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15、梦绕魂牵大小凉山

　　叶维智

　　告别蓉城

　　l964年4月8日，阳光透过人行道上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洒满蓉城街道，急急奔走的人们大多是街道待业的城市青年，他们从各个路口汇聚到坐落在后子门的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市政欢送知青下乡去凉山的欢送大会。体育场四周看台上坐满了年轻人，锣鼓喧天，红旗满天飞舞，歌声欢笑声响彻全场。我们坐在东看台的是来自成都市北大街、白家塘、西安路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百余名男女青年……胸前戴着比碗口大的大红花和一枚红底金黄绕边的上山下乡纪念章，有的还戴着印有“到农村去”字样的草帽，扎着雪白的毛巾，脸蛋上红扑扑的，一个个天真烂漫，群情激奋地喊着“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与其他看台上同样亢奋的年轻人遥相呼应。

　　刚满18周岁的我也在这群激动而淳朴的青年中，即将告别生活了18年的城市。当环顾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物时，我思绪万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自由。我1963年初中肄业于成都二十五中学后，在家待业，加入了社会青年行列。母亲去世早，父亲还在市土产公司上班当会计，我跟着哥姐读完中学，渴求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参加社会劳动，获取劳动报酬养活自己。

　　但待业近一年，等来的是上山下乡动员，而且被告知：“不去的，今后18年不调工作！”就这样，我在街办动员会上签名下了乡。

　　在高昂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勘探队员之歌》等歌声和欢呼声中，市政领导将一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字的红旗，授予即将开赴农村的一名高个子男青年手中。大个子激动地双手紧擎红旗，在头顶上呼啦啦晃动。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嘹亮的歌声响彻体育场上空！在那面大旗和巫方安、孙传琪的引导下，东看台的一百名城市知识青年列队，背着简单的行李，率先冲出了体育场，在后子门至人民南路广场上，我们在沿途夹道欢送的干部、市民们的掌声中，登上一辆辆停在市政府（皇城）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告别亲友，告别父兄，告别市民，告别生养自己的故乡，从此踏上人生漫漫路。

　　落户昭觉

　　车轮滚滚，4月8日宿五通桥沫川，9日在雷波西宁农场过夜，10日晚住美姑县城招待所，11日车队终于进入凉山昭觉县境内。上午十时左右，队伍来到竹核区温泉山附近，同路到达的彝族向导和汉族干部向知青们介绍了这里温泉的情况，并引导青年们宽衣解带，脱了个光溜溜，一丝不挂跳入温泉池中，沐浴温泉水，洗去征程土，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准备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城……

　　1978年以前，昭觉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过去曾有人说“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昭觉位于大凉山的核心地带，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我们102名成都青年来到这古朴神秘又十分向往的地方不多久，接来送往和合影留念的欢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旅途的辛劳也已恢复，我和知青们都在思考着下哪个乡？插哪个队……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从成都出发一直是个谜……

　　正在知识青年们猜想不定时，州、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宣布了知青下队分组名单：

　　南坪大队三个小组共49人（其中南坪一、二队小组20人，三、四队小组21人，五……六队小组8人）塘木大队小组25人；跳坝大队小组17人；乃拖大队小组11人。

　　并宣布任命了各组组长、副组长。孙传琪、巫方安任大组长并兼任南坪三、四队小组负责人。担任各个小组负责人的还有：陈保清、高永智、黄达砺、徐孝清。

　　邓云芳、钟履端、陈泽谦、张恩宇等人。

　　我与其他20人分在南坪三四队小组，是知青人数最多的组，而且还与孙、巫二位名人在一个组，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知青们各自归队归组，相互认识结伴，跃跃欲试要去自己的新家，去新的知青生活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当即，招待所会议室的正墙上就有与众不同、政治敏感性强的人，张贴悬挂出了十多份“决心书”。

　　喝安家酒

　　4月14日，我们三四队知识青年按组先去了专门为汉族青年修建的知青屋――三室一厅的住房，男女各住一室，住房内是靠墙的通铺。中间是过厅用来放劳动工具，并作学习和开会用，房头有一小屋是厨房，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春夏秋冬。

