叶，背回漆枝来。人人都肿胀，唯我独无害。大家都愤怒，一起把我怪。垂头又丧气，我也实无奈。从来干重活，内务不曾在。今后多学习，莫再把事坏。

　　这首诗记录了另一次劳动。由于年轻，个头大，也比较好学，我很快成了林场的主要劳力。耕田犁地，烧炭养蚕，砍山养银耳都是重活路。有一次受了“轻伤。”

　　……其实伤得不轻，我差不多躺了十天，但一直闲着心里过意不去，就要求做点轻松活路。大家就叫我打猪草。这倒反而难为我了，因为我从没干过这活，不知道什么是猪草。当时，当饲养员的谢云珍告诉我，“贼耳根”就可以。我一听，简单，一会儿就扯了满满一背篼“贼耳根”。谁想到林场缺蔬菜，常常靠白水盐巴汤下饭，一看到“贼耳根”，大家齐声欢呼，一拥而上，顷刻间就被抢光成了下饭菜。一个老大娘给我一株树叶，说叫“芙娘叶”，山上容易找，让我照着采。

　　我走上山马上就看到一株大树，一比照，不错，就是“芙娘叶”，满满地采了一大背，兴高采烈往回赶。刚进院子，就骂声一片，“短命鬼，砍脑壳”暴风雨一般。原来“十个男儿九个粗”，我把生漆树叶采了回来。这两种树叶外形完全一样，只是“芙娘叶”背后有点淡红，我哪里分得清。结果造成一大群人包括院子里的本地人都皮肤过敏，脸肿得像猪，严重影响了个人形象。挨骂是天经地义的了，还害得几个靓丽女生从此落个“漆痱子”的外号。这“阶级仇、民族恨”就结深了。多次“检讨”，才算过关。

　　三、七律・答问

　　朝晖映满光明地，堂堂七尺男儿身。雷电几颠霓裳步，雨风长验革命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学得辩证法，历经霜雪有精神。

　　当年我们林场有个规定，知青们工余要排练节目到农民中去表演，常常要求男生去跳舞。我一向是个粗人，缺乏文艺细胞，叫我跳舞真是要了我的命，常常躲到炭山上躲跳舞。那时烧炭可是个又脏又累又苦又险的活，要砍山、剁柴、装窑……点火，又要力气，又要技术。我是烧炭组的骨干，因为干力气活，饭量大，常饿得在山上吃野果、红籽充饥。青柴里的老母虫又肥又大，常常成了我们充饥的佳肴。最苦的是点火，要在山上独自一人管一整夜，才能保证窑不熄火。一个人守着一堆篝火，面对群山，十里方圆无人烟，又寂寞也有些胆怯。可是“跳舞猛于鬼”，为了躲跳舞，我还是选择上山点火照窑，宁愿担惊受怕。

　　有一次，这“鬼”就真的来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山老林，万山沉寂，抱着开山斧在火堆边打盹。忽然，一阵轻微的、凄厉的怪笑声飘过来。心头猛一激灵，睡意全消。这怪笑声慢慢朝我靠近，越来越清晰，哈……哈哈……顿时，毛发直立，全身僵直，两眼瞪大，牙齿叩响，双手紧握开山斧头，一副拼死一战的样子，心头不住默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正吓得半死，忽然“呼”的一声，一只怪鸟黑糊糊地落在我前面的树上，发出清清楚楚的怪笑声，在深夜里还引起微微的回音。原来是它！我顺手抓起一根柴火，猛力朝它打去。那怪鸟落荒而逃。

　　此后我就再没怕过黑，没怕过走夜路。

　　四、浪淘沙・下队

　　临歧各西东，何事匆匆。无情棒喝鸥鹭中。无端惊起无端散，泪洒西风。患难情谊重，苦共甘同。生死相依意重重。分路分手难分心，味比酒浓。

　　1968年底，上级撤销社办林场，要求知青下到生产队，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临别时，场友们难分难舍。几年来，大家同病相怜，互相照顾，同袍同泽，有许多感人至深的回忆。一顿分家酒，人人泪淋淋，喝到嘴里也不知是酒是泪。

　　五、浣溪沙・黄家湾水库工地写景

　　闹醒山林唱喇叭，车水马龙起尘沙，“老头”挥汗打哈哈。背篼移山造平湖，歌牵盘山如牵牛，太阳脸红清泉流。

　　那时农村生产落后，靠天吃饭，水是农业的命脉。全大队组织起来，在碾子岩和黄家湾筑坝蓄水，全大队的水田就靠这两个塘。被抽调的人自带口粮，吃住在工地上。诗中的“老头”是个特殊人物，叫何文煜，红军时期赤北县苏维埃主席，当年跟张国涛、徐向前等人经常见面，常给红军筹钱、筹盐、筹鸦片，是个“胡胆大”。老人家这时已七十多岁，是个五保户，但身强力壮，跟年轻人一样，还在工地上来指挥拉碾子，喊号子。因为他年高望重，大家听他的，劳动号子他唱什么，大家跟着唱。老人家的号子也是贴近生活，雅俗共赏，乐得大家哈哈大笑……

