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20、我的读书梦

　　邓鹏

　　从1964年到1978年，十四年间，我做了一个长长的读书梦。梦很美，美不胜收；但做起来很苦，往往苦不堪言。如今，三十年过去，梦对我仍是那样清晰，依然还那样使自己感动。

　　中考落榜

　　1964年夏天，我15岁，就读于重庆名校求精中学，少年立志，初露才华，不仅在学业上名列前茅，而且全面发展。虽然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也感觉到阶级路线的寒气，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失学的可能性。

　　在初中毕业前夕填写升学志愿表时，班主任王大富老师语重心长地劝我放弃第一表的六所市属重点高中，将母校求精中学填写为第二表的第一志愿。显然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对我解释说，重点学校要求太高，报考纯属徒劳，而报考自己的母校，应该问题不大。

　　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委屈。凭我的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报考市重点学校应该有相当的把握，至少可以碰碰运气吧。1961年我报考初中时，三个志愿都选择了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没有成功。现在，报考高中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可放过。但老师劝我时的语气虽然委婉，却有某种我无法抗拒的权威。其实，1961年我报考初中的失利已经是严重的教训。那一年，我以全优的成绩从重庆市佛图关小学（现在的大坪小学）毕业，当我把自己那孤注一掷的志愿表给班主任李正常老师看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居然连声说“填得好”。后来，我考上了初中……但没有如愿以偿到南开，而是被分到一所名气三流的初中就读。班上另一位成绩平平的同学却意想不到地被南开录取，多半因为他出身工人家庭。幸好后来母亲被调到求精中学教书，我才跟着转学到求精。我转念一想，上学又何必名校？

　　只要有书读，而且又在求精中学，也不算什么晦运。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我就在求精苦读三年，高中毕业时再让人们看看我的水平！再者，母亲从教多年，自1961年起就在求精中学教书，是该校英文教研室的骨干。就看在我母亲的面上，学校也该录取我吧。所以，虽然“落榜”这个念头偶尔也来骚扰我内心的宁静，我实在没有名落孙山的思想准备。

　　然而我的确落榜了。接到不录取通知书后，我有好些日子不能正视失学这一现实……我多么想读书、多么依恋学校呵！

　　我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曾祖父邓石泉是川东名校江津县聚奎中学的创始人之一……祖父邓鹤丹曾留学日本，为川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父亲邓燮纪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母亲黎恩珞毕业于重庆求精中学和金陵女大，他们都是教师。父辈的亲戚当中有好几个知名学者，叔伯兄姐也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数就读于国内的几所名牌大学。堂姐敬时大学时因为品学兼优……被选拔进留苏预备班，可惜因为伯父燮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痛失留学苏联的机会。我的表兄叶含弘也是因为姑父、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叶�先生被打成“右派”，大哭一场后放弃报考重点大学的计划，委屈地进入昆明师范学院。相比之下，我的运气最糟糕，仅仅读了九年书，在求知欲最旺盛、立志以聪明和勤奋来报效国家的时候，硬被永远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

　　两个月后我下了乡，到距离重庆四百多公里的大巴山里的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在人生最严峻的挫折面前，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我想，既然下乡务农，那么就读点农学书籍，搞点科学种田，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出力，岂不是两全其美？党和政府不是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吗？专者专家，要当专家，就必须学习。

　　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离开重庆的两天前，我专程到重庆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选购了一套准备在农村自学的书籍，包括《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农艺学》等，当然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

　　冷酷现实

　　到了茶场后，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学习计划极不现实。所谓青山茶场，却是一棵茶树也没有的荒山野岭。我们一到茶场就开荒种地，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一天收工回来，天已黑尽。我们一帮知青虽然年轻，精力充沛，但毕竟不是机器，可以不停地运转。吃过晚饭后，人已筋疲力尽，哪还有精神读书？往往把书捧在手上才几分钟，睡意就排山倒海袭来，人一倒在床上，就像一块木头，睡得昏天黑地。大巴山里的冬夜，常常风雪交加，雪花从瓦缝里灌进寝室，在被盖上积一两寸厚，我们也全然不觉，照样酣睡。一年到头的大强度劳动和“三饱一倒”的生活使我读书的意志逐渐减退。

　　我们的场长叫何炳德，是个四十来岁的大队干部，他为人不错，生产上是行家，但没有什么文化，我们这帮调皮的重庆知青背地里叫他“老炳德”。政治指导员叫邱占富，复退军人，虽然在部队里淘了一点文化，但并不知道如何“指导”我们这帮从大城市来的学生青年。他带领我们进行了几次队列操练，知青很快就感到厌倦。他的家离茶场只有几里路，所以天天回家。后来借口家庭负担重，干脆几天不到茶场来，主动放弃了指导权。因为他是指导员，谁也奈何他不得。生产队长叫杨厚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产上是个好把式，但文化水平最多高小毕业。

　　第一年，我曾经异想天开地试图说服这些当家人给我们一点搞科学试验的机会，大概因为我实在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人微言轻吧，他们根本没有采纳。唯一对我的想法有点兴趣的是一个叫胡大寿的本地青年，当年十八岁，在县上学习过果树栽培，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不久也参军离开了茶场。

　　在茶场读书，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实验条件，学习自然科学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自学这件事上，我很孤独，常常陷入茫然，时间一久，原本立志改变大巴山的贫困和落后的我，不料先被大巴山“改造”了。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着老炳德、厚禄队长和其他几个从不同生产队调来的农村青年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荒山、庄稼和虱子打交道，在平淡中打发日子……有时我暗自琢磨：莫非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希望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莫非这就叫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莫非这就是我们这帮出身不好的人今后的命运？