　　刚放下行李我们又被彝族社员分别领走了，领走我的是四队的一家彝族青年男子……一路上，他在前我在后，语言不通，路上只能用“手语”沟通。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告诉我他叫阿尔木火，23岁。论岁数，我小他大，我就叫他“阿木哥”。

　　我被阿木哥带进彝族式瓦板房后才明白，这是要按照民族风俗喝安家酒，吃坨坨肉。阿尔木火家在紧靠机耕路的瓦板房里，只见三个石头支起的大铁锅里热气直往上冒，“这叫三锅庄。”――木火轻声比画着说。灶膛里熊熊火苗映红了宽宽的屋子四周，这才看清屋内有一木质大粮柜很显眼，头顶上有低低的楼阁，楼阁下面有一半是牲畜圈栏，另一半就是烧锅吃饭用的空地了。屋内没有床，据说主人都睡在饭后熄火的“三锅庄”旁边。木火阿哥热情招呼我席地而坐。在火光中，眼前除了锅灶外，还有摆在灶边地上的碗盆勺和筷子，碗里是飘香的白酒，盆里是拌好盐、辣椒、花椒的有男人们拳头大小的猪肉――这就是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坨坨肉”。还在锅里煮的是彝族同胞家家都会做的“都拿巴”――就是彝家女主人用黄豆泡水推石磨，再用石膏或卤水“点”出来的像汉族的豆花一样的东西……再放些头年煮好晒干的元根叶子，既是菜又是汤，起锅后用“马食子”（彝家的勺）捋起就着辣椒水吃。再放些像干树枝一样刮成粉末的“味精”――木浆子，其味道真不比豪吉鸡精差！

　　主人木火一家一举杯――是碗！根本不会喝酒的我傻了眼。只听男主人道：“如如阿依，瓦吉瓦！”（彝语：知识青年，好得很！“苏，苏！”（彝语：吃，吃……什么也不明白，但什么都明白了呵！于是，酒肉穿肠过，民族友谊心中留！

　　吃了坨坨肉，喝下安家酒，扎根凉山，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凉山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了！

　　过劳动关

　　生产队的活路有重有轻，但无论是谁都分配干啥就干啥！如：栽秧、打谷、背粮……挑粪、挖土、掏沟、送公粮、卖余粮……有的头顶烈日骄阳，有的脚浸冰冷水中，还有的背驮肩扛，弯腰跪膝……一个季节下来，哪一样活路都能让你脱一层皮，手脚血疱一串串。夜里脱鞋洗脚挑血疱的滋味，是酸是苦，是辣是咸……就拿挑粪积肥来说，到昭觉城里单位或公共厕所粪坑里装满一担粪挑回生产队，就可以挣到一天的工分。可这一担粪很不容易找够。城里厕所固定那么几个，有的还承包了，粪坑上都加锁加盖，找粪的社员又多，有时一天下来半挑也掏不够。

　　于是也耍过假把式――到水沟里捋几瓢水或扯几把草草，混在粪桶里搅一搅，糊弄记分员。三队知青邹元贵每次进城挑粪都脱光肩膀挑，他说是肩膀磨烂了还能长好，衣服磨烂了没钱买！不知是节约还是……南坪五队女知青周云芳上街掏了一天才掏满两桶粪，天黑了才挨饿挑回去，可担子太重，把扁担压断了，大粪洒了一地。看到辛苦一天的劳动果实化为乌有，急得眼泪都滚出来了！咋办？就这样回去，一天没工，白干了！一着急，她弯下腰用双手将洒地上的粪便揽起来装进桶里……

　　常言道：没有粪臭，哪来饭香呵！

　　下乡时我在南坪四队四名知识青年中是身体最单薄的，1.68米的个子，体重只有八十来斤，清瘦无力。生产队每次派活路都把我和彝族女社员分在一起，照顾我做些薅草、扯豆子、匀苗、浇水、撒化肥等轻活。我们知青在生产队除了与社员一样劳动和评工记分外，还烧过砖瓦窑、改过勒马锯、打过石头、抬过电线杆。

　　修过电站、淘过沙石、到田边地角为农民理过发……大多知青还是咬牙坚持住了……闯过了劳动关。我们每天收工或晚饭后聚集在队办公室或仓库里，自报公议，评质量，比数量，有斤两的算斤两，有尺寸的量尺寸，一分一厘也不多给也不少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呵！南坪五队小组女知识青年小周还当上记分员，用讨教学会的彝话为社员评工记分。