　　水坝筑成，山塘蓄水，一湾清泉，大家似乎都看到来年的白米饭，辛勤劳动有了回报，当然高兴。谁知这年冬天，塘底发生渗漏，眼见大家的心血和希望白白流淌，急得不知怎样才好。“水是农业的命脉”，马上就要播谷育秧，山塘漏水把全大队人的心揪紧了。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赶到坝上开现场会。一筹莫展之际，有人说吴知青水性好，恐怕能解决问题。大队书记和“老头”一道来找我，大队李书记一向对知青很好，而“老头”更是把知青当成兄弟，说红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知青也是毛主席缔造的，所以他跟知青是兄弟，区长、县长倒不在他眼里。他们来找我，我也没有多说，就跟他们来到坝上。一看也知道情况严重，赶快叫在坝上烧一堆大火，借来一条棉被，李书记又到处想法搞来一瓶酒。我潜到水库底去补漏。由于塘深，不容易到底，双手抱块石块，才沉到水底。由于水压力大，漏口急，泥根本堵不住，一抹上去就冲走了。只好上来，在身上捆些葛藤，藤上挂些破麻袋片、烂棉絮之类。先在漏口上垫上破布片，然后再抹泥，一点一点地堵。天寒地冻，水冷浸骨，实在受不了就浮上来披上棉被烤火。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地到坝上来助威。这样反复几十次，整整大半天，终于堵住了。大家群情激愤，非常高兴，几个平常要好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喊“知青万岁”，“老头”抓着我一阵乱摇，连说：“兄弟好，兄弟好。”

　　六、卜算子・两章

　　其一：空屋两大间，是我参禅处，佛陀救世苦心长，冥顽何时悟。尘海苦无舟，喜鸿焦不顾。天寂地寥谁为伴，门前老李树。

　　其二：茅败夜风吹，壁颓月光渡。秋冷衾薄人不寐，沸沸来蛙鼓。不耐嚣嚣急，聊数跬跬步。遥盼天鸡望寒星，无语倚霜树。

　　这两首诗中的生活场景，空屋两间，家徒四壁，茅败通风，壁残过月，都是真实写照。但却包含了一段千奇百怪的故事。

　　知青们为了争取招工返城，除了努力劳动，也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争取跟领导搞好关系。眼看一批一批的人调走，剩下的心急如焚。

　　有一次赶场，路过新知青小张家进去歇气喝水，见到他给家里的紧急求援信，信中说几次招工没有他，日困愁城寝食难安。就开玩笑把他的信连成一篇“解放体”《水调歌头・招工》：

　　招工几时有，消息真难求。不知招呀招的，中断啥理由。我想自己回去，又怕居民委员，骂我没户口。半夜想妈妈，叹气泪长流。且忍泪，暂宽心，漫发愁。那老知青，十年没调都还有。坚持埋头苦干，多找领导恳求，争取下回走。求求天上月，照到我家头。

　　古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是想调他一侃，劝他一下，谁知生出不少事来。他一见就说，正好有个机会：生产队要办宣传栏，他想写两首诗，挣点表现……可怜他字还认不到几个，哪里会写诗，就求我帮他个忙。过了几天，我写了几首（可能是八首）“解放体”的《忆江南》给他：

