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5、一封上告信

　　赵永智

　　1970年夏天，气候宜人的贵州高原，正是晴空万里、山花烂漫的时节。茧居在家中的我心里却阴沉沉的：已经20岁了，还要靠在旅社工作的母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养活，分吃她的27斤口粮，心里说不出的惆怅。原本在一个培训农民的拖拉机驾驶培训班找到一份做饭的工作，做了20天，那位姓熊的负责人打听到我是返城知青后，吓得赶紧将我辞退，说怕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出于对我的好感和同情，他还给了我说好的一个月二十多元的工资。

　　1965年初中毕业后，我尽管在学校年年评为三好生，成绩册上全是红色的高分，但毕业了还是进不了高中，原因是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的母亲曾经参加过“一贯道”。我从小就听老师的话，相信当时学校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用学校动员，率先报名下了乡。老师说今天去农村犹如当年革命青年去延安，开始去时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的结果是都会变成老革命。

　　成绩好而进不了学校的同学听到自己可以选择革命道路，一个个无比激动，地区二中一位高中同学还写了血书，表示下乡的决心。9月1日，我们贵州省安顺县（安顺地区机关所在地）六五届的53个知青坐在两辆大卡车上，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集体插队到了一个叫做苏吕堡的生产大队，53个同学按每队3男3女分到九个生产队（有个队少一个）到农村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才知道是受了欺骗。在农村别说干革命，就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选择的道路根本不可能改变家庭出身，“四清”工作组进村后并没有把知青与贫下中农同等对待，召开贫下中农的会议时根本不让知青参加。1966年12月5日，生产队分了粮食后，不甘心和农民一样被波澜壮阔的运动遗忘的知青们，集体卷起被包……回到安顺城参加文化大革命。在“红海洋”中轰轰烈烈折腾了两年，国家政权倒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的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一个个只能陆陆续续返回农村。我因为医院证明患有心脏病，所以才敢留在城里等待“知青办”的处理。六四届、六五届知青中执有医院证明的还有李遂珍、侯泽华等四五个同学，大家经常约起去找“知青办”解决回城问题。“知青办”的王主任总是推三阻四的，大家找了一两年都没有结果。那时候，广东部队485团进驻城里实行军管，这支部队“左”得出奇，甚至两口子为家事吵架，操着浓重广西话的大兵们都要质问双方：“你是什么成分？”两口子中谁的成分好，就支持谁。这形势让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知青生活在惶恐之中，因为我们不但成分不好，而且还是没有户口的“黑人”。

　　“革命”高潮过后闲下来的“老三届”高、初中生，除了下农村当知青的外，其余的闲在城里无所事事。前不久，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公审了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说他们组织了一个什么“自由党”，其中枪毙了姓夏、姓肖。

　　姓姚的三个人，被判刑的人中有张姓、刘姓两个女生，都长得很漂亮。二人关到“文革”结束后放了出来，至今风姿犹存，都在做生意。这些人在台上昂首挺胸，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这事提醒了很多家长，都把闲得无聊的孩子们关在家中，不准外出。

　　我不想再让母亲为我担心，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天上午，我独自在家读同学在“文革”初期从师专图书馆弄出来的《普希金诗选》。当我读到“我的道路是悲凉的，未来像海洋/汹涌激荡，只预示着操劳和悲怆。/然而，朋友，我不愿就这样死去，/我要活，为的是忍受痛苦和思维”，不禁掩卷沉思。就在这时，猛然一阵嘭嘭的拍门声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赶紧将书藏在煤灶的灰坑里。那时，在中国除了毛泽东著作等几本书外，什么也不准看，搜家时连鲁迅的书也要搜，我的一本《野草》就被搜去了。我惊恐地打开门，居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是地区公安处的，叫杨万里。问清楚我的姓名后，他说：“正要找你，我们军管组的王建仁组长要找你谈话。”

　　王建仁，地区公安部门的第一把手，只有开重大的公审大会时才露面的那位大领导。他找我一个普通知青会有什么好事？过早去世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育我：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已经不灵验了，从小就是父母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的我虽然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此时心里就很害怕――这是一个可以随意抓人的年代！看到我的忐忑不安，杨同志同情地对我透了底：“你写了一封信给省里的兰政委（当时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我们军管组王组长和你们县革委第一把手安静海主任亲自处理，现在王组长要找你进一步了解情况。”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文革”搞了几年，国家主席被打倒了，各地都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我们老知青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才下去的老三届新知青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学校有一个66届下乡的女生，姓姚，瘦瘦小小的，天生一副营养不良的可怜样。她母亲早死，继母对她不好，伟大领袖号召红卫兵下乡，不用动员她就抢先报了名，早就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的家了。她落户在乡下一个老太太家，老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快三十岁的傻儿子。老太太给姑娘好吃好喝……要姑娘与她同睡，让姑娘感到了那早已失去的母爱。过了半年后，一天夜里，突然床上的老太太变成了话也说不清楚的傻儿子。姑娘吓得直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事过之后，她痛苦没有亲人能够倾诉，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整整两天。第三天是赶场天，眼泪也干了，她拖着两天没进米水的身子，去乡场上买了一瓶剧毒农药，将自己了结在村外阴森森的竹林中。当时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她的父亲居然没有追究这事，而是草草安葬了事，那神情似乎还感激人家为他卸了一个包袱。这件事，让知青们听了都很寒心，我也是有怒无处发。

　　事过不久，也就是1970年的春季，一个要好的68届女知青对我哭诉了她的遭遇：

　　一天收工后，精疲力竭的她掉在最后。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两旁的山冷冷阴阴的，走着走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要在这山沟沟里打发，她心绪极为低沉。这时，冷不防一双肮脏的手从后面紧紧抱住少女丰满的胸部，姑娘惊吓得大叫起来……本能地挣脱往后一看，竟是天天安排出工和叫大家读毛主席语录的生产队长。