　　1964年8月10日召开南坪公社第一次新社员大会就表彰了一批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吃苦耐劳的“五好社员”知青代表。不过也有过不去的，下乡不久，就有以眼睛视力不好、个子矮小无力、体弱多病、城里爹妈年迈需要照顾……为由，离开乡下，返回城市的。

　　劳动关的确不好过！

　　闯生活关

　　从百万人口的省会大城市到边远山乡沟壑，生活方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彝汉风俗更是不同！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对青年人本来就是一个大转变。下乡到队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要让年轻人重新掂量掂量。我插队的彝族区乡以洋芋（土豆）玉米、荞麦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是从汉族内地引进栽培的，因日照的原因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而且面积很少，基本口粮就是土豆和玉米。按照生产队的栽种收获分配，只能收什么分什么，分什么吃什么，一季顶一季，一粮接一粮。由于知青没有家底，年轻人胃口又好，计划内那一点点根本不够吃的。自留地种上还没收哩，拿什么来填补？南坪三、四队小组的男知青一个个都是“大胃”，知青张恩宇特别能吃，每顿饭吃下自己那份定量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于是就在吃饭之前，先喝一大缸（盅）米汤或菜汤垫底。

　　吃的靠分配，烧的咋办呢？上山砍柴禾，是各知青小组唯一的也是最具体的途径……在距知青点十多里外的喏么山上有供烧柴用的薪炭林区，每次砍柴从去到返回要一大天时间。早晨天不见亮出发，天黑月亮爬上天空了，却还在路上。上坡下坎，冬天还要涉过冰凉刺骨的河水，那一背背湿漉漉的树枝，浸透了知青们的汗水。

　　下乡头一年，大家都有一份政策性的配给粮食，粗细搭配，有滋有味。又生活在集体之中，男女知青分两人一组，每组煮一天饭。虽然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大多知青下乡前很少会做饭做菜的，特别是烧湿柴茅草，无法煮熟20人吃的一锅饭，不是煳了就是生了。我在三、四队小组因为特能烧湿柴禾煮饭，还由大家推荐“客串”了一把炊事员，干一年工分3600分，由全组知青支付，顶上生产队一个全劳力了。我当炊事员那一年，配给粮没有了，生活补贴也取消了，只能按生产队农作物季节，分什么吃什么。我们汉族知青都没有存粮，分洋芋吃洋芋时，主粮就是洋芋。我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做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饭、土豆汤、土豆丁、烧土豆、烤土豆……各种吃法都用尽了，知青们还是一天难咽下几块土豆，肚里咕咕叫个不停。生产队还种植一种类似汉区萝卜的元根当蔬菜，我就用元根炒片片、拌丝丝、煮块块，尽量把麻辣酸甜味道做好一点，让大伙能多吃下一二块洋芋，有力气干活儿。分玉米了，原本可以吃个饱了，却没几斤，到加工房打成玉米面只有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是麸子。等到啥都吃光时……这麸子就成了口中佳肴了。到分荞麦时，有苦荞甜荞两种，且吃法各异。

　　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咸，环境磨炼人，生活穷欢乐。在缺吃少穿的困境中，知青们笑“熬”江湖，曾有过较灰色的行动――学时迁抓过邻居的鸡鸭；“跳丰收舞。”

　　狂背过农科所试验田和生产队的蔬菜；没有家具还到昭觉中学教室里扛过课桌椅……而生活就是生活，青年们从生活中学会了生活。南坪一、二队小组知青们靠自己的双手、汗水和劳动，摆出了一桌桌丰盛的佳肴――全南坪知青点生活现场会在这里召开了。

　　有啥吃啥，这在如今没什么不行的。而在当年那种环境条件下，几个月吃某一种东西，且很少有油、盐、酱、醋、肉、蛋等副食品调剂，生活是否太单调了些？

　　县城一位退休干部回忆当年不少知青都缺吃少穿，有的肚子饿了去串门，为的是混顿饱饭吃！据说当年孙、巫二人一顿竟吃下两斤干面条！那个扛大旗的大个子知青冯伯良，一口气吞下近十个二两一个的白面馒头！体力消耗大，再能吃也不长肉，多数知青都很瘦，但瘦得有精神！