　　山区美，最美山泉水。甘甜因我曾洗汗，清澈似有水中天，染碧百畦田。

　　笑声扬，夜半催碾场。连枷如雷风车唱，儿童�牛父老扬，成山丰收粮。

　　争大干，今年赛往年。两条铁龙闹长堤，几支人马战秧田，头顶无云天。

　　他们队里很高兴，就报了他到达县读书的名。谁知又出了竞争对手，有个当地干部子弟，也想去读书，争这个名额。这家伙不会写文章，就学林立果到处搞“讲用”。又没什么水平，只好卖弄阶级感情。一上台就哭，边哭边说：“我们是吃的毛主席的饭，活的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就是我们亲爹娘。”然后哇哇大哭，台下人赶快鼓掌。许多知青抱不平，就去搅场。有一次那家伙正故技重演，边哭边卖弄“毛主席是亲爹娘论”时，台下一个知青用《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调子唱“毛主席不论怎么说，都是全国人民的老外婆”，台下哄堂大笑。那小子的后台恼羞成怒，拍桌子大叫：“毛主席怎么成了外婆，今天说得脱走得脱，说不出个所以然，叫民兵抓起来！”我看事情闹大了，就出来打圆场，对他说：“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他明白我可能有机关，认真想了想，也没什么不对，只好说：“没有！”我又说：“党是毛主席缔造的，毛主席是党的母亲不对吗？”那时个人崇拜严重，毛主席怎么都是对的，他只好又说“对的”。我说……“母亲的母亲，按民间说法就是外婆嘛，你反对毛主席是外婆，要注意阶级立场哟。”这事才算了了。本来是想开个玩笑，化解矛盾，谁知种下怨恨。那时，我成了大队的农机手，因为技术好，机况好，年年评先进。正好遇上批唯生产力论，一批人就提出，在盐井乡，“吴知青就是唯生产，唯生产就是吴知青”。真是癞格宝跳到脚背上，不咬人却烦人，所以有了以上两首《卜算子》。

　　七、浣溪沙・高考复习琐忆

　　素淡常食损牙筋，烹鸡煮酒酬孤清，和寝醉卧入槐阴。秋霜侵醒庄周梦，皓月当空疑天明，低头失笑觉头晕。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许多知青都抓紧复习，报名参考……我当时因成分不好，已经在农村待了13个年头了，根本不相信大学有让考的，还不是层层推荐的吗？就在这一年，一个成分比我还糟的知青，似乎他父亲是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特务，他都去参加了高考，我才敢相信是真的。1978年正在抓紧复习，突然，公社的土广播叫了：“吴波、李世琪不必复习了，你们已超龄……没有报考资格。”李世琪因而中止了复习。我已听说，1977年一些地方领导阻挠知青报考受了处分，相信会有转机，所以没有中断。

　　可怜我初中毕业就下乡，许多数学符号见都没见过，只好硬记：把“△”叫“三尖角”；把“◎”叫“草花”，把“∑”叫“耙梳”，用“红苕+洋芋除以萝卜等于包谷”的方法记数学公式。日夜攻读，废寝忘食，倦了用水洗脸。真的是“一堆火熬到天亮，一盆水洗到发烫”，好容易完成高考，一个人杀鸡煮酒，痛喝了一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火灭后，被冷醒了，一看外面，天已大亮，但却静得出奇。心中疑惑，出门来看，只见皓月当空，原来还是深夜。心中暗笑自己喝多了，进屋去倒头就睡，直到日上三竿。

　　八、菩萨蛮・接入学通知书别诸父老

　　其一：秋风秋月秋露白，秋虫秋歌送秋客。秋叶凝秋霜，秋怀秋味长。秋意秋色早，秋颜秋鬓老。举酒酹秋空，秋云舒卷中。

　　其二：秋风爽神秋霜白，秋虫秋歌送秋客。临别依依情，桃花潭水深。扶持恩难忘，心存一捻香。明月长天共，乡心处处同。

　　这年10月，入学通知书来了。14年苦熬，终于有了回城的机会。而且当时社会尊重大学生，从公社到区上、县上满街都是大红喜报写着本县当年考取的人的名字……生产队更是每一家都设宴相送。又一次万感交集，情不自禁，写成两首《菩萨蛮・接入学通知书别诸父老》。

　　14年，做梦都想离开通江，真到了离开时，一草一木又那么牵人。毕竟人生最美好的14年，充满大起大落、刻骨铭心的十四年啊！多少人、多少事已经融到血液中去了！

　　以上的文字，不过是滚滚江流中泛起的几点白沫。14年的感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理得清、说得明的。谨把这段不成体统的文字，作为对那段生活的一次咀嚼，对当年穷哥们的一种谢意，对逝去的兄弟姐妹们的一点怀念，对给了我们许多艰辛却也相伴我们成长的山水的一份问候吧。

　　作者简介

　　吴波，重庆人。1964年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盐井公社。在大巴山区务农达14年之久。1978年通过高考回城。退休前任重庆七中校长。

　　附录

　　1964年招生文件

　　1.重庆市关于1964年中等学校的政治审查工作的通知

　　发文：公办（64）2275号

　　教中招（64）9号

　　1964年中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根据省教育厅指示，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仍按1963年的规定执行；政审工作的作法，也仍照1963年的作法办理。为了认真严肃地做好这项工作，除了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外，根据市委批转教育局、劳动局……团市委关于1964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保证”招生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吸收人员的政治质量的精神和往年的工作情况，特提出以下几点贯彻意见，请认真研究，切实执行。

　　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识不够，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使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各校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领导，把工作做好。