　　在茶场读书甚至还给我带来了麻烦。读书多半是在晚上，没有电，只有靠煤油灯……当时煤油三毛多钱一斤，而我们每个月只有两元钱生活费，于是我们学当地的农民，用“松光”来照明。“松光”也叫“松明”，就是松树的枝跟干相接的富含油脂的那一段。将它砍下来，再劈成小片，放在一块石板上点燃，就成了我们依赖的光源。这种光源不稳定，很伤视力，但要读书，也只好将就用。

　　196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隔着蚊帐借着床边一张方桌上跳跃的松明翻读“毛选”。读着读着，感到困乏，顺手就把书放到桌上。正要昏昏入睡，突然被异样的光亮惊醒，翻身起来一看，原来石板上燃烧的松光片落到“毛选”上，“毛选。”

　　着火了！等我掀开蚊帐将火扑灭时，“毛选”已经被烧焦了几页……

　　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十六条》下达后，鬼使神差，我执笔写了我们茶场的第一张大字报，写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又同一群知青朋友兴高采烈地步行到区上，把它贴在区政府外面的墙上。殊不知，一时兴起的孟浪行为竟闯下了大祸。达县地委很快组织了工作组，进驻有知青“造反”的林场、茶场，对知青们进行弹压。全地区的几百个社办林、茶场的知青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这些人现在要造反，不是“狗崽子”翻天了吗？我也自然成为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想混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因为当年早些时候，我遵照公社党委组织部长侯焕章的要求写了入党申请书，其时年仅十七岁）“吃”了五百多张大字报。

　　罪状之一就是：居然胆敢“烧毁”毛主席著作。在批判会上，我申辩说“毛选。”

　　着火乃是事故，并非有意所为。但是，当时谁管你有无动机，既然你烧毁了“毛选”，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任何解释都徒劳无益。在工作组的发动下……全公社五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对我口诛笔伐，不少大字报的作者发誓要剥下我的“画皮”、砸烂我的“狗头”等等。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白天被强制劳动，连其他人都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仍然要上山打柴或只身一人到老林看守包谷，晚上经常接受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违心的自我揭发批判……

　　这一切无疑是对我这个毛泽东的小信徒的无情嘲弄！我没想到自己响应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对毛泽东思想虔诚地信奉，最后竟落得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本想借下乡洗刷自己的原罪，逃避父辈的命运，结果偏偏步了父亲的后尘，刚刚年满十八岁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才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在接受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日子里，我万念俱灰，常常独自面对青山和空中悲鸣的寒鸦苦苦思索：人要是没有知识多好，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烦恼。干吗想读书呢？自己周围的那么多农民，世世代代都没有读什么书，不是生生息息也过来了吗？我又何苦自讨罪受呢？

　　重整旗鼓

　　1967年“二月镇反”之后，茶场涣散了，两年前的欢歌笑语在青山茶场消失了，知青纷纷离场回家。不等夏收，我也回到重庆。父母宽容地收留了我，让我在家中赋闲。在这段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老同学，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我初中同学刘明琼、她的高中同学王宗元及其哥哥王宗笠、年轻工人黄少刚等。这些朋友不仅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有自己的见地。跟他们的交往使我逐渐摆脱消沉。通过他们，我找到许多文学书籍，这些文学书籍多半是红卫兵“打、砸、抢”期间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其作者包括俄罗斯的别林斯基、果戈理、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和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霍桑、惠特曼、德莱赛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哈代、狄更斯和拜伦、雪莱等。同时也没有系统地阅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以及鲁迅、茅盾、曹禺、巴金的作品。

　　这样，离开学校三年之后，我又读起书来。由于在大巴山的经历，我读得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常常在一起交谈读书的体会。不久，又有一些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草坝区的知青张诗亚和刘定强等。在武斗四起、烽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读书给了我许多慰藉，也开启了我那几近麻木的心灵。我真正感到，知识是心灵的救赎，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饥不择食地读了一两年书，做了不少读书笔记，究竟想干什么，当时没有多去想它，因为看不清前途。跟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开始悄悄萌生搞文学创作的念头……但那是一种胆怯、羞涩的梦想，像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我也想过做学问，但不知道做学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记得一次闲谈中，王宗笠宣称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我心里想：“你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如何混来教授身份？”但他那对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自信，我不能让他扫兴。人们常说梦想是一种奢侈品，可是在那年头，它却是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唯一的精神慰藉。跟善于梦想的同龄人经常在一起，我也不知不觉异想天开起来。

　　那两年，母亲常让我陪她去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看望我的四姑母，这样我跟四姑父叶�先生成了忘年交。姑母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极少回家，老两口都非常寂寞，所以只要我去看望他，老头儿就高兴得很，一老一少常常摆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姑父在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师从于心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赛贡（Segond）教授，在其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和题为《兴趣的心理研究》的博士论文。为了报国，他不仅学成归国，而且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回国后曾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担任过四川大学的教务长和代理校长。1952年中国大学搞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他信奉社会主义，1957年“反右”前夕甚至还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运动结束之前却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从此离开大学讲坛，直到1977年去世。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和他们当年的荒诞遭遇使我暗自寒心。

　　但是姑父大概见我孺子可教，不仅告诫我要坚持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鼓励我不断学习。一天，我谈起自己对古汉语的兴趣。姑父一听非常赞赏，顺手从书架上取下王力主编的全套《古代汉语》和《古代散文选》送给我，叫我认真学习，打好古汉语基础。在这几本书上，我的确下了一番工夫。然而，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一个知青要系统学习文学谈何容易！尤其想到自己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去，感到前途十分渺茫。

　　1968年暑假，表兄叶含弘从柳州回重庆探亲，顺便来我家小住。看到我读书不得要领的情况，忍不住给了我一些指点。表兄说：“自学必须有道，否则事倍功半……学习文学需要读的书太多，你在大巴山里不可能找到这些书，所以不现实。”

