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22、倔强的树

　　邹克纯

　　大巴山满山遍野都是树，但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些在乱石缝中破土、在狭窄山沟里拼命长高的树。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多舛。

　　“文革”前夕，在贯彻阶级路线、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品学兼优，却因为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不得不面对中考、高考不予录取、不宜录取的残酷现实，无奈地选择了走向大巴山的上山下乡之路。从十几岁到三十来岁，我们背负着一种原罪的潜意识，十分虔诚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深山老林里最原始落后的农业劳作，以至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后，许多人的知识、技能却跟不上社会的变迁，难以自拔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以及我所看到的不少老知青朋友却又仍然能以超乎年龄的充沛精力，去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实践人生劳作，并不时让一些年轻人感到惊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四十年前大巴山上那段艰难的知青生涯……

　　大巴山以及大巴山的经历由是成为了缠绕大巴山老知青一生的情结。它是一个梦魇，又是心灵中的一方净土，正如桑德伯格所说：“人生就像一颗洋葱，你只能一层一层地把它剥开，尽管有时你还得为它流泪。”

　　劳苦，恐怕是知青的一笔独特的生活资源。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大人们口中听到了“川北苦寒之地”这个说法，没想到，后来命运真的把我抛到了那里。

　　在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是妇孺皆知的社会理想，城乡差别就是“三大差别”之一，而大巴山那地方则是放大一号的“差别”之地。

　　“瓜菜半年粮”只是道出了一般农村的穷困，对于大巴山的农民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宽裕的生活了。记忆中，我每年只能分得120斤毛谷子，加上红苕、洋芋，也就能勉强维持四个来月。有时饿慌了，就去寻山上野生的红子，大把大把地勒下来，往嘴里填。新米出来是知青们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在门前的花椒树上掐几片嫩叶，捣碎了，和上盐，加在新米饭里吃，那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极度的穷困，山里世代流传着一句让人心酸的俚语：“碗米的恩人，斗米的仇人。”记得当年我曾读到一段恩格斯的话，大意是：在这里，食物的人世形态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食物的抽象概念。恩格斯的话给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由此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1969年社办茶场撤销插队后的一段日子尤其艰苦。我跟刘德齐、苟源基、罗世英插队到了万源县草坝公社三大队五小队。这里的地名叫张家坝，乡民有时也叫它“五指坝”，因为坝前有五条深沟夹峙的山梁，就像一只左手反扣在大地上。年老的乡民有些无奈地对我说，因为“手背”朝上，只有筋没有肉，所以张家坝的人穷。不幸的是，我们几个知青恰恰住在“无名指”与“小指”的交接处，这似乎就更不吉利了。

　　张家坝熟田熟土很少，和大巴山许许多多地方一样，至今沿袭着一种非常原始的生荒地耕作方法。人们先用刀口一尺来长、镶着木柄的弯刀将斜坡上的树木杂草砍倒，用木杈将树木杂草叉到山坡下，码成一条“长龙”；然后用宽口的“月亮锄”铲掉斜坡上一层土皮，将土皮覆盖在“长龙”上，点火烧成草木灰；最后在铲得光秃秃的斜坡上点包谷、种洋芋，草木灰就用作播种的底肥。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巴渝竹枝词中描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一千三百多年前刘禹锡描绘的刀耕火种情景，居然像是当日大巴山的生动写照。其实，刀耕火种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荏苒的时光仿佛在穷乡僻壤的大巴山凝滞了。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然超负荷地劳作，我们跟张家坝的农民一道，每天疲于奔命粗糙地拨弄着自己的土地。我们总是半夜就起身，夜深才回家……往往出工时在一道坡前，收工时却已翻越了好几座山坡了。极度的疲劳使我总想睡觉，哪怕是数九寒天，只要生产队长工间休息的哨声一响，我都可以立即倒在冻土地上睡过去。

　　这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就在城市近郊农民为可怜的人均三分地犯愁的时候，我们却在为广种薄收的人平三亩地苦恼。更可叹息的是，大巴山的农民从未想过、也无从想到怎样改变这种世代劳苦的命运，那里的农谚理直气壮地认为：

　　“毛干毛干吃饱饭，过细过细吃个屁！”

　　每天黎明前，生产队长来敲门催工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这时我最感劳累困倦……放松的身体仿佛每一处肌肉都在酸痛，蜷缩的十指怎么也伸不直，要握着农具干好一阵，才能重新伸缩自如。然而，我们仍然得日复一日地跟农民们一起摸爬滚打，因为这就是我们当时别无选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

　　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垦荒，我跟往常一样，迷糊着眼提起“月亮锄”，揣了几个荞子馍馍，就跟着生产队长出了门。

　　每逢耕作生荒地，我们都愿意带荞子馍馍作中午的干粮，因为劳动量大，荞子馍馍最能持久。农谚就是这样说的：“荞翻山，麦打坐，稀饭吃了当时饿。”然而……荞子馍馍也是最难吃的，记忆中它只有苦涩没有香味；而且颜色黑黢黢的，硬得像石头，一口咬下去上面还会留下几个牙齿印。

　　由于垦荒总是远离住所，饮水也成了大问题，遇到有山泉还好，有时就只有在野猪滚出的泥坑里喝几口积水。

　　这天的垦荒地点是在张家坝的山顶上，这里叫“五龙台”，山势险峻，还残留着过去白莲教的山寨。我们在寨前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劳动，斜坡下是九十度垂直的石壁。斜坡上的树木杂草在前一日已经砍倒并叉到了崖下，今天的任务就是铲土皮。

　　铲土皮有一项基本功就是脚跟要稳。开始还好，到后来土皮越积越多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滑倒。

　　我因为基本功不牢，这天又特别疲倦走神，在斜坡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滑倒了……松软的土皮带着我飞快地向下滑，一会儿就到了石壁陡立的崖边。我心里一阵慌乱，下意识地将锄头向外一甩，双手不停地乱抓。出乎意料地，我居然抓住了一截浅浅的树桩。

　　等农民们赶过来，把我从崖边拖上去的时候，我才壮着胆向下望了一眼：高高的崖下是一片乱石。

　　我没有再继续参加劳动。我的和尚领汗衫已经磨破了，胸膛上沾着青苔和血迹。

　　意外的遇险让我联想到繁重的劳动、饥饿的肚子、贫乏的生活。我独自躺在山寨冰冷的长条石上，躺了好久好久，心境跟山寨一样荒凉……

　　由于几十年匆忙于稻粱之谋，我很少刻意地去回忆大巴山，这些记忆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了，但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种种苦难的经历竟然成为了我后半生宝贵的生活财富。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的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

　　回想大巴山，我还总会想到大巴山的树。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然而铭刻在我心灵最深处的还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倔强生长的树，哪怕是乱石堆中也要拼命地扎根、发芽。记得在星火茶场的时候，住地旁边有一条名叫“浸水沟”的狭长山沟，沟里的许多树都长得瘦瘦高高的，因为狭窄而拥挤的空间、贫瘠的土壤使它们无法强壮起来，于是它们便拼命长高来努力赢得自己的一片蓝天与阳光。

　　我由此想到了柏林的一段对于生活的见解：“生活有百分之十在于你如何塑造它……有百分之九十在于你如何对待它。”

　　这似乎有些无奈的味儿，但也或许恰恰表述了一种心灵的坚强和对命运的抗争！

　　……不管怎么说，那些无声无息却绵绵不断的平凡的巴山树，肯定是大巴山老知青生命历程中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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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见《冬夜的山路》后的作者简介。

　　卷八

　　青春之歌――老知青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