　　二、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农村应以土改时划定的成分为准……城市没有划过成分，如一时难以查寻清楚的，应该在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如实反映学生的家庭情况。有些学生生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三、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家庭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对于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中学党组织应将情况认真填入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附件四）内；高小毕业生由于没有政治审查表，小学党组织应认真将其家庭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如何，填入高小毕业生登记表（附件五）备注栏内并加盖党支部印章。

　　四、学校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必须按照政审标准和规定执行，不得自定标准，不得自制表格，对于需要审查的学生，应该通过组织手续向公安部门、公社党组织或考生所属单位党组织进行了解，不能找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及其一般亲友谈话……或令其交待政治问题，不能直接发信到国外了解情况。

　　五、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长，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应届高小毕业生的审查工作，请区、县将初中录取新生的审查标准、高小毕业生登记表和作法，向所属小学党组织布置。学校一般不要向外索取学生直系亲属的政治材料，对于学生生身父母或养父母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平时不了解的和不清楚的，才应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将情况填入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

　　六、社会知识青年和其他考生，报考时应填写考生登记表（即学生情况登记表）

　　……在区、县党委领导下，高中一级学校考生以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初中一级考生的招生单位为主，会同考生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人民公社党组织或工作单位党组织进行审查。

　　七、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各校必须加强领导，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首先，应认真组织好政审工作的班子，及时组织政治上可靠……品德好的党员干部和学校政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审标准和政策，统一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时，必须严格掌握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并应根据初中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不成年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对于未成年考生政治思想问题的审查，既要有阶级观点和政治警惕性，又要有政策观点，注意区别政治反动和思想认识落后，区别本人表现和直系亲属（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要写上）的问题，区别生活上的缺点和道德败坏问题，区别偶犯和一贯等问题，防止偏宽偏严的现象发生，保证政治审查工作和操行评语两项工作的质量。其次，政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或请示上级党委后决定。

　　八、此项工作限于正式报考截止之日前完成。

　　由于这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因此，各校必须在区、县委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才能保证完成任务。各区公安分局、县公安局应专门通知所属基层单位，积极配合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和学校搞好这项工作，在学校向公安派出所索取材料时，应尽可能给予方便。

　　附件：

　　（一）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二）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三）中学学生情况登记表；

　　（四）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

　　（五）小学学生情况登记表。

　　重庆市教育局（戳）

　　重庆市公安局（公章）

　　1964年6月12日

　　2.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1962年修订。内部掌握，不公布）

　　1.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不予录取。

　　2.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系1963年增加）

　　3.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不予录取。

　　4.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下同）或因反革命罪行现在被我判刑、管制、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对我有抵触不满情绪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没有进步表现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的，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3.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一）中等专业学校的机密、绝密专业和其他国防单位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应该按照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中等专业学校的一般专业（包括师范）

　　按照1962年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执行。

　　（二）高级中学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1.本人参加反革命组织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查有实据的，不予录取。

　　2.本人思想反动，有严重的或多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3.本人品质十分恶劣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4.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本人对我抵触不满有言行可查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与本人关系密切而本人政治上又表现不好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三）初级中学录取新生，应主要看本人的表现，对于品质极其恶劣、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致刘定强

　　邓鹏

　　定强兄：

　　送去我从《华夏文摘》下载的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请你把它打印出来，供参与《巴山知青丛书》的朋友欣赏。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很有趣，有些地方代表了这些年国内外知青问题研究的主流。

　　请特别注意作者对知青一代的界定。这一界定将我们130万“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排除在“知青一代”之外，因为我们的经验跟新知青相差悬远。这样划分固然不无道理，但它使我自然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知青研究对老知青以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非常肤浅，而且表现出部分新知青（学者和文化精英）的傲慢。轻描淡写地说老知青是考不上大学或高中的“社会青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64、1965年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当中，有相当部分人乃是各个学校成绩最拔尖、表现最好、工作能力最强的学生，是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委员，学生会主席、干事等等。他们之所以落榜，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是因为一个荒悖不公的社会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长当时都没有话语权。

　　落榜之后我们面临着人生最困难的选择：是自愿下乡还是滞留在城市当“社会青年”？由于多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这些人接受了从保尔・柯察金到雷锋和邢燕子、董加耕的一系列榜样，接受了舍己为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当中很多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向往崇高，仰慕英雄，期盼轰轰烈烈的献身机会。我们甚至接受了自己由于父母的“过失”而低人一等的荒唐逻辑，怀着一种朦胧的原罪感。这样，下乡也成了我们“脱胎换骨”、参加革命的朝圣之路。由于真诚和单纯，我们当中一些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把弟妹都带到农村，为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献身来实现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1964年刊载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首关于董加耕的长诗。那首诗不仅歌颂了一个聪明而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而且浪漫地美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国内低迷的经济状态和几乎不存在的就业机会。对我们这帮心高气傲、不耻于在城市吃闲饭，甚至不齿于干售货员、售票员这样的行当的人，农村成为一了百了的归宿。根据“文革”当中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安办看到的材料，特别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知道政府为了掩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政策。所以……虽然我承认“下放”对于“文革”前知青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却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注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徘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命运预示了后来的新知青的遭遇。两个群体虽然感受不同，其命运之间却有着某种历史的逻辑关系。