　　我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拉如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等，知道表哥之言不虚。那么学数学怎么样，我问，因为朋友当中王宗笠鼓励我自学数学。表兄想了一想，说：“学数学也不现实，因为你在大巴山里没有好的老师。”我不免有点怅惘。表兄显然有备而来，他说：“与其在文学上拾个一鳞半爪，倒还不如抓紧时间学一门外语。学习外语不需要很多书籍，一套教科书就奠定基础。而且一步一个脚印，步子将迈得比较坚实。再说……虽然现在外语是个冷门，将来说不定大有用场。”

　　表兄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决定自学英语。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已经具备了自学英语的能力。当时书店里没有英语教科书出售，我就去找自己初中的英语老师陈知勇，陈老师慷慨地把他在大学使用过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的第一。

　　二册借给我。另外，我又在父母的书架上找到了几本红卫兵抄家时漏掉的英文简易读物，包括《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三人出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等。

　　找到学习资料后，我决定返回大巴山“面壁修行”。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跟一个庞大的体系抗争，我不知道这抗争的结果，但是我年轻，我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真理。

　　耕读之乐

　　这时达县地区的所有社办林、茶场都已经解散，大批的“老三届”新知青因为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表的《12・22最新指示》涌进了大巴山，我们这些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也就跟新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我和1964年同一批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汪勃来到新店公社姚家坪的二大队二生产队落户，住在一个名叫挂鼓岩的小院里。院子里原来住着三家人：西厢住的是大队主任张志兴一家，他的妻子我们叫表婶；西北转角屋住着姚富云一家，我们跟着生产队里的人叫他“土哥儿。”

　　……叫他的妻子袁嫂嫂；东北转角屋住姚礼祥老伯和他的女儿一家，他的女儿我们叫木姐姐，他的上门女婿叫李成交，我们叫他老李。我们三个知青住在东厢的吊脚楼上，楼下是一间闲置的牛圈。我们跟院子里的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在这面对青山、绿树环合的小院里，我开始了漫长的自学英语之路。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拿一本书，找个僻静的地方读半个小时的英语。白天在地里劳动，每次“歇稍”的时候，我就躲到一边，掏出书来默默念上几段，总是避免让人听见，以免招惹是非。晚上收工回家，轮到我煮饭就边煮饭边读书，以至经常把饭烧焦；不该我煮饭时，我就干脆在院子里或寝室里读书。

　　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私自定了一个规矩：一年的时间一半贡献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按照我们的劳动能力，只要劳动半年就能挣足自己全年的口粮，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自然，年终结算时不欠生产队的钱，也就不会招来农民的反感……虽然我不是全年出满工，但是我一旦出工，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奸耍滑，而且特别喜欢在别人不喜欢出工的坏天气上坡劳动，因为这样的日子生产队收工较早。我和两个“插友”还专门争着干其他人不愿干的活，如打燕麦，干半天就能挣12个工分，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效益，是种“名利双收”的勾当。那时我身强力壮，善于学习，通过几年劳动实践，已经谙熟生产技术，是生产队的全劳动力，干起农活来，不让生产队的任何一个“把式”，所以尽管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仍获得当地农民的交口称赞。

　　说来也奇怪，在茶场那个知青成堆的环境里，我的自学半途而废，而且终年辛苦……不得空闲，最后落于孤独和麻木；插队落户之后，我们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反而找到了学习的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然，在农村学习英语的确使乡亲们匪夷所思。同院老李的儿子万平和张主任的小儿子良平经常过来看我读书，看到我书上的洋文，非常好奇，问这问那。我可以给他们讲解一些书上的故事，却无法给他们解释我心里的秘密。我自学英语的事不胫而走，邻近的草坝公社二大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叫陈前炯，很有文才，曾叹息生不逢时，做长诗《苦荞之歌》抒发怀才不遇的慨叹。他从旁人口中听到我自学英语的事，说我学的是“屠龙之技”。我听到哑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又如何敢说英语不是“屠龙之技”呢？对这样善意的嘲讽，我只是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地自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之所以能够这样罔顾现实，是因为我做着一个梦。梦什么呢？梦的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重庆七中高六七级的学生，长我一岁。她不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荣昌县插队落户。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鸿雁传书，互诉衷情。我对姑娘做出了许诺：耐心等着我，我会有成就。

　　会脱颖而出的。爱情成为我学习的动力，支撑我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

　　人需要梦，因为梦总是比现实更美好。

　　初进万福

　　1971年6月，我离开新店，参工到达县地区万福铁厂。刚到万福铁厂时，我被分到灰石场当“特重体工”，我的工作包括抡12磅重的铁锤，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装进平车，送到卷扬机上，等大卡车拉到高炉上去，工作很辛苦。

　　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工友住在公路边的工棚里，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床上挂起一副蚊帐，就算是自己的小小天地。每天下工之后，工友们有的打扑克牌、有的嬉笑打闹。工棚外面，运送矿石、焦炭、生铁的卡车鸣着喇叭过上过下，路上尘土飞扬。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专心阅读从家里带去的原版英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陶醉在那动人的故事里。忘情之时，似乎自己也成了故事里那位身世飘零而又终于如愿以偿的主人公。

　　那时，单位里经常有政治学习。我对政治已经非常厌倦，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会议室，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小河边，或者读书，或者对着清澈的河水、青山、田舍上淡淡的炊烟和悠然自得的水牛驰骋想象……直到太阳落到山的后面，阴影渐渐覆盖布满卵石的河滩，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

　　1972年，万福铁厂的子弟校办起了初中，缺少教师，尤其需要英语教师。学校领导听说我的英语不错，就通过厂宣传科把我从灰石场调到学校。当时厂里有不少分配去的大学毕业生，本来他们才是子弟校教师的最佳人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大学生都愿意留在机关科室，或者在工区当技术领导，谁愿意到子弟校当保姆？工厂领导只好找工人队伍里的知青来充数。

