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10、打桶

　　李炜

　　我的青春有六七年的时间，都丢在了农村，丢在了四川东北部宣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老山里。因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我曾经留下脚印的地方，犹如一个女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第一个男人一样。大巴山那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刻骨铭心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烙印。

　　有件事相隔近四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1968年底，“文革”中风雨飘摇的林场彻底散伙，知青们自由组合，或三三两两，或单枪匹马到本公社的各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年初，我和我们林场的知青唐忠勋到了新农公社六大队离公社最远隔芭蕉公社最近的一个生产队――大田边，插队落户了。那里山高树多，田土贫瘠，年终分配自然也不理想。于是我们望着那片绿油油的山林，突发奇想，将一棵杉树，在24小时之内，就把它变成了一挑粪桶。

　　谁没有见过木制的水桶、粪桶一类的东西？然而真正见过木桶的半成品的人却不多，亲手制作者，就更是寥寥无几。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当中，在那个插队落户的地方，特别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懵懵懂懂地亲手打桶者……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也许是出于无聊吧，或者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对什么事都觉得新奇的原因吧，那一天我们俩望着自己屋后那翠绿的青山，看着挺拔粗壮的杉树，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打桶的念头。如果打得好，还能换成钱呢！要说木工这活路，也不太难，只要有工具，脑袋瓜子灵活就行。以前我们在林场的时候，可以说百分之六七十的男生都会做木工活，而且根本就不用拜师傅，抡起锯子会锯，拿着推刨会推，做出来的家具中看还耐用。至于把杉树做成水桶，应该说这是一个新奇的想法，但越是新奇，就越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乎说干就干，并且立即开始选树了。我们三步两步就到了杉树林，其实离我房子最近的一棵杉树……也只有十米至二十米远的距离。我们相中后经过商量，决定晚上出来把它偷回家。白天也不是不敢偷，只是担心影响不好，晚上似乎要好一些，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公开地站在农民的对立面，避免扩大知青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天黑了，我们等待着。眼看着农户家木格子小窗透出来的微弱灯光一个一个地都熄灭了，我俩拿起了斧头和锯子，很快就来到了白天选好的树下。周围的茅草将手臂都割出血了，然而我们却一点也不在乎，蹲下来就开始拉锯。我俩一人蹲在一边，拉锯时的胆怯与兴奋，再加上对成功的期望值的不断增加，方方面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心里面竟然像蜜一样的甜！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出来。

　　有人会问：当知青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这是“文革”期间毛主席定下来的调子，是任何人都不敢违背的最高指示。劳动就劳动呗，你打桶干啥？这话问到了本质。试想一下，一个十七八岁二十挂零的青年人，正处于朝气勃勃、充满生机的年龄，逼他下农村，他能规规矩矩地听你的话吗？笑话！思想活跃，富于幻想，不安于现状，且心里“冒包”的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更何况打桶又不违背毛泽东思想！

　　我俩面对面，你把锯子拉过去，我又把锯子拉回来。脑子里想的就是打好了桶，赶场天就可以去把它换成钱。说实话，如果有钱的话，在农村生活应该说是很滋润的。没有钱，生活会很艰难，就会受苦受罪。我们俩属于既没有钱又不愿意受苦的那种人，打桶卖，实际上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因为我和老唐从林场到了生产队以来，有许多日子都没有沾上油花花儿了。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伟大教导，造他生产队走资派的反！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给我们撑腰，怕啥？对，创造条件，砍生产队的树打桶卖！

　　我认为锯树的锯末是没用的，可是老唐却说有用，把它拿回去，后来果真用上了……

　　啥也看不清的黑夜里，渐渐地，随着我们的汗水不断增多，那锯子也拉不动了。

　　因为被锯开的锯缝湿漉漉的，把锯子夹得很紧，没办法再锯下去了。于是我们俩站起来，两人用四只手合力地推树，只听“咔嚓”一声脆响，树倒下来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像是天上打的大炸雷，挺吓人的，特别是那响声在深深的山谷里回荡，让人害怕。这时我们注意到个别农户的木格窗子亮了，农民们的美梦被惊醒了。此时此刻，我们俩可不管那么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棵大杉树拖到了家门口。我比了一下，从树根到树梢的长度，足足比我们的吊脚楼还要高，比我的三间房连起来还要长！要将它放在屋子里是不可能了。那么藏在哪里呢？于是我们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剔除枝叶，锯成树段。杉树叶坚硬而锋利，像是锥子一样刺人，稍不小心手就会被刺破出血。

　　这时，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的伟大教导。看起来我们挺乐观，实际上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才明白，那叫苦中作乐。这都是当时社会给逼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给强行灌输的，无论做任何事都从里面找依据，当然也包括偷树在内，它倒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我们的床下堆满了杉树段，可是还早着呢，门外面还有堆积如山的树段，到底将它们放在哪里呢？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它们放在屋子里。清理完战场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照明全靠煤油灯，连喝稀饭都困难的人，谁又愿意点灯熬油白费钱！我们本想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一棵大树，悄悄地打成桶。哪知那炸雷样的声音，像是故意在对外宣称：树就是我们知青偷的。不知老唐那时的感受如何，反正我那时有种受谴责的难堪，决定仅此一次，今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打桶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伸个懒腰，起来一看，太阳已经有一竹竿高了。门一开，只见一个头上裹着白帕子的男人，站在我的门口。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长伍世定。