　　韩子渝在他的散文集《山月心影》中对自己下乡的情况做了简练、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描述：“勤俭楼和红专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中的大校门大打开，街上许多人都涌进来看热闹，十几辆大卡车整齐地停放着，下乡的人被父母领着……对号上车。”对他落榜的原因，韩子渝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地主。这样看来，无论韩子渝成绩多优秀、表现如何出众，都注定没有上学的机会。这是未曾被我们认真探讨过的共同遭遇。

　　其实，如果我们的《巴山知青丛书》能够启动，我想写的题目之一就是自己在毕业前后的经历：我在毕业前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慷慨陈词、我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感到的天塌地陷般的失望和将近两个月的精神炼狱，亲朋好友，包括老师对我的劝慰，以及自己拿着户口到街道办事处下户口路上的那一片思想的空白。我想很多老知青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比我的还要戏剧化，还要精彩、还要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经历是新知青大多不了解，甚至难于理解的事情。

　　我还想指出，作为上山下乡的先驱，老知青在许多问题上也是先知先觉。《知青一代》的作者在区别两代知青的经历时写道：“当‘文革’中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大批知青则在造反要回城。”这种说法首先有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不少“铁杆”老知青在所谓知青“回流”期间没有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没有离开农村（林、茶场）甚至在社办林。

　　茶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仍然抱成一团，死守阵地。1967年初，我在北京上访期间，结识了一些其他省的老知青，知道他们当中能人不少。其中，辽宁省的一个名叫“山里红战斗队”的知青组织特别活跃，在中央安办、农垦部张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大字报。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些成功的人，他们也许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再说，1967年初，在红卫兵们跟随伟大领袖稀里糊涂地到处糟踏圣贤的时候，遭受不公待遇的老知青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上访请愿、争取返回城市，不正表明他们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英勇抗争？当时的红卫兵们不仅不理解、不同情老知青的正当要求，反而轻蔑地称老知青为“户口兵”。他们哪里预料得到：不到两年时间，下乡的厄运会同样落到他们的头上！这岂不是有几分讽刺意味？

　　实际上，由于老知青被社会打入另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往往看得见许多其他人看不见的问题，有新知青所不具备的对生活的感悟，有英文里的“underview”（低视点）在许多新知青面临农村的“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而不知所措时，老知青们已经饱经沧桑，能够笑看人生了。这样的经历，在任宗景的《情窦初开的时候》中反映得十分生动。谁说老知青没有对“文革”的体验？

　　正是因为老知青的存在，中国农村里的文化大革命才别有一番景观；也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老知青才完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一课。这种经历虽然在任宗景的中篇小说里（或其他的文学作品中）被描写得回肠荡气，但从整体上讲，至今还没有对它翔实的文字记载和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知青文学/知青研究的确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前知青”对自己的那份生活体验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言，还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虽然我们的确有许多旧事、旧情可怀。话语权跟其他政治权利一样需要争取，如果不争取，那你就没有，也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利。毋庸讳言，跟新知青相比，老知青的话语权至今不大，这跟老知青为数较少有关系，势单力薄乃是事实。但130万到底是个不小的数字，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假定当时城市人口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即6000万）此外，这种“语塞”状况跟老知青长期被边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过去，老知青被阶级路线边缘化，如今被话语精英、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边缘化。而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群体又似乎特别谦虚，特别旷达，特别与世无争。我们当中许多人接受了平淡这一生活的基本原则，接受提前退休……下岗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善于表达、擅长文字的人才，可他们偏偏采取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自己边缘化了自己，至今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而如果我们听任时间来尘封自己的过去，那就不能责怪时代和他人，只能责怪自己的谦卑和无为。

　　我以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那些年的经历对后人有些价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经历有助于后人理解人民共和国那段悲怆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经历也是中华民族上个世纪历史的血肉本文，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去记载下那段让我们终身不忘的时光，而我们的记载对后人的启迪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那段经历的意义的发掘深度和我们在文字上的功力。