　　我出身于教育世家，对教书这个行业至少没有反感。我也知道，学校工作会让我脱离体力劳动，给我更多的读书机会，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去学校报到，从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其时我24岁。

　　在学校，我开始了更系统的自学。因为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知识欠缺，为不误人子弟，必须充实自己；另一方面，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自学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教学的罗启孝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分给我一间九平方米的寝室。从此我下课后，回到寝室，把门一关，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学业有明显的长进，先后学完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

　　第二年暑假回家，我在重庆的外文书店里买了当时唯一的英语口语教材《林格风》及其唱片，又买了一台电唱机。有了它们，我下了课就经常关在寝室里听《林格风》。

　　《林格风》并不容易听懂，尤其是第二册以后，难度加大。我有些急躁，写信向父亲请教。父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9年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常跟洋人打交道，英文很棒。他来信这样指导我：“《林格风英语教程》第三册，书上原名为‘Advanced English Course’，应译为‘高级英语教程’。我已试听了其中几张唱片……听起来真觉得很是‘高级’。‘高级’在于：1.每篇教材里的生词、成语不少……需要花工夫查字典，需要工夫去理解；2.唱片里的说话速度真快，快得异乎寻常；3.文章体裁特殊，多半属于新闻报道、实况广播之类。这类‘高级’之处，待到你自己听到唱片时，便会自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听起困难，是因为不熟悉教材的内容，只要熟悉教材的内容，听起来就不仅容易，而且有味了。我遵照父亲的指导，交替阅读课文和听唱片，果然奏效。一两年的工夫，就基本上攻克了《林格风》。

　　父母知道山区缺乏信息，还不时从重庆给我寄来英文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关于如何阅读《北京周报》，父亲在信上说：“这个刊物看起来比较枯燥一些。但在当前自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会看它。不必每册每篇都看，我以为一册之内，只要看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二段消息报道就行了……为了节约时间，又能掌握阅读《北京周报》的能力，不妨在某一期上着重看看有关某一方面的文章，而在另一期上又着重看看另一方面的文章或消息报道……遇到《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或消息是在中文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我以为最好找到有关的中文报章杂志来对照着看……”关于《中国建设》，父亲说：这种杂志看起来比较富于兴趣。你看《中国建设》，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看其中的一些文章……

　　……遇到富有意义的词句，还可以抄写抄写，用心记记。父母送来的资料，不仅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而且为我搭起了自学英语的阶梯。

　　到万福铁厂子弟校不久，我结识了沙滩公社小学的李尚志老师。李兄是四川内江人，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文化大革命中却被糟蹋圣贤的政府分到沙滩小学教小学和“戴帽”初中的数学。李兄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他不仅有数学天才，而且爱好诗词歌赋，古诗写得很有章法。其中一首题为《自勉》的七律写道：“平生夙愿竟若何，为国争光志不磨；不作孤芳寻自赏，愿为滴水汇江河。攀登岂畏千般险，读书不辞万卷多；回首征途才一步，宜将剩勇奏新歌。”“文革”以前他从来没有下过象棋，分到沙滩完小之后才学下棋，但是他天分过人，棋艺日新月异，尤其善于下盲棋，不仅跟他的老师“张胡子”过招，而且能跟几个人同时对弈，很快成了沙滩象棋一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很快跟李尚志结成知心朋友，除了在一起打乒乓球、下河游泳、合奏器乐（我拉手风琴，他吹笛子）还切磋自学英语的体会。

　　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跟李兄交往三年有余，收益可以车载斗量……

　　苦其心志

　　自学不但需要正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需要反面的刺激和鞭策。逆境使弱者沉沦……使强者奋发。在万福铁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屡遭挫折，所幸的是，这些挫折不但没有压垮我，反而成就了我。

　　1973年，父母来信说，高等院校要重新开门招生了，只要有单位推荐，任何人都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我自修了好几年，学业有了明显长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求学的愿望。不安的是――报考需要单位推荐，我在万福铁厂无亲无故，没有臂膀靠山，找谁推荐？思忖再三，我鼓起勇气去找厂里主管宣传教育的魏副书记。

　　魏书记是万福铁厂的第二号人物，据说他原来是平昌县某乡镇的一个裁缝，土改时参加了革命，后来调到万福铁厂工作。因为他有小学文化程度，办事又四平八稳，所以官运亨通，坐上了万福这个所谓“达县地区的鞍钢”的第二把交椅。只要他同意推荐我，我就能够参加考试。

　　找到魏书记不是很容易，我等了几天，终于在离厂部不远的地方把他截住。我知道他很忙，就匆匆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要求。最后我战战兢兢地说：“魏书记，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参加考试也多半不会被录取，但是我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检查自己学习的机会。学成之后我一定会报答领导对我的培养。”

　　魏书记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要求我知道了，让我们研究研究再作答复。”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那年秋天，厂里所有主要干部的儿女，凡是符合年龄条件的，都上大学去了，包括魏书记的千金；而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的心情岂止是“失望。”

　　二字可以描述！也就是那一年，东北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知青在高考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的工具。

　　常言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自从到万福铁厂工作之后，不顺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向我扑来。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马振福公社中学学生张玉琴因为不愿意学英文，受到老师、学校批评，一时想不开，竟投河自杀。这一下，“四人帮”找到了进一步摧残中国教育的“钢鞭”，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五号文件》。

　　1974年2月，这个文件一下达，我们这些中学英语教师首当其冲。本来我们的困难就够多了，英语教科书充斥着知识垃圾――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是“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样乌七糟八的内容，莫说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是一个英语科班出身的教师也没有高招。一些顽皮的学生知道这个文件后，公开向我挑战，他们口口声声说：“不学ABC，一样闹革命。”有的学生甚至当着我的面把英语书撕烂，以示挑衅。我那时血气方刚，愤怒到几乎要对学生动武的地步。反智主义的逆流不仅毒害了我的学生，而且剥夺了我仅存的一点职业自尊。