　　“社员们反映说是你们昨晚偷了队上的杉树。”他的表情严肃，态度生硬。

　　“没有的事！我们偷树干啥？”我抵赖，并强词夺理地狡辩。实际上，我的心里像是被蝎子螫了似的难受。

　　“看你们门前的杉树枝叶，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边说边进了我的屋子里。堆积如山的杉树段特别刺眼，其实把它们放在外面并不起眼。队长看着说：“要烧火煮饭的话，去砍那些个杂树嘛，烧啥不能煮饭？像这样成材的树，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哟！”

　　“是。下回不了。”我知道自己理屈，抵赖是没有用的。心想还好，队长的话为我们偷树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队长走了，他出门时又回头看了看后山。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嗨，我们拖树时留下的擦痕特别刺眼，本来翠绿的山坡，被杉树锋锐的枝叶犁出了深深的沟槽。新鲜的黄泥巴在茵茵绿草中格外醒目，这时尤其扎眼，难怪队长顺藤摸瓜找到我这儿。

　　队长走了，我和唐忠勋就光明正大地开始打桶了。我把树段竖起来，两手紧握菜刀的手柄，将锋刃对着树段的中央，老唐用开山斧砸向刀背，树段被一劈两半。

　　依此类推，我们顺理成章地，很快就劈了一坝子厚度在一厘米左右的木板。杉树木纹非常直，它不会乱七八糟地裂开，剖面也很光滑，几乎跟刨床刨出来的一样……老唐拿出一个工具，就是两块木尺，合在一起，其中一头可以自由拉开，而另一头则被固定，实际上是变相的圆规，我们叫它圆卡尺。用时先定好木桶的半径……卡尺卡木板的两边，要把木板的两边刨成斜面，并且与卡尺面紧贴才行。我忙着把宽板改窄，不宽不窄的板材，才不至于造成浪费。

　　“一只桶需要多长的板料？你有什么办法算出来？”他一边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摆放在长凳子上，一边抬起头问我。其实我知道他是在考我，因为他是高中生，比我多读了三年的书。

　　“直径的3.1416.”我一口就说出来了，这是几何学里的知识。“把直径定好再乘以3.1416不就是打桶所需用的木板的长度了吗？”

　　接下来，还要在杉板的斜边上钻孔，并且打进削好的竹钉，才能镶好桶板。他推板，我镶桶板，两个人分工协作，程序一点不乱。

　　镶桶板是将桶的木板合拢来，如此则一个类似圆的多角形桶便做成了，这就是粪桶的半成品。再用内圆刨把里面刨圆，用推刨将外面的棱角刨去，圆桶便基本成型。再用划好的篾条盘成两个圆箍，套在它的身上，还要做圆底放进去。这下锯末派上用场了，它的作用是塞缝。第一只桶做出来以后，成功的喜悦暂时赶走了下乡插队的沮丧，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偷树的耻辱，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两个外行一天下来，可以做成一挑粪桶。

　　赶场天，我们每人担上两挑亲手做成的粪桶上街去卖。我们插队的所在地叫凉风垭，虽然属于宣汉县管，但实际上它离开江县的天师馆比较近。那儿赶场的日子是逢三六九日，我们两个知青在场口和农民们并排站在一起，把亲手打的粪桶摆在自己的面前。很长一排，全是卖木货的，有卖水桶的、粪桶的，有卖锄把、卖扁担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们那是第一次出卖自己的产品，来来往往的农民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们。

　　也有人来问价，“五元一挑。”我们回答说。其实说心里话，并不知道它的实际价值，因为其他农民卖五元的缘故，我们也跟着喊。比较了一下，我们的质量并不比他们的差。

　　“三元。”有农民真的想买，这个价格一喊出来，围观的农民向着我们笑。他们一是觉得新奇，知青中居然也有会做木匠活的，二是猜测和等待着，看我们究竟会不会吃价格的亏。

　　“三元就三元。”我们有点想卖了。材料又没有去成本，怕啥？刚才那个木匠的粪桶才卖了四元呢，何况人家是自己的料，而且还是干的杉料做的呢！在当时来说，三元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生产队里每天出工的农民，一年下来，也才分二三十元钱呢！“三元五，买不买？”

　　成交了。我和老唐每人分得七元，这是我们下生产队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挣钱。

　　我们把钱揣在兜里，大摇大摆地进了场口的一家饭馆。“来一份烧白，二角五，一两小酒，一角。再加上饭和豆花，算起来总共五角五分。”我叫道：“一人一份！”这是我们下农村以后，五年来第一次下饭馆这样潇洒！就在这一刹那，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孔乙己宣布“这回是现钱”时那副得意的神情掠过我的脑际。

　　我们两个吃得满嘴油亮油亮的，心里那个舒展劲儿就别提了。

　　回去的路上，兴奋被渐渐地冷却，冷静占了上风以后，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队长伍世定站在我的面前，用他那双责备痛心而又无奈的眼神盯住我。

　　一阵莫名的恐惧袭来，由不得一阵心酸，刚才所有的喜悦，重新又被无边无际的痛苦吞噬了。究竟哪年哪月才能熬出头？且不说回重庆，今生无论如何总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吧！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心中充满了惆怅。

　　作者简介

　　李炜，男，汉族，1946年4月1日生。1961年毕业于重庆市杨家坪初级中学。1965年5月上山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1972年回城，在重庆织布厂职工医院工作。现退休，自己开业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