　　我还想就“社青”这个字眼说两句话。长期以来，“社青”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贬义的字眼，似乎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要比他们高一等，连我本人过去也有这样的看法。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应届毕业生认识到……社青、知青其实都是一棵藤上的瓜，都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说到底，社青也是由知青来的。知青未必高贵，社青未必低贱。我所认识的老知青当中，虽然有被扫地出门的小偷扒手，也有从北大、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休学的青年。而有许多社青只不过比我们更早就遭受了社会的不公待遇罢了，他们同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还往往有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人所不具备的锐利的洞察力和常识。

　　大多数社青由于过早失学，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在生活日益窘迫，却没有任何话语权，我们这些还能说话的人不正是应该为他们说几句话吗？

　　说到个人要求，我们这批人的处境还算不错，至少没有饥寒冻馁之虞。韩子渝和任宗景等是享誉全国的作家；张诗亚、林木等是知名学者。我自己多少也挣得了点“话语权”：我发表了五部中文著（译）作，三本英文专著，仅仅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就藏有我的四本著作（三本英文、一本中文）国内国外发表的文字应该在两百万字以上，好歹也算身后留名。但是，每当我想到自己当年的辛苦，想到自己的老知青朋友的种种遭遇，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让老知青的那些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岁月在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上留下一点清晰的、可以让人抚摸的痕迹……而且我相信，老知青的群体回忆必将发掘出动人的故事，产生出凝聚着人生智慧的思维，唤起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的共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我知道，《巴山知青丛书》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愿意为之尽绵薄之力。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努力最后不一定能有圆满的结果。但如果人不谋事，天成我何？即颂大安邓鹏匆匆。

　　2002年9月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丁玉敏

　　邓鹏

　　丁玉敏：

　　你好。昨天从重庆传来喜讯：在重庆出版中心举行的2005年出版选题审批会上，我们的《无声的群落》（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共三册）以全票通过。这样，我们的作品很快就要跟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的一件大喜事，特地及时向你通报，让你分享这一份快乐。

　　听说你想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原因是其中涉及的一位知青朋友的妹妹坚决反对你在文章中提到她姐姐的名字。我不愿意去揣测那位从中作梗的女士的动机和她的那种无理要求背后可能存在的难言之隐，只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

　　《无声的群落》是包括你在内的几百个老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凝聚着我们老知青的心血和对社会的严肃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勇于牺牲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奉献。我知道你听信某些朋友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一些疑虑，因为其中涉及了一些过去的人事，怕因此引起麻烦甚至法律纠纷。对此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相似的、让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当年的梦魇在我们这些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是我希望你回头再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程――那是多么勇敢、多么豪迈、多么辉煌的人生！你不仅战胜了野蛮的政治歧视，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取得了大巴山的群众和领导的信任，成了一方物望，当上了一县人民的“父母官”。你不愧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里真正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们这个群体的骄傲！

　　常言道：文若其人。你的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写得娓娓道道、不卑不亢，处处显示出你的真诚、坦荡和机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老知青这个群体那史诗一样的经历，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我今天又将它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让你忐忑不安的内容。说实话，我们也仔细研究了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规定，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你的回忆文章根本不存在损害他人名誉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是你的性格和人品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执意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我们一定遵命，编委会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作者。但是我仍然衷心希望你能战胜一时的犹豫，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同意我们在《无声的群落》中采用大作。

　　古人有训：“君子坦荡荡。”让我用大作中的一句话与你共勉：“管得他的哟，总比当知青好点！”

　　盼回复。即颂

　　秋祺

　　邓鹏匆匆

　　2005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李自森

　　邓鹏

　　李自森兄：

　　惠书收悉，反复诵读，浮想联翩。四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一起涌到记忆的狭小窗口。我知道家母曾经教过求精中学高六四级的英语，却不知道老兄是家母的得意门生。记得1963-1964年间，母亲担任了初六四级五班的班主任，兼任我们初六四级二班的英语课。我们班初中换了几个班主任，是个“乱班”，教英语的老师一年级是陈知勇，二年级是刘学亮，两位老师其实很不错，无奈班上的不少同学不懂事，英语学得一塌糊涂。所以到了初三年级，学校决定让我们全班重新学习初二的英语。母亲教书，课堂上的儿子总有几分不自在。好在我当时已经有了一点自学能力，那一年里，我自己抽课余时间学习初三英语，而且用其他班的期末和年末考卷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按母亲那里提供的统一评分标准，我居然得了96分。这件事虽小，却为我后来自学英语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在我们这些天天盼着长大的初中生的眼里，高中的同学就是英雄豪杰。举一个例子说明。初中三年，我几乎每年都要主持班上的壁报，在办壁报的过程中，我常常要到“长楼”外面的广告栏和楼梯口处观摩高中同学贴出的壁报，“剽窃”一点有关排版和主题的构思；壁报完成贴出之后，我常常不敢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跟高中同学的壁报一比，我们的作品真是相形见绌。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高中同学的书法、绘画和文笔，在一些图文并茂的壁报前我经常流连忘返。但居然不知道老兄是高中文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