　　更糟糕的是，跟我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因为我陷在万源，几乎没有调回重庆工作的可能，经不住她父母的劝说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在同我的关系上开始退却。和我一起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当时已经参工回了重庆，十分了解我的处境，为了成全我和我的女朋友，他愿意跟我对调工作。我断然谢绝了这样的好意：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能让朋友作出这样的牺牲！1973年，我跟女友的恋爱关系经过几度风吹雨打，终于结束了。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变故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在就业、迁居方面没有自由，在终身大事上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权……更何况我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实在狼狈。痛失所爱之后我很难过了一些日子，继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出路。想来想去，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学习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和生命的支持。也就是在那几年里，我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加快了自学的步伐。我虽然被剥夺了享受正规教育的权利，但是我有父母赐予的天赋，有逆境中铸就的倔强，我要跟那些上大学的幸运儿比赛，看谁更有知识，对社会更有贡献！在完成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的学习之后，我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俞大因编写的大学《英语》五、六册和徐燕谋编写的《英语》七、八册。其实，“文革”以前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也很少有人学完这几本书的。

　　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困难重重。往往一段课文要反复读几十遍才能理解其含义。

　　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我将每一课的课文翻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既是学习英语的过程，又是练习中文的过程，很有挑战性，也给我无穷的乐趣。我一向仰慕傅雷、朱生豪和戈宝权等翻译大师，梦想有朝一日像他们那样成为东西文化的桥梁。实在难于理解的地方，我就把问题集中起来，通过信件，向父亲请教。父亲爱子，总是有问必答。如果有他自己不懂或有疑问的内容，父亲就不辞辛苦，到四川外语学院或西南师范学院，向那里的英文教授请教。

　　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还硬着头皮读完了几部英文小说，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大卫・科波菲尔》和《月亮宝石》。同一时期，我还开始用英文跟父亲通信，借以锻炼自己英文的写作能力。父亲除了一丝不苟地回信之外，还将我的一些英文信带到西南师范学院，请我四姑父叶�先生的挚友熊正伦教授评阅。

　　据父亲说，熊教授对我的英文信评价甚高，说我达到了西师英文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水平。这样的褒奖当然极大地鼓舞了我。

　　父亲知道我奋斗得十分艰苦，不时在来信中勉励我。在一次来信中，他引用了祖父的一位学生、民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吴芳吉的《还黑石山作》的几句诗：“鹤山坪上春草长，龙门滩下风波响，一湾又一潭，幼年常来往。指点告诸儿，为我发�怆。慎勿为�怆，儿气须苍莽。当时叹辛苦，回首成真赏。但愿尔曹多坎坷，迨到壮年乐无两。”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诵读吴先生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仍然不免心潮涌起。

　　其实，在那几年里，我最偏爱含弘表哥介绍给我的清代词人张惠言的一首《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抬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越楚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岂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词人在这里表达的怀才不遇、进退两难的焦灼心情常常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我个人觉得它比李白的《行路难》更有韵味，更为深沉。但是当时我连张惠言“一笑醉颜酡”的本钱都没有，于是“乱我心者”就只有那“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的浩叹，它催迫我去焚膏继晷地学习，不敢懈怠。

　　乍暖还寒

　　1976年9月，毛泽东谢世。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在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常常站在子弟校的高坡上，俯视着厂部外排着长队到毛泽东遗像前鞠躬的工人和那些如丧考妣的大小干部，心情十分复杂：我曾经那样崇拜过毛泽东，然而这个伟人竟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几番浩劫。现在他虽然撒手人寰，但是在那些芸芸众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尊神圣的偶像。而我心中的偶像早就破碎了，灰飞烟灭了，因为知识开启了我的思维，思维必然否定迷信。

　　而且也只有打碎心中的偶像，我才可能获得心灵的解放。那时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变，因为物极必反；而且只要有变，我的境况就可能好转，因为否极泰来……

　　父亲在10月29日的来信中写道：当前形势一片大好。消除四害，人心大快！

　　有关消息肯定万源早已遍传。我相信今后各方面会得逐渐好转。道理很简单：

　　过去‘四害’未除，他们总是利用权势，多方捣乱，企图别人不能安位，只好下台，从而他们好上台。如长期如此，各地安得不乱？工农业如何能抓好？人民群众又焉得不受其害？根据这个道理推想，我相信今后大势会日益好转。

　　严冬已过，春寒料峭。在清理“帮派”的运动中，子弟校的校长黄某率其部众把我当成重点整治对象，因为我不识时务，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我刚进万福铁厂的时候，黄某仅仅是宣传科的办事员，跟我们这帮厂宣传队的知青比较接近……我们也亲切地称呼他老黄。1973年，他到学校当了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小施权术，排挤走了一位姓冯的老校长，将学校的大权一手独揽。地位变了，讨好的人多了，他的架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形势所迫，连我在学校里的几位好朋友也改口称他“书记”，我生性木讷，就是改不了口，当着众人的面还是一口一个“老黄”地称呼他。他嘴上不说，心里不悦。以后，我因为不满他的“训政”和一些颐指气使的作风，当面顶撞了他，使他耿耿于怀，现在，借整顿“帮派”体系的机会，他想杀杀我的傲气。

　　黄某并不亲自出马，而是安排一些手下出面。手下之一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徐某……徐某跟我本无夙怨，但他有强烈的官瘾，所以唯命是从。黄某号令一下，他拿起鸡毛当令箭，赤膊上阵，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上纲上线，硬要说我在“文革。”