　　在这个小寨子，生产队长是说一不二的人，是掌握知青命运的主子。姑娘又气又怕，连锄头也不要了，哭着跑回寨子。这事也不敢对人说，第二天一早就搭车回城了。

　　听说这些事情后，我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困境：病了别说没钱医，连粮食供应也没有，卖苦力也没地方敢要。前几天几位同学商量着打算赌气挑黄泥到城里大街上去卖（当时最让人瞧不起的活路――老百姓用黄泥拌煤粑）现“革命青年”的丑……但又怕被定为向“红色政权”示威，给抓起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日子怎么过？还让人活吗？一时激动，奋笔疾书，给全省的最高统治者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写了一封上告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下农村的，可是去了后遇到很多问题没人管，女知青受到欺辱也没地方申诉（列举事实）容忍这些现象是对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破坏……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左的“红色恐怖”时代，我怕连累家里和同学，这事没对任何人说起，连底稿也不敢保留，只暗地对受委屈的那个要好的女知青说：“我写了一封上告信，给你出气！”说这话时，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有的男子汉气概。

　　实际上，当时知青在农村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已引起中央关注，甚至有些地方的知青和农民还形成了敌对情绪，我们县还有爱读哲学的新知青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来对照现实（当时传说这也是引起公安部门注意的“反动组织”）我的信，就是在积重难返的知青问题已受到中央重视的时候，送到了兰政委手中。兰政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知青问题的精神，很快作了批示，下面各级自然也就不敢怠慢了，于是就有了来人找我去公安处的这件事。

　　来到公安处，见到了身材魁梧的王组长――地区专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他一脸的严肃相，拿出几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这是你给兰政委的信？”我抬头一瞄，信的前面加了两页，上面盖满密密麻麻的十多个公章。王组长拿着信看着窗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兰政委很重视，亲自批示了。”接着，他回过身来让我坐下……问起了知青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公安处出来，我心里很不平静，一场惊虚后才明白过来：这件事情害怕的不应当是我，应该是别人。这别人是谁？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最讨知青们恨的县知青办的王主任，今天应该整治他一下了。于是，大踏步朝着与公安处比邻的县政府大院疾步走去。我用力推开县知青办虚掩的门，矮胖的王主任端着茶，拿着一张报纸，皱着眉头，坐在那张堆满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办公桌前。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一看见知青就不耐烦，今天我推门的动作大，更是惹得他满脸不高兴，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他的报纸。

　　“喂――”我连称呼也不叫，直接冲着管我们的这个人喊道，“我们因病不能在农村劳动的问题，你解决不解决？知青在农村的困难，你管不管？”

　　“你又来闹了，我有本事解决吗？我管得了吗？”像以往的回答一样，这位主任理直气壮，而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那你当这个主任做什么？”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声反驳。

　　“又不是你让我当的，你有本事把我撤了！我才不想干呢！”王主任这句话的语气虽然低了一些，但仍然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

　　我尽力压住气，也故意放低了声音：“知青问题多次找你不解决，好了，现在有人过问了……”

　　王主任听到这句，抬起头来懒洋洋地看着我，做出一副不屑相信的样子。我盯着他，一字一字地吐出来：“兰――政――委――过――问――了。”

　　“什么？”他耳朵动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我做出神秘的样子对着他：“省革命委员会兰亦农政委亲自过问了！”说到“省革命委员会”和“兰亦农政委”这两个名称时，我故意提高了声音。见到这位主任仍然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我又放低了声音接着说：“我把我们的问题写了一封信反映给兰政委，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公安处和我们县革委的领导处理，刚才公安处的王组长找我进一步了解情况。知青问题，我掌握的当然没有你的多，现在是特地来找你收集些去汇报。”

　　“啊！是这么回事，你咋不早说呢？坐下，慢慢说。”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王主任变得客气起来，还站起来去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真的给我讲起了确实应该需要上面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像模像样地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假装认真地记着，仿佛我是上面派来调查情况的人似的。一时间，我和眼前这位主任的位置来了个180度的颠倒――小学一年级当班主席、六年级当少先队大队长、初二当学生会主席的锻炼，让我能够用语言制造气氛，控制氛围。这本事别说是从乡下上来的王主任，就是很多当大官的，也未必具备。

　　我怀着沾沾自喜的心情离开知青办回到家后，冷静下来对发生的这件事又从头反思了一遍，想到开始公安来人拍门的情景，确实让人害怕：幸亏兰政委理解知青……是个通情达理的好领导；如果上告信落在一个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铁石心肠的人手里，先问一声家庭成分，再随便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后果不堪设想……

　　……1957年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的还少吗？洋洋一大篇上告信都是对现状不满的话，还揪不出问题来？冤死鬼再增加我一个，也不过是九牛多一毛而已。仔细掂量，以后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妙。我也看到，虽然兰政委和一些领导都重视了反映的问题，但知青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事发生后不到一年，我们几个有病的知青被知青办带去会诊复查后，倒是办了回城户口。我知道，自己的上告信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而是全国都在着手解决知青问题了。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写的一封上告信，犹如丢到水中的一块石头，居然还激起了一点涟漪。它，在我刻骨铭心的苦难知青生活中，重重地加上了一笔。

　　作者简介

　　赵永智，男，1949年生，贵州省安顺市人。1965年9月，初中毕业下乡到贵州省安顺县詹家屯公社苏吕堡大队，1971年招工进厂，后录进政府机关工作。电大毕业……曾兼任电大领导科学基础、企业管理等课教师。1997年根据政策主动申请退休……时任安顺行署外经委办公室主任。