　　生活关不仅是吃和喝，还有穿衣戴帽同样要闯一闯才能过关。据观察，不少知青很注意这个穿衣戴帽，尤其是我们女知青们。因为年轻只要合身穿什么都美都靓……穿什么都好看；因为年轻只要稍稍改改，戴什么都漂亮！但衣服穿烂了又还没钱买新的时该怎么办？当然是学雷锋，学老红军，发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奋斗精神――补一补再穿嘛！但怎么补？还真难倒了一个个青年男女！自己动手，拿出人人都备有的针线包，取出针线来――有的把破烂处缝几针了事；有的则发挥想象力，将破处剪开，围绕洞口串一圈密密的针线，就算补完了。结果洞还是洞，烂的还是烂的。还有的干脆用胶布贴在破烂处，一张不行就贴两张、三张……女知青中也有手巧的，“女儿红”做得精细漂亮的。据传，南坪五队一女知识青年一夜就织出一件大号毛衣，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有人说还真穿过这件毛衣。

　　靠父母帮助，现今也不少见。当初，南坪有的知青每年都有从成都做好的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寄来或托人带来的，穿脏直到穿烂不能再穿为止。缺衣少袜，冬天天又冷，几个月也洗不上一次澡，不少知青身上长了“革命虫”――虱子。但一到过节如元旦、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十一、春节等等，他（她）们总有好看……时髦的衣裳穿上街去逛一逛！那时，知青们还私下选定了南坪女知青四位美女呢。

　　1966年春节，成都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组织的知青家长慰问团来到南坪公社时……见到了一个个结结实实、精神抖擞、谈笑风生的一代新型知识青年。在州委招待所礼堂，知识青年们向家长慰问团作了汇报演出，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劳动的号子》、《兄妹开荒》等等节目得到赞扬和肯定。

　　过思想关

　　有的知识青年在写回忆时总结了下乡要过“四关”：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

　　语言关。这里说的是“过思想关”中的一件有趣的事。

　　1964年4月下乡到南坪后，喝过安家酒，青年们清醒地看到昭觉的山、昭觉的水。

　　昭觉的生活环境、昭觉的劳动条件……昭觉的一切，是那样陌生，那样荒凉，那样落后，那样艰苦。总之，是那样的与想象中不一样！

　　于是，思想上开始后悔――动摇，动摇――后悔。

　　跳坝大队知青小组的张发荣、马长贞二人本来什么都不怕，被戏称为“张马二元帅”，却怕起了这陌生、这荒凉、这落后……眼泪可以冲掉内心的胆怯，哭声可以熨平心中的伤痕，二人相约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哭声惊动了更多知青，惊动了组长徐孝清大姐，也惊动了区县领导。

　　如何劝阻这可能蔓延、可能扩大、可能影响动摇整个上山下乡全局的哭声呢？昭觉县知青安置办公室从思想教育入手，抓典型，找根源，引导知识青年们过好“思想关”。共青团员带头积极做好谈心、交心工作，组长召集大家回忆下乡之前在成都时的学习讲话，学习孙传琪、巫方安的动员报告，区县领导还破例从成都调来知青们报名下乡时自己写的申请书、决心书，张贴悬挂在知青屋，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重读决心书”活动。

　　在自己亲手写的决心书、申请书面前，爱哭爱流泪的知识青年们止住了哭声和泪水，挺起了胸膛，扬起了风帆，又迈出了坚定的结结实实的一步――扎根凉山的信心更足了，意志更坚定了！知识青年们闯过了这一关，长大了，成熟了，迎来了又一次新社员大会的召开。

　　多少年过去了。传说当年那一份份决心书、申请书是从成都打“飞的”运过来的……

　　你相信吗？我信！

　　说“团结话。”

　　说“团结话”就是我们知青在彝族聚居区要过的“语言关”。

　　记得我们下乡那地方除了我们“如如阿依”（知识青年）外，全部是彝族社员群众，偶尔才有几位城里汉族干部下乡。因此，我们知青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了。上山下乡，向社员群众学习，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要向他们学习农业技术，学习生活技能，学习民族文字、语言。目的是丰富自己，武装自己，便于相互交流，融于群众之中。