　　期间指使学生闹学潮，耸人听闻地给我戴上“四人帮”的追随者的帽子。另有个别想借此机会捞一把的人也跟着起哄，一唱一和，来势汹汹。这时我一无所有，无所牵挂，不仅没有避让，反而针锋相对，在会上跟他们据理力争。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真的想“横”了。

　　朋友们都为我的鲁莽捏一把汗。一天，同事骆协强设宴为我压惊，还请了另外几个好朋友作陪。席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苦口婆心地劝我：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正在风头上，何必跟那些人争一日之短长？敷衍认错算了，也给黄某一副梯子下台。

　　我一杯烧酒下肚，突然有了一股匹夫之勇，说：“谢谢大家的好心。我实在无错可认。他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不向谎言和权势低头！‘四人帮’都倒了，我不信他黄某就能一手遮天，天下就没有公道！我知青出身，十六岁就下乡，反革命也当过了，强迫劳动改造的滋味也尝过了，谅他们奈何我不得！他们要整我，我也不会束手待毙，至少我可以说、可以写信、可以逃跑、可以申冤！”

　　后来，黄某一帮人没有抓住我的任何把柄，加之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又是知青出身，对我的讨伐也就不了了之。

　　背水一战

　　197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大巴山，对于我这个在大巴山上度过了13个春秋的人来说，这是时来运转的时候。

　　那年夏天，社会上纷纷传言说要恢复全国高考。父亲在9月17日的来信中说，重庆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包括我的两个弟弟和老朋友如邹克纯、张诗亚都在积极准备。他写道：“我同你妈妈、四爹（姑妈）都认为鹏儿投考大专院校，在各科知识上都要胜过许多人，希望自然要大一些。鹏儿是否已经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是否已在为此逐渐准备，届时报名，一试身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时的兴奋真是难以言喻！十三载辛苦，近十载寒窗，到底要盼到出头之日了！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高考的《招生简章》上说，考生的年龄一般不应超过25岁。只有“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刻苦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那年我29岁，已经超过了一般考生的年龄标准。那么，我是否能算以上所说的特殊情况呢？我问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当然不置可否。于是请父母在重庆打听报考的行情。父母回信说：你已经教学高中英语五六年，自学了大学英语教材，还作了许多翻译工作，能够说你不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吗？

　　……如果标准定得过高，就在全国范围内又有几个真正符合标准的人呢？目前说的只是报考大学，不是报考研究生，更不是考诺贝尔奖金嘛。他们知道我学校的领导不支持我报考，又写道：“我们认为，你可以积极找出一些理由，争取领导支持，争取报考。自然，同时也不妨稍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报考这件事上，我不能有“两手准备”，必须破釜沉舟。由于政策日渐明朗，加之我据理力争，学校无法公开阻止我报考，我报了名，利用手边极其有限的材料进行准备。

　　考试前夕，父母在来信中根据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其他具体情况，建议我考虑报考以下学校：四川省内的三所大学是：1.四川师范学院；2.西南师范学院；3.四川大学。省外的三所是：1.杭州大学；2.南京大学；3.北京大学。

　　这样的排序有点滑稽，看得出来，父母要么对填报志愿一无所知，要么对我的前景没有把握。但是，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1月29日，母亲在来信中鼓励我说：“战斗在最艰苦的时候，说明胜利也即将到来。再过十天就要举行考试了，这几天好好的鏖战过去吧。”她接着写道：“传闻今年考题不会太难，政审也不至于太左，都因要照顾全面。但我们思想上总要有两种准备。万一考不上，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今后也还有进修的机会。”在信的末尾，母亲写下这样几句话：“沉着勇敢地去迎接战斗吧。静待你胜利的佳音。我相信你是会考得很出色的。战酣，天寒，多保重。”

　　12月8日，我跟同厂的朋友卢铿结伴而行，到万源县城参加了高考。考试中我的水平发挥正常。英文考试更是超常发挥，因为试卷上最后一道题是“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介绍一下你自己）看到这道题，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借题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千单词的英文散文。据参加地区阅卷的朋友说……我的考卷轰动了阅卷场，在阅卷的老师们手里传阅多时。我从此成了县上的“知名人士”。

　　考试过后，初选合格的考生又到县上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完全合格。此后，我又参加了英语考生的口试，口试在县上举行，考师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章为民先生。同时参加口试的还有我求精中学的校友曹培丽。口试完毕，我自我感觉良好……章老师对我的英语口语很满意。他后来对我的一位在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教书的亲戚说，像邓鹏这样的学生只需要学一两年便可以在川外担任一些教学任务。

　　但是，我对前景还是不敢过于乐观。一想到政审这道鬼门关，我就不寒而栗，并在家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疑虑。父亲在1978年1月14日的来信中对我的升学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据闻，邓副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一般人还是有所畏惧，不敢轻易触犯。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必将贯彻执行，‘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终究会彻底肃清。假定仍不能按择优录取、重在个人表现的原则办事，则部分人由此而遭受挫折事小，中央指示不得认真贯彻，影响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计划的实现事大。这岂是部分有志青年一时考试得失的问题！”

　　1978年1月初，一些朋友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我一等再等，等到月底，等到2月初，没有任何音信。卢铿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们惶惑极了，最后按捺不住，决定到县上去打听情况。我们俩结伴到县城上访，找不到任何门路，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当时有位我们认识的县革委干部已经得到录取通知书，志得意满。

　　他知道我和卢铿担心落榜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就劝慰我们：“不要东想西想了，我看你们之所以没有被录取，多半还是因为分数没上线。”我和卢铿听了他的分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我心如乱麻，知道自己十有八九遭人暗算了，但又没有任何证据……难道我就命中注定在大巴山里陷一辈子不成？方寸一乱，我甚至想铤而走险，直接报考研究生，跟命运拼个鱼死网破。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来信劝我不要灰心，再考一次。父亲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引用了一些古人和前辈的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段话，可能出自‘孔老二’……似又得首先批判。何以为业日孜孜？不求人知止天知。何以为德夜迟迟？