　　我也喜欢运动，因为有一个崇尚科学、热爱运动的父亲。父亲虽然出生在四川乡下（江津白沙）但十二三岁就被祖父送到天津南开求学，受到南开的风气熏陶……后来到复旦大学读书，曾在复旦的足球队效力。至今我还记得“南开五虎将。”

　　和“球王李惠堂”的轶事。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一上初中就梦想参加学校的体育代表队。初中一年级，我参加了学校的跳伞队，每逢周三下午课后到大田湾的跳伞塔接受训练。记得跳伞曾经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出过一个女子定点跳伞全国冠军王淑珍（）她曾经回校作过报告。但是过了不久，体委的纪教练和寇教练炒了我们的鱿鱼。原因是我们这些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孩子发育不良（1958年小学三年级时我的体重是30公斤；三年后我上初一时，体重还是30公斤！体质单薄，力量不够，他们没有耐心等我们长大长壮。我们班也有一个自发的篮球队，但是初一、初二时老是输给一班，因为一班的篮球队里有些干部子弟，他们发育良好，人高马大，在篮球场上有绝对空中优势。直到初三我们个头儿长高些了，才最后“翻了稍”。但是我们又碰上了新的劲敌：我母亲主管的五班有许多住读生，他们因为经常在一起打球，所以彼此配合默契，传球流畅到位，几次对抗，我们都饮恨败北。我一心想到高中再跟他们一争高下，哪知初中毕业就梦断曾家岩。

　　兄在运动场上的雄风我曾瞻仰。我还记得你经常穿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戴一副眼镜，本来白皙的脸在镜片后略微泛红。你的大名许多初中生并不知道，只听见人叫你“小眼镜”。最喜剧的一幕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求精中学男生宿舍前面的一个篮球架下围了一大群同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小眼镜”和校队的另外一个英雄在“过招”。那位学兄的名字（绰号）我记不得了，但是记得他经常偏着脑袋，脸上不时挂点玩世不恭的微笑，看得出他非常“油”，有点诡计多端。依照通常的规矩，你们一局12个球，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最后，兄不幸以两分（一分？之差败北。为此，你的对手非常得意……但就在这时候，兄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你两个箭步，跑到篮下，纵身跳起……抓了一下那个向下倾斜的篮圈，然后向对手提出新的挑战：“你摸不摸得到篮圈嘛？”对手狡黠而残酷地一笑：“我抓不到。”他拒绝跟你比赛弹跳。

　　兄当时可能非常尴尬。但你那可爱的一跳，就这样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那一跳非常出彩，因为它充分显示了兄的纯真、聪明和不服输的性格。兄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万般逆境之中含辛茹苦、奋斗不息，以至后来脱颖而出，成绩斐然，让世人刮目相看，就是因为你有遭受挫折甚至面临绝境时还能奋力一跳的那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精神啊！

　　兄来信中提到的两代人的“脱胎换骨”的故事意义悠远，发人深省。令尊出身贫寒，当了富家子弟的“书童”。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居然学有所成，不仅金榜题名，而且平步青云，实现了中国社会“茅屋出公卿”的理想。令尊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和成长是我们许多朋友的父辈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和成就的佐证，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希望。但是，由于后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非但没有能够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反而遭到了一个教育文化层次相对低下的政权的嫉妒、压制和迫害。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劫难……而兄由于被阶级路线打入另册，被迫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重复了令尊的奋斗过程。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跟令尊当年一样，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兄的毅力、勇气、机智和成就在老知青之中鲜有出其右者，而兄虽然在新的体制中显贵一时，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老知青身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真是难能可贵。

　　依弟之愚见，兄完全可以你自己和令尊两代人的经历为题写一篇文章，通过对比……介绍两代人的既相似又相异的“脱胎换骨”经历。也许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到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走过的一个怪圈。

　　我们这一代人以青春换来了许多人生教训，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苛政猛于虎，暴力革命不可取。所以我非常欣赏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口号。

　　从进行阶级斗争到建设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用了半个世纪时间，牺牲了几千万人的性命。而要实现和谐社会，中华民族必须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21世纪的中国面临太多的挑战――环境恶化、资源匮竭、文化断裂、世风日下……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再也不能有暴力革命了，否则中华民族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比早些年王立雄的小说《黄祸》中所描写的景象还要可怕。以种种形式，通过种种渠道向后代传递这一信息乃是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老兄在信中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一举动还是“为了展现老知青精神”。