　　学习说彝话，是每个知青的需要、义务和责任。从到社员家吃坨坨肉、喝安家酒的第一天起，语言交流就成了最大障碍和困难。安置办干部和社队干部也都向彝族社员和知青们提出了“教”与“学”的双重要求，要在短时期内攻克“语言关”。于是，汉族知青和彝族群众一一结成对子，手把手，口对口，说一句学一句……教一句记一句，许多知青都有专门记录彝话的笔记本，为了便于记忆和读说，还用汉字注音法，给每句彝话注上汉字或汉语拼音字母，有的还注上英文字母，力求更准确地发音说话。比如，数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彝话说：“吃尼所尔恩乎石黑古扯”，知青们就记上这十个汉字，再注上声调一遍一遍地在床上念、路上背，边走边读。又如，“苏”、“噜”、“哑”、“依里古”就分别记上“吃”、“喝”、“走”、“睡觉”。“渣渣”（米饭）“日”（酒或水）“曲拨”（朋友）“阿米子”（彝家姑娘）……平时与彝胞语言交流时……就把这些单个的字、词连接起来说。比如，“渣渣苏”（吃饭）“日噜噜。”

　　（喝不喝酒或水）差不多互相能听明白就行，大多时候是彝话汉话夹杂说。如……“毛主席瓦瓦苦！”（毛主席万岁）“共产党赫及赫！”（共产党好得很）还有，“我渣渣呵苏呵苏（我不吃饭）”，等等。大家把这种彝汉夹杂的语言称为“团结话”，彝胞汉胞都喜欢说，都能听明白。说“团结话”要数冯大个子说得最有趣，最像彝族说汉话的声调和表情。听他说酒后的“团结话”更有风味，能让你笑痛肚子！

　　但是，也有些彝胞爱开玩笑爱逗乐的，在教给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彝话中，悄悄塞进污秽的脏话，或骂人，或贬低人的话。一头雾水的汉族青年们依然认真地一字不差地记在本子上，天天练，见人就说。结果让明白的听者难以接受，哭笑不得。待弄明白时，知青们往往十分尴尬。之后，社队干部再次向彝族群众提出要求，要说文明话，不允许乱教不文明的。全公社知识青年由此掀起了学习彝话的热潮，真有许多彝话说得好的，可以用彝语谈心，讲彝话评工分，唱彝语歌曲，跳彝族舞蹈，边舞边唱道：

　　“凉山好，好地方，彝族人民好家乡。打碎千年铁锁链，奴隶翻身把家当……”

　　结束语

　　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受到干扰，受到重创。“文革”还没有波及到凉山时，上山下乡按部就班向前推进……1966年，广安、武胜又相继来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昭觉。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凉山铺开，“社教”选拔了知青中的佼佼者，后来，据传说是为州县选拔培养的接班干部。那时，通知到谁，谁就悄悄走了，没有声张，也没人送别，更没有敲锣打鼓。因为当时谁也不去想什么，一心一意接受世界观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奴隶半奴隶）再教育，到哪里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动荡年代动荡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同样，动荡年代也动荡了知识青年队伍内部。

　　不过，动荡年代也为知识青年打开了一扇门。

　　1980年，“大返城”这种为当初决策者始料不及的方式突然结束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而昭觉南坪的知识青年招工大返城时间比外面更早些。1971年年初，南坪知识青年中第一批调动工作的有十余人，工作单位是凉山州乌坡铜矿。据说调去的知识青年是表现好的，是安置知青就业的初步示范。没成想这个铜矿原是一劳改单位的生产矿井，管理干部也是原班人马，对进矿的职工常常表露出对被劳改人员的那种歧视和强硬。紧接着州邮电局、州农科所、州公路养护路段，竹核水泥厂。

　　矿山公司、大修厂等单位陆续在知青中招工。当年年底我与三十多名知青一起被招工去了凉山民兵团，开赴当年毛主席最关心的“骑着毛驴也要去”的“大三线”――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结束了我的七年多的知青生涯。

　　作者简介

　　叶维智，1963年肄业于成都市二十五中初中。1964年4月到四川凉山昭觉县务农。

　　1971年到四川攀枝花市（现渡口市）工作。现退休。

　　卷七

　　守望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