　　不求天知只自知。（见吴芳吉诗）‘古之君子，于修身治家，必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他接着写道：上面这些话，乍一看，仿佛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之思想，实际上绝非如此。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终生奋斗不息的。

　　他们胸襟广阔，从不为一时一事之得失所困倒。他知道我准备重振旗鼓，参加当年5月举行的高考，就这样写道：知道你准备五月应试……诚属可喜。但我不能无虑者，一则时间如此紧迫，要看的书又如此繁多……再则考试一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假定结果失利，又将对鹏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以是在我的心里，不免顾虑重重。假定鹏儿真能够做到来信所说，通过考试，达到提高自己业务水平，那么是可以的；假定得失心重，没有遇到意外的充分思想准备，那就不可以。我是既支持，又不敢太支持。假定鹏儿能始终抱定这样的态度去应试，即：成功固足喜，失败决不忧。如能做到这样，我就很支持。如其不能，我就不免有些顾虑，不敢过分支持。可见父亲在疼爱我的同时，对我的报考前途也缺乏信心，更担心我对可能的失败缺乏承受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年，我们生产队来了几个重庆的“闲散人口”，其中一个叫张正国，外号“张懒王”。老张原来以卖打药为生，没有老婆，倒有两个三五岁的儿子。他大概是道教的信徒，但信得有点狂妄，写的歪诗里有“天上神王张自然，地下懒王张正国”这样神经兮兮的句子。到底是老乡，他很快跟我们挂鼓岩的三个知青混熟了，经常来聊天。闲谈之中，自称会看相，说“先验”的东西自有奥妙。我们虽然不信，觉得好玩儿，也就请他给我们看看相。记得他看了我的相后一本正经地说：“你虽然一生不能聚财，但是三十岁上会转运，而且会有两个孩子。”我们听了，着实乐了一阵，压根儿没有当真。

　　1978年初，突然想起当年老张的话。掐指一算，我心里一亮：人们都说时来运转……1977年我才29岁，时未来，当然运就不转，所以希望还在1978年！病急乱投医时，迷信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重振旗鼓，又投入紧张的复习。这一次，子弟校的其他几个知青老师陈和威、刘长宜、袁仲生、张世学、骆协政也决定报考。

　　有了朋友的参与，我的斗志更加旺盛。那时候，我不仅要教四个班的英语、每周16节课，而且是学校唯一拿着初中毕业文凭教高中毕业班的老师。

　　我们几个朋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集思广益，形成一个友爱、团结、奋发向上的小集体。在这个集体里，陈和威和张世学系高六六级毕业，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袁仲生系高六七届学生，任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骆协政和刘长宜系高六六级毕业生，任教高中的语文；我初六四级毕业，自学有年，任教高中的英语。

　　有时在厂办“七二一大学”工作的朋友卢铿还来客串复习。可以说，我们这个集体的总体实力可能超过绝大多数考生群体。遇到大家都解不出的难题，就找同事彭孝敏老师请教。老彭是四川万县人，老大学生，不仅为人厚道，而且功底深厚……我们给她的难题，她总是很快找出答案，让我们这帮人心悦诚服。

　　然而过了几个星期，好朋友刘长宜没有任何解释，突然打了退堂鼓。几个朋友对此好生疑惑，因为长宜兄高六六级毕业，知识全面，尤其有文学方面的天赋，其总体学业水平不在我们任何一人之下。我当时就怀疑是学校领导，特别是黄某给他下了什么“烂药”。但是我又不敢去劝说他，因为我怕他给我的解释会让我丧失希望：如果黄某告诉他的是我们上大学断定无门，我该如何应对？我心里知道……黄某对我不满，可能一手遮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在我1977年的报考过程中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相信他的能力，那么我的任何努力就是徒劳，所以我只有拒绝相信他的法力，不计成败地往前闯，考了再说其他。

　　这时候，上大学对于一无所有的我，就像是那摩天的龙门，我就是那条一心想修成正果的鲤鱼，即使粉身碎骨，我也要跳啊！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别无他路可走，求学的道路我选定了，既然已经上了路，就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事实证明，长宜老兄当时的确上了黄某的圈套。有一天，黄某专门到长宜家，意味深长地说：“让邓鹏、陈和威他们去考好了，我看他们不会如愿以偿的。邓鹏……卢铿去年已经试过了，有什么戏？”可叹长宜兄生性忠厚，优柔寡断，居然听信了黄某的话，偃旗息鼓。但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独自承担失望的重负。为此，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的友情。

　　高考前夕，母亲来信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在信中，她非常兴奋地谈到自己超负荷的工作和国家面临的大好形势：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教的春天’，干文教的人谁能静得下来呢？有时我也因过度的工作和学习而感到身体不适，感到老之已至，但一觉睡醒又忘记了一切，又照样走我的老路，认真地干起工作来了。三十年前，在可以选择其他许多种工作的情况下，我选上了教师这门手艺。我一直很满意这个手艺，别人骂什么‘臭老九’的时候，我也没有丝毫自卑感……我内心常有一种自信和安慰，那就是我认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民教师是以终生淡泊而辛勤的劳动去换取桃李满天下，是以毕生的信念去争取祖国光明的前景。如今我已两鬓斑然才似乎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鹏儿，你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比我好，希你努力学习，争取深造，将来做个理想的人民教师，为下一代多多造福，为祖国的科技战线多多输送新兵。奥林匹克的火炬将由老一代传交在你的手里，希你高高擎起它，向胜利的明天奔去。大概怕儿子疏忽大意，母亲还用红笔在这一段话下面画了波浪线。