　　兄在信中的一番鼓励和希望出自肺腑，洞悉幽微。兄坦然指出，“《群落》是春雷但不是惊雷。读它催我泪下，但不能催我夫人泪下”。对于读者的不同反应，对批评、不解甚至冷漠我自己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我们的文字的局限。

　　第一，回忆录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缺乏文学作品的“蛊惑力”，在目前这个浮躁、任何历史都可以“戏说”的时代，真正欣赏回忆录，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文章的人不会很多；第二，我们的文字受到环境的限制，受到出版社的编辑的见识和修养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畅所欲言；第三，我们对上山下乡的本质和意义的认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朋友的认同，我们不讲“青春无悔”、“劫后辉煌”那些大话。

　　但是尊夫人关于老知青是靠新知青解救的这一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我记得，毛泽东的《12・22最新指示》下达的当天，我和几个朋友正在重庆上清寺的大街上闲逛，一位嗅觉敏锐的朋友听到这一消息，当即跳将起来，发出欢呼：“好球！我们有救了！”不是吗？试想一下，如果文化革命晚发生十年，升学录取中的株连政策就将被教育部门心安理得地多执行十年，我们就可能在农村多接受“再教育”十年。那样一来，我们这个群体就可能完全农化，在乡下自生自灭了。虽然后来文化大革命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加速了上山下乡的步调，使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寿终正寝，极权政治和乌托邦理想的结合仍然让我们，特别是知姐知妹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7年初，当老知青回流到城市造反、争取回老家的时候……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十分鄙夷地给老知青取了“户口兵”这样一个雅号。殊不知事过不久，毛老人家烦红卫兵小将了，将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里去，这下才有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招工。即便如此，许多老知青在招工期间，仍然因为家庭出身跟好运一再失之交臂，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办“病残”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故乡后仍然要面对由人为后移的人生起跑线所造成的严酷现实。这种经历，并不是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能理解的。

　　谢谢兄在信中推荐的回忆录作者人选，希望兄代我们编委会热烈欢迎他们参与我们的工作。这些朋友的文章想必会给我们的书增添异彩，因为他们的回忆可能更富于传奇色彩，更富于“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感。但是我们也应该防止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因为古往今来，成功的英雄总是少数，失败的英雄要比成功的英雄多得多，再者成功者不一定个个都是英雄。年轻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家父常为项羽感到惋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为人不能太机巧，太功利，坚持和操守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窃以为回忆录的质量的根本是作者本身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社会的思考，它取决于作者年轻时候有没有一个梦，并曾经为那个梦苦苦追求过、彷徨过、失败过、痛苦过、牺牲过；而且，因为人人都有过失，它也取决于作者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超越自己的过去，甚至批判自己的过去。反躬自省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个“无声的群落”出声的机会不多，一旦得到出声的机会，应该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信中提到的裴某某女士当年跟我夫人的胞姐同在平昌县石板公社金银林场务农，我本人曾在一次跟重庆市政协主席的会谈中见过她。据说她不太愿意跟知青来往……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兄能够动员她参与我们的工作，弟将非常感激。根据我的经验，一些后来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老知青朋友似乎都有点甩不掉的包袱。一个重庆的朋友曾经这样拒绝我们的征稿邀请：“过去的记忆就让它烂在心里吧。”――哀大莫过于心死啊。

　　兄的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望惠予提供。希望兄也留意为我们收集一些老照片和其他文物。处理方法，定强兄会详细介绍。

　　从兄来信中知道，令爱通读了兄当年的日记，实在让人既羡慕，又感动。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兄年届六十，精神矍铄。但岁月无情，还望多保重。明年夏天回渝，一定登门拜望老兄。

　　即颂。秋祺。

　　邓鹏谨呈

　　200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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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像人一样生活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杨健

　　1962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17年中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放逐”的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在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但是，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它是知青群体在新世纪向自由主义继续迈出的重要一步。

　　上世纪90年代知青思潮的兴替――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先后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推动了“青春无悔。”

　　这一先验理念的推广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

　　同一时期，知青文学“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被生存哲学的宏大叙事（以郭小东“知青部落系列”、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为代表）所取代。后者将官能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它们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人道主义与生存主义的冲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是基本思想主题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回忆录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片面歌颂苦难，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

　　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6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青春的纪念碑。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

　　的唯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范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冲突――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与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地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世纪之初，自由主义立场的知青文学叙事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未能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强势群体的离去和主流传媒的放弃，知青文化在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的私人叙事小说，出现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岳建一主编2001）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2001）《抒情年代》（潘婧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鼓舞着寂寞的自由主义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延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认命不随命”――对“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和“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突围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

　　1996年是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孔子说过，“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产则有恒心者，惟士之能……”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

　　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倔强的树》邹克纯）

　　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出于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

　　对自己的青春负责，对历史负责――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