　　为了保证自己在高速转动中的身体保持良好竞技状态，我总是在赶场天买些鸭蛋和猪油，每天中午自己煎两个鸭蛋改善伙食，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尽管焚膏继晷，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我利用父母寄来的复习资料，将各种知识分成条块，实行了周密的复习计划，凭着自己的判断，找到重点，强化记忆。我甚至还准备了几个模拟散文，以应付语文考试里可能出现的作文试题。

　　1978年的高考，是我向命运的最坚决的挑战。我没有退路，志在必夺，大巴山14年的苦熬能否结束，就看那两天半的拼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各门考试发挥正常，而且越考越有信心，越考越斗志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考试那几天，我和朋友王思明住在县城里的一个知青朋友张方琦家里。张方琦在城关小学工作，是个好客、厚道的人，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居住条件，而且每天把饭菜准备好，让我和王思明能够吃好、休息好，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在1978年高考中的胜利，张兄应拔头功。他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

　　那一年，高考阅卷评分再不是暗箱操作，考试结果向考生公布。8月的一天，地区文教局打电话通知学校：我是全专区文科考生的第一名，好朋友陈和威是理科考生的第一名。得到这样的消息，我的激动简直无以言表。然而学校一个同事，竟然到厂领导那里去拨弄是非，说我目中无人，口出狂言，藐视领导。这位同事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他很有才气，也有抱负，但内心十分阴暗。他曾因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挫折，怪罪于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大概也为了表示自己对革命政权的忠诚，他竟然率领自己的兄弟掘开父亲的坟墓，将亡父尸骨取出，用锄头将其砸得粉碎！但这一政治秀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毕业后他还是被发配到我们的“夹皮沟”里。

　　一个“坐直升飞机”上去的厂领导徐某听了他的一面之词，马上到学校来专门开会，煞有介事地谈教师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和目无领导。还意味深长地威胁说“不要以为自己报考了大学就有什么了不起”等等。我知道这些话有来头，会后就去徐某办公室说明实情。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新贵先入为主，不仅不听我的解释，反而板着脸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我深知节骨眼上小不忍则乱大谋，强忍心中的轻蔑和怒火，没有跟他对抗。

　　这一年，因为我在高考中为万源县挣了面子，跟县文教局的何远明局长也成了熟人。何局长告诉我，1977年高考我本来完全合格，但是万福铁厂专门致函县文教局，要求他们扣下我（和卢铿）的材料。何局长抱歉地说：“当时政策界限不明确，我们也不好违背你们厂领导的意见。今年不同，高考成绩公开，你们厂里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卡你了。”何局长的一番话倒提醒了我一件事：1977年秋天，我请求学校领导同意我报考大学，副书记黄某当时就说，学校正缺教师，不支持教师报考大学。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父母，意在让他们对不利结果有思想准备。母亲素来果断、机智，她马上来信表示：为了让领导放我上大学，她愿意到万源沙滩来工作半年，为万福铁厂子弟校培训几个英语教师。母亲的话我转告了学校领导……但是看来并没有让黄某回心转意。

　　第二次体检期间，我们一行人到县文教局填写入学志愿。我在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第一栏第一志愿写下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专业。填完之后，与陈和威一起回我们住宿的旅店。旅店在城外两三里外的公路边上。当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一边走，一边展望未来。我虽然兴致很高，但是心里还是不十分踏实。我在大巴山里已经待了14年了，想离开大巴山的心情非常急切，越急切就越是患得患失。从县城出来两里地左右，和威兄对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第一表第一志愿上选择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求最大的保险系数。”

　　听了好朋友的话，我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斗争：是啊，万一北大高攀不上，阴差阳错地落了榜，我的所有努力不是就全部付之东流？回到旅店，越想越不踏实，一想到跳不出万福铁厂，一辈子当黄某这样人的“下饭菜”，我就不寒而栗。左思右想一阵后，我赶回县文教局，不无犹豫地从何局长那里要回已经填写好的登记表，在一份新的登记表上将四川大学填写为第一志愿，医学院英语师资班为第二志愿。

　　显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这决定我后半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我胆怯了、动摇了；我追求保险，放弃可能的辉煌。根据当时的条件，这一决定可能是完全明智的，但二十多年来，无论我怎样企图安慰自己，这件事总像心头上的一条毛毛虫一样困扰着我。

　　否极泰来

　　1978年10月4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朗气清，金风送爽，大巴山的群峰在秋阳的照耀下，格外苍翠；一层层梯田里的稻谷黄灿灿的，好一个丰收的年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学校的操场上跟几个同事聊天，管信件的陈邦国老师走过来，他狡诡地对我眨眨眼，笑着说：“邓鹏，你的信！”我接过他手中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信来自四川医学院！我的手颤抖着撕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了盖有四川医学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啊，我终于成功了！苍天毕竟有眼！苦海毕竟有边！我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忘乎所以，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莫名其妙的老党支部书记和几次告刁状陷害我的那位同事！

　　几天后，我告别了“万福”，告别生活了14年的大巴山，踏上了继续求学的征途……路过重庆时我还听说，省里复查高考试卷的结果表明：我是当年四川省高考的文科状元。这条消息是否属实，当时对我已经无关紧要，我只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常言道，好汉不提当年勇。从1978年考上大学至今，30年过去了。我个人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每当回想起当年的艰辛和奋斗，我都忍不住万分感慨……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好奇的学生偶尔会问起我的身世，我告诉他们：当年在大巴山里，我做梦都想不到今天会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

　　作为当年的二等公民，我衷心希望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的年轻人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报效国家的机会，希望他们不再遭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论为借口的政治歧视。

　　作为学者，我用“著作等身”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为的是不辜负自己那逝去的、曾经为梦所支撑的青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